戊戌变法与中国现代化进程

戊戌变法与中国现代化进程

颜炳罡

有人认为洋务运动是中国现代化的起点，也有人认为“五四”新文化运动是中国现代化的起点，笔者认为这两种观点都很值得商榷。由洋务运动经戊戌变法、辛亥革命到“五四”新文化运动，中国的现代化似乎由物质层面经制度层面再到文化层面的转化，由此有人认为洋务运动可以作为中国现代化进程的逻辑起点。其实不然，因为这一过程大体反映了中国人对西方社会的认识过程，反映了中国向西方学习这一历史课题的不断深化过程。虽说这一过程与现代化进程有一致之处，但它不是现代化进程本身。现代化进程意味着传统社会结构的解体和新的社会运行机制或社会形态的再造。洋务运动的领袖们试图在不触动传统社会结构的前提下，通过引进西方的坚船利炮、科技器物达到富国强兵的目的，这一作法显然游离了现代化的本质。更何况，他们所创造的那种“官督商办”、“官商合办”的企业运行模式实质上是将企业变为封建体系的附庸，与现代企业制度是完全背道而驰的。尽管洋务运动在客观上促进了中国资本主义因素的增长，但从本质上看它是封建制度内的自我调整，不能作为中国现代化的肇端。它的努力及其失败构成了中国近代社会发展中的一环，但不是中国现代化进程中的一环。


再看“五四”新文化运动。正统史学观点认为，“五四”是中国现代史的开端，由是之故，有的学者认为中国现代化始于“五四”。这一观点是有问题的：第一，它没有将现代化与现代区别开来，现代化是用以指陈社会发展程度的价值范畴，而现代则是用来说明历史状态的描述性概念。第二，它把中国的现代化进程与现代史的进程混为一谈。当然，“五四”新文化运动明确提出了反帝反封建的口号，但反帝的行为不始于“五四”，反封建同样也不始于“五四”。自林则徐禁烟到三元里抗英，反帝斗争就已经开始了。“五四”时期陈独秀、胡适等人对封建主义的批判并没有超过康有为、谭嗣同、严复等人的水平。至于对民主与科学的提倡也不迟于戊戌变法时期。我们认为“五四”新文化运动是中国现代化进程自我展开的逻辑环节，但不是中国现代化进程的逻辑起点。


戊戌变法是以康梁为代表的先进知识分子在内忧外患的刺激下所展开的一场救亡图存运动。它力图通过中国社会内部结构的自我调整转出一个全新的社会类型，将一个封建专制的中国改造成君主立宪制的国家，使国家步入世界发展的轨道，走上现代化的道路。戊戌变法是中国现代化进程的逻辑起点。


戊戌变法实质上是一场深刻的社会改革运动，从某种意义上说它是一场社会革命。第一次鸦片战争失败后，明智的中国人如龚自珍、魏源、郑观应乃至曾国藩、李鸿章等人都意识到中国正面临着三千年未有之变局，正面对着亘古未对之强敌，中国必须改革，必须向西方学习，才能够生存下去。然而如何变？变什么？是对旧体制实行根本性的改造还是作枝叶的调整，这是以康梁为代表的维新派与其以前各种政治人物区别开来的标志。康有为明确指出：“能变则全，不变则亡；全变则强，小变则仍亡。”（《上清帝第六书》）由是他认为洋务派所谓的“新政”只是枝叶皮毛之变，最多算是“变事”，称不上是“变法”。这种不从根本上寻求社会问题解决的做法，“徒糜巨款，无救危亡。”（《上清帝第四书》）只有革尽旧俗，一意维新，从根本上转变中国的社会结构，才能救中国。


所谓从根本处着眼进行变法，就是以日本为榜样，全面改造中国政治制度、经济制度、教育制度、军事制度，即对“一切政事制度重新商定”。戊戌变法在中国历史上第一次提出了由传统走向现代的系统方案。


戊戌变法又是一场深刻的思想启蒙运动。康有为、谭嗣同、严复等启蒙思想家猛烈批判封建专制主义，批判旧伦理，批判并揭露中学的不足，倡导博爱、平等、自由、人权。这些思想观念并没有因戊戌变法的失败而消失其影响，相反，更加深入人心。由戊戌变法到辛亥革命直到“五四”运动，政治运动、社会思潮运动一浪高一浪，尽管前后有许多不同，但就其追求民主、科学、自由的目标言，并无本质的差异。


戊戌变法虽然失败了，但它却规定了中国社会未来的发展方向，构成了中国现代化的逻辑起点。中国走向世界，世界走向我们，中国迈向现代化是一不可逆转的必然过程，至于如何走向现代化、以什么方式走向现代化是这一必然过程的具体展现形态。戊戌变法的失败只是自上而下的改良方式走向现代化的失败，而不是其目标的失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