王殿卿：让“国学”回归教育体系

    记者：王教授，您是国际儒学联合会的顾问，担任着儒学普及委员会的副主任，一直致力于国学的传播与发展，您对我国目前出现的“国学”文化热潮有什么样的看法？


    王殿卿：1840年鸦片战争之后，面对西方列强的“坚船利炮”，林则徐提出“师夷长技以制夷”。面对西方强势文化对中国文化的吞噬，1889年张之洞发表《劝学篇》，提出 “中学为体，西学为用”的主张，它在强调和维护中国文化“主体性”方面，至今仍有值得称道之处。随着中国逐步沦为殖民地和半殖民地，此种“主体性”日益受到威胁。面对“五四”前后出现的“全盘西化”与中国文化的危机，一批学者提出了，“国粹”与“国学”的概念。章太炎（1869---1936）从1910年起，先后出版了《国故论衡》、《国学概论》和《国学讲演录》。他心目中的“国学”，就是我国固有的小学(文字学)、经学、史学、诸子学、文学。他说过，“未闻国学不兴而国能自立者”。胡 适（1891-1962）主张，“国学”、“国故”就是“研究中国过去历史文化的学问”。钱 穆（1895—1990）1928年着《国学概论》，在《弁言》中认为，“国学”就是经、史、子学。于是，保存“国粹”，整理“国故”，振作“国学”，“尊孔读经”的“中国学术”，开始“复萌”。1925年清华大学设国学研究院，其章程规定：“先设国学一科，其内容约为中国语言、历史、文学、哲学等”。时任研究院主任的吴宓又补充：“兹所谓国学者，乃指中国学术文化之全体而言”。除北大、燕大、清华、厦大等大学普遍设立国学研究所外，中学也有国学科目。然而，此种文化生命的挣扎，在日寇铁蹄之下，被踏为文化的“荒原”。


    近代中国所以产生“国学”的文化概念，是中国人对外来文化侵犯的一种抗衡，也是文化主体生命的一种挣扎。当今中国正在兴起的“国学热”，是中国人新的文化觉醒与自信，中国人只有挺直自己的文化脊梁，才能立足于世界民族之林。它是中国不断强大的产物，是弘扬中华文化的具体行动，也是中华文化大发展大繁荣的应有之意。中国化的马克思主义，是当代执政党—中国共产党的理论基础，是当代中国改革开放、全面建设小康社会的指导思想，它是当代中国的政治文化，还不能代表整个中华文化，尤其是五千年的中华文明。历史一再证明，任何外来文化，尤其是先进文化，如果不扎根于中国文化沃土之中，不仅难以生根、开花、结果，而且容易蜕变成僵化的教条，不为国人尤其是新生代所接纳。


    中国人提出“中学”“国学”是与外来的“西学”相对应。外国人称中国文化为“汉学”。在14—15世纪，即元、明两代，日本开始形成“汉学”，至今已有700余年。明代嘉靖年间，利玛窦1582年入华，他将中国文化传向欧洲，形成了“传教士汉学”，至今400余年。到清代，1814年法兰西学院，设立第一个汉学教席，学院式、专业化的汉学开始面世，亦有200余年。美国汉学兴起于二战之后，至今也只有60多年。在这近800年历史过程中，海外对于“汉学”的界定也是见仁见智。德国汉学家奥托·弗兰克给出了定义：汉学就是关于中国人和中国文化的研究。海外学者对于“汉学”的界定，有助于中国人理解“国学”。


    当今，国外的“汉学”研究，从内容上有了很大扩展，正在演变为“中国学”的研究。早期国外“汉学”研究，主要侧重于对中国的语言、文学、历史、哲学、考古等人文科学学科的研究。如今“中国学”研究，已成为一个汇集人文科学、社会科学和自然科学知识的多学科、跨学科的研究领域，如中国的政治、经济、社会、文化、科技、军事、民族、艺术、教育等均成为研究的对象。尤其是自中国改革开放以来，其研究范围更加宽广。


