孔德立谈“孔颜乐处”

孔德立
（作者简介： 孔德立，孔子第七十七代孙，曲阜师范大学孔子文化学院研究人员， 南京大学历史系在读博士。）
孔子思想对中国历史发展的进程产生了深远的影响，“民到于今受其赐”。孔子之所以伟大，从某种程度上说，与孔门弟子有着密不可分的关系。孔子与众弟子教学相长，相互影响，相互得到了不少的启示。孔门弟子授徒讲学，各立宗派，也从不同方面继承和发屉了孔子的思想。其中，—些著名弟子起到了关键的作用。颜回，孔子最为得意的弟子，与孔子同生活在鲁国都城。孔子当年的故宅和颜问居住的陋巷近距一华里，所以两人见面的机会较多，关系也最为密切。
颜回在孔门弟子中享有崇高的地位，与他对孔子思想的准确理解有着直接的关系，孔子主张“仁者爱人，”希望人与人、国与国、人与自然之间能够和平相处，最终达到“和乐”的境界。颜回努力践行孔子的思想主张，他敏而好学，追求儒家最高的精神境界。宋代周敦颐提出寻“孔颜乐处”的理学命题，即是对颜回的最好评价。今天我们重新探讨“孔颜乐处”乐在何处，以及对中国文化的深远影响，对于促进我们自身的道德文化修养，提升生括境界和找寻人类的终极人文关怀有重要的现实意义。
一、 “德行”之首，学子楷模
史书上出现“孔颜”并称，始于《魏书》。《魏书》帝纪第九引诏书曰：“建国纬民，立教为奉；尊师祟道，……释奠孔颜，乃其时也。”可见，释奠“孔颜”的原因是为了教化民众和尊师崇道。孔颜是中国历史上师生关系的典范，更为重要的是孔颜倡导的广德教化思想对统治者极为有利。孔颜对仁的执着追求达到了很高的精神境界——“孔颜乐处”。
宋代理学开山鼻祖周敦颐最早提出“寻孔颜乐处，所乐何事”的问题，程之学亦由此而发源。孔颜乐处也随着理学的产生、发展而逐渐家喻户晓。那么，孔颜到底所“乐”者何，又有那些影响，理学家为何极力推崇孔颜乐处呢?我们还是回归到孔颜时代寻找答案。
孔子”发愤忘食，乐以忘忧”，以坚定的信念实践着儒者的理想，孔子的思想一言以蔽之，就是“修己安人”。修己是提高自身修养的途径，是实现人的价值的必由之路，也是“安人”的前提条件。 “安人”是“修己”的目的，是孔子的政治理想。孔子的“安人”就是使“老者安之，朋友信之，少者怀之”，实现社会稳定和谐有序的发展。可是，残酷的社会现实没有孔子施展才华的余地，孔子转而从事文化教育事业。他以先王圣贤的标准整理古代文化典籍，以此作为思想文化传承的文本和教育弟子的教材；以“六艺”的科目教育弟子。以孔子为首的儒家集团是一个庞大的知识分子群体，既是思想文化传承的承载者，又可以作为治国平天下人的士大夫。孔子和他的弟子们不断地游离于学术与政治之间，在天下无道之时，他们只能“休坐乎杏坛之上”，“谈歌抚琴”，坐而论道。这样的知识群体，只有“志于道，据于德，依于仁”，才能“游于艺”。可是，人在现实生活中难免会面临种种诱惑，孔子向往的君子人格很难做到。
颜回是孔门践行“仁”的最优秀弟子，不但聪颖，“闻一知十”，而且十分好学。为仁必须要克制自己的欲望，使言行符合礼的要求。人欲，是阻止“仁”实现的主要因素。“克已”要弃私欲，不断向自我挑战，使自己的生活完全符合礼的要求。反之，如果做不到“克已复礼”就不能“为仁”。而颜回恪守孔子教诲，“非礼勿视，非礼勿听，非礼勿占，非礼勿动”。孔子对颜回“克已复礼为仁”的行为高度评价，“回也，其心三月不违仁，其余则日月至焉而巳矣。”可见，颜回对“仁”的执着追求是孔门其他弟子无法比拟的。这就奠定了他在孔门弟子中的重要地位。
二、 “乐”贯通人性与天道
