龚鹏程：传承国学离不开媒体与产业

10月26日，北京大学的一幢名为治贝子园的四合院内，台湾学者龚鹏程在大陆学界、出版界的知交和师友们围绕着龚鹏程的学术追求以及由东方出版社编辑出版的《龚鹏程作品集》展开了漫谈。


《龚鹏程作品集》


    10月26日，北京大学的一幢名为治贝子园的四合院内，台湾学者龚鹏程在大陆学界、出版界的知交和师友们围绕着龚鹏程的学术追求以及由东方出版社编辑出版的《龚鹏程作品集》展开了漫谈。


    自是博士、经生、官僚、教授，人天师范；无非酒徒、剑客、才子、仙家，南北游方。——龚鹏程自题记。


    按照通识教育的要求，一个人至少要会琴棋书画。孔子讲“游于艺”，“游”不仅是指会多项社会实用技能，其影响最后还会回到人的素质。门外汉听到这些，一一做到似乎很难，但龚鹏程就做到了。龚鹏程在台湾长期推动社会福利事务，曾负责台湾的两岸文教交流业务，建立了社会管理类的南华和人文类的佛光两所大学，新世纪以来为了恢复书院教育在大陆办多所书院，为非物质文化遗产的保护献力献策，他拥有着像自题记说的多种身份。在大陆出版的《中国文学史》《中国文化十五讲》以及多种思想史著作被不少文化研究者、学子奉为圭臬。进行这些事务工作和学术工作的同时，他还能于书画诗词造诣深湛，达到艺术家和国学家的境界，让人不得不为之赞叹。已故国学家汤一介在《鹏程问道》序中写道：“鹏程多才多艺，于为文作诗、绘画写字，无所不通。而其著述至2002年已出版的书就有五十余种，所涉及到文、史、哲诸多方面，如儒、释、道、诗、词、古今文学、方志、美学、符号学，甚至武侠小说等等，而在他的研究中往往多有创见。”汤一介的夫人、北京大学比较文学教授乐黛云认为龚鹏程既得益于勤奋、聪明，也得益于从未间断的积累和受到全面的传统文化教育。她不禁感慨早年为国家的革命事业呼号奔走，后来受到政治影响，失去了很多读书的时间，她和汤一介两人琴棋书画这些方面都不会。但琴棋书画是不可少的，所以即便她现在已经八十五岁，还是从头开始练习古琴和书法。龚鹏程说：“古人博通。现在社会已经开始重视博雅教育。如果各路专家研究他手上那一片叶子，没人能振叶寻根、观澜索源。改变之道，一是多做根源性思考，研究叶子的，渐知要回到根干上去观察。二是多做跨学科交叉训练，养成习惯。三是一题一事一物，渐由多角度去观察，穷其事理，东坡所谓‘八面受敌法’是也。如此渐摩渐改，习与性成，自能渐蕲于通博。”对于能够“样样精”，龚鹏程认为，很多人认为人的精力有限，其实不应该是做完一个专业再做下一个。没有博学就没有专业，因为一个专业涉及到方方面面，要对专业里面每一个点都知道，比别人知道得更全面，才是博通。越是通达，进入每个领域需要的时间非常短。他的意思是说，视野打开了以后，进入一个新的领域马上就能判断这是不是新东西，重不重要，而不是看什么都觉得新鲜。未来许多事情已提前做好准备了，他说：“否则一个中文系出来的人，怎么懂办大学。”


    在我生命的幼期，如果手边没有书，我会去借、去租、甚或去偷来看。


    为了偷书，曾被逮着罚跪在街上受尽羞辱。可是我仍四处找书来看，如野狗四处流浪觅食。读书不是谁叫我要去读的，也不是冀望书中会有白玉姑娘黄金塔。我不知道读书有什么好处，有何用处，只知不读书我就会饿、会渴、会晕眩空虚。——龚鹏程《四十自述》


