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传统文化及其现代命运(一）

　　

　　

　　何中华，男，1962年7月生,山东莒南人,中共党员，山东大学哲学与社会发展学院教授、博士生导师。

　　中共十七届六中全会通过了深化文化体制改革的《决定》，提出“培养高度的文化自觉和文化自信”，“增强国家文化软实力，弘扬中华文化，努力建设社会主义文化强国”的问题，特别是首次把“建设文化强国”作为国家战略目标加以确认。这意味着文化问题被放在了国家战略和国家安全的高度予以定位和重视。


　　从世界的情形看，亨廷顿曾提出了所谓“文明冲突”的说法，认为人类在21世纪的冲突将主要是文化的。这有一定的道理。相对而言，古代战争主要是基于经济利益的冲突和博弈，近代战争主要是由于政治利益的矛盾和考量，现代战争则主要是缘于不同文化传统之间的异质性。从中国的情形看，自晚清以来的现代化运动，第一波是经济领域的变革，即洋务运动；第二波是政治领域的变革，即戊戌变法和辛亥革命；第三波是文化领域的变革，即“五四”新文化运动。改革开放以来，现代化问题被再次提上日程。我们的改革在一定意义上重演了中国历史上的这三次浪潮，经济体制改革、政治体制改革、文化体制改革依次展开。无论国际还是国内，今天的发展问题都格外地凸显了文化的空前的重要性。应该说，在当下这个背景下提出文化问题，是有其必要性和紧迫性的。


　　一、中国传统文化的主要特点


　　中国传统文化博大精深、内容宏富，是一个多面体。因此，对它的任何一种归纳和概括，都不得不以遮蔽其他可能的视野为代价。但为了说明的方便，我们仍不得不做出某种可能的概括，只是在作概括时应该自觉地意识到它的局限性。那么，中国传统文化的最主要的特点是什么呢？我把它大致概括为以下六个方面：


　　1．“天人合一”、“阴阳互补”


　　中国传统文化从总体上说是自然主义的。中国人讲究“天人合一”，主张顺天应时。钱穆先生说得好：“中国文化的特质，可以‘一天人，合内外’六字尽之”。在这个意义上，可以说，人道顺应天道构成中华民族文化传统的基本原型。孔子在称赞“尧之为君”时说：“唯天为大，唯尧则之”。《易传》曰：“天生神物，圣人则之；天地变化，圣人效之；天垂象，见吉凶，圣人象之；河出图，洛出书，圣人则之”。《诗经》曰：“物其有矣，唯其时矣”。孟子说：“不违农时，谷不可胜食也”。荀子亦说：“春耕、夏耘、秋收、冬藏，四者不失时，故五谷不绝，而百姓有余食也”。孔子说:“天何言哉！四时行焉，百物生焉，天何言哉！”即使主张“制天命而用之”的荀子，也强调“不为而成，不求而得，夫是之谓天职”，主张“不与天争职”。先秦著作中不少地方都提到“秉时”、“顺时”、“不违天时”、“应时”、“节四时之适”、“审时以举事”。


　　中国文化特别讲究天时地利人和，讲究“日出而作、日入而息”。人们追求物质生产节奏完全与自然节奏相吻合，这当然与中国的农耕文化有关，因为中国人不需要征服自然而只要顺应自然就可以获得维系生存的基本条件。老子提倡“道法自然”，庄子主张“依乎天理”、“因其固然”。《庄子?天地》有对“机械”、“机事”、“机心”的嘲讽。既然弃绝“功利机巧”，中国人就不必也不愿向外探求，所以从历史上看科学技术不发达。李约瑟提出“近代科学为什么没有在中国产生”这一难题也就不难理解了。对于国人来说，“吾非不知，羞而不为也”。拿这种眼光看，“机械”一词在中国文化语境中甚至带有某种程度的贬义，因为它意味着投机取巧之器。所以，科学技术被中国人视之为奇技淫巧，也就不足为怪了。


　　“天人合一”除了可以在实体意义上被理解——把“天”“人”理解为自然界与人类——之外，还可以在境界的意义上被理解，即把“天”“人”理解为自然而然（即无为）与他然（即有为或人为）。例如《庄子》上说：“有天道，有人道。无为而尊者，天道也；有为而累者，人道也。 ”据《庄子》记载：河伯曰：“何谓天？何谓人？ ”北海若曰：“牛马四足，是谓天；落马首，穿牛鼻，是谓人”。当然，儒家的观点与道家存有差异，按照儒家的观点，我们似乎可以推论出在它看来“络马首，穿牛鼻”之类当属“天”而非“人”。这正是魏晋玄学自然与名教之辩的所在。


　　后来的宋代理学家朱熹恰好就是这样认为的。例如他说：“如穿牛鼻络马首，这也是天理，合当如此。若络牛首，穿马鼻，定是不得”。显然，在朱熹看来，这是该当如此者。他还说：“饥者食，天理也；要求美，人欲也”。因为“私欲”乃是“不当如此者”。而“饥而欲食，渴而欲饮，又此欲岂能无？”因为这是“合当如此者”。尽管这是人的需要，但因为是合当如此者，所以在朱熹看来仍然属于“天”而非“人”。倘若追求“美味佳肴”，就属于奢侈了，它超出或偏离了人的本来的和自然的需要，因此就不再是天理而是人欲了。可见，儒道两家的分歧不在于是否追求自然，而仅仅在于确认何为自然。在道家看来是人为的繁文缛节的，在儒家那里却被认为是天道的体现。这种分歧只是枝节上的，而非根本取向上的。就像西方的科学与宗教在中世纪和近代所发生的冲突，它并没有影响西方文化传统的内在整合性。


