董仲舒思想的历史地位与当代价值

（* 此文是2015年9月17日在德州学院的讲座的录音整理稿。该活动由山东大学儒家文明协同创新中心、山东大学儒学高等研究院、德州市、董子书院合办。）

    非常高兴有这个机会来跟大家分享一下我的一些想法。但是，说老实话，我不是董学专家。在座的有很多董学专家，让我来讲，属于典型的班门弄斧，呵呵！当然，我对董子也有一些想法，只是一直没有机会写成文章。今天趁这个机会，我把我的想法讲出来，向大家、特别是在座的董学专家请教。

    从昨天开始，我们在董子书院进行研讨，主题是董仲舒的思想，大家特别关注董仲舒思想的地位问题。很多专家谈了很好的见解，我大致归纳了一下，主要是这样两个方面：一方面是讲，董仲舒的思想应该享有崇高的历史地位，但是一直没有得到学界的足够重视，原因何在？另外一个方面，从正面来讲，他应该享有崇高的历史地位，那么，究竟应该如何给董仲舒定位？我今天的报告也从这两个方面来讲。时间有限，我只能很简单地谈谈我的一些想法而已。

    一、董仲舒的思想为什么一直没有得到足够重视？

    有学者谈到，其原因可能与马克思主义史学研究方法有关，例如“唯物主义/唯心主义”这样的对子。用这样一种方法去研究董仲舒，就会把他归入唯心主义，而且是唯心主义的一个很典型的代表。确实，董仲舒的思想具有浓厚的神学色彩，这是一个原因。还有学者谈到，到了“文革”的时候，这样一种研究方法更加向“左”的方向偏移，达到无以复加的地步，董仲舒不仅是唯心主义的问题，更是地主阶级的思想代表，诸如此类的帽子很多。

    我想，这些方面当然是很重要的原因，但是，这些原因还是比较晚近的、外在的。其实，更大的一个原因是：这些年来，可以说从现代以来，对中国古代思想史、古代哲学史的研究，重点都放在宋明理学。很多学者都是研究宋明理学出身的。研究宋明理学的人，很容易以宋明理学为标准，用宋明理学的眼光去打量董仲舒，这样一来，就有问题，就容易发生历史的错位。

    宋明理学家，尤其是程朱理学，对董仲舒是不大看得起的。昨天有学者谈到，中国历史上，排得上号的一流的伟大思想家，从孔子开始排起，其中有朱熹。其实，在我的心目中，朱熹的地位很低，甚至是个“反面角色”。但我今天没有时间去讨论这个观点，我在一些文章中谈过这个问题。宋明理学是帝国时代的后期的哲学，尽管精致，但两千年帝国儒学的基础并不是由他们奠定的，而是由董仲舒奠定的；宋代以来的帝国后期，是中华帝国走向衰落、中国的“内生现代性”发轫的时期，但在这个历史时期的儒学中，程朱理学并不是“开新”的一派，而是“守成”的一派。[ 参见黄玉顺：《论“重写儒学史”与“儒学现代化版本”问题》，《现代哲学》2015年第3期。] 所以，我对朱熹评价不高。

    反之，我认为，董仲舒的历史地位应该重新彰显出来。不能按照宋明理学的思想观念的框架去看董仲舒。他的思想怎么会和宋明理学一样呢？他的思想方法当然是不一样的。你站在你的立场上去看他，他也可以反过来站在他的立场上去看你，这都是很主观的，肯定是不对的。

所以，我认为，董仲舒之所以没有受到足够的重视，不仅仅有现当代政治上的原因，还有学术本身的原因，就是学界关于董仲舒的研究方法是很成问题的。

    二、应当怎样给董仲舒思想的定位？

    这里我想讲三点：第一，董仲舒思想的历史地位；第二，董仲舒思想对于社会转型的意义；第三，董仲舒思想的当代价值。

    （一）董仲舒思想的历史地位

    我们先来看第一个问题：如何给董仲舒的思想做一个历史的定位？

    其前提是：我们要对中国历史本身有一个历史哲学的框架。这相当于说：如果你要给一个点定位，首先就必须建立一个坐标系，否则你没法给它一个准确的描绘，说明这个点到底是什么。我们看历史人物同样如此，你必须有一个历史哲学的架构，一个坐标系。

