秦晖：儒学现在有几个人是尊孔不颂秦的？

    近日举办的东方历史沙龙“走出帝制：从晚清到民国”，讨论了清华大学历史学者秦晖的新书《走出帝制》。出席沙龙的嘉宾还有中国人民大学政治学学者张鸣和中国人民大学哲学院学者周濂。

　　秦晖在发言中提及，新书是本文集，文章话题主要围绕2011年辛亥百年和今年新文化运动百年。因此可以说，这本书主要是讲晚清。他一直对中国历史有一个宏观判断——中国历史说穿了就是一头一尾的两场转型、剧变：后面的这场是从晚清开始，即怎么走出帝制或者走出秦制的变化；前面其实就是走入秦制的变化，就是所谓的“周秦之变”。


　　所谓“周秦之变”，即从周到秦的几百年间，当时有良心的人都觉得这个社会普遍地道德崩溃。因为秦制以前的社会是小共同体本位，是熟人社会。最简单的小共同体是家庭，再放大可以说是家族。还有一些是没有血缘关系的，没有血缘关系，也是有非常稳定的人身直接交往，这一点不仅是中国这样，世界很多民族包括西欧也是这样的。而且那种时代社会不流动，这种依附关系往往是终生的，甚至是世世代代的。所以马克思在《共产党宣言》里讲“中世纪的关系是一种温情脉脉的家庭面纱”。


　　中世纪到近代，温情脉脉的家庭面纱受到了很大的冲击。在西方是受到资本主义的冲击，在中国则是受到秦制冲击。本来的社会有很多小主人，每个小主人有一批他们的依附者，双方尽管不是平等的（从近代眼光看这当然也不是一种理想的关系，因为自由、平等肯定是谈不上的），但是亲情是有的。但秦制一开始，就有一个最大的主人把其他所有的主人都一扫而光，这个人成了全国百姓的共同主人。


　　秦晖认为，秦制的特点，简单讲就是唯一的主人用一些他受宠的奴才去管理那些不受宠的奴才。而受宠的奴才对于不受宠的奴才往往要比主人凶得多。所以秦制一开始的道德基础就是没有的。唯一的基础就是它有效。”所谓的秦制有效说穿了就是君子斗不过小人，文明人斗不过野蛮人，选择手段的人斗不过那些不择手段的人。”


　　而近代文明之所以值得珍视的一点，是一直到近代，才确实有了文明人依靠他的创造性胜过野蛮力量的机会。


　　秦晖在讲座中还提到反思“五四”，认为不仅是代表新文化运动的这一面，他们的“荆轲刺孔子”是值得反思的；反过来，那些声称自己是儒家的人，他们颂孔子是假，颂秦王是真，这一点也必须反思。"五四’时代为了对抗新文化所谓的儒家，其实真的不像是什么儒家，比如最典型的就是现在被一些人捧得很高的康有为。”当然康有为的思想有一个发展过程，在戊戌时代和谭嗣同区别不是太大，讲三代如何好、秦制如何坏，但到了民国初年发生了变化。秦晖认为陈独秀对康有为的批评是非常对的，尊孔都是假的，康南海就是想当大官。


　　“儒学现在有几个人真的是尊孔不颂秦的，哪些人表面上尊孔，其实一直在颂秦，一直到现在。最近有台湾新儒家和大陆新儒家的一场笔墨官司，实际上就是为这个打起来，海外港台的新儒家认为大陆新儒家都在颂秦王，而他们是反对颂秦王的。”


　　张鸣在回应中表示认同秦晖的“周秦之变”基本大框架，但中间有一些环节他认为是有差距的。自从从秦二世灭亡到汉宣帝以后有了变化，不是说官吏就是得宠的奴才，因为那时候有儒生了，皇帝自己也说“共天下”，很少有皇帝说天下是我的，都是和这些人共天下。只有元朝和清朝的时候，官吏才变成皇帝的奴才。其他的时候，这些儒生们有修身治平的抱负，他们最高的理想是当帝王师，可以教导皇帝，尽管我们说儒表法里，儒不一定是真的落下来了，但毕竟要有一个表。周秦之变，后世很难把秦制原封不动地灌下去，靠严刑峻法来统治。所以落到乡村的时候，就是一个小政府，什么事不管，什么修校补路、救济都不管，就管三件事：一个是诉讼，一个是所谓的教化。当然儒家宪政，但是儒生的抱负并没有完全被消灭。


　　周濂则从秦制联想到霍布斯的《利维坦》。在《利维坦》当中跟秦制有一个结构上的相对应，那个绝对的、不受约束的主权者所面对的不是小共同体，面对的是原子化个体，这种一盘散沙式的个人主义、原子化的主体跟不受约束的主权者，他们彼此之间相得益彰，相互支持。


　　他由此强调了区分两种个人主义。陈独秀在1920年特别认同个人主义，觉得中国缺的就是“个人主义”。但1921年时，也就是一年后，就说个人主义不好，认为中国人简直是一盘散沙，每个人都怀着狭隘的个人主义，完全没有公共心，而是贪污卖国盗公肥私。1920年陈独秀所向往的个人主义和1921年所批评的个人主义是两种个人主义。后面的个人主义就是秦制或者绝对主权者特别喜欢的那种个人主义，是事不关己高高挂起、会上不说会后乱说的自由散漫分子，讲究个人利益至上，没有权利观念更没有责任观念，当然也没有共同体观念。与此相反，自由主义或者真正的个人主义要确立的不是自由散漫意义上的个人主义，不是“我喜欢我爱”的个人主义、不是个人利益至上的个人主义，而是要确立一种个人的权利和责任相对应的个人主义。


　　周濂还提及阿伦特在《极权主义的起源》当中也谈到，任何一个极权统治都要断绝人与人之间的一切联系，让他们进入到无法沟通、自我怀疑、相互猜疑的原子化生存状态。他认为从《利维坦》到《极权主义的起源》，可以看到一个关于恐惧的完整叙事：为了躲避自然状态中无所不在的全面恐惧，相互猜疑的原子化个体选择进入利维坦，而为了确保利维坦的稳定，则必须继续巩固和强化这种孤立无援的原子化个体的生存状态，最终制造出新的全面恐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