牟钟鉴：儒家仁和文化与人类文明的未来之二

牟钟鉴

    要促进世界的和平与发展，消除霸权主义与恐怖主义的危害，推动文明之间的对话，有许多事情要做，其中之一便是研究和总结中华文明发展的历史经验，深入阐发儒学的精义，使当代人类获得一种与西方文明不同的智慧，它也许能帮助人们找到一条通往和平相处的道路。

    “文明的对话”是现在流行的文化语言，就其内涵和精神而言，它早就成为中华民族文明的深厚传统了。一部中华文明史，就是多样文化多种文明不断沟通、交流与合作的历史。摩擦、冲突、压制也发生过，但主流是文明的对话与互动。先秦时期有儒、道、墨、法、名、阴阳等诸子百家的思想争鸣，并汇合于齐国稷下学宫。两汉虽有“独尊儒术”的政策，其实是儒道两家的互替与互补，并开通了中国与西域各国的和平交往的通路，接着便是印度佛教的和平进入与道教的诞生成长。魏晋南北朝至鸦片战争的一千五百年间，中国文化的核心是儒学、佛教、道家道教三家的并立与合作，孔子、老子、释迦牟尼成为中国共同尊奉的圣人，三教融合与共信成为中国民众的信仰特色。此外，还有各民族的传统宗教以及伊斯兰教、摩尼教、景教、犹太教、琐罗亚斯德教的合法流行。天主教与基督新教最初也是和平传入中国的，鸦片战争以后，它们才与西方殖民主义侵略相联系，变成政治问题。中国在历史上是一个多民族、多信仰、多宗教的大国，这“三多”并没有使它困扰于对抗和分裂；相反，民族在矛盾中走向和谐，信仰在交流中走向丰富，宗教在互动中走向理性。既没有出现浩大的宗教狂热，也没有出现强大的反宗教思潮。各种宗教包括外来宗教，都能在中国这片土地上找到它和平生存的空间。各教之间基本上是平等的、友好的关系，中原地区从未发生由信仰冲突而引发的流血的宗教战争，也未出现过欧洲中世纪迫害异端的宗教裁判所。这种文化的多样性与和谐性，在很大程度上要归功于长期在社会思想领域占主导地位的儒学的“清明安和”（梁漱溟语）的人文理性是它的“贵和”思想影响了中国宗教的和平性格及历朝的兼容并奖的宗教文化政策。儒学具有国教的地位，但不垄断文化，只给国人提供社会人生公共准则，而能容纳其他信仰，这在世界历史上是罕见的。

丝绸之路:中国民族“厚德载物”的品质对外主张睦邻友好（资料图 图源网络）

    受儒学的长期熏陶，中华民族的性格便形成了“自强不息”与“厚德载物”两者相辅相成的结构，勇敢坚强，也善于学习，对外主张睦邻友好、和平交流。在中外交往史上出现过几件大事。一是开通陆地和海上丝绸之路，建立中国与中亚、南亚、欧洲各国的经济文化交往的渠道，它是和平的友谊的道路，没有发生战争与暴力。二是中国僧人络绎不绝前往西域或印度取经学佛，其中以唐代玄奘法师西天取经最为脍炙人口，可以说印度佛教是中国人主动请进来的。佛教在中国流传也遇到过阻力和指责，但起来为佛教辩护并大力弘扬佛法者，还是中国僧人，他们被主流社会认同。三是佛教律宗大师鉴真和尚东渡日本，带去佛法与中国文化，成为和平使者，至今受到日中两国人民的崇敬。佛教一向是中、日、韩三国人民友好的黄金纽带。四是明朝三保太监郑和下西洋，郑和带领当时世界一流的庞大舰队，出使南海各国，至印度、波斯，直抵非洲东岸，前后凡七次，经过三十余国，毫无占领、殖民的意图，秋毫无犯，只是宣示中华文明，以加强中国与南洋诸国的友好关系为宗旨，这在世界大国的海洋活动中是独一无二的。有人举出反证，成吉思汗率蒙古大军攻打西亚的欧洲，造成大量流血惨剧。这是新崛起的游牧民族尚未融入中华文明时所表现出来的野蛮性，中原人民亦深受其害。全真龙门派祖师丘处机，作为当时中华儒、佛、道三教文化的杰出代表，不远万里，奔赴雪山（在今阿富汗境内），劝诫大汗敬天爱民、重生止杀，使大汗第一次正式接受中华主流文明的启示，从而收敛了杀戮行为。这是儒学仁厚爱民思想的伟大胜利。以上可以看出，和平、友善、宽厚已经成为中华民族的传统，成为一种文化基因，代代相传，不会改变。今天中国能够和平崛起，最深刻的根据就在这里。