    在座的同学们可能比较熟悉的一个历史哲学框架是这样的：据说我们从原始社会到了奴隶社会，又到了封建社会，又到了资本主义社会，然后应该……等等。这个框架大家是很熟悉的，但是今天学术界基本上不用这样的框架来分析中国的历史了，因为这个框架说的是欧洲的事情，不是中国的事情。

    中国的历史，有可靠史料的历史，从社会历史形态的角度来讲，曾经发生过第一次社会大转型。这次社会转型，简单说，就是从“王权时代”转向“皇权时代”。转型以前，夏、商、周三代是王权时代，其基本生活方式是宗族生活方式。天下的政治结构，学界通常把它叫做“家-国-天下同构”。比如说，周武王把天下打下来了，分封诸侯，封的是谁呢？绝大多数都是姬姓宗族子弟。这意味着：天下的结构就是姬姓宗族的家庭结构。那么，在众多的诸侯国当中，有一国是周国，这是最大的宗主国，是由天子直辖的，这个国就是姬姓宗族的核心。所以大家看到，当时是“家-国-天下同构”，这个“同构”就是父系血缘家庭。《礼记·大学》讲“身修而后家齐，家齐而后国治，国治而后天下平”，其实就是这个逻辑。

    但到了秦始皇的时候，中国社会转型了。秦始皇为什么叫“始皇帝”呢？就是说，在这之前，没有这个意义上的“皇帝”，即没有帝国时代的最高统治者。到了这个时候，天下的结构不再是“家-国-天下同构”了。比如说，皇帝要派一个大臣出去任职，这个大臣并不是他家的，不是他一个家族的人。这个时代不是一个“宗族”时代，而是一个“家族”时代。中华帝国两千年，主要的社会斗争并不是什么阶级斗争，而是各大家族之间的斗争。你可以翻翻二十四史，这是很明白的。这就是中国社会的第一次大转型。

    在王权列国时代和皇权帝国时代之间，有一个转型期，大家很清楚，那就是春秋战国时代。伴随着春秋战国时代的社会大转型的，是思想观念的大转型，也就是雅斯贝尔斯（K. T. Jaspers）所说的“轴心时期”（Axial Period）[ 雅斯贝尔斯：《历史的起源与目标》，华夏出版社1989年版，第14页。]。这个时期，诸子百家兴起，儒家是其中的一家。儒家的学说最终取得了国家哲学的地位，这是在汉代才完成的，众所周知，董仲舒在其中扮演了最重要的角色。

    我特别想指出：儒家，从孔子开始，接下来是孟子、荀子等，在整个春秋战国时期这个社会转型阶段，有这么一个思想发展的基本趋向，那就是逐渐走向与历史趋势一致的方向，即从王权儒学转向皇权儒学。例如《周礼》所说的“王”，其实已经不是王权时代的王，而是皇权时代的“皇”了。[ 参见黄玉顺：《“周礼”现代价值究竟何在——〈周礼〉社会正义观念诠释》，《学术界》2011年第6期。] 到了荀子，他着重论证的就是要建构一个帝国、或皇权专制的制度。但这个思想转向的最终完成，其实是在董仲舒那里。

    我们知道，荀子作为大儒，培养了两个学生。这两个学生后来被归入所谓“法家”。其中一个是李斯，他是个政治家、实践家。荀子还培养了一个学生——韩非，是理论家。很多人说韩非是法家，和儒家没关系；其实，韩非就是荀子的学生，怎么会跟儒家毫无关系？我曾经写过一篇文章，讲所谓“法家”和儒家的关系。[ 黄玉顺：《仁爱以制礼，正义以变法：从〈商君书〉看法家的儒家思想渊源及其变异》，《哲学动态》2010年第5期。] 韩非这样的法家，其实就是从儒家中生长出来的。他顺应了社会转型的时代需要，即从列国时代转向帝国时代这么一个时代转型的需要。所以我经常讲，韩非是“中华帝国制度的总设计师”。

