刘梁剑:从以儒家自居到以儒家自限

    我们这个时代俨然又成了儒学勃然复兴的时代。儒学，特别是政治儒学俨然已是学界焦点之一。进一步看，在回归传统、重读儒家经典的思潮之下，儒学研究的范式正在发生某种微妙的转变：从现代学科意义上的对象式考察转向有立场、有信念的探究。与之相应，不少学者开始理直气壮地以“儒门中人”自居。这一点在《何谓普世？谁之价值？》一书中有鲜明的体现。

    2011年底，曾亦、郭晓东、丁耘、郝兆宽（以上四位当时均为复旦大学思想史研究中心的骨干）、柯小刚等以“儒家”自命的沪上青年学者会同北京儒者陈明、干春松、唐文明、陈璧生等在复旦大学召开“儒家与普世价值”会议。曾亦、郭晓东在会议记录的基础上编著了《何谓普世？谁之价值？》（以下省略书名，只注页码）一书。2013年4月，陈来、郭齐勇、朱杰人等海内名家参加该书的新书发布会并给予高度评价。2014年4月，此书又出版了增补版。其影响之大，可见一斑。

    从书中不时出现由插科打诨所引起的“众笑”、“爆笑”来看，当时的会议现场想必气氛超热烈，讨论极精彩。与会“儒家”尽管存在分歧，但基本上有一共识：自由、民主只是西方所谓的“普世价值”，自由主义也是一种意识形态而非普遍真理；儒家提供了与此不同的基本价值，它们才是真正意义上的普世价值。编者宣称，“现在儒家要复兴，必须跟百年来中国的一切思想区别开来。”（第3页）在这里，我们的确可以感受到一种“理直气壮的文化自觉”（参见朱杰人：《理直气壮的文化自觉——读〈何谓普世？谁之价值？〉》，《中华读书报》2013年3月8日），或者说，“很强烈的文化自觉”（参见陈来：《世界意义的儒家》，《中华读书报》2013年5月22日），一种对“儒学主体性和独特性”（参见郭齐勇：《评〈何谓普世？谁之价值〉》，“爱思想”网）的情感认同。金岳霖先生曾经讲过一段意味深长的话：在“世衰道微”之前，“道德仁义礼义廉耻”这些字“因为宗教，因为历史，因为先圣遗说深种于人心，人们对于它们总有景仰之心。这种情感隐微地或强烈地动于中，其结果或者是怡然自得，或者是推己及人以世道人心为己任”（金岳霖：《知识论》，北京：商务印书馆，1983年，796页）。从现代学科意义上的对象式考察转向有立场、有信念的探究，这一范式的转变就其重新赋予研究者隐微地或强烈地动于中的情感、进而以世道人心为己任而言，自有其积极的面向。然而，消极地说，以儒家自命容易走向以儒家自限。自贴标签不啻作茧自缚、画地为牢，极容易囿于乃至死于标签之下。津津乐道于“左”、“右”定位，用杨朱、墨子比拟自由主义和马克思主义，沪上青年“儒家”的这些做法不免从有实质内容的问题探讨滑向了历史上曾经出现的流弊：严辨正统异端、判教或站队。曾亦高举“辟异端”的大旗：“首先要拒斥西方，排斥异端，然后，才可能真正去融合外来文明，否则，永远只是‘邯郸学步’而已。”（17页）依此，中国左翼思想界应该“斩绝”、“割断”和西方的关联，回归到中国传统的母体。在政治体制方面，则是回到康有为。以儒家为正统，进一步的发展则是经学独断论：儒家经典已经包含了一切终极真理或灵丹妙药，中国当下的现实问题，举凡婚姻、家庭、法律等等无不可以凭借儒家经义得以恰当地解决，所谓“以经义决事”是也。比如，“男尊女卑”是必要的，也是“符合儒家经义”的（第六章）。韩潮从“三纲”的角度看西方古典时期，“发现”不仅古代中国讲“三纲”，古希腊罗马也讲，因此，“三纲”是古代社会的普遍价值（80-92页）。

    与曾亦等人不同，丁耘主张“儒家社会主义”，而柯小刚的立场则显得更为温和，也更为健全。他不赞同盲目排外的态度：“我们要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任务，必须有世界的胸襟和天下的关怀，如果我们对中国以外的东西盲目排斥，一窍不通，怎么可能实现这个任务呢？”（22页）同时，他激烈批评“保护”或“抢救”儒家文化的想法，坦言“这种态度非常没出息，非常糊涂”， 因为“真正有生命力的文化只能在这个民族的百姓生活以及政治制度、经济社会中生存”（21页）。 从义理上说，儒家需要“独立发展出自己的话语体系，自己设置问题，而不再只是在别人问题的拷问下给出不同的回答，这时才算真正形成中国自己的思想”（19页）；从实践上说，以“体制内书院”为复兴儒学的重要建制，补现代大学建制在人才培养、社会教化等方面的不足（100页）。注重实践、学说对现实政治、伦理生活的直接影响，此点非常契合儒学积极用世的传统精神。就此而言，沪上青年儒者的“守道”精神令人钦佩。

    在全球地方化背景下，真正有生发性的中国哲学理应融入世界哲学之中并取得世界哲学的形态。近代以降，中国思想有不少创获。然而，其中很多东西只是对中国文化本身的现代转型有意义。倘若放入世界范围之内加以考量，便多少显得黯淡无光。借用冯友兰先生的说法，中国文化依然处于“贞下起元”的阶段。中国思想真正有生命力的民族特色必须在参与时下世界对话的过程中活泼泼地生长出来。换言之，中国哲学在成其为世界哲学的过程中成其为中国哲学：从史的角度说，在世界思想大势之中思考、衡定中国思想的价值；从思的角度说，以天下之问题为我之问题，而天下之文化资源，无论中国、希腊、印度，皆为我之文化资源，从而以“天下人”的立场治“天下哲学”，返本开新，参与时下世界范围内的思想探讨，以自己的独特价值担当更多的文化责任。

    3月21日，友人朱承教授呼唤沪上朋友在上海大学小聚，讨论中国传统思想与国家治理。水畔闲步有所思，聆听高议有所虑，试做小诗一首。不揣陋鄙，抄录如下：

    泮池观水思费公，鲤鱼跳波忆郭兄。治国理政儒道释，承前启后古西中。道随器变望船山，执一泥古殉孟孔。风物长宜大心量，美美与共鸢戾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