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颜真卿对“礼治”思想的传承与弘扬

“礼治”是中国古代政治思想的重要组成部分。自西周初年，周公作《周礼》开始，以礼治国、以礼治军、以礼育人的思想与实践逐渐成为中国政治中的主流。至春秋战国时期孔子、荀子等人对“礼治”思想作了进一步的阐发与弘扬。与此同时，法家高扬“法治”的旗帜，阐明法治的重要，故秦汉以后的统治者，从其总体上看，皆礼法并用。当然，礼法而这并非时时平分秋色正如曹操所言：“治定之化以礼为首，拨乱之政以刑为先。”但礼于法又很难截然分开，总是在礼的涵盖下，对国家实行治理的。颜氏子孙在北朝末年乃至隋唐时期，坚持与弘扬礼治思想，颜真卿就是其中著名的一位。

颜真卿对礼治思想的传承与弘扬主要体现在两个方面，一是坚持以礼治国的原则；二是宣传礼治思想。

一、恪守朝廷有关礼仪，对不符合朝廷礼仪的行为予以坚决的批驳，对于若干有争议的问题，引用古代礼仪予以说明解释。

从颜真卿现存的文集中可以来看出，他对“以礼治国”的原则是坚持不懈、一丝不苟的。他在公元779年写成的《请复七圣谥号状》，则集中体现了其处事以礼、敢于反对任意胡为和反对浮华不实的精神。当时，从玄宗后期开始，“奸臣窃柄，析言而乱旧法。轻议而改鸿名，随广累圣之谥，有加至十一字者，皇帝则悉有大圣之号，皇后则皆有顺圣之名”，这不仅破坏了中国传统的谥法之礼，而且极大地败坏了社会风气。对此，颜真卿依据《礼记》中的谥法，以大无畏的精神予以驳斥与抨击。他认为，谥的目的是“使夫善者劝，而恶者惧也”，故不需要在文字上罗列重复。“禹、汤、文、武之君咸以一字为谥，言文则不称武，言武则不称文”，这样才算“事归至当”。即使到了唐朝，在高祖太宗和高宗时期，谥号也是按照古代的谥法进行，而不是捨弃质朴的原则而崇尚浮华的风气。“高祖谥太武，用汉制；太宗谥曰文，行周道也。”这应该成为后代定谥的原则。根据上述道理，颜真卿提出，从唐肃宗以上的“七圣”应该按照古代的谥法，“少不为贬，多不为褒，虽美众所归，可一言而自尽矣，”从而改变玄宗后期以来，对七帝乱加谥号的情况。
颜真卿的《请复七圣谥号状》虽然涉及到的仅是一个古代礼仪中的具体问题，但却表现出了颜真卿反对虚夸、反对对统治者无原则的吹捧的浮华不实之风，表现了实事求是的可贵精神，这种对当权者、在上位者的无原则吹捧的风气，是古代社会留给近现代的痼疾。凡是经历过“文化大革命”的人，对这种现象恐怕还是记忆犹新。而远在一千二百余年前的颜真卿就敢于对这一问题提出质疑与批评，这的确是难能可贵的。

《庙享仪》作于德宗建中二年（781年）九月，当代宗丧礼将毕，德宗令群臣议论是否享迁唐室先祖，群臣意见分歧，颜真卿根据传统礼仪及现实情况提出自己的见解。前人认为“《庙享仪》等篇说礼尤为精审”（《四库全书》之《颜鲁公集提要》），说明该篇同样表现了颜氏以礼治国的精神。其中特别值得令人重视的是颜真卿认为：“《礼经》残缺，既无明据，儒者能比方义类，斟酌其中则可举而行之，叶（協）于正也。”这明确地表现了颜真卿虽事事依礼而行，但并非完全拘泥于古代礼制，而是能够根据时势的变化，对古礼加以损益变通。

《与郭仆射书》（争座位帖）写于广德二年（764年），当时担任仆射的郭英乂为党附宦官鱼朝恩而违反朝廷礼仪，对朝臣座次乱加安排，引起朝臣的不满，颜真卿写了此信，阐明朝臣的班次原则，维护朝廷传统礼仪。其大体过程是：广德元年，吐蕃发兵内侵，是年底攻入京师长安，代宗出奔。郭子仪奉命反击，收复长安，是年十二月间代宗返回长安。郭子仪继续率军作战。次年十月，郭子仪父子自泾阳班师，代宗命百官于京城西廓的开远门迎接，并于安福寺举行兴道之会。时尚书右仆射郭英乂为讨好任观军容使的宦官鱼朝恩，竟违反朝廷固有礼仪，把鱼的座位安排在高于六部尚书的仆射一行。颜真卿时为检校刑部尚书兼御史大夫，故对郭的此种行为提出严肃批评。
颜真卿首先引用《左传》、《尚书》等典籍中的论断及史实，说明保持晚节的重要，奉劝郭仆射要接受“满则溢”的教训，接着指出在此次兴道之会上，他“又不悟前失，率意而指麾，不顾班秩之高下，不论文武之左右，苟以取悦军容（指鱼朝思——引者）为心，曾不顾百僚之侧月，亦何异清昼攫金之士哉！”即言这种打乱班次的作法，真是利令智昏。他强调“君子爱人以礼，不闻姑息”，“乡里上齿，宗庙上爵，朝廷上位”，这种重视和维持等次的目的是为了“天下和平”，即社会稳定。而郭仆射的这套作法毁坏了朝廷纲纪，即使对其本人也是十分不利的。
颜真卿对于郭氏的这种有理有力有节的批评，可谓义正词严，它表现了颜真卿处事以礼和敢于维护国家正常秩序的精神。

