牟钟鉴:东西方文明交流中“读经”的意义

　　

    牟钟鉴，中央民族大学哲学与宗教学系教授、博士生导师，宗教学专业学术带头人。

　　在国人上下谈论和参与中国现代化事业的今天，我却在这里提出阅读古典经书的问题，表面上太不合时宜，虽然我不会像批孔反儒的文革时代被扣上复辟倒退的帽子，但在时髦派看来，这至少是愚不可及的行为。不过，且慢，让我述说我的道理，然后愿意批判的人再来批判不迟。


　　儒家提倡“中庸”，不偏不倚，无过无不及，这诚然是最理想的。不过在实际生活中，中庸是最难行得通，所以中国人又最不中庸，真正信奉的是“矫枉必须过正”的观念。特别是近现代中国人，面临着环境的巨大堕性，凡想做一点改革事业，不得不采取激烈的态度和手段，方能见到成效。于是中庸便被视为无益有害的思想，改良主义的声誉一向不佳。在“尊孔读经”的问题上，充分表现了近代中国人反中庸的情绪。


　　五四运动前后，先进的中国人都主张用西方的真理来救中国，对中国传统文化丧失了信心，甚至产生了仇恨，主张一概扫除，直到汉字。他们用来概括和批判封建社会旧文化的教育的话，便是“尊孔读经”四个字，必欲彻底扫除而后快。这当然有其合理性，是时势引出的必然。封建社会末期，尊孔尊到盲目神化的地步，读经读出僵化封闭的结果，社会的生机、人们的创造力都被它扼杀了。同时，由于种种原因，中国也濒临灭亡的边缘。在这个时候，不来一次激烈的批判运动，不造成一次思想解放，中国就没有希望，青年就没有前途。


　　几十年的批孔废经，确实收到了明显的成效，但也出现了新的问题。孔子的形象暗淡了，甚至被丑化了，经典学习渐渐废止，新一代的中国知识分子对传统文化的情感普遍冷谈，对民族文化典籍比较陌生，这究竟是福还是祸呢？不错，在半个多世纪中，中国新型知识分子向西方学习了许多救国真理和科学技术，推动了中国的现代化进程，知识分子的精神面貌也发生了巨大的变化。可是，现代知识的获得，现代思想的传播，是否一定需要以牺牲优秀民族文化传统为代价呢？“矫枉必须过正”是否是一个永恒的普遍的真理？五四大破旧文化之后并没有立起一个新文化；彻底否定传统，没有了根基，新文化缘何而立？“文革”则通过反传统来毁灭中国文化，让人们回到原始和野蛮。痛定思痛，人们不能不变得清醒一些和聪明一些。东亚四小龙在现代化过程中保存传统、转化传统的新鲜经验，也使中国人固有的思维定式发生变化。人们现在日益感受到了民族精神、东方智慧和传统美德之丧失的太多的痛苦，逐渐醒性到一个新的真理：断裂优秀文化传统是有害的，现代化事业需要也能够与优秀传统互补。中国人走到这一步，才开始踏上中庸之路。


　　“尊孔读经”不应该成为一种罪名。尊孔而不盲目，未必错误；读经而不教经，未必危险。中国人讲究尊师重道，一般老师尚且要尊，为什么作为世界文化名人和万世师表的孔子，就不能尊而敬之呢？中国人提倡读书成才，西方经典名著需要阅读，为什么中国经典名著就要排而弃之呢？污辱圣贤，数典忘祖，不以为耻，安之若素，能够算是一个合格的中国知识分子吗？我以为不够格。我这样就不是要挖苦什么人，责任在民族虚无主义思潮，这个思潮为时已久，流毒太深，需要认真加以清算。


　　书是社会文明的文字凝结，是传播思想、感情、知识的重要媒体，是人类智慧的汪洋大海，是各种文化传统赖以积累和继承的不可缺少的手段。现代信息传播媒介中，音像制品十分发达，但不能取代书的功能，知识分子还是要通过读书打好教养的基础。但书的种类和数量很多，增加得又快；现代人处在“书的爆炸时代”，读书的时间反而越来越少，如何解决“吾生也有涯而知无涯”的矛盾呢？我以为唯一切实的办法就是有选择地读书。从读书的角度看，书可以分成三大类：一类是基础性的必读书，一类是专业性的参读书，一类是业余性的消遣书。在基础性的必读书之中，除了学校的教科书之外，主要是指中外古典名著，特别是经典。能称得上经典的书数量很少，因为它的标准很严格。我以为经典必须具备这样的几个条件：第一，它必须是大的文化体系创建时期的代表性作品，具有始祖性而不是流派性；第二，它包含着这一文化体系的基因，对该文化传统的形成，起着定型、导向的作用；第三，它是大悟性大智慧的结晶，故内涵丰富深厚，可以作无究尽的解释发挥，所以不会过时；第四，它世代为广大范围的人群所奉读，在社会许多文化领域有普遍的影响，甚至成为一种共同性的文化语言。