    进入21世纪以来，国外“汉学”研究又有新动向与新发展。全世界范围内涌现出，以3000万人学习中国语言文字为中心的“汉语热”；以各国建设“孔子学院”为中心的“汉学热”；以各国政府争相举办中国文化周、中国文化月、中国文化年为中心的“中国文化热”。这“三热”，正在形成一种史无前例、势不可挡的人类文明新潮流，它比国内的“国学热”要来的迅速和强烈，它使得中国人“于无声处听惊雷”，并进一步激起自身的文化新觉醒。从本质上讲，中国当下的“国学热”就是“中国文化热”，就是弘扬中华文化热，它与世界范围的“中国文化热”遥相呼应，已经成为一种国际现象。只有将“国学热”不局限于封闭的国界之内，而是置身于世界文明的新进程，才有持续发展的强大生命力。


    当下，学术界对于国学的界定又有新见解。有人认为，“国学”是中国传统文化的“大百科全书”。季羡林先生则提出，国学应该是“大国学”的范围，不是狭义的国学。国内各地域文化和56个民族的文化，都包括在“国学”的范围之内。地域文化和民族文化有各种不同的表现形式，但又共同构成中国文化这一文化共同体。牟钟鉴认为：“国学”是近代西学进入中国、与中学发生碰撞的情况下出现的，这种文化现象背后，既有用西学先进的成果充实和改进民族文化使之现代化的问题，也有继承和发扬优秀传统文化使西学民族化的问题。每个国家和民族都有研究自己文化传统的学问，就是它的国学”。台湾学者龚鹏程指出，国学是中国传统的学问，国学非一门专业、一个科目，而是各种学问之土壤。新加坡学者刘旭明认为，国学是以先秦经典及诸子学为根基，涵盖了两汉经学、魏晋玄学、隋唐佛学、宋明理学，再加上汉赋、唐宋诗词及历代史学等的文化和学术体系。不过，普通人理解国学，就是整体的中国传统文化和古代智慧。


    20世纪初，一度出现的“国学热”，到1949年后就已经烟消云散。又过了50年的今天，21世纪初，一个新的“国学热”再次出现，其前景将如何？需要冷静面对。


    （1）转变国人的文化观念，唤醒国人的文化自觉；


    （2）整体规划，培育国学人才；


    （3）逐步使“国学”回归教育体系。


    至少这三者，是推动“国学”——中国文化大发展大繁荣基本条件。


    1913年，英国人庄士敦曾经这样说过：“当我们欧洲人开始惊异地发现中国的社会和政治思想、中国的道德伦理、中国的艺术和文学都有崇高价值的时候，中国人自己却开始学着把他们文化中这些伟大的产物加以不耐烦的鄙视……，这是一个令人大惑不解的现象。”⑧正是这种状况，造成中国文化近百年的断裂，使得100年后的国人，对国学的了解、认同、自觉与自信已经不如从前，在当今中国大陆的知识精英当中，极其缺少通贯中西的国学大师。缺少康有为、梁启超，章炳麟、刘师培、蔡元培以及钱穆、唐君毅以下的新儒家，包括当今台湾的林安梧、龚鹏程、付佩荣等这一代的国学人才。人到用时，方恨少。须知，培养一代国学人才，即使在一个良好文化环境之中，至少需要20—30年。当一两代人不知国学为何物的背景之下，难以培养起一代国学人才。因此，调整文化观念，培养国学人才是当务之急，也是我们高中教育的新任务。


    与以往不同的是，今天的“国学热”，已经不仅仅是专家学者在学术空间里的耕耘，它已经成为国人文化认同、文化自觉与自信的一种新的文化运动，是一种各行各业的自觉行动，是中华文化复兴的新起点。其中，最值得欣慰的是，上千万青少年中正在开展的“国学启蒙”教育行动，它使人看到了国学重归教育体系之内的新希望。一旦国学回归教育体系，其承传中华文化、弘扬民族精神的作用就难以估量，因为它更容易通过传授而成为全民的意识。


    记者：王教授，您提到要将国学重归教育体系，那您觉得该如何提高国学教育发展水平？


    王殿卿：目前社会普遍认为弘扬国学现在是“两头热，中间冷”。高层领导很重视，把重要意义、工作方针、指导思想都讲清楚了；众多专家学者也呼吁，把我们的“根”留住，为孩子们的人生奠基。在基层，传授国学、学习国学的积极性也很高，而中间却出现了“梗阻”，有的地方教育部门和官员对此认识模糊，有的思想上不认同，对传统文化多有曲解、误解和担心，采取“不支持，不反对，不干预”的“三不态度”。


