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传统文化及其现代命运(三）

　　

　　

　　何中华，男，1962年7月生,山东莒南人,中共党员，山东大学哲学与社会发展学院教授、博士生导师。

　　 3．“自强不息”、“厚德载物”


　　《易传》上有两句众所周知的话，叫做：“天行健，君子以自强不息”；“地势坤，君子以厚德载物”。这两句话很恰当、很凝炼地概括了中国文化传统所蕴含的刚柔相济、阴阳互补的关系和内在结构。它既是个体人格特征，同时又是整个传统文化的特征。自强不息表达的是刚健进取的品格，厚德载物则体现着宽容敦厚的品格。


　　“君子”与“小人”，其境界有高下以至霄壤之别。就个人修养而言，孔子在总结自己的一生时说道：“吾十有五而志于学，三十而立，四十而不惑，五十而知天命，六十而耳顺，七十而从心所欲而不踰矩”。这里显然有一个人生境界的不断提升问题，其中最高的境界乃是天人合一，亦即所谓的“从心所欲而不逾矩”。这是一种既自然而然、又自觉自愿的状态，天道与人道泯然为一，毫无二致。君子的人格境界有其超越的一面。所谓“君子谋道不谋食”、“君子忧道不忧贫”、“君子不器”。“道”属于“形而上者”，“器”乃“形而下者”。这样一种境界落实下来，无非就是刚柔相济、内圆外方，亦即“自强不息”同“厚德载物”的互补整合。


　　尽管君子的人格有其刚健进取、奋发有为的一面，但它并不有违“天人合一”的文化原型。因为君子人格中的自强不息精神，仍然不过是“人道”顺应“天道”的结果。此所谓“天垂象”“圣人则之”。君子的自强不息性格，恰恰是“天”的刚健之“象”的人格化表达，它的合法性和终极根据依然源自刚健之天象。这就从更深刻的层面上贯彻了“天人合一”的原则。


　　4．“内圣外王”“、“德治仁政”


　　中国传统文化讲究“格致诚正修齐治平”，所谓有德者为王。“德治仁政”始终是中国政治哲学所孜孜以求的理想。钱穆先生认为，“中国政治是一个礼治主义的。倘使我们说西方政治是法治主义，最高是法律，那么中国政治最高是‘礼’，中国传统政治理想是礼治”。其实，“仁”与“礼”是互为表里的。“仁”是“礼”的内在理由，“礼”是“仁”的外化了的形式，或者说是仪式化、制度化了的“仁”，它们共同构成德治仁政的基础。


　　在中国传统文化的语境中，政治的合法性不是来自多数人的同意（民主），而是来自道德的高尚。孔子说：“为政在人”。而这里的“人”应该是道德上的楷模。孔子指出：“为政以德，譬如北辰，居其所而众星拱之”。由此可见，道德楷模及其感召力在政治统治中具有何其重要的作用和意义。他还说：“道之以政，齐之以刑，民免而无耻。道之以德，齐之以礼，有耻且格”。


　　从总体上说，中国传统文化是不太信任法律的。因为法律无法使人达到慎独的境界，只有道德才能构成一个社会达成公序良俗的“底线”。中国人往往把打官司看成是丢人的事。譬如孔子就说：“听讼，吾犹人也。必也使无讼乎！ ”老子也说过：“法令滋张，盗贼多有”。这也同中国文化重德治而轻法治的传统有关。


　　5.中庸之道、过犹不及


　　中国传统文化特别强调中庸之道。比如中国人对自己欲望的看待，认为是过犹不及，既不禁欲亦不纵欲，而是限欲。孔子有所谓“乐而不淫，哀而不伤”的说法。《吕氏春秋》曰：“天生人儿使有贪有欲。欲有情，情有节。圣人修节以止欲，故不过行其情也。”《毛诗大序》亦曰：“发乎情，止乎礼仪。 ”朱熹仔细甄别了正当的欲望与非正当的欲望，他认为合乎自然而然的要求的欲望本身就是“天理”，只有那些人为制造出来的，从而超出了自然限度的欲望才属于“人欲”，才在祛除的范围。显然，中国人是容易满足的，中国文化没有培养出贪婪的民族性格，而是非进攻性的，没有占有的冲动，这与中国人的中庸之道思维方式有内在关系。这一点表现在日常生活中就是知足常乐、安贫乐道。


