颜炳罡：2015年新儒学“一体两翼”发展格局

颜炳罡（资料图）

    学术界反思新文化运动

    2015年是新文化运动100周年，各地学术界召开了不少纪念新文化运动的学术会议，不少学者对新文化运动激进反传统的倾向进行反思，继承和发展中华优秀传统文化成为学者共识。有学者表示，“中国的现代化建设不是简单地移植西方现代文化，而是一种根源于中华文化传统的整体文化创造”；还有学者坚定地认为，“中国文化终将回归尊德重礼的大传统”。


    民间儒学活动在全国遍地开花


    各种类型书院、国学班、国学讲堂等传播儒学的场所在全国遍地开花，有的活动还很高调。例如，2015年11月在深圳正式成立了“中华孔圣会”。这是一个立足中国面向全球的儒家民间组织，以“尊孔崇儒，弘扬传统，重建信仰，复兴中华”为宗旨，力图将儒家散落各地的组织机构的资源和力量整合起来，有规划地从事儒家文化的民间复兴。


    儒学对外交流活动日益频繁


    2015年9月16日，国际哲学学院（IIP, International Institute of Philosophy）院士大会在北京大学开幕。此次大会设立了中国哲学专场，向世界展示以儒学为主体的中国哲学思想。12月18日，2015中韩儒学对话会开幕，中韩两国80余名学者和各界人士200余人聚首孔子故里中国山东曲阜，探寻儒学在两国命运共同体中发挥的文化纽带作用。会议还发布了《中韩儒学共同振兴倡议书》，首次提出携手建设“中韩儒学协作体”目标和行动计划，达成多项儒学合作协议。


    民间儒学成为新儒学思潮发展的主体


    民间儒学在不同地方、针对不同的对象，有不同的称谓，如“大众儒学”“百姓儒学”“生活儒学”“乡村儒学”“社区儒学”等。民间儒学既无固定的组织，也无清晰的理论边界，一切在当代中国所发生的儒学大众化、草根化、生活化、实践化的活动以及从事此方面理论探索者皆可称为民间儒学。民间儒学之所以成为当代新儒学思潮的主体，主要有如下原因：


    其一，民间儒学思潮兴起顺应当代社会发展的趋势。民间儒学的兴起可谓上合天时，下接地气，中得民心。21世纪以来，随着中国经济的快速发展和综合国力的提升，以及全球一体化进程的加速，文化自觉、文化自信成为当务之急。因而，将作为中华文明DNA的孝、悌、忠、信、礼、义、廉、耻接续起来、传承下去，是时代赋予中国人的历史使命，也可以说是中国文化的“天时”，民间儒学的兴起顺应了这个最大的“天时”。民间儒学的特点就是使儒学切于寻常百姓的人伦日用，让儒家思想、道德、礼仪规范变得通俗易懂、畅晓明达，使之成为百姓的行为规范及日常生活的向导，故可以说它下接地气。民间儒学推动过程中，不少学者从孝亲、家庭和睦、邻里互助等最基本的人间常情、常理入手，唤醒民众的道德良知，以情感人、以理服人、以文化人，易于为百姓接受，因而它深得民心。


    其二，民间儒学兴起不是个别学者的学术实践活动，而是由官、学、民、企多方参与和互动，共同构成的文化运动。近年来，很多地方政府尤其是基层政府在儒学进乡村、进社区、进机关等方面做出了积极探索。各地高等院校、科研机构的人文学者或面向大众编写儒学通俗读物，或走出学术殿堂，走进企业、社区乃至乡村，到百姓中去宣讲、推广儒学。有文化情怀的企业家也参与到这场儒学复兴事业中，他们或将儒家理念引入自己的企业管理，或在企业内部将儒家经典学习常态化、制度化，或为“乡村儒学”“社区儒学”提供资金支持，还有企业家直接投身民间儒学运动中，成为民间儒学积极践行者与推动者。


    其三，民间儒学思潮是当前所有新儒学思潮中影响最大、波及面最广的思潮。书院、论坛、讲堂是儒学传播的重要场所，在全国主要省、市都有分布。有些地方既办有全国性论坛，也办有省级讲堂，甚至各地级市、县、乡、村都办儒学讲堂。例如山东省推出的图书馆加尼山书院的模式在全省的数量达50多家。这些书院、讲堂都为儒学的大众化、草根化、生活化、实践化作出了自己的努力，尽到了自己的责任。而书院、讲堂的讲师、志愿者、义工在不同地区、以不同方式所做出的努力将民间儒学思潮推向新的广度与深度。