徐复观先生对中国人性论史有精到的研究，他指出“仁”是性与天道融和的真实内容。孔子“五十而知天命”，实际是他到了五十岁，验证了仁的先天性、无限地超越性，即是天道，因而使他感到性与天道是上下贯通的。天是伟大而崇高的客体，性是内在于人的生命之中的主体。如果仁是性与天道融和的真实内容，对仁作出决定的是我而不是天。对于孔子而言，仁以外无所谓天道。性与天道的贯通合一，实际是仁在自我实现中所达到的一种境界。郭店楚简《性自命出》篇的出土是先秦儒家人性论的重大发现。简文提山了“始者近情，终者近义”的论断。“始者近情”的“情”是人的原始之“性”，子思、孟子认为这种人的本性情正是“仁”，儒家教化的起点就在于人的始出之性——“仁”，与《性自命出》生命一体化了。他对仁的追求即是对性与天道的追求，忘我的这种境界是不为性以外的物所左右，是“仁”所应该达到的境界。孔子认为，最高的境界是“乐”的境界。
孔子、颜回对儒家之道的认识达到“乐”的境界，与他们对音乐的爱好紧密相连。仁是道德，乐是艺术。孔子把艺术的尽美与道德的尽善融和在一起，以求“和”的境界。《白虎通•德论》提到“乐仁”，认为乐是仁的表现、流露，所以把乐与五常的“仁”结合在一起，的确把握了乐的最深层意义。如果道德充实了艺术的内容，那么，道德就不存在枯燥，而成为君子心向往之的精神家园。
《沦语•先进》“子路、曾皙、冉有、公西华恃坐”章，是理解孔子精神境界的重要资料。孔子对曾皙的“浴乎沂，风乎舞雾，咏而归”的志向感叹不已。朱熹认为，曾哲描述了一个仁与乐相触、道德和艺术相合的完美精神境界，以“乐”的心胸，“舍己为人”的意境，达到人与天地万物的统一。人沉浸在如此境界之中，即是“与天地参”。
《孔子家浯•致思》篇表达的颜回“北山言志”的意境与《论语，先进》篇所述曾点的志向相一致。孔子称赞颜回“不伤财，不害民，不聚词”与“无伐善，无施劳”的主旨相同。颜回回答孔子问题时还表达了“愿得明王圣主辅相之”的政治志向。通常认为，颜回只知道修身好学，不愿从政，而《致思》篇反映了颜回从政的愿望。其实，这不足为奇，—则说明以往对《孔子家语》的价值没有引起学者们的是够重视，二是以往对颜回没有全面的了解。儒家讲“修己安人”，道德文章都擅长的颜回当然也可以胜任“安人”重任。事实上，颜回没有去从政，这只能说明“天下无道”，社会—上没有颜回施展政治抱负的舞台，也可能由于他去世较早，颜回终究没能在政界一展宏图。
颜回安贫乐道的精神除了主要受孔子的影响外，还可能与他学习《周易》有关。根据2002年山东枣庄山亭区的考古发现，小邾国国君颜友为颜氏始祖。而小邾国为西周初年的封国，国君世代传《易》，所以颜回也应该对《易》有所了解。有学者认为，颜回先孔子而接触《周易》，这是有可能的。《易•系辞上》说：“易与天地准，故能弥纶天地之道”，可以理解为《易》蕴涵了天地自然和社会的规律。按照颜回对天道与人性的理解，他对《周易》蕴涵的自然社会规律应有同样的认识。换句话说，颜回亦可能从《周易》汲取了“性与天道”贯通的道理。
孔子与《周易》的关系如何，是中国学术史、文化史上的一个重大问题。出于受到疑古思潮的影响，孔子学《易》以及作《易传》的问题变得模糊不清。李学勤先生认为，孔子“五十以学《易》”没有问题，是孔子同《周易》一书直接有关的明证。《周易》对晚年的孔子产生了极大的影响。而颜回从《周易》中寻找出的天道、人道贯通的道理一定使孔子倍感知已相遇。孔子五十岁与颜回共同研习《周易》，此时的颜回正当学习知识的黄金时期，这段经历对颜回的思想塑造有着直接的影响。《系辞传下》记载，孔子称赞颜回具有“有不善未尝不知，知之未尝复行”的品德。颜回接受了孔子的“仁”道，并且还劝导别人行“礼”和“德”，这是难能可贵的。孔门著名的几个弟子，在《易传》中只山现了颜回，而且是孔子对他的赞美之辞，这也能反映出颜回与《周易》的特殊关系。
《周易》是“穷理尽性”之书，其最高的境界也是“和”，《系辞传上》说，懂得“乐”天下的道理，就能与天地相参， 与天地有同样的地位了。孔于说：“兴于诗，立于礼，成于乐”，“成”即圆融，圆融即“和”，“和”就是“乐”的境界。《礼记乐记》是公孙尼子论述儒家音乐理论的专文。《乐记》有明显沿袭《易传》的痕迹。据李学勤先生研究，《系辞》的碑论观点，已为《乐记》的音乐学说所吸收应用，体现在各个方面。说明《周易》的确蕴涵着丰富的“乐’论。可见，孔颜乐处与孔子、颜回对《周易》的喜好有着密切的关系。
