杨立华：北宋是个迷人的时代

　　

    杨立华，北京大学哲学系教授、博士生导师。

　　北宋在我看来是一个迷人的时代。读钱穆先生的《国史大纲》，我们会发现北宋这个朝代非常奇怪。在这个时代，整个民间达到了相当富裕的程度，而与此同时，北宋王朝从整体上看给人的印象却又是积贫积弱的。所以如果从某种我称之为“青春期历史观”的角度看，北宋实在是无足观矣。北宋从太宗朝以后基本上没有打过什么像样的胜仗，没有过一次给人深刻印象的酣畅淋漓的大捷。这个王朝总体感觉上是积贫积弱的。但是如果我们从精神文化这个角度看，我们又会发现北宋文化所达到的高度，到今天为止，在某种程度上，仍然是空前绝后的。北宋的思想艺术成就、文学所达到的高度，到今天为止都可以算作是空前绝后的，几乎所有重要的中国古代的文化思想方面的东西在北宋都有其焦点。那个时代随便一个准一流的人物，放到别的时代里，都是绝对的一流人物。在那个时代像苏东坡这样的人物都未必能算得上是一流人物，因为如果你把苏东坡算成一流人物的话，那么王安石、司马光就有点儿没地方放了。看到这批人物，我常常会想，怎么会出现这么一个奇怪的时代，这么短的时间中国文化就从低谷一下子达到了顶峰？


　　我们知道北宋前面的那个时期可以算作中国历史上最黑暗的一页。我特别同意钱穆在《国史大纲》里面的讲法，他认为五代十国是中国历史上最黑暗的一个时代。短短五十多年的时间，中原就经历了五朝、八姓、十三君；而且还四分五裂，无法实现真正的统一。整个残唐以来的乱局导致的结果是，唐以前的整个社会文化积淀基本上都被打碎了。残唐五代的乱局导致从文化、政治结构到基层社会结构，只剩下一地鸡毛、一片瓦砾。一般情况下，我们的历史上乱世都不乏英雄，比如三国，乱归乱，但我们可以看到那是一个巨人的时代。而五代却乱到了连英雄都没有的地步。整个五十多年的时间，基本上没有值得记住的名字。能记住的名字大概也就是冯道这样的人，此人历经那么多朝代的更迭而“屹立不倒”，所以雅号“不倒翁”。当然能做“不倒翁”也确有其了不起的地方，但这种了不起多少有些猥琐，实在不值得我们提倡，尤其是在今天。这种人格的卑琐一直延续到宋初，其实宋初士人的人格也很卑琐。北宋初年士大夫里面真正人格崇高的，大都是道教徒，如陈抟、种放之流。而整个儒家士大夫人格的卑琐是令人震惊的：真宗朝日子过得稍微好一点，一群人就鼓动真宗去封禅，去做这种奢靡的无聊举动。由此，你就可以隐约窥见那个时候的一般人格形态。

　　钱穆《国史大纲》

　　令人诧异的是，到了仁宗朝，整个文明突然达到一个跃升，这是一个值得深思的现象。这种情况到底怎么来的？我在《气本与神化：张载哲学述论》的导论部分有过比较详细的分析。我的分析是以王夫之的《宋论》为出发点的。王夫之在《宋论》中有一个我们今天看来非常奇怪的问题：为什么根基像宋太祖这么弱的一个人，以这么弱的方式得了天下，却能给天下带来数百年的安宁，而且使这个文明很快就达到非常高的高度呢？我们知道历史上得天下的方式：太上以德，像尧舜这样的；其次以功，吊民伐罪之功，像商汤、周武这样的；其次以力，力量足够强大，能够征服其他的国家，比如秦灭六国；最次还得能篡，篡位也是有条件的，需要经过精心准备，如果没有几十年甚至几代人的积累，你根本就没资格篡，以司马懿的雄才大略，他活着的时候也没能篡成位。上述这些条件，宋太祖都没有。那他是怎么做到的呢？个中原因，王夫之给出的说法是：正因为宋太祖以这样的弱势得了天下，所以有一种东西被注入到他的心里，这个东西叫做“天心”。上天之所以把天下给了格局这么弱的一个人，目的就是要把“天心”加给他。而这个“天心”是什么呢？就是一个字——畏。这样一种精神构成了北宋开国规模最根本的一个基础，我觉得这是王夫之的一个洞见。正因为自己弱势得天下，所以有畏；正因为有畏，所以不敢。由畏带来的不敢：下不敢残虐百姓，上不敢苛待士大夫。总之，因为畏，所以宽容。用王夫之在《宋论》里面的分析就是，正因为畏，所以“无责于人，必求诸己”，而这恰恰是儒家精神的一种体现。因为觉得自己并没有什么了不起，所以不敢去苛责别人。所以士大夫人格卑琐，他用的方法不是去更严格地要求他们，而是去养。北宋养士的风格，就是宽容的一种体现。这种宽容之风就形成了北宋的家法。