    教育部下发了《完善中华优秀传统文化教育纲要》，但不少学校不去积极落实，在追求“升学率”的惯性中，不愿顾及对学生人文素养的培养和孩子们的全面发展；人民教育出版社出版了《中国传统文化教育全国中小学实验教材》，已在全国正式发行，但在一些学校被束之高阁，被“应试教育”的教材挤在一边。有的高校学生学习过度专业化，放松甚至放弃传道、悟道、释惑。


    有的教师没有准确把握古圣先贤的国学思想，在诠释国学时，只注重只言片语，任意发挥；有的“戏说”四书五经，戏说传统文化。有些大学生、研究生，即使是中文、历史专业毕业的，也教不了“四书”，讲不了《史记》。专家、学者认为，要从战略的高度看待和培养国学师资人才，选拔一批内外双修、德才兼备的热爱国学的在职教师进行强化培训，使之取得资质，尽快上岗，解决优质国学师资严重缺乏的问题。


    针对当前的“国学热”，我认为应该呼吁尽快加以规范和引导，让国学教育“路子走正，方法科学，效果优质”。要加强对国学教育的研究，通过深入分析、界定，分出哪些是应当继承的精华，哪些是该舍弃的糟粕，有扬弃地继承。要坚持继承和发展互相促进，适应新的实践和时代要求，找准其与当代社会发展的“结合点”，在“结合与创新”上下功夫。


    记者：进入21世纪，市场经济的浪潮除了带给我们物质的飞跃，同时，也冲击了大众的精神观念，各种道德缺失现象却屡见不鲜，道德滑坡严重，您是如何看待这种现象的？


    王殿卿：中国素有“礼仪之邦”之称，这是世界公认的。但审视当下，整个社会道德滑坡、道德沦丧的现象屡见不鲜，似乎越来越不像“礼仪之邦”了。很多人将其归咎为市场经济。有关系，但绝不仅仅是。今天出现的道德“乱象”，非一日之寒，是一百年来西方普世价值冲击中华民族传统文化，加之长期忽视道德教育导致的。


    从“五四”以来，新文化运动把西方文化作为最先进核心，而把中华民族自己的文化作为“旧”文化、批判的对象。这样一来，西方文化逐渐在中华大地上发展起来。西方倡导的“自由、平等、博爱、科学、民主、人权”的普世价值，逐渐成为了中国人普遍遵循、甚至是极力推崇的价值观。这样批判了一百年，把几千年来“中国人成为中国人”的那部分共同价值观、中华民族“魂”的那部分，看成是“封建礼教、封建糟粕”，全盘否定，使传统文化遭受重创，被抛弃。而照搬过来的西方价值观，本身也在异化，“自由、平等、博爱、科学、民主、人权”都变了味儿，其中有些是连西方自己也在摒弃的，而我们还在坚持。所以，今天出现道德滑坡、道德沦丧，都是有历史原因的。人们在相当长的一段时期内没有信仰，无所适从。


    荀子言“旧礼已废，新礼未立，必生乱象”，孔子道“道之以政，齐之以刑，民免而无耻；道之以德，齐之以礼，有耻且格”，都是至理名言。《礼记·礼运篇》里讲“大道之行，天下为公”，这是我们世世代代的中国梦，两千多年的中国梦。两千多年来我们一直所追求“大道之行也，天下为公，选贤与能，讲信修睦”。中国要实现“小康”、实现“中国梦”，需要一个有道德的伦理社会。整个社会应当提倡道德重建，实现以伦理社会为标志的“小康”“大同”“中国梦”，进而建设道德大国。


    记者：目前一些政府官员作风败坏，呈现出集体性道德失范，我们应如何看待传统文化与道德建设的关系？


    王殿卿：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与道德是辩证统一的，两者既有区别，又有联系。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是属于这个时代的、具有方向性的、有指导意义的、大家需要共同遵循的价值观。道德是基础性的，是人与人之间互动产生的规范，与价值观相比，不受社会制度、国度、种族的限制。只有在道德的基础上，才能形成社会主义价值观。如果没有道德，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是没有根的。


    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属于意识形态，是政治思想、指导思想。政治和道德关系密切，政治是方向，道德是基础；政治离开道德就会腐败；道德离开政治就失去了方向。现在有不少人曲解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似乎政治是第一的，道德是次要的。其实二者谁也离不开谁，在这方面我们已经有过历史教训。


