汉学贯注的是西方世界对中国的视角

　在如何看待汉学家的研究成果上，很多人都有这样一个误区：与中国人的认知越是相似，就证明对中国的理解越是深刻，就越是优秀的汉学家。我就曾经听到某位教授在演讲中发表了这样的论调：某某汉学家所发表的观点，是最靠近我们中国学者的观点的，这实在是难能可贵。但我从来都不这么看。

　　正好相反，如果到美国亚洲学会的年会上开会，或者到哈佛广场的书店里挑书，我最倾向于忽略的，往往倒是那些用“中式英语”写出来的作品——我这里是指那些先被我们在国内训练出来，又考托福去那边移民的所谓“汉学”学者，他们的东西往往最是一览无余，听个开头就知道后面想说的是什么。都是熟悉的套路，没有什么新鲜的知识。

　　所以，至少对我个人来说，汉学作品的可贵之处，恰恰在于它们能给我带来新奇感或具有颠覆性的认知。而这种颠覆性说到根上，是来自它们在文化上的异质性。虽然汉学分明是在讨论着中国问题，却仍然属于西学的一个分支，贯注的是西方世界对中国的视角，凝聚了西方学者对于中国的思考，而不是对中国文化的简单复制。

　　非常宝贵的是，正是由这种思考所产生的异质性，才构成了不同文化间取长补短、发展进步的动力。反过来说，要是所有汉学家对中国文化的观点与认知都变得与中国人如出一辙，我们反而就失去了反观中国问题的参照系。正因此，我一直都在主动追求并组织引进这种知识上的异质性，尽管外国汉学家们也经常以不靠谱的“乱弹琴”，惹得我勃然大怒或哈哈大笑。

　　此外，作为改革开放的一个有机部分，汉学著作已经构成了国内新一代学人的必读书籍，有些学者甚至以“汉学热”来形容。而对于它们的持久不断的阅读与消化，也持续地突显了“中国研究”本身的跨文化性质。换句话说，在当今这个全球化的时代，即使一位读者只是在关心着中国问题，他的阅读视界也必定属于跨文化的。

　　然而同样的，我们也一定要警惕这些作品的异质性和颠覆性。特别是，由于它们采取了“中国研究”的形式，并且讨论着中国历史或现实中的细部问题，其异质性和颠覆性就往往更加难以被人自觉地意识到。若不保持警惕，国内的汉学研究者往往会被国外汉学家的观念所同化， 原来是以别人的视角作为参照，却让别人的视角变成了自己的视角。

　　作为一个可资对比的例子。比如台湾一些研究机构，其主干力量基本都来自美国研究生院的东亚系，在这个意义上，他们更像是美国汉学的一个支部，根本不敢怀疑他们老师的观点。大陆的情况虽然才刚开始，但也已经有唯恐“学得不像”的苗头，从文章的标题到研究的立意，莫不如此。更严重的是，看穿问题的症结，其实当今知识界很多无端的滋扰与迷局，都是由一些食洋不化的、被汉学家训练出来的“汉学生”们所引进的。

　　于是在一方面，我们必须怀着强烈的求知欲，自觉意识到任何一次开卷，都是在主动拥抱新异的知识。我们决不能如此故步自封，只指望有人以其独立的研究，来验证我们固有的和老旧的知识，不能因为某个汉学家的结论跟我们中国人一样，就认为他是难能可贵的。否则我们从中什么都学不到。

　　但在另一方面，对于这种跨文化阅读中的异质性，我们又不仅要知其然，还更要知其所以然，不能盲目崇信这些新异的观念。要具备深厚的汉学史知识，从而了解那些汉学家的言说背景，了解那些学术话语的来龙去脉，了解别人可以说出来的和不便说出来的，以便同时看穿他们的“洞见”与“不见”。

　　身为中国人，我们的未来还要取决于自己对于中国的了解和判断，以及自己基于这种知识而做出的文化选择。不管是什么样的知识和范式的更新，都要经过自己头脑的思虑和处理，而不是亦步亦趋地听凭别人发落。只有这样，我们才能算得上是善于利用跨文化阅读中弥足珍贵的汉学资源，才能在中华文化与不同文化的映照中丰富自己。

　　（作者为清华大学国学研究院副院长，本报记者周飞亚采访整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