　　中国人对于事物的“度”持敬畏和守望的态度。这同西方文化性格形成了鲜明的对比。人类始终面临着人的欲望的无限可能性同满足欲望的对象的有限性之间的紧张。人类始终受到稀缺性的困扰。如何解决这个无限性与有限性之间的矛盾，决定着不同民族的文化性格。从总体上说，中国人试图约束自己的欲望来缓解这个矛盾；而西方人更致力于释放欲望，追求满足欲望对象的增殖来缓解这个矛盾。“奥林匹克精神”就是“更高、更快、更强”。胡适当年就曾认为西方是一个不知足的民族，而中国是一个知足的民族。当然，胡适是为了批评中国人的惰性而说这番话的。


　　6.言近旨远、含蓄委婉


　　中国语言的特点是象形文字，所谓“观物取象，近取诸身，远取诸物”。这就从文化基因层面上注定了中国式表达的象征和隐喻的特征。杜甫有句诗，叫做“窗含西岭千秋雪，门泊东吴万里船”。一个小小的门和窗，就把无限的时间和无限的空间蕴含其中了。这正是黑格尔意义上的“真正的无限性”的表征方式，即形式的有限性同内涵的无限性的统一，它乃是扬弃了无限与有限的外在对立而达成的合题。这也就是中国的那种“言有尽而意无穷”、“言近而旨远”的表达所具有的性质。


　　中国的语言在一定意义上是诗歌语言，是一种诗意化的表达。这种诗化的表达方式，不重定量分析，而重定性分析。中国文化从总体上说是诗化的文化，注重写意而非写实。最突出的表现就是中国人比较含蓄，中国人表达感情的方式也很含蓄。我们不像西方人那样有情人节、母亲节，那么直露。中国人举手投足之间都是有蕴含和寄托的，喜怒哀乐也不愿意显之于形，从而意味无穷。这种诗意化表达的基础是象征性和隐喻。西方文化具有抽象性，是科学语言式的，它的符号和意义之间是一一对应的确定关系；而中国人的文化则具有象征性，其符号和意义之间不是对应的关系，而是相似的关系，这就造成了意义的暧昧性和不确定性。因此，解读中国文化符号更像是一种猜谜游戏。由此决定了中国传统文化的文本具有意义的深度空间，它是开放的、有弹性的。所以中国人表达自己的情感、表达对于世界的感受，都是相当含蓄的，非常有韵味。“韵者，有余味之谓也”。它所营造的是一种可以回味无穷的意境。由此也可以从一个侧面解释近代科学为什么没有能够在中国发生这一“李约瑟难题”。


　　二、中国传统文化同现代性的冲突及其困境


　　晚清以来中西文化的遭遇、对峙和激烈的碰撞，大体经历了一个“器物→制度→心理结构”层层深化的过程，它们在时间上似乎没有先后，西方的坚船利炮隐藏着制度安排，进而取决于文化动机，而文化观念的同化也总是需要借助于物质手段和制度安排。在这样一种特殊的历史语境下，中国人遇到了一个特有的文化心理上的爱憎情结：对于西方文化而言，我们是因憎而爱，即如魏源所说的“师夷之长技以制夷”，亦即以其人之道还治其人之身；对于本位文化，我们则是因爱而憎，即如鲁迅先生所说的“哀其不幸，怒其不争”、“爱之深，责之苛”。这几乎成为国人的一个难以打开的情结，直到今天依然困扰并折磨着我们。