    文革期间，我们强调政治教育比较多，忽视了道德教育，导致一两代人“德”的缺失。比如，现在那些腐败的官员，能说他们政治有问题么？他们其实是道德问题，是因为他们缺“德”这一课。他们接受过政治教育，也曾表态热爱祖国，拥护党的领导，所以有相当一部分人，在政治上没犯错误，但却在道德方面问题频发。所以二者是统一的，本质上是一回事儿，不能偏废其一，只讲道德不讲政治不行，只讲政治不讲道德也不行。没有道德教育和建设，是难以培育和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的。


    我们应该从理论上理顺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与中华传统文化、道德之间的关系。十八大以后，以习近平为总书记的党中央高度重视，反复强调这两者之间的关系。2013年11月，习主席在山东考察时强调“国无德不兴，人无德不立”这两句，和三千年前《管子·牧民》中“礼、义、廉、耻，国之四维；四维不张，国乃灭亡”是一致的，这是对“德”很高的定位；2014年2月24习主席在中共中央政治局第十三次集体学习讲话中指出，要“深入挖掘和阐发中华优秀传统文化讲仁爱、重民本、守诚信、崇正义、尚和合、求大同的时代价值”；2014年3月习主席访欧洲时提到“孝、悌、忠、信、礼、义、廉、耻”；2014年5月4习主席在北大讲话时指出，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其实是一个“德”字，是国家、社会、个人的“三级”道德。“北大讲话”是具有根本性的、转折性的历史事件，标志着中国文化进入一个历史新的阶段，不再仅仅用“五四”的思维、西方思维来看待与评判中国的历史文化。


    从这些可以看出，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与中国传统文化、道德密不可分。实际上习主席从2012年开始的从严治党、反腐等一系列举动，都是在弘扬道德建设。反腐倡廉，反腐是手段，倡廉是目的。反腐倡廉就是道德建设，道德建设就是政治建设。


现在要从理论上明确，要转变观念，搞清政治与道德的关系，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与中国文化的关系。


    记者：那您觉得道德重建应从哪些方面着手？


    王殿卿：十八届四中全会确定依法治国。其实，道德是自律，法律是他律。法律的本质是道德，是要守住道德的底线。只有突破道德底线时，才需要用法律去约束。所以法律是“惩恶扬善”，如惩治腐败，是为了倡廉，惩恶是为了扬善。道德是“扬善抑恶”，弘扬“善”，抑制“恶”。法律与道德之间不矛盾，并有一致性。当然，它们也不能互相抵消，所以我们在工作中不能顾此失彼。


    法治社会是实现伦理社会的工具和手段。不是为了建立法治社会而建立法治社会，建立法治社会目的是为了建立伦理社会。不可想象，一个国家，法律多如牛毛，监狱到处林立，警察无处不在，这说明整个社会都很难自控，没有信仰，自私自利，这样的法治国家是我们向往的吗？是我们的“梦”吗？所以伦理道德的建立，是法治社会的根基。伦理社会是目标，法治社会是手段。


    道德重建，非一日之功。培育和发展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要从对青少年进行良好的道德教育开始。建设道德大国，需要两代人的气锲而不舍、坚持奋斗。


    党的十八大明确提出把“立德树人”作为教育的根本任务。翻开了中国教育的历史新篇章，开始告别“应试教育”作为国民教育的价值导向，摆脱百年来，只靠引进外来功利主义、工具主义、实用主义教育思维与模式的“镣铐”，为重振教育的中华文化主体性，建设与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相适应的中国教育，指明了方向。教育是接续中华文化基因的载体，不能沦为去中国化的工具。


    为此，我们需要认真考虑：立德树人里的“德”是什么德、“人”又是什么样的人？


    这里的“德”是要以基本道德规范——中华美德教育作为基础，要特别重视从娃娃抓起，尤其学校中的中华美德教育。我们有一项全国教育科学教育部、北京市哲学社会科学重点项目，“学校中华美德教育实验研究”，从1994年至今，已经在9个省市的千余所学校，百余万学生中，连续滚动研究实验20年，效果良好，积累了经验。前十年选定了8个德目：忠、孝、诚、信、礼、义、廉、耻。2004年之后的10年，增加了勤与宽，变成“十德”：孝、礼、勤、诚、耻、忠、信、义、宽、廉。这是基于新一代中国人，需要有勤奋、勤劳、勤俭和严己宽人的品质而增加。小学阶段，进行前“五德”教育，重在学生品德习惯的养成；中学阶段，进行后“五德”教育，意在学生道德理性与公民道德的培养。一个学生若能在中小学阶段，有如此“十德”之修炼，把中华美德镶嵌在头脑里，就为他们成为堂堂正正的中国人，接纳和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奠定了坚实的基础。