二、以礼治思想作为评价人物的标准，借机大力宣传礼治思想。
礼治原则要求执政者及全体庶民，以礼修身，即按照孝、悌、忠、义的原则去加强自己的修养，然后按照齐家、治国、平天下的道路去完成自己的历史使命。颜真卿对己对人都按照孝、悌、忠、义的原则去要求，从而传承与弘扬了礼治思想，也明确指出了德有三，孝弟称其至；常有五，仁道原其终。（《东莞臧氏糺宗碑铭》）也就是说孝弟是德道中最重要的，由此才能产生其他美德，而仁义礼智信五常，最终都要归于仁，或说都是仁的不同表现。在传世的《颜鲁公集》中，有颜真卿为他人撰写的大量碑铭，每一篇都是他对同代人的一个评价，这个评价的标准就是孝、弟、仁及由此源生的信、义、忠、勇、慈、直、纯等。例如，他称赞少年才俊郭揆“孝第之至”；（《河南府参军赠秘书丞郭君神道碑铭》），称赞元结“义烈刚劲”、“忠和”、“真纯”（《容州都督兼御史中丞本管经略使元君表墓碑铭》）；称赞崔沔为“华宗之孝子”，并借他人的极力赞扬崔氏的孝行要超过古代的孝子老莱子，“公之侍亲也，孝达乎神祇；居忧也，哀贯乎天地。”（《赠尚书左仆射博陵崔孝公陋室铭记》）称赞田神功“正直率下，含弘厚下，起孝而德感生人，竭忠而精贯日月”（《宋州官吏八关斋会报德记》）在称赞少数民族将领阿义屈达于时说：“竭诚奉主之谓忠，率义忘躬之谓勇，忠勇不犯则名登于明堂。子仕教忠之谓慈，战阵有勇则谓孝，孝慈有裕则道存乎方册。”这里对忠勇慈存四者的关系作了新的诠释，据此而称赞阿义屈达于“正直忠鲠，以信行闻”，“秉心专一，立言无二”……。在颜真卿为其伯舅作的墓碣铭时称：“善父母之谓孝，睦昆友之谓弟，孝弟也者其仁之本欤！……谁其兼之，即我伯舅殷君其人矣。”另外对宗室李道用丧母时的孝行大加赞扬，以上这些都证明，孝弟等道德规范是颜真卿臧否人物的最重要标准。

颜真卿以孝弟忠义等为评价人物的标准，实际上发挥了褒扬正义，贬斥邪恶的作用。因此，这种对是非的评议决不是信口雌黄，而是严肃而认真的。《驳吏部尚书韦陟谥忠孝议》就表现了这样的态度。当时（永泰元年）尚书省已为病故的吏部尚书韦陟议定谥号，太常博士拟议为“忠孝”，颜真卿则提出一个人同时谥为“忠”与“孝”是不当的，正如昼与夜本不同时出现，春与秋岂宜同日的道理，因此对韦不必忠、孝同谥。

用孝弟忠义等原则去评价他人，同时也就是对自己的鞭策，因此上述事例也表现了颜真卿以礼修身的思想。在这里需要补充的是颜真卿的清廉品德。清廉作为以礼修身的一项内容是从孔子开始的。《论语?里仁》载：“子曰：富与贵是人之所欲也，不以其道得之不处也；贫与贱是人之所恶也，不以其道得之，不去也。”以非法手段攫取财富就是贪污，宁守贫贱而不贪污就是清廉。《论语?述而》载：“子曰：饭疏食，饮水，曲肱而枕之，乐亦在其中矣，不义而富且贵，于我如浮云。”另外，孔子称赞颜回：“贤哉，回也！一箪食，一瓢饮，人不堪其忧，回也不改其乐，贤哉，回也！”这些都表现了孔子的清廉思想。颜真卿在从政过程中坚守廉洁奉公的原则，把清廉作为修身的原则之一。例如，《与李太保帖九首》其中一帖云：“……刑部尚书颜真卿……拙于生事，举家食粥，来已数月，今又罄竭，只益忧煎。辄待深情，故令投靠，惠及少米，实济艰难，仍恕干烦也。”此帖俗称《乞米帖》。又一帖云：“……病妻服药，要少鹿肉脯，有新好者望惠少许……。”此帖又称《鹿脯帖》，这是颜真卿日常生活的写照，一个正三品的官员，竟然连吃饭都成了问题，在古今中外都是罕见的。答案只能是因官俸有限，正常开支多，而在官俸之外又毫无所取，所以只能“举家食粥”亦难以为继了。由此可见，颜真卿清廉作风的一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