国学热的冷思考：应保持一种开放精神

　 时下，社会上刮起了阵阵“国学风”。放眼各种媒体，随处有关国学的论述和报道。从大学讲座到企业沙龙，国学也成为各种讲坛的一个热门话题。国学“老课本”重新走入视野，层出不穷的国学“神童”也时时吸引着人们的目光，有人甚至提出国学应该从娃娃抓起。

　　鸦片战争以来，面对着挟其船坚利炮而来的西方殖民者，中国社会面临着前所未有之强敌，故而步入迟暮的晚清帝国节节失利。与此相伴，中国传统文化的命运也急转直下。尽管不断有人为国学呐喊，但面对有着坚船利炮的西方现代文化的冲击，国学似乎缺乏招架之力，步步退缩，从“中体中用”，到“中体西用”，再到“西体中用”，以致到最后“西体西用”。

　　但是随着后现代和后殖民思潮在西方的兴起，“西方中心论”开始部分得到纠正，西方学者也开始更加认真地对待东方。而20世纪中期以来东亚经济的迅速发展和东亚四小龙的崛起，更是有利的证明了儒家文化不但不是经济发展的一个束缚，反而是东亚社会发展的一个动力。在这种情形之下，自上世纪80年代以来在中国大陆兴起了一股文化热和国学热，国学逐渐不再被视为落后的象征，国学经典成为摆在白领们案头的一种时髦的装饰品和热门读物。有人利用国学经典为所谓“东方式”管理样本，“半部论语治企业”，有人将国学作为一种新的心灵鸡汤，在市场经济大潮下国学热似乎也具有了一些现代消费主义色彩。

　　我们需要什么样的国学？仔细体味一下近代学者在近乎亡国的情境之下所感到的悲凉，以及他们所具有的“存亡继绝”的精神，也许我们会对国学的命运以及我们需要什么样的国学产生进一步的文化自觉。像梁启超在新学与旧学之间的那种“今日之我与昨日之我交战”的矛盾心理，梁漱溟那种“吾曹不出苍生何”的士大夫情节和王国维激愤投湖的献身精神，以及陈垣在沦落于日寇铁骑之下的北平通过讲述马端临和全祖望的气节，以表达对日寇的不合作精神。从他们身上我们或许会收获一种沉甸甸的文化自觉和自信。

　　在国学热中，我们也应该保持一种开放精神。明末清初大儒顾炎武告诫后人须要“习六艺之文”、“考百王之典”、“综当代之务”，解决中国当下问题，离不开对自身历史传统的准确认知。正如孔子所说：“诵诗三百，授之以政，不达。使于四方，不能专对。虽多，亦奚以为？”但我们也需要广泛借助西方和其他社会的知识和经验，“他山之石可以攻玉”，“他者”可以为我们提供一个不同的视角。为此，我们应开放面对一切先进的文化，洋为中用，古为今用。换句话说，我们对于国学不是抱残守缺，对于国学的弘扬本身就包括对于“五四”精神的认同和发扬。刘洪强

评论：“中国学”进课堂意味着什么 2014年05月10日 08:18　来源：人民日报海外版　参与互动(0)0　　“中国学”进课堂意味着什么 　

　　近日，北大宣布将开始面向海内外招收“中国学”硕士，首批100名学生将在明年进入北大燕京学堂学习。其共有“哲学与宗教”、“历史与考古”、“文学与文化”、“经济与管理”、“法律与社会”、“公共政策与国际关系”等6个方向课程体系。

　　“中国学”，从中外学者的提出，到全球学人的趋之若鹜；从全球孔子学堂的星星之火，再到今日本土的北大，开始设立燕京学堂之“中国学”专业，此一“学术中国”之路，正是中国从历史文明古国，到当下文明、和平崛起的侧映和突显。

　　“中国学”之前身，应是发轫于西学中的“汉学”。但此之“汉学”，基本上是站于西方的角度来看中国，特别是看中国的历史文化。虽然，近年来西方也开始从“汉学”发展、上升为研究“中国学”，但它是以西方话语体系为托举，仍未脱离西方中心论、文化和价值优越论等偏狭主轴来看中国。

　　从“中国人民从此站起来了”，到近30余年来的改革开放，“中国崛起”、“中国奇迹”成了方兴未艾的热门话题；而世界学术界的“中国学”热，也一浪高过一浪，逐渐使其形成为一门显学。但是，只有当“中国学”回归其故里，成为“以我为主、胸怀世界”的学术研究时，才是我们的学术“中国梦”实现之始。

　　我们立于自身五千年文化传统之上的历史，加之现当代历史性的道路选择，这必将是一个全新的、有着自己发展轨迹的新中国、新道路。因此，在对自身过去和正在发生及未来走向的研究上，必然要求“以我为主”，获得我们自己的“中国学”话语权。这对破除“西方文化中心论”的思维模式，提高“中国话语”吸引力、影响力和引导力，都将起到历史性的进步作用。

　　以中国自主掌握的学术话语体系，来研究和主导我们自己的“中国学”，它将是在吸收世界“中国学”学术成果的基础上，更多地用我们的表达方式、思想轨迹、学术角度、研究方法等，来重构建立于千年文化历史之上的现实之中国。“中国学”将与以“经史子集”等为重点的“汉学”有着明显区别。它必然会更加侧重于现实的关照性研究，以在新的世界格局中，构建出中国的学术话语体系，并为现实中国、未来中国而服务。

　　有人曾说：建立新中国，解决了挨打问题；改革开放，解决了挨饿问题；现在，我们还需要解决“挨骂”的问题。一直受制于西方话语体系的当代中国，与我们在近现代历史上处于挨打局面，以及我们当代发展中出现的历史性波折有关。实现中国梦，成为世界大国，如果没一个有亲和力、辐射力和说服力的话语体系作支撑，何谈学术独立和影响力？何谈文化的传播力与感召力？因此，“中国学”回归国内，让我们有了主导“中国学”的基础，有了从此让中国话语体系登堂入室于世界的开端。

　　当然，真正让“中国学”做到经世致用，并不能仅让其止于学术“象牙塔”中。“中国学”所构建起的中国话语体系，不仅仅是所谓的宣传力，而更应是其自身独具的魅力和强大吸引力。用一种普通民众可以懂、可以理解、可以言说的方式学习和表达；让世界上喜爱中国及中国学的朋友，能够听得懂、听得进；愿意听、喜爱听、自愿自觉传播中国文化和“中国学”。

　　“只有大众接受，思想才会站起来”。当“中国学”从一门显学，发展、传播为世界上普遍接受和喜爱的文化时，中国形象、中国梦就会立体地矗立于世界民族之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