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孔子学堂-微访谈】陈赤：“浮生之根”在何处

按：2015年2月，经济学博士陈赤先生出版了《浮生之根——经济学博士的<论语>笔记》一书。从金融信托专家的角度释读《论语》，给其高度评价。中国孔子基金会王大千理事长主张，弘扬传统文化，应以《论语》为核心经典，他视《论语》为“人生的说明书”，并称之为“一本正经”。孔子学堂倡导“读好书”，《论语》可谓最重要的一部人生好书。二者观点不谋而合。

访谈嘉宾：陈赤  经济学博士、西南财经大学兼职教授

    问：您是怎么对《论语》产生兴趣并决定要出一本与之相关的书的？

    陈赤：早年间我曾经通读过《论语》，不过平心而论，那时的感受不多也不深。自2013年开始，利用闲暇时间，我把《论语》从头到尾抄录了一遍。在抄录的过程中，有所学，有所思，有所悟，有所得，有所乐。因为人到中年，有了比较丰富的阅历，能够更多地感受和更深地领悟《论语》的隽永意味，兴趣由此而生且愈加浓厚。我真切地感受到，《论语》所记述的2500多年前孔子关于个人修养、家庭伦理、人际关系、生活情趣等方面的智慧，大部分仍有极强的教育和借鉴意义，而其中包含的以人本主义为基础的社会管理和政治思想，通过创造性转换，也有许多内容可用于指导今天的企业管理和公共管理，于是便萌发了一个朴素的想法：以一名现代读者的身份，从非专业的视角，不受学术论文的刻板拘束，没有高头讲章的高深心态，把自己研习《论语》所获得的新鲜生动的教益和大家交流和分享，然后就有了这本《浮生之根》。





    问：您的书取名“浮生之根”，是出于什么样的考虑？“浮生之根”到底在哪里？

    陈赤：取“浮生之根”作为书名，是在一次散步时产生的灵感。我们每一个人，都处在湍急的时代洪流之中，犹如水上飘萍，任由雨打风吹。要想自己立得住、走得远，需要有所依凭。浮生如梦，《论语》或许可以成为我们中国人立身处世的坚实的依凭，因为《论语》蕴含着重大的文化价值。





    问：“义利之辨”是儒家文化的一个古老命题，作为经济学博士，您怎么看待义利关系？

    陈赤：我觉得在《论语》中，孔子从没有简单地将“义利”非黑即白地对立起来。所谓“义”，是要我们做适宜的事情，论的是是非对错；所谓“利”，则主要是物质利益，讲的是利害得失，二者本非完全同一层面的概念。不消说，孔子是大力主张人们好义、思义、义以为质、见义勇为的；那么，对于利呢？

    首先，孔子不排斥物质利益，他不仅曾为钟爱的弟子颜回的贫穷打抱不平，感叹“回也其庶乎，屡空”；还理直气壮地公开表示：“富而可求也，虽执鞭之士，吾亦为之”，所以孔子并不是一个眼里见不得“利”的人。

    其次，孔子对普通人和君子的要求不同。一方面，对待民众，孔子赞同管仲“仓廪实而知礼节”的观点，先“富之”，使民众有了一定的物质基础，然后“教之”，而不是要求民众饿着肚皮去听“子曰诗云”。可见，孔子不是一个不食人间烟火的“道德先生”，他有着务实的精神，理念接地气，主张不迂腐。另一方面，对于任重而道远的“君子”，孔子更强调在精神道德方面的修炼和磨砺，认为他们的首要任务是通过学习来砥砺和提高自己的德行，而不可先就把心思放在追求美衣、美食、美居等物质利益上面。

    第三，孔子坚决反对为了得利而行苟且之事，他强调应该“见利思义”“义然后取”，而他自己则做到了“不义而富且贵，于我如浮云”。孔子不赞成人们一味沉溺于物质享受之中，不赞成把物质利益作为唯一的追求目标，主张在“利”之上，还要有更高的精神追求，那就是“义”。

在计划经济向市场经济转变的过程中，我们不仅要承认人们创造、拥有物质利益的正当性，更要将“义”作为人们心中的内在铁律，强化以正当方式获利的道德和法律约束。





    问：当前，信托在我国经济中的影响日益扩大，但信托文化的基础仍然薄弱，《论语》对改善这一局面能发挥作用吗？

    陈赤：在中国，信托是一个舶来品，它的百年发展史充满曲折和艰辛，到近年来方有兴旺发达的景象，其中一个基础原因就是信托文化薄弱，造成社会推广困难。信托文化之精要，在于受托人自觉拥有履行忠实义务和注意义务的强大意愿，而社会则要有鼓励和监督受托人履行信托义务的文化氛围。实际上，《论语》思想恰恰包含着诸多与信托精神的连通点。如果我们在移植和继受国外的信托制度和信托文化的同时，深入挖掘《论语》中关于“忠信”“临事而惧，好谋而成”等方面的重要论述，便能打通中华民族文化血脉与作为英美普通法精粹的信托精神之间的通道，使之融合贯通，从而有助于丰富和弘扬信托文化，帮助信托业塑造出不同于其他金融子行业的鲜明文化，促进信托事业在我国的资产管理和财富管理领域蓬勃发展。





    问：对于当前的“国学热”，您怎么看待？

    陈赤：传统文化或者所谓国学实际上是一个含义模糊的概念，其中包含了差异不小甚至彼此对立的许多观点和学说；而即使是同一种学说，随着时代变迁，也呈现出颇为不同的面目。

    我认为，首先，我们应从传统文化中梳理出它的主干主流——儒学，然后在儒学中找到它的活水源头——《论语》，以原典为则，从原典出发，准确理解和把握儒学的精髓和原理，从而以简驭繁，不致被后世斑驳陆离的各种打着儒家旗号的说教所迷惑。其实，社会很欢迎那些诚恳介绍经典的书籍，《浮生之根》出版2个月后就进行了第二次印刷，受到许多媒体的关注，曾名列亚马逊相关排行榜前列，便是一个小小的例证。

    其次，学习推广传统文化，不仅要坐而论，更要起而行。儒学非玄谈之经，乃实践之学，口吐莲花不如守死笃行，切切实实地按照《论语》倡导的规范来进行自我修养、自我约束，方为真才实学。

    此外，儒学有极高明之处，其他如基督教文明、犹太文明、印度文明、伊斯兰文明、佛教文明等，亦自有其高眀之处。愚以为，三五十年内的当务之急，不是高谈阔论以儒学理念实现世界大同，而是扎实地在自己国家内推广儒家的优秀文化，促进全社会的道德情操、文明水准上一个台阶，重建礼仪之邦，使之与我们业已创造出的物质条件相匹配。





    问：当今传统文化和外来思潮百舸争流，对此您持何种见解？

    陈赤：站在中西贯通、古今汇集的时代洪流之中的我们，传统情怀需要承继其精华，西方文明需要汲取其营养，但这一切，应展示时代的精神，应显现干净的面貌，应体现开放的胸襟。单纯的读经崇古、三叩六拜，开不出清新的风气；一味的以洋为师、漠视传统，难结出丰硕的果实。开放的态度，既要面向国外，也要面向古代；时代的风貌，既得之于西风东渐，也成之于古风传承。君不见，大力抨击传统文化的鲁迅先生，却常年身穿长衫；以传统戏曲为业的梅兰芳，却常着西装革履。就人类文明的巅峰而论，孔夫子与柏拉图，所论和而不同；唐诗宋词与莎翁托翁，实为春兰秋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