　　阴阳互补的太极图式，构成中国传统文化实现其真善美追求的最基本的模式。让我们以《周易》为例，所谓“易以道阴阳”。


　　首先，《周易》具有认知功能。“夫《易》彰往而察来，而微显阐幽，开而当名辨物，正言断辞，则备矣”。所谓“观乎天文，以察时变”；“通天下之故”等等，皆为认知取向之萌芽。在中国文化传统的形成和发展中，“阴”“阳”作为两个基本符号被用来解释自然现象和人本身。如《黄帝内经》就认为：“阴阳乖戾，疾病乃起”。人的疾病盖源于阴阳二气的失衡，所谓“阴胜则阳病，阳胜则阴病；阳胜则热，阴胜则寒”。因为“阳强不能密，阴气乃绝；阴平阳秘，精神乃治；阴阳离决，精气乃绝”。人体只有“和于阴阳，调于四时”才不至于生病。西周时期的大夫伯阳父就认为地震的原因在于阴阳失序，也就是所谓“阳失其所而镇阴也”；“阳伏而不能出，阴迫而不能蒸，于是有地震”。


　　汉儒董仲舒用阴阳观念解释自然现象，例如他说：“大旱者，阳灭阴也。……大水者，阴灭阳也”。欲防止大旱，就必须“开阴闭阳”；而欲防止大水，则须“开阳而闭阴”。汉代的王充认为：“阴阳之气，凝而为人”，故“人所以生者，阴阳气也。阴气主为骨肉，阳气主为精神”。他还用阴阳关系来解释雷电现象：“实说雷者，太阳之激气也。……盛夏之时，太阳用事，阴阳乘之，阴阳分事则相校轸，校轸则激射。激射为毒，中人辄死，中木木折”。


　　其次，《周易》具有价值功能。阴阳关系及其普遍模式为人的价值选择和伦理定位提供了根本的坐标系。《彖传》曰：“观乎人文，以化成天下”。“人文”在这里具有道德含义，所谓“文明以止，人文也”。显然，它强调的是人文的教化功能。这种价值功能主要表现在三个方面：


　　一是预卜吉凶，所谓“以定天下之吉凶”。“圣人设卦观象，系辞焉而明吉凶”。


　　二是为伦理秩序提供合法性来源。男女之间的伦理关系根源于阴阳之道，所谓“乾道成男，坤道成女”；而“天尊地卑，乾坤定矣”。《序卦》曰：“有天地然后有万物，有万物然后有男女，有男女然后有夫妇，有夫妇然后有父子，有父子然后有君臣，有君臣然后有上下，有上下然后礼义有所错”。而“天”为乾，“地”为坤。“乾，阳物也；坤，阴物也”。显然，由阴阳关系衍生出了尊卑长幼之序，诚如汉儒董仲舒所说的：“君臣、父子、夫妇之义，皆取诸阴阳之道。君为阳，臣为阴；父为阳，子为阴；夫为阳，妻为阴”。


　　三是君子人格的建构。《周易?象传》提出“天行健，君子以自强不息”；“地势坤，君子以厚德载物”，实际上就是给出了理想人格的模式，所谓“刚柔者，立本者也”。君子的刚健进取的人格，其根据来源于“天”的阳刚之“象”。孔颖达注曰：“乾象天。天体运转不息，故为健也。 ”而君子的宽容敦厚的人格，则是对“地”的阴柔博大之“象”的模拟。此所谓“天垂象”，“圣人则之”；“天地变化，圣人效之”。对于中国人来说，道德约束体现在孔子所说的“乐而不淫，哀而不伤”之中。


　　再次，《周易》还具有审美功能。阴阳互补的太极模式构成中国传统文化的最高审美范式。例如高低、松紧之间所形成的张力结构成为书法结体的基本关系。中国的传统绘画和书法，都讲究用墨的深浅、浓淡、干湿、涩润，用笔的曲直、轻重、藏露、刚柔，线条的疏密、长短、粗细、繁简等等。汉代蔡邕说：“夫书肇于自然。自然既定，阴阳生焉。阴阳既生，形势出矣”。


　　中国的古典诗歌也讲究虚实相生、有无相成等等的对比关系。中国诗歌中常用对比的手法来塑造特定的意境，而这种对比手法隐含着阴阳互补关系的结构。例如“直—圆”对比：“大漠孤烟直，长河落日圆”。“一—多”对比：“忽如一夜春风来，千树万树梨花开”。“孤雁不须饮啄，飞鸣声念群。谁怜一片影，相失万重云”。“烽火连三月，家书抵万金”。“时—空”对比：“海上生明月，天涯共此时”。“动—静”对比：“细草微风岸，危樯独夜舟。星垂平野阔，月涌大江流”。如此等等，不胜枚举。


　　再如中国的古典音乐。《乐记》则把音乐的发生同天地阴阳的和合相联系：“乐者敦和”。因为“地气上齐，天气下降，阴阳相摩，天地相荡，鼓之以雷霆，奋之以风雨，动之四时，暖之以日用，而百化兴焉，如此，则乐者，天地之和也”。《吕氏春秋》则曰：“凡乐，天地之和，阴阳之调也。”中国古典文艺作品中的“大团圆”结局，也同样折射着阴阳相互整合的太极图式，从而透露出其中的阴阳消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