悦东相邀符得团

西北师大研究院，悦东相邀符得团。
颜氏家训也现代，传承应用进知难。

《颜氏家训》的现代传承与应用调查
符得团（西北师范大学）

目前，我国的家庭制度和文化建设问题较多，家庭道德建设日渐滑坡，家庭道德教育存在偏误，这些弊端虽然出自家庭内部，但已经成为不容忽视的社会问题。
众所周知，一切人类的教育和文化活动，其旨要无一不在要做好个体品德的培育。在我国的这一品德培育实践过程中，古代家训就是没有被官方正式教育系统纳入，但却对个体品德培育具有直接影响和渗透作用的非正式教育制度。它通过家庭教育的理论和实践环节将社会普遍的道德规范和价值原则内化为受教个体的道德品质，亦即将社会普遍的道德要求转化为个体的道德行为习惯，从而将个体一以贯之的道德行为倾向与为实现这种行为追求而固有的稳定行为方式统一起来，成功地塑造出了子弟的理想人格。那么，这种非正式教育制度之一的家训是如何将古代个体思想家们所提出的具有普遍性、共同性的道德原则和价值观念，通过生活化和生动化的形式，灌输到受教个体从而内化为其道德信念并同时外化为其惯常道德行为的？家训运作的内部机制是怎样的？经历了几千年的演变后，传统家训在今天的传承现状如何？我们可以在家训的传承流变中汲取哪些有用的东西以应对今天问题凸显的家庭道德教育？带着这样一些复杂的问题，我们选择以《颜氏家训》为例，通过调查家训的历史传承与在当今家庭中的应用等相关问题，探明现代颜氏对其祖上家训的了解度、认同感及继承弘扬状况，期望能从古代家训对个体品德培育机制探究中得出一些对今天的思想政治教育、家庭道德教育有所借鉴和启发的经验成果。



一、研究设计


（一）调查方法。


1、访谈法：访谈法是一种最古老、最普遍的收集资料的方法，也是社会研究中最重要的调查方法之一。访问的过程实际上是访问者与被访者双方面对面的社会互动过程，访问资料正是这种社会互动的产物。
访谈紧紧围绕我们关注的核心问题，调研期间主要运用半结构式访谈法，即事先拟定出访谈提纲，主要围绕访谈提纲进行访谈，但又不仅仅局限于访谈提纲的框架内。我们先后赴山东省曲阜市、临沂市、济南市，江苏省南京市，山东省泰安市、四川省成都市，安徽省黄山市和甘肃省兰州市等地，根据判断抽样的非概率抽样方法，选取具有典型代表性的人物、学者和颜氏家族成员，对他们进行访谈，观察他们及其家庭成员的基本生活状况，并与当地相关高校和研究机构的研究人员展开座谈。访谈采取个别访谈结合集体访谈的形式，先后累计参加访谈者达40多人次。
2、问卷法：问卷法的最大特点是运用概率抽样方法抽取样本或者针对总体的所有个体，采用问卷调查或登记表的方法收集资料，并在对资料进行统计分析的基础上把调查结论推论到样本所在的群体。当然，在量化研究中，问卷是使用最普遍的、必不可少的工具。
为了集中了解《颜氏家训》的发展流变、探明其在家庭道德教育中的作用、掌握当前颜氏后裔对《颜氏家训》的继承情况以及该家训对他们的影响状况，我们设计了专门针对颜氏后裔的调查问卷。调查对象主要为颜氏家族成员，考虑到颜氏后裔人数众多，分布在全国各地，问卷发放的难度较大。为此，我们借参加第十一届世界颜氏联谊大会的契机，在大会期间发放了调查问卷。该大会于2010年10月10日在四川成都召开，与会代表皆为颜氏家族成员，来自于大陆27个省市（区）和香港、台湾，以及美国、印尼、新加坡、菲律宾、马来西亚等地。我们采取了整体抽样的方法，向所有参会人员发放了调查问卷。回收处理后，共获得有效问卷144份。颜氏宗亲问卷调查样本的基本信息分布如下（见表1）：





分析显示，本次调查性别差异对比明显，大多数被调查者为男性，与之相比，仅有6.3%的女性，这主要是由于参会代表绝大多数为男性所导致的。在年龄结构上，被调查者中，中年人最多，占到57.6%，其次为青年人，不足30%，老年人最少。对文化程度的分析发现，有38.9%的被调查者的文化程度在高中及其以下，有32.6%的被调查者的文化程度为大专水平，仅有3.5%的被调查者的文化程度是硕士以上。可以看出，此次调查对各个学历层次都有覆盖，而且具有专科以上文化程度者所占比例较大，说明样本的总体文化程度较高，这也有利于调查的顺利进行。调查显示，被调查者常住地居于前三位的是四川、贵州和广东，分别占到总体的25%，11.1%和9.7%。常住地最少的来自海南、内蒙、上海、天津和浙江，均仅占总体的0.7%。说明此次被调查者主要来自西南地区，以四川省为主，这与本次大会在成都召开具有较大的关系。在职业分布上，我们发现，有27.1%的被调查者从事科技及教育工作，有22.9%的调查者从事党政机关工作，被调查者中为农民及自由职业者的人数最少，仅占调查总体的10.4%（见图1）。


