儒学从来不是学者的奢侈品

孔子是一位伟大的教育家，私人办学的真正开创者。他创建的学校，没有院墙，没有篱笆，没有门卫，更没有高大雄伟的建筑，甚至没有固定的讲堂，向全社会完全开放，与外界没有一点屏障。正因孔子讲学没有固定的场所，因而整个天地间无处不可以为场所。既可“游乎淄帷之林，休坐乎杏坛之上，弟子读书，孔子弦歌鼓琴”，也可寄情山水之间，指点“仁者乐山，智者乐水”的人生感悟和发出“逝者如斯”的喟叹；既可在出访、周游列国的旅途中，告诫学生“道听而途说，德之弃也”，也可在陈蔡绝粮之际甚至是生死存亡的紧要关头，告诉学生“君子固穷”之志和生命存在的庄严。总之，在孔子那里，无处不可以为教，亦无时不可以为教。孔子的学校就是孔子的道场，儒家的道场。孔子没有固定的学校就是说儒学没有固定的道场，无处不是孔子的学校亦即是说天地间无处不可以作为孔子的道场。在山巅，在水涯，在林中，在庭院，在途中，在宾舍……道无处不在，无时不在，孔子对学生因材施教，随机点化，方便权说。

    孔子的学校，不用注册，没有升级考试，“自行束讨以上，吾未尝无诲焉。”孔子的学校不是幼稚园，他不可能给每位学生烧水做饭，帮其束装打扮，只有能自己照顾自己的生活，“未尝无诲焉”，这是进入孔子学校的唯一标准。在孔门中，有富人，也有贫者；有贵族子弟，也有贱人之子；有住在国都的城里人，也有郊野之人。他的学校向所有人敞开，不问出身，遑论贵贱？孔子一生从事教育工作，据说弟子有三千之众，贤者也有七十之多，像颜路、颜渊父子等等是穷人，子贡等是富人；仲弓、伯牛、子张等是贱人，而孟懿子、南宫敬叔是贵族之子。“有教无类”是孔子创立儒学的根本宗旨。


“有教无类”从根本上决定了儒家学说的本质。“有教无类”的涵义不是某些特定阶层、特定集团、特定群体的人可教，而是人人可教。人人可教即人人可学，人人可学即大众之学。人人可学实际上也是人人可行、可知，能行、能知之学。孔学即是人人可行可学、能行能学之学。孔子之教不过文、行、忠、信，不过诗、书、礼、乐，落实下来不过“入则孝，出则弟”，“出门如见大宾，使民如承大祭”等等，谁人不能知之？谁人不能学之？又有谁人不能行之？关键在于自己愿学不愿学、愿行不愿行，这不就是“为仁由己，而由人乎哉？”“我欲仁，斯仁至矣”的真意吗？


“有教无类”不是某部分人的问题，而是所有人的问题。孔子教导人的，不是如何挣大钱、发大财、当大官，而是人如何才称得上是人，怎样才能算做人，如何才能成为一个完全的人。孔子告诉我们做人比发财更根本、更基础、更富有根源性。要做人，就要修己。现实存在的每一个人都有许多不文雅、不合规矩、不合法度的东西，有许多贪欲、偏执、矫情，这些东西不合乎人道之常，人情之常，偏离了生活的常态，难道不需要“修”吗？不需要“理”吗？修己就是修理自己，打点自己，使自己心态、行为由不正归于正，这里并没有远离生活常态的更高深、更玄远的东西。修己何分阶级，何分富贵贫贱，何分男女老幼，而是人人应为能为，能知可知的事情。孔子儒学的意义就在于将礼乐教化不分族类、不分老少向所有人敞开，实践“有教无类”。


“有教无类”虽说是讲人人可教，然而，在这里“教”毕竟是主动的，而“类”是被动的，此语告诉我们，教者需有愿教爱教之心。孔子认为自己不过是“学而不厌，诲人不倦”而已。正是“教不倦”，使孔子与隐者区别开来。孔子有这种愿教爱教的仁心，他不会像楚狂接舆那样，如疯如颠，一路浩歌，隐于市朝；也不会像荷   丈人那样，欲洁其身而放弃社会责任；而面对隐者长沮、桀溺“滔滔者天下皆是，而谁以易之”的发问，孔子明确回答：“鸟兽不可与同群！吾非斯人之徒与而谁与？天下有道，丘不与易也。”(《论语·微子》)人不能与鸟兽同群共处，人不与人打交道，解决人的问题，而逃避现实，回避问题，这样的人生还有什么意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