　　杨立华《气本与神化》

　　我们一般会说中国古代没有宪法，这种观点当然是有根据的。但中国古代虽然没有宪法，却有不成文的规矩。每一个王朝都有家法，北宋王朝也有家法，有时候称为“祖宗之法”。我们北大历史系的邓小南教授就有一本书叫《祖宗之法》，写得非常好。祖宗之法是一代开国君主确立的基本规矩，对后世君主的行为是有非常深刻的影响的。北宋王朝有三条家法，是太祖立下的。其中最重要的一条叫“不杀大臣及言事官”。如果对比汉代，你会发现，汉代的宰相被诛杀的例子是非常多的。仅汉武帝这一代，他杀掉的宰相级的人物就有多少！但是宋代对贵为三公的大臣是基本上没有诛杀之罚的。到了北宋末年，北宋王朝已经灭了，金人立了张邦昌做大楚的皇帝；后来南宋朝廷对张邦昌的处理，最多也是赐其自尽而已。这要在别的王朝可不得了，这是要族诛的。而言事官就是谏官，古代有谏官的传统。言事官的责任就是提意见。既然你让他提意见，你就要对他宽容。北宋对言事官的宽容可以说到了“令人发指”的程度，他能够允许言事官“风闻奏事”。所谓“风闻奏事”，就是可以以风传的谣言为根据来弹劾，而且有权拒绝透露谣言的来源。这不等于说言事官有权利造谣吗？怎么能宽容到这种程度！


　　畏字带来的第二个方面是疑忌。忧畏之心一方面可以带来宽容，另外一方面可以带来疑忌。北宋的很多问题都在于其过度成熟的政治文化。为什么这样讲呢？因为郡县制国家的模式，从秦汉建立以来，到北宋时已经经历了上千年的积淀，这一模式的各种优缺点、各种危险，在此前的历史中已经充分表现出来了。今天很多人讲美国式的宪政民主政治是人类最佳的政治形式，甚至是唯一合理的、唯一合道德的政治选择。但我一直觉得这种制度其实还未经过历史的充分检验，这事儿恐怕还得再看看，也许至少还得再过个两三百年，才能真正看清楚。北宋以前上千年的郡县制国家的文明积淀，使得这种政治所有危险的可能性都已经尝试过了。各种各样危险的可能性像一面镜子，处处透出暗示和提醒，对这些危险的警醒，导致了北宋政治文化根柢里的疑忌精神，这反映在太宗的理念中，就是“事为之防，曲为之制”。什么事情都要以防为主，所有的方面都要有严格的管制。权力之间的相互牵制和制衡在宋朝达到了极为精微的程度，灵活运用权力的空间被降到了极低的限度。


　　以对外的战争为例。北宋在外带兵的将帅是没有便宜行事权的，就是说不能根据战场情况的变化做战略甚至战术上的调整。北宋的将帅出去打仗一般都带着钦定的阵图，有变化要及时上报朝廷，不能自己做主。而那时候通讯效率又低，所以北宋对外战争方面的弱是制度选择的结果。太宗常说一个王朝“有内忧则无外患，有外患则无内忧”，如果要选择呢，还是选择外患比较好。因为内忧是致命的，外患往往是不致命的，前几代王朝都亡于内忧。这样想也不能说全无道理，但历史常常充满了戏剧性——北宋最终却亡在了外患上。

