杨朝明：宣扬儒学，需要榜样的力量

    近日，第七届世界儒学大会暨2015年度孔子文化奖颁奖典礼在山东曲阜的中国孔子研究院举行。作为本届大会的一大亮点，《孔子文化奖学术精粹》丛书的出版吸引了专家学者的注意。这套由中国孔子研究院、世界儒学大会秘书处主编的丛书包括了孔子文化奖历届获奖学者杜维明、庞朴、汤一介、牟钟鉴、李学勤、安乐哲等六位先生的学术成果选粹。对此，中国孔子研究院院长杨朝明表示，之所以将获奖者的研究成果集结成书，是为了发挥榜样的力量，更好地宣传和实践儒学，让儒学重新成为中华文明的标杆。

　　反思中的旗帜


　　作为研究孔子及儒学多年的专家来说，杨朝明认为，《孔子文化奖学术精粹》丛书是基于在学术界有很大影响的孔子文化奖获得者的研究成果集萃而成，是获得学术界认可的。而之所以由国家文化部和山东省共同设立孔子文化奖这一政府奖项，是为了宣传儒学，让儒家思想重新深入人心。杨朝明说：“近代以来，中国人受到了无数的屈辱，在外侮面前，大量的中国人在反思落后的原因时，往往迁怒于以孔子的儒家思想为代表的传统文化。这使得中国形成了一种反传统的传统，前后持续了一百多年并一直延续到了今天。但实际上总体来看，这一段反传统的历史可以理解成儒学的反思或者反省阶段。在这一阶段中，中国人需要重新认识儒学，去了解它的真谛。但是儒学博大精深，不是那么容易就能把握的，因此在反思的过程中就具有一定的过渡性，为了引领大家了解儒学的真谛，就需要竖立一面旗帜，以榜样的力量带动人们去研究和理解儒学，因此孔子文化奖以及获奖者的学术精粹集结成书就显得很有必要。”


　　正因为儒学博大精深，想要比较全面地了解、把握，需要大量的积累，因此孔子文化奖的获得者不仅是大儒，更是令人敬仰的长者。“既然要体现获奖者的研究成果，那么选编他们的著作就必须很讲究。”杨朝明说，“为此我们在编选其精粹时，必须征询获奖者本人的意见。当然，他们能够自己编选最好。”但除了庞朴与汤一介两位获奖者去世之外，其余的获奖者限于身体或精力的原因，难以自己编选，于是便指定部分人员或者委托中国孔子研究院寻找合适人选。“以李学勤先生为例，我本人就是他的学生，所以在编选李先生的著作时，他委托我来做，而我几乎不用去图书馆——从自己的书架上就能找到李先生所有主要的著作，然后进行选编。”杨朝明说。


　　在确定编选人员之后，就要统一丛书的体例，这也有助于展现获奖者的成果。而事实上，孔子文化奖的获得者并不一定研究领域就是“四书五经”，他们的主攻范围包括哲学、历史学、宗教、古代文明等众多学科，这与大众所理解的孔子文化奖存在一定的偏差。在杨朝明看来，儒学的内涵和外延范围很广，并不仅限于那几本经典。“以李学勤先生为例，他研究的是整个古代文明，是远比孔子出生要早得多的那些人类文明。虽然看似跟孔子没关系，但其实那也是在探讨孔子思想的大背景。”杨朝明说。他举例认为，如果孔子是在古人刚刚跨入文明的门槛时出现，那么孔子思想的高度和深度就会打折扣。而正需要大量的古代先贤——尧舜禹汤文武的出现，才能积淀出足够多的优秀的思想来源，孔子思想才能基于此而诞生，“孔子思想并不是无本之木，他是深深扎根于中华文明的，而李学勤先生的研究领域就是在阐述这一问题，让人们更清楚地认识到孔子思想的源头。”


　　在刚刚过去的2015年的第七届世界儒学大会上，学者陈来、董金裕获得了孔子文化奖。下一步，有关这两位获奖者的学术成果，也要编纂之后加入《孔子文化奖学术精粹》丛书之中，并且有可能翻译成英文及其它语种，向全世界推广儒学。“《孔子文化奖学术精粹》　就像是一座丰碑，无论是放在书房的书架上还是书店里，既是宣传儒学也是宣传孔子文化奖。”杨朝明说。