    龚鹏程读书是因为兴趣，不是完成任务也不是为了做什么。龚鹏程上大学时自己制定“大书”计划，先注《庄子》，后写了一百多万字有关先秦九流十家思想的《古学微论》，都是主动将相关的所有资料读完。温儒敏说：“当下培养人才的办法是先列题再读书，读书的体验不能说没有，是大大地缩短了，而龚先生是靠大量的读书和思考，靠自己对读书的投入和体验，逐步形成了自己研究的视野和方法”，这样积累下来，“龚鹏程做学问的路数和当下台湾和大陆绝大多数的人都不一样，很多人说他的路子比较野，但是别人想野也野不起来，而他是非常扎实的，又别见叠出。他遇到了很多好的老师，六十年代的老师，他们并不是像现在的老师扼杀了年轻才子的性情。”


    龚鹏程的兴趣导引他求学问道，逐步构成自己的视野、理念，他将整个脉络写入《鹏程问道》（原名《四十自述》）中，包括他求学入世后经历的种种事情，并介绍了台湾的教育背景，以供后来者借鉴。龚鹏程来大陆是做文化工作，恰好他又是一个喜爱交游的人，在书中他写道：“四处行旅，讲学伴偕着嬉游，志业混杂了人情。”遵循着“无类”的标准，他的朋友广布三教九流，北京大学教授张颐武用“有人的地方就有龚鹏程的朋友”来形容龚鹏程朋友之多。龚鹏程来大陆十几年，和政府、学校、各类组织机构多有来往，与许多地方的人打过交道，入世既深，时间又久，在《四海游思录》里他以一个外来人的视角，对观察和体会到这些年社会的变化作了记录。《龚鹏程作品集》中除去思想类、文学类、自传类的著作，还包含着诸如《学书九十二法》《饮馔丛谈》《武艺丛谈》《华人社会学笔记》等其他门类的著作，在生活中那些见多识广的人往往能切中要害，更何况任何一本因为兴趣写成的书一定是可观的。《龚鹏程作品集》对大陆的传统文化研究乃至于对于当下社会的文化都是不可缺少的补充。虽然他读书凭兴趣，生活中有许多爱好，但他的事业却是“有为”的。龚鹏程曾说，来大陆是为了给传统文化的传承贡献一点力量。他认为，当初做两岸文教交流的工作和努力回应了十几年来大陆本身随着社会发展的文化自觉，并不是公鸡叫出了太阳，而是太阳本身能够升起来。随着不断介绍龚鹏程这样学者的著作，以及社会越来越重视通识教育，未来的社会中也一定能够出现更多龚鹏程这样的“天才”。


    传承国学，离不开媒体与产业——龚鹏程谈国学与社会


    问：您对国学在台湾和大陆的情况怎么看？


   龚鹏程：国学是台湾跟大陆重新沟通的一个机会。上世纪台湾的开放是基于创新，当初是基于人道的考虑，因为台湾如果再不开放就死掉了，之后再开放也没有意义了。当时我有机会到大陆东西南北到处跑到处看，对于社会历史文化会很了解，从这个开始带动整个来自于文化环境的交流。我们两岸之间最能够维系的就是共同的文化根源，所以我们应该共同把这个根源扩大，来重新面对一个文化中国。现在大家的工作是具体深入到脉络中去，所以更深入运用大陆的文化，缔造一个文化的中国，它背后的历史和文化是基础，我希望能够把历史文化和现代社会之间接上。


    问：现在有人认为懂国学就一定会算命，您怎么看？


    龚鹏程：这种东西很多，需要大家掏钱，讲风水，要不然就是占星，能用得上的。大家觉得稀奇、好玩儿、新颖，这些东西是吸引社会大众的。在传统文化中本来数术也都是有的，但它不是主要的，被列入阴阳家，九流之列，这些必然是小流。