另外，在所有被调查者中，月收入水平为1000-3000元的被调查者居多，占到了被调查总体的41.3%，其次为5000元以上的，占到了被调查者总体的28%，收入水平在1000元以下的被调查者最少，仅占总体的6.3%（见图2）。由此可知，被调查者整体收入水平较高。

综上可以看出，本次调查的样本分布呈现出：以男性为主，中年人较多，文化程度和收入水平偏高，人员主要由体制内正式职员和非农业劳动者组成为主的特征。我们认为，这是由于样本全部来自颜氏宗亲联谊大会这一特殊群体而造成的。尽管如此，这并不妨碍我们对研究主题的考察，也不会对调查信度有所削弱。与此相反，由于这些人的社会活动范围广、影响大，我们认为对这些颜氏精英人物的规模调查，可能更有利于深入了解颜氏家族文化的内涵及运作机制，从而能进一步提升调查的效度。
（二）资料分析。本调查采用定量分析结合定性分析的资料分析方法。定性分析主要依托访谈资料展开，由于访谈过程灵活、生动，能深入剖析研究主题，可以弥补定量分析的不足。定量分析依托调查问卷展开，运用SPSS软件对调查问卷进行统计处理。尽管带有自身的缺陷、局限和不完善，定量分析方法依然是理解社会及其变迁的最佳途径。



