朱康有：关于儒学普及的几个问题之浅见

儒学普及是传统文化教育的一个重要方面。儒学普及即属于教育，就必须明确这一教育的目标、教育的主客体、教育的内容、教育的手段，才能为真正实现儒学的普及打下良好的基础。



一、儒学普及的目标——建设中华民族共有精神家园



根据党的十七大、十八大报告精神，弘扬中华文化是建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文化的重要内容之一。刘云山指出：“推动社会主义文化大发展大繁荣，提高国家文化软实力，必须始终保持对民族文化的自信心，坚持以中华优秀文化传统为根基，以外来健康有益文化为补充，大力繁荣发展中国特色、中国风格、中国气派的优秀文 化，不断增强中华文化的魅力和生命力。”儒学作为传统中华文化主体的一个组成部分，在建设中华民族共有精神家园中具有十分重要的意义。笔者以为，这既是儒学普及的价值所在，又是儒学普及所要实现的目标。儒学生存和发展的合法性不容置疑。



毋庸讳言，二十世纪的文化运动、“文化革命”从其消极意义上说，造成了几代人对传统文化包括对儒家文化的隔膜，儒学不仅退出主流意识形态，也基本上整体地推出体制化的教育系统（除了高校科研单位作为研究的极少数部门之外），从而淡出社会公众的视野。新一代自受教之日起，不知儒学、儒家为何物，并在社会意识形 态的影响下，给它扣上了各种诸如“腐朽”、“封建”、“阶级”等帽子，以至于形成了对儒家文化知识深深的偏见和误解。加之，寻找时弊的缘由，总要拿古人 “家长制”、“流毒”搪塞问罪，谁还敢不识好歹去翻这些“古董”？经过近一个世纪不断地“批判”，儒学经典甚至作为“封资修”的“反面教材”，基本上被打 入冷宫而无人敢问津。



毋庸否认，中国人民在新时期改革开放的号角下，现代化进程取得了举世瞩目的成就，但要融入全球化的行列，同样面临着“身份”的识别、文化的认同等棘手问题。在外来文化泥沙俱下的冲击大潮中，尤其是新生一代往往会自文化的“器物”表层嵌入，难免“迷失”自我而不能自拔；非主流意识形态的广大受众者信仰在传 统解构的“碎片”中日益被侵蚀。经济和军事等方面的自强，促使人们重新在历史的世界和现实的世界中进行定位，以追求民族的独特性所在。我们似乎从“复兴” 的字眼中读出了中华民族认祖归宗的雄心大志。现实中的自信心追溯到历史，历史的评价也在更新——五千年唯一连续的中华历史实际上是一部文明不断发展的历 史。



世纪交替之际，“国学热”兴起，经典诵读工程愈做愈大，儒学一度在浮躁的市场经济条件下成了时髦的“消费品”。当然，这远远谈不上儒学得到了普及。重回世间的儒学，一定会发现它的命运时过境迁，而需要重新得以定位，“给个说法”。在党的正式文件中，十七大、十八大报告第一次作出了结论——儒学普及的目标就 在于融入当代社会主义文化内涵中，为建设中华民族共有精神家园服务。接续“从孔夫子到孙中山”的传统慧命，这是共产党人义不容辞的职责之一，是推进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重要内容之一。推行“以德治国”，构建和谐社会、和谐世界等等，无不融纳了历史的智慧。中华文化所包含的自然和人文伦理价值，为消解当今各种 冲突和纷争提供了可供资借的深厚底蕴。总之，“共有”意义深刻，它不仅意味着海峡两岸，也包含世界上所有华人在内；不仅是党内的一致认同，更是超越党派意识形态作为一切炎黄子孙的精神纽带、信仰之根。



二、儒学普及的主客体——教育者和受教育者



普及是面向所有群体的——既有教育者，也有受教育者。即使是从事儒家文化的研究者、宣讲者，也不能说对儒家经典非常熟悉，更不用说全部都做到了。传统的决裂和断层，已经到了极为严重的地步。由于没有从小耳濡目染，大部分人缺少的正是某种氛围下的“童子功”，处在“现时代”环境中的后天“补缺”，很难嘴嚼到其 中的精髓实质。我们太习惯于用今人和西人的“话语”来分析古人的术语，其结果往往走样失真。而采用近代西方传来的职业化分科教育，使做人和知识传授分离，进一步造成了人格的二重化。知行不再合一，分知识和生活为二，使得“自近代西洋哲学传入后，学者多忽视身心修养”。将儒家传统仅仅作为一种知识，挂在口头 上，不去践履，不去实行，网络上人们戏称一些人的“新儒学”变成了“新辱学”。