    不过，韩非这个“总设计师”是要打折扣的，因为他的制度设计确实跟儒学的关系不大，而且仅仅是在学术上进行的纸上谈兵，严格来讲，秦始皇采取的很多政策措施，尽管和韩非的思想有相当大的吻合，但他未必是从韩非那里学到的；再者，秦朝的帝国制度是有很大缺陷的，所以很快就灭亡了。

    儒家和政治权力的真正的双向互动，是在汉代。在这之前，不论是荀子也好，韩非也好，他们思想上的建构主要是理论上的东西，并没有真正落实到现实的制度安排上；或者说，当时社会转型还没有完成，现实的很多情况还不是很清楚，所以，他们的具体的制度设计是有很多问题的，不太适用。

    整个帝国时代，真正相当于我们所说的国家“基本法”、“宪法”的这么一个东西，是汉代的东西，那就是《白虎通义》。《白虎通义》认为：“（孔子）已作《春秋》，复作《孝经》何？欲专制正法。”[ 原文作“欲专制正”，陈立《白虎通疏证》说：“卢云：‘“正”下当有“法”字。’”]（《白虎通义·五经·孝经论语》）[ 班固等编：《白虎通义》，陈立《白虎通疏证》，中华书局《新编诸子集成本》，1994年版。] 这里“专制”是关键词，这是皇权专制制度的自觉的理论表达。而《白虎通义》的“三纲六纪”，则是两千年帝国制度的核心的制度安排。作为两千年帝国制度的“大宪章”的《白虎通义》，特别是它的核心建构“三纲”，即大家很熟悉的“君为臣纲，父为子纲，夫为妻纲”，那是皇权时代的伦理政治制度安排的一个根本性的东西。[ 参见黄玉顺：《大汉帝国的正义观念及其现代启示——〈白虎通义〉之“义”的诠释》，《齐鲁学刊》2008年第6期；人大复印资料《中国哲学》2009年第1期全文转载。]

    但《白虎通义》并不是一本“专著”，而是一个集体性的东西，相当于是一个御前会议的纪要；[ 见《后汉书·章帝纪》，中华书局1965年版。] 不仅如此，它的许多基本思想，特别是最核心的“三纲”思想，就是从董仲舒那里来的。董仲舒说：“君臣、父子、夫妇之义，皆取诸阴阳之道：君为阳，臣为阴；父为阳，子为阴；夫为阳，妻为阴。……是故仁义制度之数，尽取之天：天为君而覆露之，地为臣而持载之；阳为夫而生之，阴为妇而助之；春为父而生之，夏为子而养之。……王道之三纲，可求于天。”（《春秋繁露·基义》）[ 董仲舒：《春秋繁露》，上海古籍出版社1989年版。]

    由此可见，中国社会第一次大转型的思想理论建构，落实到具体的制度安排上，最终真正完成这一工作的其实是董仲舒，可谓集大成者。反过来讲，如果没有董仲舒的伦理政治哲学，那么，整个两千年的皇权帝国制度，特别是它与儒学之间的关系，那是没法想象的。在这个意义上，董仲舒才是真正的“中华帝国制度的总设计师”。

    这就是我给董仲舒的一个历史定位。

    当然，董仲舒的思想，包括他的论证方式，在后儒看起来可能显得比较粗疏，而且有过于浓厚的神学色彩，比如“天人感应”等。但不管怎样，两千年中华帝国的核心制度的总设计师就是董仲舒。这里我要强调一下：中华帝国是我们中国人最值得骄傲的时代，到盛唐而达到颠峰状态。当年你到长安去逛街，就相当于现在到纽约的时代广场逛街那种感受，满街都是外国人，非常开放，叫做“盛唐气象”。