二、访谈资料的定性分析
在访谈过程中，我们接触了许多颜氏后裔及颜氏文化、儒家文化（儒学）的研究者，看到了儒家文化集大成者、传播者孔子及其弟子颜回的居所等古迹，听到了许多有关孔子、颜子及其弟子、后人的德行故事，尤其是对颜氏家族的历史演变、颜氏家训的教育作用及意义有了更深刻的了解，感受到了以儒学为主脉的中国传统文化在几千年来的传承演变和重要作用。同时，我们也进一步探究了家训及家庭教育传统是如何塑造个体品德的这一中心问题。
（一）颜氏“德艺周厚”的家庭道德教育理念。在我们拜访临沂师范学院退休教授于联凯教授时，他向我们讲了一些颜氏名人的故事。其中《颜氏家训》的作者颜之推的故事，给我们留下了深刻的印象。于教授说：“颜之推认为家庭教育要及早进行，他重视儿童的早期教育。他认为家庭教育应当从严入手，严与慈相结合。他还十分重视让儿童置身于较好的社会环境之中成长。在对自己三个儿子的道德教育上，他认为应‘德艺周厚’，以德育为根本。他指出知识教育是道德教育的基础，并主要为道德教育服务。他以孝悌等人伦道德教育为核心，以树立仁义的信念为主要任务，以实践仁义为最终目的。他教育子女为了实践仁义道德的准则，应当不惜任何代价，以至牺牲生命。他认为立志尤为重要，士大夫子弟只有确立远大的志向、理想，才经得起任何磨难，坚持不懈，成就大业。教育子女要以实行尧舜的政治理想为志向，继承世代的家业，注重气节的培养，不以依附权贵、屈节求官为生活目标。”由此可以看出，作为《颜氏家训》的创立者，颜之推不仅以家训严格教导自己的子女成长，而且给颜氏家族以及整个中国社会留下了一笔宝贵的精神财富。其“德艺周厚”的家庭教育理念也被后人继承下来，成为包括颜氏在内的所有家庭道德教育文化的一部分。
（二）颜姓“免贵”的自尊心和自信心。在访问山东大学颜炳罡教授时，他谈及“颜”姓时特别指出：“颜氏家族历史久远，在古代历史上一直受到优待和尊奉，作为这样的一个大姓，在别人问及‘您贵姓？’时，其他姓氏的人可能说‘免贵姓某’之类，而颜氏族人则不必这样说，颜姓本来就是贵姓，不必‘免贵’”。颜炳罡教授的这种说法在史学上可以得到印证，“颜”姓的确是我国较早的世家贵族姓氏之一。然而通过研究，我们认为这只是一个方面，真正使颜姓可贵的主要原因，在于颜氏家族能以良好的家教保证了人才辈出，历经千年而成为德艺世家。如果说良好的家庭教育使得颜氏家族名人的辈出，那么今天颜氏族人的自信心和自豪感便是源于其良好的家庭德育觉悟，正是这种延续的家庭文化传统成为颜姓免贵这一自信心的心理基础。这些在我们的走访调查中也得到了印证，我们接触了许多颜氏后裔，地理区域上涵盖了山东、江苏、安徽、四川、重庆、甘肃等地。虽然这些颜氏后裔的职业、所处的社会阶层、文化程度、年龄、居住区域各不相同，但他们对我们的来访都表现出了积极的支持参与和浓厚的兴趣，从中也发现了他们身上共有的特点，如热情好客、厚道诚实，与人为善、互助团结，家族内部向心力、凝聚力强，无论是个人还是家族的发展，都主张凭借自身的努力，艰苦奋斗、自强不息等等，这些其实正是一家之中最可贵的。
（三）颜氏家庭教育在新时期的表现。在访问南京颜氏文化研究中心总干事颜飞时，他对当今的华夏儒商文化、《颜氏家训》与现代家教等话题有着浓厚的兴趣。期间他讲了一个令人耳目一新的故事：“去年（2010年），有一位颜氏母亲在其女儿18岁生日之际，邀请了许多的亲朋好友，举行了一场别开生面的生日Party。在晚会上，母亲当众宣读了一封饱含热情的信——这是她亲手写给女儿的信。信中寄予女儿很大的希望，尤其是希望其成为成年人后如何做一个有高尚品德的人，还强调如何与时俱进继承祖训，她的女儿和在场的人都非常的感动。”通过这个故事，我们可以看出现代颜氏后人在家庭教育方面与众不同的方式方法，故事更明显、真切的反映了新时期颜氏后裔仍然是非常重视家庭道德教育的。同时，颜飞还提到另一个获得“颜子奖学金”的女大学生的故事。2009年1月10日，温家宝总理在常州信息职业技术学院视察，当温总理走过列队欢迎的师生队伍时，该校大二学生颜士青挤出人群，为总理献上自己亲手编织的围巾，并请温总理注意身体。该事件曾有多家媒体报道，但许多人并未注意到这位女大学生其实也是颜氏后裔。颜总说：“总理为了群众不辞劳苦，受到了多少人的爱戴和尊敬。当时，欢迎总理的师生有上千人，为什么在场的其他学生没有这样做？这需要多大的勇气啊！这是一个很了不起的学生，因而也被颜氏宗亲联谊大会授予‘十佳学子’的荣誉称号”。这说明，今天的颜氏后代在家庭范围内践行家训的同时，开始关注整个家族成员的道德教化，而且像颜氏“十佳学子”不仅可以颁给颜氏后人，还可以颁给非颜姓的其他人员，这无疑可使更多的人受到教育，从而产生更为积极的辐射示范效果。
（四）我国对诸如古代家训等传统文化传承的现代断层现象。历史发展到近现代，特别是作为新民主主义革命先导的“五四运动”中具有思想启蒙作用的“新文化运动”，确实是一次彻底的思想解放运动，对封建统治阶级宣扬的专制主义思想产生了很大冲击，但是以儒家文化为代表的中国传统文化也在此次运动及后来的“打倒孔家店”、“推到贞节牌坊”等文化运动中被作为腐朽、没落的东西而扫荡一空。直到20世纪中后期，作为儒家文化重要组成部分的颜子文化还受到极“左”思想的牵制和高压。同时，教育制度的不断改革除了适应时代变迁和满足人民日益增长的文化需要外，对中国传统文化如《颜氏家训》的家庭教育功能也大受削弱，甚至从核心地位退居到边缘位置。与此相适应，用于评价和考核现代教育教学成果的标准也发生了巨大的变化，不仅课程的设置变化了，升学率、考试成绩作为评价教学水平的标准也与以前不同了，而且唯知识、技能量才，使教育和科学研究也出现了急功近利的色彩。这就使古今文化之间出现了裂缝甚至鸿沟，必然影响到了对传统文化的传承。我们在调研活动中也注意到许多当年的名门望族已一去不返，这些家族的后代们在逐渐淡忘一些良好的德育传统，导致以家训、族规和乡规民约为代表的非正式教育机制在传承方面遭遇了困境。在访问山东大学儒学研究中心副主任颜炳罡教授时，他明确提出：“文化要由文化人传承”，因为现代人对其生前几代人有所了解都很不容易，要让其了解千百年前先祖的故事确实是有些苛责和勉为其难，加上重知轻德教育思想的蒙蔽，对传统文化传承的现代断层在所难免。加之历史的久远，传承介质的缺失和已有记录的损失等都可能阻断对历史和文化的了解，历史上的文化链条一旦断裂，后人要恢复原貌，想要了解当时真实情景的难度也将陡增，甚至只能靠研究者依据一些其他的材料推断和演绎。