    着眼学生道德成长，人生体验的进程，学校“树人”之“人”，是要教育学生：做有人性的人，不是冷血的宠物；做堂堂正正的中国人，不做他国洋奴；做好公民，不做罪人；做接班人，不做败家子；做国之栋梁，不尸位素餐之辈。


    记者：习近平主席针对当今时代我们应该坚持的历史文化观做出了明确的指示，要认真汲取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思想精华和道德精髓，在继承中发展和创新。您是如何理解继承与创新的？


    王殿卿:我觉得要坚持这一历史文化观，就要辩证处理好五个关系。


    1.精华与糟粕


    对待中华历史文化包括儒家文化，要“取其精华，去其糟粕”。但是，何谓精华，何谓糟粕？如何实践，后果如何？这些都需要认真思考。首先我们要承认任何民族与国家的历史文化，都有其精华与糟粕，这是历史文化的一种常态。对于历史文化中的精华与糟粕，要分清孰多孰少，精华多者总体上可以说是一种优秀历史文化，糟粕多者总体上可以说是一种落后历史文化。我们应认识到，农业文明不等于落后的文明，长期在封建社会传承的文化并不一定就是糟粕性的文化。中华历史文化总体上看是精华多于糟粕的优秀历史文化。我们应该有这样的文化自觉、自尊与自信，挺直自己的文化脊梁。


    2.批判与继承


    对待中华历史文化，要批判地继承。批判是手段，继承是目的，两者不能颠倒，不能只有批判没有继承。文化发展确有不破不立的问题，但破易立难。荀子讲过：“旧礼已废，新礼未立，必生乱象。”在这方面，中华民族曾付出沉重的代价，需要清醒理智地进行反思。而今，我们的文化发展进入了继承、弘扬、转化、开新的新时代，要立字当头、建设为主。对于历史文化，我们的思维方式和方法论要从“批”与“破”的惯性中解放出来。批判的武器是需要的，但不当的批判会付出沉重的历史代价。


    3.文化与政治


    从一定意义上讲，任何一个民族都是一种文化存在。文化是一个民族的生命，道德是文化的灵魂，历史是文化的筋骨。作为一种政治文化，意识形态也是文化的组成部分，虽然它反映特定阶级的文化主张，但也决不可能脱离自己民族和国家的历史文化。中华历史文化是中华民族的根与魂，是中华民族共有的精神家园，是中华民族凝聚力与创造力的源泉。我国历史上，不同王朝的统治者不管主推哪种占统治地位的意识形态，也不可能“揪着自己头发”离开自己本土的历史文化。这反映出文化与政治之间的紧密关系。几千年来，统一、稳定、进步是中国历史的主流，这与中华历史文化有直接关系，不能简单地把中华历史文化贴上“皇权专制”的标签。


    4.动力与阻力


    以儒学为主干的中华历史文化究竟是中国历史发展的动力还是阻力？中国近代的落后使阻力论逐步成为主导，很多问题都归罪于儒家思想。实践证明，这样的认识是不客观的。1984年，谷牧先生曾指出：“有许多人认为，中国两千多年的封建社会，经济发展不快，就是因为吃了这位老夫子的大亏，这是第一种看法。当代国外又有与此相反的第二种看法，认为世界二战后经济发展快的，多是儒学影响较深的国家和地区，被提到的有日本、韩国、新加坡、台湾、香港，近几年来我国大陆也被列入这个名单。”这两种看法，一种是阻力论，一种是动力论。现在，我国经济社会发展取得伟大成就，我们更应该认识到“西方中心论”历史文化观的局限性，认清中华历史文化的当代价值，树立正确的历史文化观，使中华历史文化更多地成为我们发展的动力。


    5.本土与外来


    文化历来是多彩多样的，不同文化之间的接触与互动也是不可避免的。但任何一种外来文化，不论其如何高明，若不实现“本土化”，就会水土不服，难以生存与发展。因此，对待外来文化我们切不可照抄照搬。我们党对此有着清醒认识。我们强调马克思主义中国化，一个重要方面就是要使马克思主义与中华历史文化中的精华相结合。只有中国化的马克思主义，才在中国具有强大的生命力。


（原标题：王殿卿：中国德育工作的践行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