丘处机思想中的儒家倾向

丘处机思想中的儒家倾向

颜炳罡

一、由道家到道教：仁义道德由非法向合法的回归

先秦道家为了强化自身的学术特征，彰显与儒、墨思想的不同，菲薄仁义，蔑视忠孝，认为仁义道德是道之沦落，是对自然的破坏，是对人性的束制与践踏，因而，道家开山祖老子大胆指斥仁义忠孝，庄子发出了“无以人灭天”（《庄子·秋水》）的呼吁，要求人们返真归朴，回归本然的状态即道的状态。这种对仁义忠孝异化的批判实质上是对仁义忠孝合法性的否定。儒家，无论是原始儒家，还是后来的一切样式或形态的儒家，大都“留意于仁义之际”，以道德为首出，认为仁义道德作为维护人间秩序的基本规范，既是维护社会正常运作不可或缺的基本要素，同时又是人逆而成贤的起点，从而主张仁义道德具有先在的合理性和天然的合法性。魏晋玄学，作为一种新道家，将如何处理道德的基本原则与人的天然本性之关系视为中心议题，即所谓“名教与自然”之争。玄学与原始道家不同，他们不再否定仁义道德的合法性，而是努力为它的合法性辩护，郭象的“名教即自然”在理论的解说上最通透圆融，从而为这场旷日持久的讨论画上了圆满的句号。“名教即自然”是对以老庄为代表的原始道家思想的颠覆性否定。从“人法地，地法天，天法道，道法自然”（《老子》第二十五章）的序列来看，“名教即自然”，逻辑地导出“道法名教”的结论。诚然，从自然即道、道即自然的角度讲，道法自然即道自法，名教即自然也意味着名教即道，这种对伦理纲常的辩护可谓高深而玄远，言儒者欲言而不能言。由此可以看出，原始道家极力彰显儒道之不同，而新道家则极力弥合儒道之异，实现儒道会通与合一。


道教与道家不同，从其创始起，对伦理纲常就持肯定态度。如果说“家”意在彰显学说体系的本质特征的话，那么，“教”旨在开显教理的普适性。作为教，无论是什么教，都意在劝人从事道德的实践，从这个意义说“天下无二道，圣人无两心”。（《荀子·解蔽》）然而劝人为善去恶的方式、方法不同，从而“教有教相”即教显示出教之特殊相，教之特殊相使教分为不同的形态，如佛教、如道教、如基督教等等。就道教而言，它不再刻意追求与儒教的不同，而是努力将儒家的观念、思想融入自己的思想系统之中，以丰富和完善自己的理论体系。从《太平经》到《老子想尔注》再到《抱朴子》，无不如此。道教将道德仁义的修为当作成仙、成功的必要条件，认为求仙当以忠孝和顺仁义为本，德行不修，不能长生。而全真教将道教这一面相发挥到极致，其创始人王重阳出自儒门，对儒家经典相当稔熟，对忠孝的推崇与儒生几乎别无二致，他要求信众“宗祖灵祠祭飨”，“常行孝以序思量”，追求“与六亲合睦，朋友圆方。”（《重阳全真集》卷三）


王重阳的这一思想为丘处机所继承，且多有开拓。王重阳死后，马钰、谭处端、刘处玄、与丘处机先后掌教，尹志平《北游语录》概括刘处玄与丘处机掌教特征时曾说，刘处玄“无为有为相半”，至丘处机则“有为十之九，无为虽有其一，犹存而勿用焉。”如果这里所说“有为”代表了儒家的价值追求，“无为”代表了道家的价值追求的话，那么，说丘处机是位践履上的儒者也不为过。

二、从天生角度看丘处机思想的儒家倾向

道生还是天生，这是道家与儒家在宇宙发生论的根本分歧。在道家，道是道家的根源概念，道在天地之先，它生天生地，生万物。“道生一，一生二，二生三，三生万物”，（《老子》第四十二章）“天下万物生于有，有生于无”，（《老子》第四十章）无即是道，有生于无即有生于道。而儒家认为，天是根源范畴，所谓“天地之道，可一言而尽也：其为物不二，则其生物不测”。（《中庸》）“大哉乾元，万物资始”，“至哉坤元，万物资生”，“天地之大德曰生”。（《易传》）“天地合而万物生，阴阳接而变化起”。（《荀子》）在道生，还是天生问题上，丘处机明确表示：“皇天生万类，万类属皇天。何事纵陵虐，不教生命全。”（《磻溪集》卷之四）


