裂变的乡土中国：难以言说的最大忧伤

在城市化浪潮之下，中国乡土到底发生了什么？奢婚，打工潮，空巢老人，乡村留守者……乡土生态以及秩序在悄然发生着裂变。到底何处才能还乡，乡愁如何安放，乡土终归走向哪里？

　　本策划摘自《崖边报告：乡土中国的裂变记录》，北京大学出版社出版。

　　01 “386199部队”：“新乡土中国”最大的忧伤和惆怅

　　在城镇化加快推进的过程中，中国的乡土社会正在被遗弃和荒芜。参军、考学、打工，几乎快抽光了乡村的活力，人人“挤破头”朝向城市，乡村只剩下了老弱病残。走出去的人很少回来，上学的在想尽一切办法找工作力图留在城市；从军的托人花钱只要能晋级士官就能长久待在部队，即使部队复员回来，也能赚到一笔丰厚的安置费，在城里安家有了基础；出卖劳力谋生的农民，一旦到了城里，也不愿返乡，举家混迹城市一隅，舍弃淡泊的家业毫不悔惧。能出去的都出去了，村庄只有留守妇女、留守儿童、空巢老人，年老的一个接着一个离世……放眼全国农村，大体都存在同样的问题。留守妇女、留守儿童、空巢老人，这些新名词是紧随20世纪末的“三农问题”而出现的。农村被抽空了新鲜力量，只留下了“386199部队”。

　　“386199部队”驻守的村庄，最紧迫最凄惨的是留守老人问题。留守儿童长大了会想办法离开村庄，留守妇女会想办法跟随丈夫外出，即便留守也能实现自我照顾。而老人就不同了，留守村里的老人老无所依，即使有再多的金钱，一旦丧失劳动能力之后，金钱也无法变成照顾老人的贴心子孙，无法采购人间亲情的温馨。

　　越来越多的人外出打工，村庄围绕人的生老病死和婚丧嫁娶所固有的生存仪式正在被逐渐湮灭。由于外出打工，崖边从2000年到2014年，只举办过五场婚礼。很多外出务工的人结婚时都在城市里举办婚礼，这样一则避免计划生育的追究，二则避免回村办婚礼的麻烦。婚礼不在村里举办，新生儿的“满月酒”自然也挪进了城市。唯有葬礼，是村庄无法舍弃的规则，每一个老人死去，都要举行葬礼，而年轻人越来越少，葬礼仪式能否按照旧制度举行正面临着严峻的考验。

　　尽管中国很早就有了先进的城市文明，也曾创造了世界顶级（四大发明）的技术，但中国的社会基础或者说社会基层依然是乡土的。中国绝大多数人都是农民，土地搬不动，农民依赖土地、固守土地，形成了乡土中国，形成了农业文明。这是费孝通60多年前总结《乡土中国》的依据。

　　尽管费孝通总结的社会结构特点依然能在中国乡土社会窥见一斑，但总体而言，在经历了1949年的解放和社会变化，特别是改革开放以来的城市化浪潮以后，中国农村社会基础结构已经发生了深刻的变化。当代社会学者贺雪峰将其概括为“新乡土中国”。

　　由“乡土中国”向“城镇中国”过渡，是中国城市化的必然结果，这个过渡时期的农村问题，便是“新乡土中国”问题。在千百万个“崖边”，“386199部队”守卫的村庄是“新乡土中国”最大的忧伤和惆怅。

　　02 贫困造就光棍？物欲下的“文明”罪恶

　　2015年，中央电视台以《陇东婚事》为题，对甘肃庆阳高价彩礼做了报道。节目揭露，有的彩礼甚至高达 15万元。 彩礼只是婚姻花销的一项，一桩婚事要办完，还有办酒席，买家具、家电等开销。

　　彩礼其实是双方表示祝贺亲事的意思，男方给女方一定的彩礼，也表达了男方对女方的谢忱之意，这种礼节性的表达，没有买卖性质，其数额也可以随男方的家庭经济情况的高低而决定。彩礼逐渐演化，性质完全变了样。特别是市场经济环境下，女方漫天要价，婚姻的买卖性质不受制约地浮出了水面。

　　高价彩礼无疑给光棍“脱光”制造了门槛，加剧了更多光棍的诞生。

　　村庄的存活在人。谈及村庄，关键的是人。人类有两大生产任务，一是自身生产，一是为人类自身存活而开展的物质生产。而光棍问题是关乎人的繁衍的根本性问题。光棍问题不论城乡都有，产生光棍问题的直接原因是贫困，这一点城乡一致。

　　在崖边村，一个男子如果到了 25岁难以结婚，那就意味着已经发出了危险信号；如果一个男子 28岁或者 30岁还没有结婚，那就意味着打光棍已成定局。

　　从调查来看，崖边的光棍主要集中在 80后人群。截止 2013年底，崖边共有 70后光棍 4人，80后光棍 15人，90后人群中，有些已经结婚，符合结婚年龄仍然没有结婚的人达到了 4人。