　　中国传统文化同西方文化所内蕴的现代性之间冲突的具体表现，可以从不同方面加以刻画。这里尝试着做出一种可能的描述：（1）群与己。西方的现代性所体现的自由主义传统蕴含着个人主义的文化因子，具有重视个体的权利和价值的取向；当群与己发生矛盾和冲突，从而两者不可兼得时，己无疑具有优先性和至上性。与此不同，中国传统文化则强调群体的至上性。这是“五四”新文化运动以来，中西文化传统发生冲突的一个重要方面。（2）义与利。中国文化重义轻利，更强调道义优先。这同西方文化特别是近代西方文化精神中的功利主义取向相抵牾。（3）德治与法治。中国具有悠久的伦理本位主义传统，所以政治上推崇德治，尽管历史上也有严刑酷法，但它本身的合法性仍然需要借助于道德来得到辩护。从历史上看，西方文化是由古希腊的理性主义传统、希伯来的宗教传统和古罗马的法律传统融合而成的。法治精神是其中的一个不可忽视的重要内容。德治总是相信人格的道德魅力，从而缺乏一种制度上的制衡和保障，特别是当现代性的因子植入中国本土文化之后而出现道德失效时，德治传统就缺乏足够的疗治措施和有效手段。（4）道与器。西方自文艺复兴以来及至启蒙精神对人的“发现”，重点在于以理性视野发现了肉体存在的人。对人的需要的肯定也必然着眼于经验意义上的对象。由此决定了人的物化倾向。这也正是现代性语境中人的异化的实质。中国传统文化则着重超越性，从道的层面提升人的境界，追求人的精神的安顿和心灵的皈依。由此决定了中西文化之间的内在超越与外在超越、性善论与性恶论的根本分野。


　　从一定意义上说，中西文化在近代的遭遇，乃是中国的伦理本位主义传统与西方的科学理性主义传统的对立。很难说谁对谁错，谁是谁非。因为文化原本就没有对错是非可言。关键在于具有不同偏好和旨趣的文化相遇了。这是具有悲剧意味的。中西文化冲突的实质何在？科学的理性精神和价值的人文关怀之间的冲突，规定了两种文化传统在总体上的摩擦。发生在20世纪20年代的“科学与人生观论战”就具有象征意味。从某种意义上说，理性与价值的矛盾不过是人的存在的二元分裂在不同文化传统之间的表达，所以极其深刻。它体现着人类学本体论悖论。


　　晚清以来的中国传统文化的历史语境是：被抛入一种客体化的命运——注意这里的被动语态。中国的现代化是一种“防御式的现代化”（美国学者布莱克语），它实际上不过是“被现代化”而已。文化本来是一个民族的生命，是一个民族成其为这个民族的最为本然的根基，是民族的标记。民族这个概念首先是文化的，而不是地域学和人种学的。在这个意义上，对于文化只能作生命观。所以，文化只有作为主体性规定，才能以其本真的方式彰显出来。然而，近代以来，随着中西方文化的相遇，中国文化却陷入了被对象化的命运，中国其实是“被发现”的，东西方文化不是“相遇”，而是西方“发现”了东方。这种不对等造成了中国文化主体性的丧失。我们的确找到了一个西方的镜像，开始反省自己的文化，但这是把自己的文化当作一种对象来加以审视，这本身就已经使其变成身外之物了。因此，吊诡的是文化的自我发现，同时也就是文化的自我丧失。这正是现代新儒家之所以产生文化焦虑的根本原因。文化客体化的一个重要的历史后果是什么呢？那就是“自我殖民化”，也就是中国人在文化意义上的自性迷失。“我是谁？我从哪里来？我又到哪里去？ ”找不到答案。这是中国人文化信心重建所面临的最深刻的障碍。这有点类似于女性解放面临的难题。其后果就是文化自主性的丢失，陷入“文化孤岛效应”。


　　西方现代性的自我解构，为我们的文化拯救提供了历史契机。西方文化出现了一种自反性的辩证法，即以自然界的祛魅和人之生为特征的启蒙精神，导致的是自然界的返魅和“人之死”的辩证法。后现代对于逻各斯中心论的消解和对主客二分模式的颠覆，意味着西方文化本根处出现了致命的危机。它不再是枝节性的和个别结论的问题，而是根本预设的问题。西方思想家的绝望源自这里。后现代对于现代性的解构的确深刻地触及到了现代性的缺陷，但是却未能提供一种建设性的拯救之道。它的自身逻辑内在地决定了它只能带来纯粹颠覆性和绝对破坏性，而无法给出一条积极的思路。西方文化的后现代维度所造就的这一新的历史语境，使中国传统文化的启示和拯救价值得以彰显。例如天人合一的文化原型，对于改善人与自然的关系具有启示意义。伦理本位主义的取向，对于优化人际关系也具有启示意义。诗意化的文化偏好，对于矫正技术的工具化格局，同样不乏启迪作用。中国文化对于人的欲望的看待方式，对于约束现代人的放纵，同样会有深刻的启迪作用。如此等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