万物是皇天所生，一切土石山河，飞潜动植，都是皇天统属，显然，丘处机在这里没有坚持道家的道生说，而坚持儒家的天生说。从这个意义，丘处机的思想表现出更多的儒家色彩。


又说：“天地本太空一气，静极则动，变而为二，轻清向上，为阳，为天；重浊向下，为阴为地。既分而为二，亦不能静。因天气先动，降下以合地气，至极复升。地气本不升，因天气混合，引带而上，至极复降。上下相须不已，化生万物。天化日、月、星辰，地化河、海、山岳，次第而万物生。”（《大丹直指》卷上）


这是对《易传》“天地氤氲，万物化醇；男女构精，万物化生”的具体描述，也可以视为对荀子“天地合而万物生，阴阳接而变化起”的具体说明。这种宇宙衍生论在金元时代与北宋乃至南宋的理学家相比，理论层次虽然说不上精微和玄远，然而由此可以看出丘处机与宋代理学家在宇宙论上并无二致。


当然，全真教主张三教合一，归宗为道教，否认道家宇宙衍生论对丘处机的影响既不现实，也不可能的。《玄风庆会录》记载丘处机言：“夫道生天育地，日月星辰鬼神人物皆从道生。人止知天大，不知道之大也。余生平弃亲出家，唯学此耳。道生，天地开闢，而生人焉。”显然，丘处机在天生前面加上了道生，将道放在更根源的意义上。不过，这种道生观在丘处机那里并不多见，而且这条材料并非出自他本人之手，而是出于他人之转述，当然没有丘处机本人自著的东西可信。当然天生与道生在丘处机那里并不矛盾，在一般意义上，他谈天生，但在偶尔的场合，他也谈道生，天生与道生并存，说明丘处机是儒道兼综的人物。


有证据显示，丘处机所理解的天，不是道家的自然之天，而是儒家的命运、义理之天。丘处机居登州期间，金廷赐他自然应化弘教大师称号，命东平王庭玉护送他至汴京。他以“天道运行，无敢违也”拒绝，南宋陷山东，宋主遣使来召，亦不应召。非不起也，聘非其人也，待天时也。当有人强使他起时，他说：“我之行止，天也，非若辈所及知，当有留不住时去也。”（《长春真人西游记》卷上）蒙古崛起西北，他审时度势，认为“西北天命所与，他日必当一往，生灵庶可相援”（《道家金石略·全真第五代宗师长真演道主教真人内传》）成吉思汗自奈蛮国遣近使刘仲禄赍诏请，他不顾年迈体衰，毅然率十八高徒西行。丘处机对天道、天命的理解是儒家的，他与成吉思汗初次对话是最好的说明：“上劳之曰：‘他国征聘，皆不应。今远逾万里而来，朕甚嘉焉。’对曰：‘山野诏而赴者，天也。’”（《长春真人西游记》卷上）这里所谓的天与孟子的“吾之不遇鲁侯，天也”意义基本相同，孟子说：“行，或使之，止，或尼之。行止，非人所能也。吾之不遇鲁侯，天也。”（《孟子·梁惠王下》）成吉思汗上山打猎，射一大豕，马踣失驭，豕傍立不敢前。丘处机乘机进谏：“天道好生。今圣寿已高，宜少出猎。坠马，天戒也。豕傍立不敢前，天护之也。”（《长春真人西游记》卷下）天道好生、天戒、天护之说，自然让人想到董仲舒的天人感应。


天在丘处机的思想中占有了十分重要的位置，这种地位是“道”所无法比拟的。有趣的是，他作为全真教的一代宗师，他解释宇宙人生之理的客观依据不是道，而是天，决定他行止的背后命令也不是道，而是天，而他对天的理解多取法孟子，其心志由此可见。

