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批判与传承——20世纪后半期的中国孔子研究》序

《批判与传承——20世纪后半期的中国孔子研究》序

颜炳罡

徐庆文同志是我多年的朋友。1984年秋，他从“风吹草低见牛羊”的内蒙古草原走进山东大学哲学系教室。4年后，又考取该系硕士研究生，师从著名学者臧乐源教授，专攻伦理学。硕士毕业，从事新闻工作多年。1999年秋，放弃优越的生活待遇，重新回到久别的书桌前，师从中国哲学专家高晨阳教授学习中国哲学，攻读博士学位。2000年初，高先生不幸英年早逝，庆文同志与我结缘，继续他的学业。自庆文同志上大学起，我就与他共学、交往，彼此了解，相知甚深。我们处师友之间，而朋友的感情重于师生名分。庆文同志为人，宅心仁厚，中规合矩，而内心深处却蕴藏着强烈的求知欲和对学术探求的渴望。这本专著就是见证。


孔子是中国历史上最富争议的人物。爱他的人，对他顶礼膜拜，崇敬有加，认为他是至圣先师，“生民未有”；恨他的人，对他咬牙跺脚，认为他的学说是中国社会一切罪恶的渊薮，是中国社会之所以落后的根由。然而，无论你是爱他还是恨他，批判他还是颂扬他，就是不能不理他，这是孔子的力量。多少王侯将相，英雄豪杰，生前盛极一时，不可一世，死后不久就可以在人们的记忆中略去，唯独孔子历史愈久远，反而觉得他与我们越亲近，这才是孔子的不可及处。我曾说过，孔子与我们这个国家、这个民族、这个社会的关系，是“剪不断，理还乱”。我们欲摆脱孔子的影响，非不为也，是不能也。


历史上有一种现象，就是打天下的时候，许多历史人物不理孔子甚至批判孔子，然而治天下的时候，却又请出孔子。这似乎形成一种历史“规律”，一种无奈的循环。然而，新中国成立后，我们想跳出这一历史怪圈，打破这一历史规律，反其道而用之。由是“文化大革命”出现了。由“文化大革命”而全民批孔运动，这是现代人调动所有能量试图走出这一历史怪圈的一次努力，其结果尽人皆知，这里就不说了。


总结20世纪后半期孔子的命运及其分析中国大陆学术界由评孔到批孔、再由批孔到评孔的转变，是一项很有意义的工作。何以造成举国上下，若饮狂泉，妇孺老幼齐上阵，共同讨伐“孔老二”的局面？除了政治干预学术研究之外，学术界、知识界本身应当承担什么责任？知识分子究竟扮演了什么角色？虽然这是一个十分沉重的话题，然而却不能回避。进入20世纪50年代以后，怀有不同信仰、出身不同阶层、隶属不同政治派别的知识分子一夜之间生活在五星红旗高高飘扬的天空下，从“温水洗澡”式思想改造、“三反”、“五反”、反右、社教运动直到“文化大革命”，政治运动一个接着一个，规模越来越大，涉及的面越来越广，知识分子的神经绷得越来越紧。面对快速多变的政治形势，如何才能使自己与新政权保持高度的一致，是当时许多知识分子思考的问题。在潮起潮落的政治运动中，你方“斗”罢我登场。为了在斗争中保持不败，许多人调动起全部的脑细胞去揣摩政治人物的心理和观察政治气候的风向。有些正常的学术研究，被政治人物利用后，却成为“整人”的口实；而政治人物一声召唤，知识分子一哄而起，鼓噪而进，推至全国，演成声势浩大之政治运动。情绪化的政治人物与人格扭曲的知识分子，相互利用，共同造就了“文化大革命”的不幸和批孔运动的泛滥。


知识分子是人类精神财富的创造者、传播者和社会变革的理性审视者、批判者，代表了社会的良知和正义。然而20世纪后半期的中国大陆许多知识分子却成为随风起舞的无根之草，不少人未能起到社会变革批判者的作用。当然，这主要是由当时特殊的历史条件造成的。但知识分子是否应当反躬自问：“自身有没有原因？答案是肯定的。这个原因就是“士”精神的失落。“居天下之广居，立天下之正位，行天下之大道，得志与民由之，不得志独行其道，富贵不能淫，贫贱不能移，威武不能屈，此之谓大丈夫！”此之谓“士”的精神。“自反而不缩，虽褐宽博，吾不惴焉？自反而缩，虽千万人，吾往矣！”这是“士”之行。没有这种精神和行为，一味趋利避害，随风起舞，文化的惨剧就会不停地上演。


20世纪后半期的孔子研究问题是一个大课题，我的朋友徐庆文同志以平实、客观的态度，对这一课题进行了系统的评析，提出了许多发人深思的见解，很值得一读。对这一课题的系统性研究学术界尚不多见，因而本书对该领域应具有开拓之功。至于本书的得失，留给读者评判。


作为本书的第一个读者，面对行将面世的书稿，复杂的心绪让我一时不知从何谈起。勉强写就上面的话，实不能表达自己的心情于万一。此时不知是哪一根脑神经让我想起今年北方的气候，所幸今年雨量丰沛，有天下第一泉之称的趵突泉再现“泉源上奋，水涌若轮”的胜境，甚至出现了多年不见的“云雾涧蒸”的景观。由此我想起孟子的话：“原泉混混，不舍昼夜，盈科而后进，放乎四海。有本者如是，是之取尔。苟为无本，七八月之间雨集，沟、浍皆盈，其涸也可立而待也。故声闻过情，君子耻之。”庆文同志，学风踏实，有本有源，“盈科而后进”，假以时年，信能“放乎四海”。是为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