颜回对“仁”与《周易》精神的精确理解，使他贯通了人性与天道，以至于虽然“一箪食，一瓢饮，在陋巷”，“人不堪其忧”，而他却能达到“不改其乐”的崇高境界。
三、 “孔颜乐处”精神永存
“孔颜乐处”是修身的功夫，是完美的精神境界。它始终保持修身的恒常性，“用之则行，舍之则藏”，“有道则现，无道则隐”。孔颜乐处不是功利性的造作，不是虚无的安贫，而是儒家的最高道德和艺术境界。
颜回的安贫乐道受到庄子的极大关注。郭沫若先生认为庄子心目中的颜回“富有明显避世的顷向。”尤其是论“心斋”和“坐忘”两部分内容值得重视。他述论证曾子、子思、盂子都有严格禁欲的倾向。其实，颜回安贫乐道、并非表明他有避世的倾向，而是道德追求到达—定境界的表现。徐复观先生指出，由孔子所传承、发展的“为人生而艺术”的音乐，决不曾否定作为艺术本性的美，而是要求美与善的统—，并且在其最高境界中，得到自然的统一；而在自然的统一中，仁与乐是相得益彰的。性德是静，故乐也是静。人在这种艺术中，只是把生命在陶镕中向性德上升，即是向纯净而无丝毫人欲烦扰夹杂的人生境界上升起。所以，孔子追求的最高境界是“三无”，即“无声之乐，无体之礼，无服之丧”。
随着上海博物馆购藏的战国竹简陆续公布出版，对庄子与颜回关系的研究有了新的发展。《上海博物馆藏战国楚竹书》第二册《民之父母》篇也有“五至”、“三无”的记载。庞朴先生研究发现，孔子的五至说和庄子的心斋说、孟子的养气说有密切的联系，进而指出“心斋”与“五至”有着源流关系。上博简第一册《从政》篇提到“志气不旨”，这和《民之父母》的论述彼此相通。从文献和思想上分析， 《从政》篇属于孔子之孙子思的著作。这就不难说明子思、孟子学派“与天地参”、“赞天地之化育”的精神境界与颜回之“乐”息息相通了。
其实，无论是避世的庄子，还是儒家正宗子思、孟子，都对孔颜所乐的境界极为推崇，可是他们对“孔颜乐处”的理解同源而异流。儒家为“人生而艺术”，孔子、颜回把乐作为人格完成的境界，道家则为了自然无为而人生。颜回安贫乐道的境界正符合庄子的性情，所以他对颜回推崇备至。有学者据此认为，庄子受到颜回的思想影响，甚至可能有“颜氏之儒”转入庄周学派者。由于颜回是对孔子思想和境界体认最好的弟子，所以，作为孔门正宗的曾子和子思、孟子在修养境界上和颜回有很多共通之处。
先秦以后，后世儒家崇尚“孔颜乐处”的精神境界，即是看到了儒家追求的真善美的最高境界就在“孔颜乐处”。宋代理学家找寻“孔颜乐处”，正把握了孔学的正脉。唐宋以前，颜回被尊为“亚圣”，孔颜并称。宋明理学兴起后，看似盂子取代颜回而成为新的“亚圣”，但这并没有削弱颜回在中国思想文化史上的地位。思盂是对孔子、颜回的继承和发展，颜回还是位于“四配”之首。
“孔颜乐处”除了对儒家学派、道家学派产生了重大的影响，还对整个中国传统思想文化产生了深远的影响。“乐以忘忧”，“不改其乐”的积极人生态度，使他们对生命感到充实、自信，从而在对真与善的迫求中实现审美的愉悦感，并升华进诗的境界。莫励锋先生指出诗性特征是中华文化的基本特征，而这一文化特征正是奠基于“孔颜乐处”。
当今中国，弘扬孔子、颜回思想，继承“孔颜乐处”的伟大精神，是对于提高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改革条件下全民的人文素质，改善精神面貌大有裨益。这种精神资源是我们民族宝贵的精神财富，是可以转化为前进动力的智力支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