这是我想谈的第一个问题：董仲舒是中华帝国核心制度的总设计师，这一点是谁也没法替代的。

    （二）董仲舒思想对于社会转型的意义

    第二个问题，董仲舒思想对于社会转型的意义。我刚才提到了中国社会的第一次大转型。诸位，我们现在正处在中国社会的第二次大转型之中，这次转型还没有完成。第一次大转型是从“王权社会”转向“皇权社会”；我们现在是从“皇权社会”转向“民权社会”，即转向一个现代性的社会，我们的整个生活方式都在发生转变。

    这里我想强调一点：中国社会的现代转型、现代化——走向现代性，其实并不是西方强加给我们的，而是我们自己的“内生现代性”[ 参见黄玉顺《从“西学东渐”到“中学西进”——当代中国哲学学者的历史使命》（《学术月刊》2012年11月号）、《论“重写儒学史”与“儒学现代化版本”问题》（《现代哲学》2015年第3期）关于“内生现代性”的论述。]。这个转换过程很早就发轫了，可以追溯到宋代。[ 参见吴钩：《宋：现代的拂晓时辰》，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2015年版。] 我刚讲了，唐宋之际是中华帝国时代的一个转折点。在那之前是帝国的上升时期；在那之后是帝国的下行时期，并开始出现“内生现代性”现象。这是因为：现代化有一个特点，就是伴随着城市化；而城市化就意味着出现了一种新的生活方式——市民生活方式。市民生活方式必定在观念形态上有所反映，在民俗、文学艺术、宗教、哲学上有所表现，这就是伴随着社会转型的观念转型，即思想观念的现代化。

    这个“数千年未有之变局”[ 李鸿章：光绪元年《因台湾事变筹画海防折》。转引自梁启超：《李鸿章传》，中华书局2012年版，第六章。]，需要儒家、中国的思想家做出新时代的理论建构，包括形上学的建构和形下学、如伦理学与政治哲学的建构。这个工作早已启动了，这里仅就近代以来的情况而论，经过洋务儒学、维新儒学、20世纪的现代新儒学，一直到今天21世纪的大陆新儒学（包括我自己也在做这方面的工作），到现在还没有完成。

    在这个过程当中，我们注意到一个现象，跟董仲舒有密切的关系。这是方法论方面的问题。我们注意到：尽管董仲舒当时要建构的是帝国制度，而我们今天所要建构的并不是古代帝国制度，但两者在方法上却存在着某种不约而同的做法。

    我先说一个大家很熟悉的人物——康有为。对康有为的研究，最近两年在中国大陆非常热火。为什么呢？康有为当年搞维新变法，作为政治活动是失败了；但他建构的那一套理论，其基本的进路，直到今天也不可超越。细节问题，我们暂且不谈。他的基本理路，说起来也简单，就是：通过重新诠释儒学，而与现代性的精神接榫，由此来建构现代性的形上学和现代性的形下学——现代性的伦理学和政治哲学。

    康有为的做法，在儒学内部，就是采用了一种方法论——公羊学的方法。这就跟董仲舒有关了。众所周知，董仲舒是公羊学的第一号大师。他当年之所以能够在思想理论上完成第一次大转型的历史使命，靠的就是公羊学的方法。历史非常惊人的相似，不约而同，好像有一只“看不见的手”，我们的“内生现代性”的思想转型，也是从公羊学开始的。这可以追溯到清代的常州学派，就是庄存与﹑刘逢禄等人的公羊学；接下来是龚自珍、魏源等人；再接下来是我们四川的廖平的公羊学。康有为不过是从廖平那里学了一点皮毛，就非常厉害了，搞出了《孔子改制考》等一整套的现代性的制度设计。现在到了21世纪，大陆新儒家当中一部分人也非常重视公羊学，最典型的就是蒋庆的《公羊学引论》[ 蒋庆：《公羊学引论》，辽宁教育出版社1995年版。]。总之，中国思想观念的第二次大转型，与公羊学的方法论有密切的关系。而谈到公羊学的方法论，不能不追溯到董仲舒。所以，得好好研究董仲舒的公羊学，从哲学方法论的层面上进行研究。