　　源于 1990年代“井喷”式的社会流动，女性在流动中融入城市的概率远远大于男性。女孩子一旦到了城市，城市比农村优越的生活条件，会对她们产生无法想象的诱惑。她们做梦都想留在城市。20世纪末，用传统的方式嫁到乡间的女子越来越少，大多是嫁给了远离乡村的地方，要么城市，要么离城很近的城郊。农村少女们被城市乱花迷了眼，大批留守农村的青年从此很难找到伴侣。

　　社会价值观念的裂变，促使所有人向金钱、享乐、物欲看齐，这也是导致光棍问题日趋严重化的原因。一切人都向金钱、享乐移动，婚姻不再以追求幸福的爱情为前提和归宿，女性为了享乐可以抛弃自己应该拥有的幸福爱情，转而追求华丽的、奢华的、虚无的生活，甘愿委身物欲。而男性只要有金钱基础，可以任意践踏一夫一妻制的规则，用金钱挥霍自己贪婪的欲望，不需要任何纯真的爱情来支配自己。那些有钱的人可以有成堆的女人，而没有钱的男人娶不到一个老婆。这就是私有制下一夫一妻制“文明”无法掩盖的罪恶。

　　03 光棍的性与痛：没有明天 饱受歧视

　　按照马斯洛的需求层次理论，对光棍而言，性的需求显然是最大的需求。人活着的确需要激励，光棍生活无望，性是一个很重要的原因。由于生理需求得不到满足，致使光棍很难再有为其他需求奋斗的激励性动因。

　　一个农民的所有梦想和希冀全部寄托在下一代的身上，包括用抚育孩子的艰辛换取老年之后得到孩子赡养的诉求。子又生孙，孙又生子，这种做法不断延续、代代连绵。而光棍，因为注定没有后代，也失去了这种生活的奋斗意志。

　　光棍还要应对人们的歧视。人是群居动物，人不能孤立地生存。社会对光棍往往会自然而然形成一种歧视，这让光棍自感低人一等，很难融入群体交往的圈子。光棍身份的确定，一般都在 30多岁。在此后的 30年时间，他可以和父母住在一起。尽管没有妻子，衣食起居上的照顾，母亲还是能给他提供的。但父母去世后，他就彻底孤独了。而这时候，他也会步入老年，生活上的诸多不方便会让他孤苦伶仃。

　　人活在世界上，信心很重要。光棍与常人之间形成了巨大的落差，十有八九都是性情落寞，生活信心不足，自暴自弃。光棍通常懒得做饭，懒得洗衣服，懒得打扫屋舍，睡懒觉是他们的功夫。有的甚至懒得种庄稼，连生活都难以为继。

　　一面是城市的飞速发展，一面是农村的不断凋敝，城市对农村构成了强大的吸引力，农村人口在不断向城市转移的过程中，城市优于农村的现实，会继续让全社会形成思维和意识上对城市膜拜、对农村歧视的态势，社会贫富差距逐渐拉大，人口比例失调，受困于田野无法进入城市的人必然难以找到伴侣，光棍问题只会更加严重。崖边人对光棍问题的惧怕，比对贫穷本身更加厉害。

　　04 城市化浪潮下乡村锐减 留下的的日益萧条

　　一个人，说走就走了。一户人，说散就散了。

　　我想知道崖边到底有多少人外出，阎海平作为村长给我仔细算了算说：“家家有人外出，少的一两个人，多的三四个人，最多的全家都外出。全村81户人有15户已经常年上锁，多年不回家。”

　　2000年到2010年，中国360万个自然村锐减到了270万个。这是城市化的“功劳”。这十年时间崖边也更加萧条和凋敝了，但没有衰亡。

　　在城市化浪潮之下，中国乡土到底发生了什么？

　　奢婚，打工潮，空巢老人，乡村留守者……乡土生态以及秩序在悄然发生着裂变。到底何处才能还乡，乡愁如何安放，乡土终归走向哪里？

　　华中科技大学中国乡村治理研究中心主任贺雪峰教授评论说，书中描述的诸多问题，对应的是中国农村当前正在发生的千年未有之变局中的“治理之变”、“基础结构之变”和“价值之变”。

　　《中国女工》《苹果背后的富士康工人》作者、香港理工大学教授潘毅：《崖边报告》是一部优秀的农村民族志，作者以悲天悯人的情怀，深入自己的家乡，一步一步地为人们揭开理想失落、集体瓦解、阶级再造的年代中，农民和农民工在社会的底层苦苦挣扎的真实情况。它的贡献在于指出中国必须调整发展模式，农民必须再新走合作化道路，我们才能看到一丝的光明。

　　著名作家、评论家，《中国在梁庄》《出梁庄记》作者梁鸿：《崖边报告》以一个记者犀利而又宽阔的视野把中国乡村故事的深层矛盾给揭示出来。它不只让我们看到一个个感伤而又沉重的人物的命运，也勾画出这命运背后的总体逻辑和结构，有很强的“震惊”作用和启发性。

　　中国乡土在转型之中裂变的伤痛令人触目，乡土中国巨变背后小人物的命运令人唏嘘。对故乡和乡土社会没有丧失关怀和思念的我们能得到什么思考？毕竟，对乡土的热爱和巨变的焦虑是我们每一个人都无法回避的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