　　邓小南《祖宗之法》

　　关于北宋在战争方面的无能，有各种各样的解释。有些解释非常有趣，但不大经得起推敲。比如柳诒徵先生在《中国文化史》中认为北宋为什么弱，因为从五代起，中国女人开始缠足。缠足导致女性身体变弱，结果生出来的孩子也弱，当然就打不过北方的少数民族。但问题是，南宋初年的岳家军难道不是小脚女人生出来的？怎么就那么强呢？同样有趣的是钱穆先生的解释——很多人都觉得钱先生的讲法很有见地，但实际上也不大经得起推敲。钱穆先生说，古代战争中最重要的是骑兵，骑兵对步兵有强大的优势，这个很容易理解。因为骑兵第一是速度快，这还不是最主要的；最主要的是骑兵可以穿重装甲。所以骑兵对步兵是有先天优势的。而骑兵必须有好的战马。钱穆先生讲，养战马有两条特别重要：第一，要有高寒的环境和好的水草；第二，要有比较空旷的空间。而中国古代出好马的地方都不在北宋疆域内，一个在辽东，一个在西夏。北宋养不出好的战马，所以仗打不过。这个解释很多人都很信服。可按照这样的讲法，两宋以及此后历史中的很多史实都是解释不通的。在我看来，北宋的弱是制度选择的结果。关于这一点，大家有时间可以去看漆侠先生的书。关于宋史的研究，不管我们喜欢不喜欢，邓广铭先生、漆侠先生的研究都是我们研究的基础。作为北宋政治文化的核心，“事为之防，曲为之制”的纲领对王朝的方方面面都产生了深刻的影响，在军事方面体现得尤为明显。以神宗晚年为例。到元丰末年，王安石变法已经取得了丰硕的成果。最重要的成果就在于财富的积累已达到了相当的程度，已经有足够的财富能够发动战争了。于是宋神宗发动了对西夏的战争。但几路大军派出去，居然没有统一的主帅，导致各路大军之间根本不能协同并进，最终以惨败收场。北宋在国防方面真是堪忧。你看北宋的版图就知道了。造成这种格局的主要原因在于王朝初年向北征讨不利，转而向南征讨。在朝代初兴的时候一定要把最艰难的地方拿下来。太祖朝没有拿下北汉，太宗朝虽然拿下了北汉，但在攻打燕云十六州的时候失利，这导致燕山山脉这个天然屏障反而成了别人的屏障。而开封又是个四战之地，到了冬天，辽人放马南牧，几天就能打到开封。太祖晚年曾经要迁都，想迁都洛阳，但是迁不了。为什么？因为洛阳在物资集散方面的便利程度，远低于开封。唐以后的统一王朝，都在大运河沿岸建都，根本原因在于物资转输的方便。


　　北宋虽然富庶，但整个国家一直是岌岌可危的，这种盛世隐忧的局面，构成了士大夫精神觉醒的基本要素。再加上北宋有养士之风，北宋自王朝初年起就强调士大夫精神，鼓励士大夫人格的提升。太宗朝开始，进士及第以后，由皇帝钦赐《礼记?儒行》篇。《儒行》强调的是刚毅特立的士大夫精神，由此可以看到北宋初期君主鼓励的方向。北宋前期的士大夫如范仲淹、胡瑗等人，身上大都可以看到《儒行》的影响。北宋时期同时又有一种非常宽容的氛围——容忍士大夫在一定限度内对朝政的批评。既砥砺士大夫的精神人格，又营造出一种包容的氛围，加上盛世隐忧的格局，某种以天下为己任的精神也就自觉自然地涌现出来。


　　范仲淹“乐以天下，忧以天下”的精神，是那一时期士大夫精神风格的典型。我常常讲，任何历史主体要想真正深入自己的时代，这种“忧”的精神都是不可或缺的。“忧”这种精神，当然不是范仲淹的发明。《孟子》一书中早已讲到“忧”这个字。我们去看“劳心者治人，劳力者治于人”那一章。要理解“劳心者治人”这句话一定不能脱离具体的上下文，这句话后面短短两三百字的一段，“忧”这个字出现了六次。其中，“劳心者”与“劳力者”的区别，主要在于所忧对象的不同。对于“劳心者治人”这句话，如果带着理解、而非简单从字面上翻译的话，应该译为：唯有忧民者才有资格成为统治百姓的人。“忧”是最深的爱，而且不是占有性的爱，是承担性的爱。生活当中，最强烈的“忧”体现在父母对子女的爱当中。正因为这种“忧”的精神，所以北宋的思想主体可以深入到时代当中来。北宋士大夫精神里两种倾向最为强烈：一种是政治改革的倾向。仁宗朝开始，几乎所有的士大夫都有强烈的政治改革诉求。从范仲淹开始就一直要改革，直到王安石变法。王安石变法虽然引起了所谓的保守派势力的反弹，但是在保守派的阵营里面也有很多人是赞成改革的，包括二程。二程也认为必须得改，关键在于究竟怎么改？是不是一定要像你王安石那么改？除改革方案的不同外，二程还认为王安石不能“与人为善”。《孟子》中讲“与人为善”的意思是“取于人以为善”。王安石拒绝容纳别人对他的批评，这是程颢最不能接受的地方。要求政治变革，是那个时代士大夫的基本共识。这一个方面，在范仲淹到王安石的改革实践中发挥到了极致。另一种倾向，则体现为对整个文化的焦虑，对人伦秩序的焦虑，由此必然产生对人伦秩序安排及其背后的哲学理由的关切。如何抵御佛老的冲击，用一种理性的、人伦的生活态度来引领人们的社会生活文化，就成为宋代士大夫焦虑的另外一个方向。那么北宋士大夫的精神自觉，主要有如下几个方面的重要体现。我们刚才讲到忧的精神，“乐以天下，忧以天下”的精神，以天下为己任的承担意识。这种承担意识不是每个时代的人都有的，或者至少不是每个时代的人都能达到如此强烈的程度。这是第一点。