    问：您有《龚鹏程讲儒》《儒门修证法要》等著作，立体分析了儒学，并谈到了儒家面临的危机。您对新儒家的看法是什么？


    龚鹏程：港台新儒家如唐君毅、牟宗三、徐复观，及其弟子辈杜维明、刘述先、成中英、曾昭旭、王邦雄等人，是近六十年来最重要的中国哲学诠释群体。其成果，乃是上世纪八十年代以后大陆重新接续传统文化血脉的基础，因此是现今仍不可忽视或跳过的。同时，因为他们的学术关怀在于如何会通中西、中国文化如何与现代民主自由体制结合，所以目前对大陆也还是具有参考价值。我很尊重他们也很肯定他们，对于眼前某些不太了解他们就急着想摆脱或超越的人，颇不以为然。但我自己对中国传统历史、文化、社会之理解，并不尽同于唐先生、牟先生。我又颇受后现代思潮之洗礼，对现代化、现代性都持批判态度，故而对于将儒学与自由主义结合的思路还有些意见。


    问：您非常注重国学的传播，主持都江堰文庙、复性书院等众多文化机构，勤于更新博客、微信、做电视节目，请问成效如何？


    龚鹏程：传播当然重要，过去把儒家说得臭不可闻，不就是靠传播吗？顾颉刚在抗战时，避地后方，无书可读。架上虽有程子文集，但早听说宋明理学是腐朽的、杀人的，所以根本不想去读。后来实在没书看，姑且打开来读了才大吃一惊，说：“啊，原来人家十分明通嘛！”我们过去把传统宣传得太臭了，许多人什么都不懂、什么都没读，什么宫室之美百官之富都没见过。所以现在要拨乱反正，也不得不重视传播。


    但传播并不能像从前那样靠造谣和洗脑，更不能凭政治力量强人以就我，故我的传播，除了说理式的讲学（不是卖膏药、灌鸡汤），还要利用具体的活动，以结合媒体与产业。譬如我去大声疾呼现代社会不可无礼呀、应恢复礼乐文明之传统呀，人或厌之，疑我又要吃人。可是只要请他来看一场我办的成人礼、婚礼、射礼、乡饮酒礼，他马上就会幡然改观。


   早先我在台湾办生死学研究所，推动殡葬管理时，也是人皆侧目，诧为怪谈。结果改造了整个殡葬业，人人受惠。还有人专程飞来北京，找我致谢，说丧葬礼俗改革得好，存殁均安。我在都江堰文庙办这些礼及祭孔等，北京、云南、山东各地也都要来观摩，逐渐就把孔庙也都活化起来了。书院也是如此，目前叫书院的机构近万家，我略有宣传之功，因为若真想接续书院传统，即必须读我的书、参鉴我做过的书院与大学。


    问：您在推动传统文化新兴这一方面如何操作，现在人很难再有那种心态去琢磨古人对于心性的把持，您怎么看？


    龚鹏程：过去海外的儒学家谈儒学多是现在的人变得不像人了，我们如何恢复人性。大陆过去有一段时间把宋明理学打倒，“去人欲”完全把它妖魔化了，所以我们对这部分是比较陌生，现在恢复儒学以后，社会上有很多人关心的是儒家对现在的体制改革可以产生一部分作用。另一方面，现在有很多人特别是白领做很多灵修、禅修的活动，去拜佛、参禅，这些活动都是人在现代社会中产生的现代病，孤单、寂寞、沮丧，在社会中压力很大，人如何去照顾自己。我们往往想到车子房子这些东西，但是人认识自己，认识自己的心地，让自己的心变得更清静下来，目前变成社会的一种趋势。很多团体在做这种东西，是接着前一阵子的美容、SPA、按摩，身心疲劳的解压这种身体上的。新兴的身心调整产业是走心灵，这些多半引进国外的一些品牌或者是从佛教道教中找的一些资源，中国真正早期儒学修养这一部分的内容没有被开发，我原来出版过一本书叫做《儒门养生法则》，我们现在谈的养生往往是道家、中医的，所有这些都是儒家发展下来的。除了养心养神还有养形的，在这种社会环境下怎么样能够定得住，能够松弛舒心，不跑乱，怎么样去产生一个比较轻盈的智慧，这一类的功夫。它大致的脉络是顺着《大学》和宋明理学家讲的，他们有时候半夜静坐、半夜读书，包括里面的一些方法，是一种人的修养，怎么样在这样的社会让自己能够产生更多的可能性和内在的创造性。所以在现代社会事实上大家已经有这样的需求了，只是说对传统的东西还不太了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