三、从天人关系的角度看丘处机思想的儒家倾向

丘处机的天，不仅是命运之天，还有主宰之天，人格神之天的意义。在他那里，天不是无情的、纯自然的，相反天充满感情。如果说“天地不仁，以万物为刍狗；圣人不仁，以百姓为刍狗”，（《老子》第五章）代表了道家基本价值取向话，那么，显然，丘处机的天不是道家的，而是儒家的。儒家认为天地是有感情，有德性的存在，天是一切存在的根据，同样也是人的德性存在的根据。


胡光谦称丘处机“明天人之际，助圣贤之教，亦可与日月争悬。”（《磻溪集·序》）“明天人之际，助圣贤之教”，可谓丘处机思想的归宿和落脚点。在天人关系上，丘处机在重天的同时，但他更重人。他说：“六合之中万物生，人于万物最高明”。（《磻溪集》卷之一）又说：“万灵中，人最贵。超群化，数属三才品位。”（《磻溪集》卷之六）“天地之生，人为贵。是故，人身难得。如麟之角。万物纷然，如牛之毛。”（《玄风庆会录》）依庄子，以道观之，物无贵贱，以物观之，物自贵而相贱，物无贵贱是道家的基本观念，故“圣人不仁，以百姓为刍狗”。“天地之生，人为贵”，这是儒家最基本的观念。正是在肯定“天地之生，人为贵”的意义上，儒家认为诚者，天道也，诚之者，人道也。只有人才能与天地并立而三，也只有人，才能尽己之性，尽人之性，尽物之性，法天效地，上下与天地合流，实现与天合一。故天之高明之德，地之博厚之德，通过人来实现，即天人合德，由此我们不难发现丘处机思想受儒家影响之深。


正是在“天地之生，人为贵”这一基本原则下，丘处机面对民生凋弊，饥荒遍野，瘟疫流行，人民死亡枕藉，不是圣人不仁，以百姓为刍狗，相反，他以悲天悯人之情怀，发无限感叹：“天苍苍兮临下土，胡为不救万灵苦。万灵日夜相凌迟，饮气吞声死无语。仰天大叫天不应，一物细琐徒劳形。安得大千复混沌，免教造物生精灵。”（《磻溪集》卷之三）对百姓苦难的无限同情和由这种同情而喷发出的对天的怨恨，跃然纸上，读来令人荡气回肠，感之慨之。在丘处机，百姓不是刍狗，而是有血有肉、有感情的生民，万民之苦胜我苦，我苦万灵之所苦，吉凶与万民忧，可谓“圣之任者”也。这种人溺己溺，人饥己饥的情怀，正是孔孟开启的儒家情怀。从丘处机“仰天大叫天不应”吼声中，我们品味到一位儒者对人间的关注，对人的价值、尊严的尊重。当然，我们不能由丘处机对苍天的“怨恨”而断言他对天不信、不敬，相反，正映衬出他对天地之德的诚信。“皇天后土皆有神，见死不救是何因。”（同上）对天的怨、恨、疑、惑，恰恰说明他信天、爱天、畏天、敬天直至奉天。天，你造化了万灵，然而万灵正受苦，不由让人仰天大叫，尔胡为不救？丘处机是位有血、有肉、有情感、有肝胆的儒者，山河破碎，生民流离，尸横遍野的局面，他看不下去：“夹道横尸人掩鼻，溺溪长耳我伤情。十年万里干戈动，早晚回军定太平。”（《长春真人西游记》卷上）“痛今人生，难逃物化，怎得游仙域。超凡入圣，在乎身外身易。”（《磻溪集》卷之五）这正是他的心境，他的抱负，他的胸怀和气量，正因如此，他才积极全力投入到社会政治活动之中，以渴望通过自己的努力，实现天下太平。“蜀郡西游日，函关东别时。群胡皆稽首，大道复开基。”（《长春真人西游记》卷上）“当年发轫海边城，海上干戈尚未平。道德欲兴千里外，风尘不惮九夷行。”（同上）