    儒学之所以能够在历史上促进文明对话与交流，是由于它有如下特质：

    第一，儒学是一种伦理型的人文主义，它为社会提供了普世性的道德原则和规范，即所谓人生常道，又把它根植于自然之道和共同人性之中，没有归结为某种至上神的启示，因而也没有一般宗教的狭隘性与排他性。儒家道德的核心是“仁”，“仁者爱人”，人皆有之。“仁”的表现为忠恕之道。忠道即“己欲立而立人，己欲达而达人”，也就是关心人帮助人；恕道即是“己所不欲，勿施于人”，也就是尊重人、体谅人。没有忠道，不能体现他为善的道德精神；没有恕道，也会使忠道变成偏执的爱，从而破坏人际的和谐。因此，忠道和恕道相互依存，不可分割。忠恕之道包含着人道主义和平等宽容精神，它是人类社会公德的基本原则，不分种族和信仰，遵守它才能维持社会的正常运行。

    第二，儒学具有贵和的传统，尊重文化的多样性，可以成为沟通各种文明的桥梁。孔子提出“和而不同”的理念，逐渐成为处理一切人际关系和多样性文化的普遍性原理。在它的指导下，《中庸》提出“万物并育而不相害，道并行而不相悖”的理事共存的宇宙观；《易传》发展出“各正性命”、“同归殊途”的多样性文化观；宋明儒学发展出“理一分殊”的“一”、“多”互涵的哲学观；近现代谭嗣同提出“仁以通为第一义”的开放沟通的社会观；民国一批思想家提出“融会中西，贯通古今”的现代多元文化观；当代费孝通提出“多元一体”的民族观和“美美与共”的文明观；张岱年提出“综合创新”的文化发展观。它们都是一脉相承的。“和而不同”包含四大原则：一是差异原则，二是平等原则，三是和谐原则，四是互补原则。“和而不同”是一种文明、开放和理性的文化观。中华文明正是在这种多元兼容的主流文化观引导下形成多姿多彩的面貌。

    第三，儒学的中庸之道，具有持中、协调、理性的特色，适用于稳定社会和调解冲突。孔子说“过犹不及”，反对偏激行为。《中庸》说“执其两端，用其中于民”，主张照顾矛盾双方的利益。孟子说“仲尼不为已甚者”，认为做事要合情合理。在中庸之道的影响之下，中国文化形成刚柔相济、统筹兼顾、情理均衡的价值追求，对于调适宗教与社会的矛盾、协和多民族文化之间的关系、摆正维护固有文化与容纳外来文化的关系，都起了很大的作用。文化偏激主义是经常发生的，但都没有成为长期的主流的思潮，例如秦始皇焚书坑儒，三武一宗灭佛，不仅是短命的，而且受到批判，名声很差。反之，文化改良主义和社会调和论总是受到欢迎。

    第四，儒学具有天下一家、天下一体的情怀，容易克服国家、民族和信仰的障碍，把仁爱中和之道推广到人类全体和天地万物。孔子讲：“四海之内皆兄弟也。”孟子讲：“亲亲而仁民，仁民而爱物。”《易传》讲：“大人者与天地合其德。”《礼运》讲：“天下为公。”宋儒讲：“仁者以天地万物为一体”、“民胞物与”。儒家认为，社会应当是一个大家庭，人类也应是一个大家庭，宇宙是一个更大的家庭；仁心本于孝悌，而要推广到世界和平和宇宙。人与人之间、人与万物之间，都是共生互爱的关系。孟子说：“爱人者，人恒爱之。”又说：“杀人之父，人亦杀其父；杀人之兄，人亦杀其兄。”所以人类内部仇则俱损，爱则共荣。这种人道主义具有博大的胸怀，中国古代之所以能够凝聚众多民族并与周边国家睦邻友好，与儒家的天下一家的思想是分不开的。

    第五，儒学对于如何处理大国与小国、强势群体与弱势群体之间的关系，也有很好的说明，表现出一种实用理性的智慧。儒学看到了国家、民族之间发展的不平衡性，承认大国的主导作用；但它认为大国不能仅凭军事实力，还要树立道德形象，才能真正具有威望并有利于天下太平。孔子称赞“桓公九合诸侯，不以兵车”，此乃仁德之力；他主张“远人不服，则修文德以来之”。孟子总结历史经验教训，提出“仁者无敌”的理念，认为大国应实行“王道”、“以德行仁者王”，如此必然“得道多助”；若实行“霸道”，想以力服人，则会“失道寡助”，而“寡助之至，亲戚畔之；多助之至，天下顺之”。孟子的思想当时虽被目为“迂阔”，但后来秦朝武力强大而国运短促的历史教训证明，孟子是有道理的。大国之强，不仅在军事，更在有道德感召力。故历代强大王朝，对内注重“为政以德”，对外注重“讲信修睦”、“协和万邦”，而以穷兵黩武为失道。“化干戈为玉帛”、“礼尚往来”是中国人追求的理想的国际秩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