显然，普及首要的是知识的普及，但同样重要的是普及中的实践问题。从事儒学普及的教育者首先是受教育者——不只是接受儒家的知识，而且以身载道，是新时代儒家精神的践行者。否则，人们很难去相信、进而信仰这一传统，它也就很难扎根到血液中，体现到行为规范上。这样，把它作为“精神家园”的普及目标就必然落 空，而成为空洞的口号，政策的转换很快就使其变成“过眼烟云”。



在普及中，社会大众的领导层起着至关重要的作用，影响力非同小可。中华帝国时代，统治者把教育而不是经济放在首位，所谓“教民为先”，教育机构也是以“礼部”（主管文治教化）为首。现时代，如果国家领导人带头倡导，各级领导上行下效，民众很快就能形成风气；反之，如果只是停留在宣传上、口头上，而不真正去 亲自实行，物欲文明的“汪洋”很快就会淹没一切。领导层不但要自文化建设的高度去认识这个问题，而且要从为民族历史负责的使命感上自觉地承担这一重责。



诵读经典的师资培训是最为关键的环节。除了专门从事儒学研究的学者外，大学本科以下的课程内容（哲学系等个别系除外）基本上不涉及儒学内容；如果有，也只是点缀式的，谈不上系统化。这就造成了普及所急需的师资力量的极度匮乏。从1989年以来，中华文化经典诵读工程虽说有近千万人之多，但在整个青少年人群中还是占得比例太低，其中的原因恐怕还是师资缺乏。要使下一代了解和掌握儒学真谛，就需要在中小学有关教师队伍中加大扫盲和培训力度。



作为“无冕之王”的大众传媒在现代社会中左右着人们的视听。充分利用这一载体，推广普及健康向上、注重道德教育的传统文化经典，是实现教育活动主客体互动的绝好途径。现在我们只是在个别频道极其有限的时段领略传统的一鳞半爪，“君王臣子”的影视节目很难说得上体现了悠久文明的精华。配合宣扬社会主义“八荣 八耻”的核心价值观，我们建议设立国家公益的传统文化电视频道，责无旁贷地负起传承历史文化命脉的义务，从而改变目前出于商业动机充满荧屏的大肆宣扬暴力甚至是色情的内容。



三、儒学普及的内容——儒学经典的分层设计



中华文化博大精深，上至天文、下至地理，内容无所不包。仅就三教之一的儒学自身来说，演变数千年，历经几个阶段的大发展，其成果蔚为壮观。目前在编的《儒藏》工程之大，可见一斑。儒学普及的内容只能是那些历代铸就的经典之作。这些经典跨越时空，饱含古人弥久的智慧凝聚，凌越时空，具有永恒的真理价值，值得 人类千秋传颂和珍视。因此，配合年令以长，儒学普及要充分体现不同时期儒家教育的目标、功能和内容。



根据人的一生在不同时段的认知发展规律，儒学普及的经典内容也应该分层设计课本，做到读书有次第，普及有阶梯，以体现生命的内在精神需求，亦使当代的儒学知识教育达到系统化、完整化。儿童时期，记忆力和模仿力强，对于有节律的知识点能很快背诵下来，《诗经》、《三字经》、《百家姓》、《弟子规》、《千字 文》、《幼学琼林》、《龙文鞭影》、《增广贤文》等蒙学经典以及唐宋以后的经典律诗可作为配套教材。这些经典内容，多使用韵语和对偶，浓缩了历史的自然知识、人文典故，读起来琅琅上口；如果再配上适当的拼音、注解和图文，不但扩大了识字范围，其中的诚实、守信、忠义等伦理道德内容也会在不知不觉的涵育中得 到熏陶。同时，注重从日用做起，尽下学之功，把《弟子规》等文宣扬的“礼”作为外在规范，在模仿中约束身心，以为大成之基本而终身受用。



少年和青年时期，知识日益增长，可适当扩大儒学经典普及内容的深度和广度。《论语》、《孟子》、《孝经》、《周易》、《尚书》、《春秋》、《礼记》等文，进一步从理论层面展开了儒家的宇宙观、社会历史观、人生观，根据需要可全文或节录其中内容。另外，由于传统文史哲不分家、经史文互补，所以经既治，可以观 史矣；史既通，可以肆文矣。选取一定的文史知识（诸如一些著名的文钞以及《史记》、《资治通鉴》等）显得非常有必要。明经以通史，以经观史，一归于正。有深厚的历史根基，“治乱兴亡之迹，烂若指掌”，加上以德性为主的“万世制治之良规”（经的基础），既有历史事实，又有正确的价值标准，才可以学文、制文。