　　教化民心尚有欠缺


　　2014年，本报记者曾采访过韩国学者权奇菖，他表示，韩国安东市正在谋建全球儒教中心。因为在大部分的韩国人看来，儒家传统的正宗目前在韩国，而中国因为经历过文革等文化浩劫，儒家的脉络被斩断了。对此，杨朝明表示，在某些方面，韩国人的儒家文化传承及实践的确要比中国好，这让他“无言以对”，但是在儒学研究高度和深度上来说，中国远超韩国是“不言而喻”的。“习近平总书记来曲阜考察时就曾提到过话语权的问题。如今，我们举办世界儒学大会，把全世界的儒学研究者汇集于此，一套套含金量很高的论文集编订出来，这就是争取到了儒学的话语权。就学者的研究高度而言，世界顶尖的儒学研究成果都在这里。而且因为经历过屈辱及反思的过程，中国学者对儒学具有更加厚重的认识，这是无法比拟的。”杨朝明说。


　　另一方面，杨朝明也坦承，在儒学的教化民心方面，我们的确与韩国存在一定差距。“中国人口众多，国情复杂，让儒学走向民间的呼声一直很高，但实际效果并不尽如人意。”杨朝明认为，当西方的思潮进入中国之后，把中国原来的东西全打乱了，而我们只看到了传统的负面的东西，就把所有传统的东西都否掉了。“当我们冷静下来后，理性地回顾之后才发现，传统文化有很多好的东西不该丢掉。就像给孩子洗澡一样，洗完了把洗澡水泼掉是正常的，但我们把孩子也泼掉了，现在我们应该把孩子捡回来。”杨朝明说，现在应该让儒学走进中小学课堂，走进青年人的心里，这样国家和民族才会有希望。


　　不仅如此，杨朝明认为，如今我们这样大张旗鼓地祭祀孔子，就是因为我们之前做得不够好，现在需要广而告之，发挥儒家文化的宣传和教化作用，而不仅仅是供学者们坐在一起讨论。而对于祭孔大典本身，不少学者认为其依然有待改进。


　　举例来说，我国台湾和韩国的祭孔并不称单纯祭孔，而是将孔子与众多儒家的先贤一起祭祀。因为孔子创立了思想，仍需要后人不断地传播才能为人所熟知，这些配享者都是孔子所确立的价值观的弘扬者，可以说没有他们就没有孔子。有学者认为，孔庙应该成为中国人的先贤祠，每一朝每一代都该列入新的贤者参与配享，比如雷锋、焦裕禄，其实就是儒家文化的践行者。


　　头上插草是要自贱卖掉了


　　对于当下的国学热，杨朝明认为都是一种乱糟糟的虚热，而所谓讲国学的人，许多充满了功利性目的。“孔子见老子时，老子说‘说者流于辩听者乱于辞’，放到当下，就是每个讲传统文化、讲国学的人头头是道，貌似都很有道理，但往往互相抵触甚至完全相反，这让作为听者的大众不知该听谁的。如果这样下去是很可怕的。”杨朝明说。


　　不仅如此，杨朝明认为，现在国人的价值观混乱，大量的人们没有自己的思想，都是在随波逐流。就拿最近年轻人流行的“头上长草”的发饰来说，杨朝明告诉记者，在过去，只有家里穷得养不起孩子，才在孩子头上插根草，拉到集市上卖掉。而更有甚者，在亲人死亡无钱埋葬时，不得不卖身葬亲才在自己头上插草自贱卖掉了。当大多数人都跟风的时候，是社会本身出了问题。这就需要更好的解读者和引领者出现。


　　在这一点上，杨朝明认为，许多国内学者甚至不如孔子文化奖获得者、美国人安乐哲。“作为一名外国人，安乐哲长期站在中西文化交流的前沿，一改过去带有基督教背景的儒家经典的翻译，用更加准确和全面的理解去把握和诠释儒家经典，并将其向西方学术界推介，这对于儒家文化的推广是很有裨益的。”杨朝明说。而以孔子文化奖为代表的儒学研究学者，其实就是给全社会提供一个更严谨而权威的诠释儒学的渠道。“一个民族必须有自己的文化认同，有统一的价值观，不然各种混乱的事情都会发生，这是无法想象的。”杨朝明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