　　在中国，具备以上条件的经典，在儒家即是四书五经，在道家即是《老子》、《庄子》，在佛教即是《心经》、《金刚经》、《坛经》，在诸子百家即是《孙子》、《韩非子》、《墨子》、《楚辞》等。中国的思想文化可以说是在这些基本经典的基础上，通过各家各派创造性的诠释和应用而发展起来的，这是客观存在历史事实。不管你喜欢与否，经典已经在文化传统中形成了崇高的权威性和不可替代性，而且在今后很长时间内还将继续发挥思想宝库和智慧源泉的作用。这些经典，至少是其中最重要的几部如《论语》、《老子》《周易》，应是中国知识分子的必读书，而且应该精读、熟读、反复读，百遍不嫌其多，百年不嫌其久，因为其中几乎每句话都广为流传，到处被引用，而人们在不同时期都会有不同的读书心得，无有已时。今天的人也许能说出比经典作家更精彩的话来，但是起不到经典那样的作用。而其他的书，有的可以不读，有的可以泛读，有的经过筛选，只精读书，应该一头抓经典，一头抓学术前沿，便是最聪明的做法，这是最有效的利用读书时间。当然，对经典不能迷信迷信，除非是崇拜它的信徒，一般人从经典中找出谬误关非难事，天下哪有句句是真理的作品！所以读经要活读不要死读，要有分析有选择的思考，不要一概接受。不过要选择必先熟悉，即使要批判也须先下功夫读通它，了解它在文化史上巨大而复杂的作用，否则选择不会准确，批判不会深刻。旧时代旧教育的根本缺陷不在读经，而在崇信不疑；从人的文化素质的培育来说，经典不能不读，只须改进方法不宜废止读经。


　　一个新时期合格的知识分子，其文化素质的结构应该有这样几部分：道德品格，综合修养，专业知识技能，业余爱好。这四部分应当均衡发展，形成合理态势。道德品格是决定人的境界高低、人格尊卑的东西，是知识分子的灵魂。综合修养主要指文史哲的基本训练和积累，不论从事什么职业，都应该具有一定的人文素养。而现代教育只重专业知识训练，而忽视人文道德，职业教育成为主导性的；即使有人文课程，由于教学方式不当，结果起不到充实精神生命的使用，常成为取得学分和学位的工具，这是必须加以调整的。而要加强道德和结合文化训练，阅读经典是必要的途径。这是一个笨办法，难收立竿见影之效，但它是最有长效的办法，可使人一生受用不尽。经典中有哲学，有道德，有历史，有文学，有大圣大哲的睿智卓见，有为人处世的不移箴言，蕴含着真善美的精华，可以使人高雅、深厚，长才智，有文采。庄子说：“水之积也不厚，则其负大舟也无力”（《逍遥游》），我们也可以说经典训练不实，则其做大事也无力。其人也许可成为专业人才，但难成为大方之家。我这样说是历史证的。在近现代中国知识分子中，不仅大思想家、大政治家、大艺术家、人文学科的大学者，都无一例外的接受过文化要典和国学的严格训练，即使是大的自然科学技术专家，也都有较深厚的国学功底，无不对本民族的经典相当熟悉。如华罗庚、苏步表、钱学森和美籍华裔科学家杨振宁、李政道等，者是学贯中西、文理双通的，故能有博深的见识，恢宏的气度。新一代的知识分子至少应该读一读《论语》、《老子》、，孟子》、《庄子》、《孙子》，不能再少了，否则往往比不上一个外国的科学家和学者所拥有的中国学知识，怎么样样去走上国际学术舞台呢？


　　我们必须把经典学习的意义，提到世界文化发展的高度来认识。新的世界，决不如美国亨廷顿教授所预测的那样，将是东西文明冲突的时代，恰恰相反，它将是东西文明互补共进的时代。这个进程实际上早已经开始，目前正加速。西方工业社会在取得工业文明的划时代和世界性的成就的同时，面临着生态失调、人际紧张、精神空虚、人性堕落等一系列深刻的危机，不得不做出重大的调整。一些有识之士看到了东方文明包含着补救西方文明弊病的超前内容，正加紧努力研究东方学术，钻研《论语》、《老子》、《周易》等经典，认真从中吸取智慧，促进西方在价值观和社会发展模式上有所改变。与此同时，东亚一些国家和中国，在努力复兴或保技东方文化传统的同时，已经或正在学习、引进西方发达国家的市场经济、管理经验和科学技术，以及其他先进学说，将两者结合起来，创造东方特有的现代化模式。由于东亚经济的迅速发展，作为发展背景的东方文化也相应地提高了国际地位。很明显，东西文化双向交流已经成为世界性的社会潮流，无论在理论上还是在实际上都富有成效，这是世界文明向更高阶段发展的必然趋势。东西文化之间当然有对立和冲突的一面，但那是次要的，互渗、互补和合流才是主要的。在这种国标性文化格局下，中国现代和未来的知识分子，必须兼有东西文化的素养，才能适应新时代文化国际化的需要，否则不仅会丧失民族风格，而且也跟不上西方文明发展的最新潮流。


　　中国中断经典教育为时很久，开初一段时间内，不觉得有什么不好，渐渐地，其不良后果陆续显露。由于新一代知识分子的国学根柢普遍浅陋，大师级的学者便难出现。学校教育没有经典训练，社会青年缺乏基本道德观念和基础性传统文化知识，于是造成社会道德滑坡和精神生活庸俗浅薄。所谓“中华是礼义之邦”早已是过去的事情，而今“礼义”二字竟在何处？目前社会道德风气的败落、社会行为的无序状态、拜金主义的猖獗横行、精神信仰的无所归依，已经达到很严重的程度，大家有目共睹，亲感身受。这种状况不是靠短期内突击措施所能改变的，尽管这些临时措施不能不采用，归根到底还是要靠社会管理水来的大幅度提高，和人的文化素质的普遍改善。这就与国民教育的战略有关，它的着眼点是二十一世纪，它的基础工程则是经典教育。


　　来源：《原道》第1辑，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94 原标题：谈谈“读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