    “精英儒学”学术研究与理论创新取得了新的进展


    “精英儒学”也可以称为“知性儒学”或“学术儒学”，指有儒家信仰的学术精英所展开的儒家学术研究与理论创造活动。


    面对全球化与现代化的双重挑战，如何延续与传承作为中华民族“独特精神标识”和“精神命脉”的中国传统文化成为摆在当代学人面前的重大课题，对中国传统文化进行创造性转化与创新性发展是时代赋予当代儒家知识分子新的历史使命。近一段时期，所谓“和合学”“情感本体说”“情感儒学”“新仁学”“仁本体论”“中国诠释学”等新理论不断出现，体现出进入21世纪以来中国知识分子强烈的创新意愿。这些创新理论虽然不是2015年提出来的，但在2015年这些理论还在持续发酵，其中以“新仁学”和“仁学本体论”两说在2015年最受关注。


    儒家理论体系的创新固然重要，而回应当代社会的理论问题可能更加迫切。马克思主义与儒学的关系、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与儒学的关系、儒学与中西文明对话等依然是学术界关注的热点话题。有的学者指出，不能非历史主义地争论马克思主义与儒学的高下优劣，或对其抑扬褒贬。马克思主义是中国革命和社会主义建设的理论指导，儒家文化是中华民族的精神血脉和中华民族的文化之根。既要反对蔑视以儒学为主导的中国传统文化的文化虚无主义，又要反对拒斥西方先进文化的保守主义思潮的沉渣泛起；高扬传统文化并不是反对马克思主义，而是实现马克思主义与中国传统文化精髓的有机结合，为实现马克思主义中国化做出新探索与努力。


    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与儒家道德体系的关系依然是2015年学术界讨论的热点问题。许多学者指出，社会主义核心观与儒家道德观念可谓异曲同工、一脉相承。社会主义价值观不能脱离于中华文化传统之外，而是根植于中华民族的血脉，延续着中华民族的精神。而传统儒家的乡约、家风、家训及一系列的蒙学读物等对涵养社会主义的价值观都有着重要作用。


    精英儒学在出土文献整理、先秦儒学、宋明理学尤其是阳明心学，以及儒学与中西对话、儒学与当代价值探讨等领域的研究方面，都取得了可喜的进步。


    “应用儒学”在争议中前行


    “应用儒学”指具有强烈的现实关怀的当代儒学现象，其中包括儒学在政治领域应用的“政治儒学”、儒学在商业伦理中应用的“新儒商”，以及儒学在生态文明建设中应用的“新生态观”等。这里我们重点介绍“政治儒学”与“新儒商”。


    “政治儒学”是一个较为宽泛的概念，主要指当代儒者对儒学在政治中运用的探索。包括具有儒家原教旨主义色彩的“新康有为主义”，也包括“道统、政统、学统”即“三统并建”说，以及提倡“以民主仁爱为体，以科技法制为用”的“民主仁学”、“中国正义论”、“仁义为体、自由民主为用”，等等。


    “政治儒学”在2015年被热炒，源于台湾新儒家学者对大陆以公羊学为底色的“政治儒学”的批评。台湾学者对大陆“政治儒学”的批评，引发一些大陆学者的反批评，而这种反批评同时又引起许多学者对反批评的批评，一时间煞是热闹。大陆儒学界大部分学者对所谓“儒家宪政”或标榜为超越西方民主的儒家“王道政治”是不认同的，认为这种政治设计在理论上不合乎原始儒家的内在标准，在实践上也根本无法落实。


    2015年，在“应用儒学”领域，除“政治儒学”广受学者关注之外，“新儒商”这一话题不仅为学界所关注，更成为社会公共话题。由学者与企业家共同主办的各种“儒商论坛”、“儒商论域”在这一年度不时出现，儒商精神、新儒商文化、新儒商书院等概念已不新鲜。有的学者指出，最近几十年，中国的思想界和学术界开始自觉地发展儒商文化。儒商关切政治、参与社会、注重文化，他们不仅是企业界的知识精英，同时对世界大势也特别关注。有的学者指出，企业界的公共知识分子是现代意义的儒商，以严格意义上的儒商最高标准来论，目前中国的企业家都没有资格算是儒商，甚至得出儒商在当今中国已荡然无存的结论。当然，也有学者并不认同这种悲观的结论，认为儒商是既儒且商，或者说亦儒亦商，说到底就是具备“士魂商才”的人士。只要能做到以德行驭财富，而不是有财富而无德行的“土豪”，就是儒商。在这个意义上，当前中国不乏儒商。


    “应用儒学”并不限于“政治儒学”和“新儒商”两个领域，由于儒学是一种全面安排人间秩序的文化系统，它渗透到人们日常生活的方方面面以及社会的不同角落，因而儒学的应用在当代中国是全方位的，在教育、经济、廉政建设、生态文明等领域都有体现。儒学在当代中国已经成为一门显学，它之所以能“显”，关键取决于它的“用”，即它对当代中国乃至当代世界有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