丘处机生活在金元交替时代，长期的争战，造成土地荒芜，百姓流离失所。正是“年年此际杀生多，造业弥天不奈何。”他渴望和平，期盼老百姓安居乐业。他将天下再度实现太平的希望寄予成吉思汗。而元朝的统一，战争苦难的结束，他从内心深处充满了欢欣。“一片清光万里开，无分茅屋与楼台。家家尽得闲吟赏，更有清风助我哉！”“圣主登基万民安，仁风灭杀自朝端。邦君士庶皆修德，好放蟾光与众看。”（《磻溪集》卷之二）对元朝一统天下，欢欣喜悦，溢于言表！


丘处机“明于天人之际”，也许不仅仅体现在理论上的“明”，更重要的是体现实践上的“明”。他虽身处穷乡僻野，然而对各方政治力量的分析和历史走向的审视则洞若观火。天，体现在历史领域，就是无可奈何的、不为人意志为转移的历史必然性和客观规律，“莫之为而为者，天也”（《孟子·万章上》）金聘不往，宋征不起，不畏远途，远涉流沙，可畏知天。丘处机以其大仁、大义和大勇，征服了一代天骄成吉思汗，在中国历史上写下了光辉一笔，成为历代称颂的人物。

四、从其他方面看丘处机思想的儒家倾向

丘处机作为全真道的一代宗师，一位践履上的儒者，他对儒家思想有多方面认同。下面再从三个方面作以简单的说明：


（一）丘处机与中庸之道。丘处机深受孔子中道思想的影响，他反对走极端，肯定孔子的过犹不及。他说：“一阴一阳之谓道，太过不及俱失中。道贯三乘玄莫测，中包万有体无穷。”（《磻溪集》卷之一）一阴一阳之谓道出自《易传·系辞》，“太过不及俱失中”出自《论语》：“子贡问曰：‘师与商孰贤？’子曰：‘师也过，商也不及。’曰：‘然则师愈与？’子曰：‘过犹不及。’”（《颜渊》）过，超过中，不及，是达不到中，中不是中间，而是标准，是度，是适中，是恰到好处。中道、中行、中庸、时中异名而同实，都是儒家处理问题的基本方法，也是其道德修为的基本方法。在丘处机看来，太过不及都不符合标准，即不符合中道精神，而“中”即道，即一阴一阳之道。这首哲理诗乍一看，畅晓明白，然而，细深究，其中却藏有玄机。此玄机在于他很巧妙地将阴阳之道与中道联系起来，使中道精神由人生智慧、处世的方法，转化为宇宙人生的根本智慧和根本方法。正是“道贯三乘玄莫测，中包万有体无穷”，这个方法贯彻三乘，高深莫测，含包万有，遍一切处，体一切法。由此可见，他对中庸之道的高度认同和发挥。


（二）丘处机与“反求诸己”内省法。儒家一向反对一味向外用力，主张反求诸己，认为内求实证是修身主要路径。从孔子的“内省不疚，夫何忧何惧？”（《论语·颜渊》）到孟子的“学问之道无他，求其放心而已矣。”（《孟子·告子上》）反求诸己就是以孔孟为代表的正统儒家基本致思路向和修身入径。丘处机继承孔孟这种内在超越的理路，反对人们向外探求，他说：“一念无生即自由，千灾散尽复何忧。不堪下劣众生性，日夜奔驰向外求。”又说：“修行大抵要聪明，只恐聪明向外呈。外假内真两相克，一边败后一边成。”（《磻溪集》卷之二）他认为，外我是假我，内我才是真我，外假内真不能同时俱存，所以只有假我败退，真我才能获得成功。众人根性低劣，日夜奔驰向外求。又说：“灵台内思不疚，任纵横，出处何疑。”“教行普。叹我离群，忘形慵举。内省无愆，外患何忧何惧。”（《磻溪集》卷之五）丘处机是熟读儒书的人，他对儒家的内省说有着深切的体察，其修身之理路与儒家并无二致，而且处处留有儒家的痕迹，丘处机对儒家思想也可谓契合道妙。


