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孔子学堂-微访谈】李存山：中华文化之“常道”与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

按：习近平总书记曾指出：“培育和弘扬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必须立足中华优秀传统文化”；强调要“深入挖掘和阐发中华优秀传统文化讲仁爱、重民本、守诚信、崇正义、尚和合、求大同的时代价值，使中华优秀传统文化成为涵养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的重要源泉”。最近知名学者李存山先生出版了《新三字经与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一书，将传统文化与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的内在联系，以“三字经”的形式表达出来，并认为二者之间所贯通的是中国文化的“常道”。

    访谈嘉宾：

    李存山  中国社科院研究员、国际儒联学术委员会主任

    问：十八大以来，习总书记就传承和弘扬中华优秀传统文化发表了诸多讲话，如提出了“四个讲清楚”和培育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您怎么看这些理论见解？

    李存山：关于“四个讲清楚”，我认为其核心要旨就是要在文化建设上“通古今”，这样才能有中国的文化自信，也才能支撑起道路、理论和制度的自信。习总书记提到的“讲仁爱、重民本、守诚信、崇正义、尚和合、求大同”，我认为这六条的确是对中华文化之精华的高度概括和精辟表述，可以说是中华文化的“常道”或核心价值观，这些正是我们所要传承和弘扬的，因此，我就以“三字经”的形式对此作一阐发。





    问：什么是中华文化的“常道”？

    李存山：《论语》中记载，孔子在回答子张问“十世可知也”时说：“殷因于夏礼，所损益，可知也；周因于殷礼，所损益，可知也。其或继周者，虽百世可知也。”这里的“因”就是相因继承，就是文化发展的连续性，也就是文化之“常”；而“损益”就是减损和增益，就是文化发展中的阶段性变化，也就是文化之“变”。汉代以后有一种流传久广的解释是认为“所因者，三纲五常也”。我认为，我们现在应该对此进行反思，对“纲常”要进行分析，“五常”可以说是儒家文化的“常道”，而“三纲”并不是“常道”，它是汉儒为适应“汉承秦制”而作出的一种“损益”，它是“变”而不是“常”。

    儒家文化的“常道”应该是先秦儒家和秦以后儒家都要讲的一以贯之、恒常而不变的那些思想原则或价值理念。因为儒家文化是中华文化的主流或主干，所以儒家文化的“常道”也可以说就是中华文化的“常道”。习总书记概括出的六条，毫无疑义主要是儒家的核心思想，这可以说是中华文化的“常道”。





    问：您在近些年多次讲中国文化的“变与常”，这对于我们现在的文化建设有何重要意义？

    李存山：我认为讲文化的“变与常”，或讲文化的“相因与损益”，符合文化发展的辩证法。孔子说“百世可知也”，父子相继为世，一世是三十年，百世就是三千年。孔子距我们现在两千五百多年，而我们仍在孔子所说的“百世”之内。实际上，文化的发展有“变”也有“常”，这是“文化之实相”，也可以说是文化发展的规律。我们现在的文化建设遵循这个规律，就可以有一个正确的方向，而不致于陷入文化激进主义或文化保守主义的偏颇。





    问：您对文化的“变与常”的重视，是从什么时候开始的？

    李存山：我主要是受到张岱年先生的教益。张先生在上个世纪30年代就讲，惟用辩证法才能见到“文化之实相”。他主要讲文化的三对辩证关系，除了“变与常”之外，他还讲文化的“整与分”，也就是文化的系统性与其构成要素的可析取性；文化的“异与同”，也就是文化的民族性、特殊性与各民族文化中所蕴含的世界性、普遍性。张先生一贯反对“全盘西化”论，也不同于只讲“东方文化优越”的文化保守主义，他是主张以中华民族为主体，兼综中西文化之优长的“综合创新”。这种文化主张是以他对“文化之实相”的认识为理论基础的。

    在纪念张岱年先生逝世三周年时，也就是在2007年，我发表了《张岱年先生的两个重要理论贡献》，其中之一就是张先生在中国现代哲学史上最早提出了文化、道德的“变与常”，另一个重要贡献是张先生在在30、40年代就把“和谐”纳入辩证法的重要范畴，并将其作为最高的价值准则。自此之后，我多次重复地讲文化的“变与常”。我们现在对传统文化、儒学、国学都有一些不同的认识，有些观点是相互对立的。我觉得应该通过对话交流来逐渐增加共识，在我看来，只有讲文化的“变与常”，才能有一个适度的折衷，也才是一个正确的方向。





    问：您怎么理解传统文化与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的关系？

    李存山：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是中华民族在新时代的主流价值取向，它植根于中华优秀传统文化，应能得到中华民族的广泛认同和自觉践行。这也就是习总书记讲的“中华文化积淀着中华民族最深沉的精神追求”，“培育和弘扬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必须立足中华优秀传统文化”。当然，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也具有新时代的特色，它不仅传承和弘扬了中华优秀传统文化，而且包含了“民主、自由、平等、法治”等更具有新时代精神的内容。在我所作的《新三字经》中，虽然重在阐发中国文化的“常道”，但是也有“自民本，兴民权。崇自由，依法治。吾中华，命维新”。《诗经》中说“周虽旧邦，其命维新”，我们既要保持中华文化的优秀传统，又要实现现代化的“新命”，所以对传统文化也要根据新的时代要求而有所“损益”，努力实现传统文化的创造性转化、创新性发展。





    问：您的《新三字经与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主要特点是什么？

    李存山：这本书在形式上采取了传统的“三字经”句式，这主要是为了便于记诵；而在内容上是对“讲仁爱、重民本、守诚信、崇正义、尚和合、求大同”逐条作了阐发，为了易于理解，我对其中的语句也作了必要的“译文”和“注释”。从“注释”看，《新三字经》中的语句绝大部分都是本于中国传统的经典，尤其是出自《四书》的部分较多。从某种意义上说，《新三字经》是采取了“集句”的形式。把这些出自经典的语句，按照一定的主题给“集”出来，我是希望既有助于读者认识中国文化的“常道”，又有助于读者理解《四书》等传统经典中的精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