牟钟鉴：儒家仁和文化与人类文明的未来之三

中国人的文化心理在历史上因“礼义之邦”而有文化自豪；清末民国时期因落后挨打而陷入文化自卑；20世纪之末由于独立发展而有了文化自信；新世纪以来，在东方与西方文明交会中正在走向文化自觉。


    儒学在思考，儒学在作现代的思考；儒学在反思自身，儒学也在考察世界。


    儒学产生于宗法等级社会和农业文明的土壤之上，虽然有丰厚的内涵，也不免带有时代的局限性和不及工业文明的地方。所以当西方文明挟其现代优势席卷全球并成为东亚社会主流文化之后，儒学在中国由传统社会向现代社会转型过程中遭到猛烈批判，并退到边缘，但没有灭亡。它经历了外部的冲击和内部的反思，清除了自身陈腐和僵化的部分，逐渐显露出其内在的精华，在20世纪后期，终于获得新生，受到国人和世界的重新关注与评价。儒学作为一种民族文化传统正在回归中国，儒学作为一种具有普世价值的文化资源正在走向世界。可以说，儒学的现代转型与它参与中国现代化建设和应对世界性危机是连在一起的。没有儒学的现代思考，便没有儒学的新生。广义的当代新儒家，便是这种思考的主体。

梁漱溟先生是儒学现代文化学的奠基人（资料图 图源网络）

    梁漱溟是儒学现代文化学的奠基人，他在《东西文化及其哲学》中指出，西方文化长于科学和民主，但“理智活动太强太盛”，对于自然对于别人都取利用征服的态度，造成西方社会焦惶、慌怖、苦恼；中国文明早熟，“以意欲自为、调和、持中为其根本精神”，追求精神的自得和社会关系的和谐，西方文化将有一天要回到中国文化的路上。熊十力高扬儒家的道德理性，回归《周易》的生生不息的精神，以“体用不二”立宗，认为中国哲学传统可以避免沦入宗教的迷狂，亦可以避免浅近的功利主义，这两点正可以弥补西方文化的不足。贺麟超越了全盘西化论的国粹主义的对立，主张用西方哲学发挥儒家的理学，使之更严谨严清楚；主张吸收基督教之精华以充实儒家之礼教，以加强超脱现世之精神；以及领略西方之艺术，以发掘儒家之诗教，形成艺术、宗教、哲学三者的和谐体。


    1958年，牟宗三、徐复观、唐君毅、张君劢等联合发表《为中国文化敬告世界人士宣言》，指出中国文化的人文道德精神是好的，但缺乏民主与科学，故应在高扬自身道统的同时，借鉴西方文化，开出学统，建设政统。西方文化中之民主、自由、博爱、科学等，皆有其普遍永恒之价值，应为一切民族所接受。但西方文化存在着价值独断论或西方中心论，对其他民族文化缺乏敬意与同情，一味扩张其文化势力，遂与其他文化或人群发生冲突，造成战争、对抗、核威胁等危机。因此，《宣言》认为西方人应学习东方文化中诸如人生境界的提升、圆而神的智慧、仁者的悲悯之情、天下一家的情怀等长处。人类应发展出一大情感，一起思索共同的问题，建立“立人极”的学问，以推动世界和平。《宣言》发表之初，自由派胡适曾指斥它是“骗人的”；但从四十多年后的今天再来看它，我们不能不承认它包含着远见卓识和人文睿智，我们也不能不为《宣言》作者的文化担当精神所感动。


    港台新儒家第二代代表性学者杜维明、长期以来致力于推动文明的对话，为此而奔走于世界各地。他把哈佛大学燕京学社办成了多元文化交流对话的平台，使世界各地大批学者不断地走到一起，体现了当代儒者的有容乃大的心怀。他在2001年新加坡一次会议上指出，儒学在与诸子百家互动中形成的，又是在与佛、道两家对话中成长的，今后有可能在与西方文明对话中走向世界。他说：“儒家所体现的具有涵盖性的人文精神是中华民族可以提供全球社群的丰富资源”，“在多元宗教的现实之中，儒家‘己所不欲，勿施于人’的恕道，‘推己及人’的仁道，以及‘和而不同’的共生共处之道，才是文明对话不可或缺的基本原则。”另一位新儒家学者刘述先以儒家身份参加过多次世界性宗教对话会议，学术上致力于阐释宋儒“理一分殊”哲理的内涵，用来推动多样性文化之间的沟通。他认为儒家的仁道文化包含着人类普遍的“常道”，同时又承认文化的多样性、差异性，可以在文明对话中扮演重要角色。


    香港孔教学院院长汤恩佳对世界文明危机有强烈的忧患意识，多年来到处奔走呼号，将孔子和儒学的“仁者爱人”与“和而不同”的思想向社会弘传，为世界和平做了大量工作。他于2003年10月在香港中文大学崇基学院座谈会上说：“‘和而不同’的理念，是中国传统儒家人文精神的精髓，是孔教的基本教义，也是治理世界错综复杂的各种矛盾，维持人类和谐安宁的灵丹妙药。”他指出：“当今世界的政治经济、生态的发展都是全球化的，人类在互爱中共存，在互仇中俱损。”


    冯友兰是融会中西的前辈哲学家，他的理论活动跨越了大半个世纪，直到中国大陆实行改革开放。他晚年在《中国哲学史新编》中批评“贵斗”哲学的错误，阐发孔子的“贵和”哲学，指出“仇必仇到底”如普遍推广会发生极大的破坏，而宋儒张载提出的“仇必和而解”应当成为社会辩证运动的主流；并说“人是最聪明的、最有理性的动物，不会永无走‘仇必仇到底’那样的道路。这就是中国哲学的传统和世界哲学的未来。”


当代新儒家不仅在思考，而且在行动。他们经过各种国际学术会议和文化交流，反复表达儒家对当代国际问题的理解和意见，都能表现出宽容、平等、和解的精神，从而受到各界人士欢迎，同时也扩大了孔子和儒学的影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