（三）丘处机与孝道观。孝是儒家的重要范畴，也可说是儒家理论城堡的标志性建筑之一。建基于血缘亲情之上的儒家伦理体系是一由内及外，层层外推的网络系统，亲亲而仁民，仁民而爱物，亲亲是内圣外王的逻辑起点，“亲亲”最重要的表现就是“孝”，孝甚至是仁之本，本立而道生。后世儒者，如《孝经》的作者，甚至将孝推到覆天载地的宇宙本体地位。“人之行，莫大于孝。”“夫孝，德之本也，教之所由生也。”“夫孝，天之经也，地之义也，民之行也。”孝成为至德要道。这种泛孝主义早已冲破了孔孟孝道思想的范围和界域，然而它却对中国文化乃至中国社会产生了重大影响。丘处机十分重视孝行，他早年出家求道，留关中十五年，乡中善士，将其先父母重新安葬，穿新圹，起高塔，并遗骸，迁入大茔中，丘处机得知，无限感激，即赋《满庭芳》词一首，纪念此事，以示谢忱：“幼稚抛家，孤贫乐道，纵心飘篷。故山坟垄，时节罢修崇。幸喜乡豪并力，穿圹，起塔重重。遗骸并，同区改葬，迁入大茔中。
人从，关外至，皆言盛德，悉报微躬。耳闻言，心下感念无穷，自恨无由报德，弥加志，笃进玄功，深回向，虔心道友，各各少灾凶。”（《磻溪集》卷之五）词之上阙，写事之缘由及经过，下阙写自己的心情。听说自己父母起新坟，建高塔，对乡中善士心情格外感激，“心下感念无穷”决非虚语，而是自己真实情感的暴露，“自恨无由报德”，正好衬托出丘处机以德报德的价值趋向，只有“弥加志，笃进玄功”，并说祝虔心道友，“各各少灾凶”。乡中善士，重葬其父母，可以说代他行孝，他十分高兴，又心怀感激，就这一点而论，他与儒生并无区别。


丘处机不仅是孝行的践履者，而且是孝道的倡导者和推行者。丘处机西游，见成吉思汗，12月末，大雪覆路，牛马冻死甚多，中夜桥崩，震雷，成吉思汗问，为什么会有震雷？丘处机适时陈以孝道。他说：“山野闻国人，夏不浴河，不浣衣，不迁毡，野有菌，则禁其采者，畏天威也，此非奉天道也。常闻三千罪，莫大于不孝者，天故以是警之。今闻国俗多不孝父母，帝乘威德，可戒其众。”成吉思汗听后非常高兴：“神仙之言，正合朕心。”丘处机请成吉思汗“遍谕国人”，“上从之”。（《长春真人西游记》卷下）在成吉思汗统治的区域内，借助行政手段推行儒家的孝道，是一向非常得力举措，从而也获取了极大的成功。丘处机以汉人天人感应为理论依据，以“奉天”为理由，不失时机地向成吉思汗宣传儒家孝道思想，显示出他高明的运作手段和深远的历史睿智。作为全真教的一代宗师，他所发挥的作用是当时任何儒生都望尘莫及的任继愈先生曾指出：“金元时期的全真教把出家修仙和世俗的忠孝仁义相为表里，把道教社会化，实际上是儒教的一个分支。”[1]通过对丘处机这一个案研究，重新解读任先生这段话语，我们认为很有道理。当然，王重阳、丘处机等全真派奉行三教合一，在他们那里，似乎可以模糊儒教与道教的界限，甚至可儒道互换互用。就丘处机而言，在行为方式上，他的确是一位身体力行的儒者，所谓九分有为，一分无为，犹存而不用，他面对干戈不息，生灵涂炭的客观现实，发悲天悯人之情怀，积极投入现实的社会生活，济世救民，借助政治的力量，推行儒家的孝道，推展全真教，使全真教走向鼎盛，使其成为全真教一代宗师。


当然，丘处机是一位极其复杂的历史人物，当我们特意标识他思想中的儒家倾向时，并不排斥他作为全真教领袖的地位。事实上，他的思想受到过多家思想的熏染，墨家、道家、佛家等等，在其诗文、思想以及具体实践中都有所体现。说得周全一点，丘处机是以道为体，以儒为用，以墨为行，以道修心，以墨治身，以儒应世，他是一位即儒即即道墨式的人物。






注释：


[1] 任继愈主编，《中国道教史·序》，上海人民出版社1990年版。


（台湾丹道文化教育基金会编《丹道文化》第28辑《丘处机专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