　　第二点是困穷苦学的普遍性。北宋士大夫普遍有困穷苦学的经历，像范仲淹、欧阳修、胡瑗这些人，全都是困穷苦学的典范，范仲淹是其中的代表。范仲淹年轻时在一个寺庙里读书，到冬天疲惫不堪的时候，就用冷水泼脸，泼醒了之后继续读书。穷得不行，每天熬粥一锅，划为四块，每天就吃这一锅粥。欧阳修的父亲去世得早，早孤，他的母亲用芦苇秆画地教他写字。欧阳修小时候，有一次到隔壁的一个李姓的财主家里去看书，看到有一些残破的书扔在垃圾筐里，欧阳修就拣出来读，觉得文章得真好，就跟人家把这本残缺不全的韩愈文集要了过来。他的文风受韩愈影响最大，根子就在这儿，以至于欧阳修成年以后，还要不断收集韩愈的文章。


　　第三点是道德的自我节制力。当时士大夫当中普遍地具有很强的道德的自我节制力，他们对于自己的私人生活有一种近乎宗教的虔诚。即使像苏东坡这样的放达之士，比较前朝而言也要严谨很多。前代如白居易、元稹之流，那种私生活的态度是很有代表性的。但到了北宋，道德的自律成为普遍的风尚。比如，司马光是王安石的政敌，但两个人都拒绝纳妾。程颢批评王安石变法，但在不喜坐轿这一点上去口与王安石完全一致，程颢认为坐轿等于“以人代畜”。即使苏东坡这样的人，虽然文章写得飘逸了些，但是私生活还是相当严谨的。东坡就是兴趣太多。那真是个天才，做什么都行。儒释道都有研究，还精通炼丹——他的文集里有多种丹方。自己会酿酒，他在一篇小文章里写自己怎么酿酒，连这事儿都写得极风雅。书法就不用讲了，画也好，虽然流传下来的极少。文章那是写得漂亮。苏东坡讲自己的文章时说：我的文章“如遍地泉源，不择地而出”，就是说像源头活水那样随便哪个地方都能涌出，而且“行乎其所当行，止乎其所不得不止”，也就是说该着笔墨的地方一定写到，该停下来的地方自然也就停笔了。他还会做菜。东坡酷爱吃肉，后来东坡和程颐之间矛盾爆发，就跟吃肉有关。他贬为黄州团练副使的时候收入少了很多，不能天天吃肉，倍觉郁闷。他居然会想到去找到某种菜，做出来口感比较接近肉。但即使这样感性的一个人，总体上讲对自己的道德要求也是相当严的。


　　第四点，排抵佛老，倡导儒家的理性生活成为一种普遍的人生态度。当然也有一些人杂于佛老，比如王安石。晚年逃于佛老的也不少，像苏东坡早年曾极端反感佛教，遇到和尚必折辱之而后快，到后来人生遇到挫折以后，也以逃于佛老为归宿。尽管如此，从士大夫精神的整体方向看，排抵佛老还是当时的主流。

　　本文选自杨立华《宋明理学十五讲》（北京大学出版社）

　　内容简介：宋明理学亦称“道学”，是指宋明时代居主导地位的儒家哲学传统。从中唐开始，面对佛道二教的强势冲击，以韩愈为首的儒者开启了以重树儒家主体地位为目标的儒学复兴运动。至北宋，儒学复兴的思想自觉，落实在为儒家生活方式奠定哲学基础这一根本的时代课题上。基于这一思想自觉，周敦颐、邵雍、二程、张载都做出了杰出的哲学贡献，并在南宋被整合进朱子集大成的理学体系当中。《宋明理学十五讲》详细介绍了理学产生的社会文化背景，理学发展中的重要论题、人物及文化事件，展现了这一期儒学思想的蓬勃景象和精神气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