中老年以后，事业或学问基本成熟定型，要使人生更完美、更有意义和价值，就要解决每个人晚年都要遇到的“安身立命”问题。儒家在宋明时期汲取佛、道二教精华，发展了心性修养的工夫和境界，并获得不依傍外在条件的自我内在之乐，是为有名的“孔颜乐处”，可作为人生无穷的艺术“受用”。因此，“儒学经典”不能 只局限于先秦时期，还必须着眼于儒学宋明以后的重大进步，以体现逻辑和历史的统一，显示个人受教和历史演变的某种“重演”。此间，撷取理学一些名篇，诸如《西铭》、《定性书》、《四书集注》、《传习录》、《大学问》等，比较适用。甚至，道家和佛家的很多经典也能够作为该年龄阶段的教育内容——这也反映出传 统社会后期“三教合一”的趋势。



融纳各方意见，设计好系统的教材，就为开展儒学的普及打下了一个良好的基础。中国古代的教育主要是做人的教育，从一言一行、一节一仪甚至一念一思入手，最后达到一个“理想人”的要求。由人道实证的方法得到人道真理，这是东方文明的精髓。人类今天的危机，绝大多数是由于近代以来工业文明中人与人关系失调所造 成的，注重人伦关系的儒家可为化解冲突、走向和谐提供资鉴。



四、儒学普及的途径——从民间教育走向体制化教育



一个不容回避的事实是，尽管民间作了大量工作，但儒学普及还只是外围的；儒学要充分发挥它在和谐社会、和谐世界中的作用，必须逐步走向体制化的教育系统内部。目前，应该说我们党为儒学生长创造了比较适宜的“土壤”和“大气候”，而各种附属的环境和条件要靠各界同仁的共同努力才能逐渐建立起来。



儒学教育其实并不与现行教育体制冲突，反过来可以作为其有效、有益的衔接、辅助、补充。历经数千年检验的经典智慧是人类的财富，是中华民族的精神之源，具有恒久的、不可磨灭的价值；我们的人文教育如果失去了这部分内容，仅仅把它看作是“历史的包袱”而自以为是，就会变成无源之水、无根之木，恐成为无可饶恕 的历史罪人。长期以来，我们只重视职业化、专业化内容的教育，严重忽视人格教育，养成有些学生“捞个文凭”、“混口饭吃”的观念。但另一方面，试回想一下我们这几代人所受的人文教育内涵，你会发现其中充满了单调、枯燥、空洞、重复甚至异见、偏见。毋庸讳言，即使在大学的课堂上，公共人文教育所遭遇到的尴尬 已经使年轻一代厌烦至极，兴趣索然。只有更新，才能再生；只有接续，才能延续。上世纪九十年代以来，不少有识之士向上大声疾呼，却似乎未见大的动静。利欲尘世，浮躁众生，文不在兹乎？



只要精简课程内容，压缩水分，从小学到大学还是能够抽出大量时间学习传统文化的。一下子大规模的变更是非常困难的，采取部分地方先搞试点的办法倒不失为一条现实入手途径。社会上有些单位从《弟子规》培训开始，教化民众、员工，几个月就成效很大。他们选取了一些有志于从事传统文化教育的人士，进行封闭式的师 资培训和管理，在推广中特别注重“从我做起”的示范效应，使社会风气在短时间内大为改观；通过这样一个集中典型的辐射作用，影响和带动了周围。世风日下，只有发大宏愿，以出世的心境从事入世的事业，才可以做到境为人转，境为心转。他们的很多做法，极为值得我们认真思索和总结，甚至仿效实施。若能充分利用社 会资源，发挥各方面的积极性和主动性，儒学普及指日可待，而来自深厚传统根基的文化因子，亦能为当今社会嫁接出长治久安的丰硕果实。



如果从20世纪初废除科举制算起，儒家经典退出教育体制已经百余年了，重新的普及必然遇到来自观念、制度等各方面因素的障碍。因此，也要需要树立长线作战的思想，切不可因一时的挫折而动摇恢复的信心。文化的表层比如传统节日的恢复、文化遗产的保护等已经或正在积极实施，而文化的观念深层，比如儒释道三教的合 理价值观，我们坚信也一定会在今日的科技时代、工商时代被承认、被发扬。中华民族在21世纪的复兴，一定伴随着中华传统文化某种程度上的复兴。“中国 化”、“特色”等用语会日益融纳更多的“复古”色彩，儒学经典的普及道路则越走越宽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