    我刚才讲了两点，第一点讲的是董仲舒对帝国制度建构的理论贡献，第二点讲的是他的超越时空、超越历史时代的普遍性方法论——公羊学的方法论的意义。

    （三）董仲舒思想的当代价值

    第三，在前面两点分析的基础上，我来讲讲董仲舒思想的当代价值。

    我还是先建立一个历史坐标系。不知道大家注意到没有，纵观世界各国、而不仅仅是中国的现代化过程，就会发现一个普遍的现象：现代化的第一阶段，也就是国民财富原始积累、“经济腾飞”的阶段，各国采取的都不是民主制度，而是政治哲学所讲的“威权主义”（authoritarianism）制度，不论先发国家、还是后发国家都是如此。威权主义的表现形式有所不同：

    先发国家，也就是最早发展起来的“列强”，有一个特点，就是：他们的现代化的第一个阶段，政治制度是什么？君主制度。英国、法国、德国无一例外。例如英国的都铎王朝、斯图亚特王朝、汉诺威王朝，其间还有克伦威尔的军事独裁；法国除了血腥的雅各宾专政，就是波拿巴王朝的第一帝国（拿破伦帝国），随后的奥尔良王朝、波拿巴第二帝国；德国的“铁血宰相”俾斯麦担任首相的普鲁士王国、德意志帝国，以及萨克森王国、符腾堡王国等。但必须注意的是：这些君主制度其实不是古代的、前现代的制度，而恰恰是现代化第一个阶段、走向现代性的制度。一些人经常觉得很困惑：马基雅维利写《君主论》，鼓吹君主专制，为什么大家一致认为他是“现代性的精神之父”呢？其实一点也不奇怪，这是现代化第一阶段的必然现象。

    后发国家有所不同，但也是威权主义。具体说，到了20世纪，世界范围内掀起了民族独立运动、民族解放运动，包括社会主义运动。观察这些后发国家的现代化道路，你会发现，他们所采取的尽管不完全是君主制度，还有党国制度、军事独裁等，但统统都是威权主义的制度。

    这是我想解释的一点：现代化的第一阶段必定是威权制度。当然，现代化第一阶段的历史任务、国民财富原始积累的历史任务完成之后，接下来就是现代化的第二阶段——民主化。这也是全球范围内的普遍现象、普遍规律。但这不是我们这里所要讨论的问题。我们这里讨论威权主义的历史意义。

    那么，这和董仲舒有什么关系呢？回到我刚讲的第一点，董仲舒的哲学所论证的，其实是“古代的威权制度”。威权制度虽然是一种现代性的现象，但它和古代的君主制度有一个基本的共同之处，那就是中央集权主义。董仲舒所强调的“屈民而伸君”、“屈君而伸天”，其实也是一种威权主义：“屈民而伸君”是一种中央集权的制度设计；而“屈君而伸天”则是这种制度设计的形上学的根据。于是你会发现：董仲舒的哲学，包括他的形上学和形下学，对于我们当下的中国政治，具有极强的可参照性。而这一点，所有研究中国哲学、包括研究董仲舒哲学的学者都还没有明确意识到。

    这个问题，我尤其想对德州地区的学者说一说，因为这里是董仲舒的家乡。我觉得，在宣传董仲舒这件事情上，你们在“硬件”上已经做得非常到位了，下一步要好好地做一做“软件”方面的工作。而我觉得，最大的“软件”就在这儿：董仲舒的哲学对威权主义的论证具有何种现代价值？这是因为中国正处在现代化的第一阶段，也是一种威权主义，但还没有找到意识形态的新的话语；虽然开始重视儒学，但其实还没有找到恰当的表达方式。那么，董仲舒的学说或许可以给出一些启示。这是我想献给德州地区的同仁们的一条建议。

    谢谢！

（原载《衡水学院学报》2015年第6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