三、问卷调查的量化分析
（一）颜氏后裔对颜氏家族的历史了解程度较高。调查显示，有超过半数的被调查者对颜氏家族的历史表示了解，比较了解的占到了调查总体的33.3%，对历史非常了解的也占调查总体的4.2%（见表3）。这说明大部分被调查者对颜氏家族的历史是了解的。在被调查群体中，有47.2%的被调查者表示对颜氏家族的名人一般了解，有34.7%的被调查者表示比较了解。然而我们可以看到仍然还有约16%的被调查者表示不太了解和根本不了解。与此相适应，有超过半数的被调查者对颜氏后人个人修养和

处事的评价比较好，有34.7%的被调查者对此的评价非常好。由此可见，被调查者整体对颜氏族人的个人修养和处事评价较好。绝大多数被调查者认为自己作为一名颜氏家族后裔（百分比高达95.1%），拥有优越感和自豪感（见图5）。这表明被调查者对于自己家族的整体认同感很高。

由此可见，在今天，作为颜氏家族的后代，他们不仅关注和了解自己家族的历史、了解祖辈个人的修为和德业相济的风尚，而且被调查者普遍拥有很高的优越感和自豪感，普遍认为颜氏家族成员在个人修养和为人处事方面都有着过人之处。然而，我们也发现，他们中有不少人对颜氏家族的历史以及各个时期的历史人物了解程度并不高。我们认为，这可能与年代久远以及近代以来社会家庭关系的变更有着很大的关系。
（二）颜氏后裔对《颜氏家训》的了解程度高。通过统计发现，有45.4%的被调查者表示他们对《颜氏家训》比较了解，有7.8%的被调查者对《颜氏家训》非常了解（见表4）。这表明，有超过半数的被调查者对祖传家训有一定的了解。但是我们也发现仍然有四成多的被调查者表示对家训了解程度“一般”或者“不太了解”。这凸显出，作为颜氏家族的后裔，还是有相当比例的人对家训的了解程度不够。

统计还显示，有47.2%的被调查者表示自己了解家训的途径主要是通过看书。此外，还有34.3%的被调查者表示是从祖辈那里了解（见图6）。由此可见，绝大多数颜氏家族后裔熟悉家训的主要途径是自己看书和从祖辈那里了解。我们注意到，有44.1%的被调查者表示对家训形成过程的了解程度“一般”，有33.6%的被调查者对家训形成过程“比较了解”，仅有7.7%的被调查者表示对家训形成过程“非常了解”。由此可以看出，大部分被调查者对《颜氏家训》的形成过程有一定的了解。

我们发现，有37.9%的被调查者所知道的家训的存在形式主要是“纸质形式”，有19.3%的被调查者表示知道家训存在形式为“碑刻”，另外分别有18.6%的被调查者表示他们了解家

训的形式主要是“口头形式”和“电子版”（见图7）。以上说明，纸版家训仍然是当今颜氏后代最为熟悉的。统计显示，超过七成的被调查者表示他们阅读过至少一种《颜氏家训》，与之相比，只有1/4多一点的表示没有阅读过。这表明作为颜氏家族的后裔，大部分都阅读过一种以上版本的《颜氏家训》。另外，我们还考察了颜氏后人对其他家族家训的了解情况，结果发现，有一半以上的被调查者表示“没有看过”其他家族的家训，表示“看过的”只有44.4%，很多人只了解本家族家训的情况，对其他家族的家训缺乏了解。
（三）颜氏后裔对家训培育族人品德的作用评价较高。我们注意到，绝大多数颜氏宗亲认为家训对于培养子女良好品德作用巨大，有83.3%被调查者认为颜氏名人在德行和事业方面达到了一致，并明确表示这与颜氏有良好的家训存在必然的联系，正因为这些颜氏名人在德行与事业上做到了一致，才对后人起到了很好的示范作用。调查显示，有超过半数的被调查者认为在弘扬颜子美德方面，颜氏后裔所做的努力比较好，有30.8%的被调查者表示非常好，仅有1.4%的被调查者认为比较差。这说明被调查者整体对颜氏后裔在弘扬颜子美德所做努力的成效评价较高。而在面对个别给颜氏家族丢脸的行为时，有90.9%的被调查者表示会耐心帮助和教育劝导（见图8）。这表明被调查者拥有较高的家族群体认同感和责任感，为了维护整个家族的荣誉，大多数人会选择积极、理性的方式去应对这种行为。

（四）颜氏后裔希望加强培育个体品德的愿望比较强烈。调查显示，有超过七成的被调查者表示事业成功与个人品德的关系非常大，有22.2%的被调查者认为二者关系比较大（见图9）。这说明被调查者普遍认同事业成功与品德修养的关系重大。同时，有48.9%的被调查者认为传统美德在现代社会中发挥着非常大的作用，有36.2%的被调查者认为作用比较大。这二者所占比例很高，说明大多数人都认为传统美德在现代社会中依然发挥着重要的作用，希望加强培育个体品德的愿望比较强烈。

（五）颜氏后裔对弘扬传统美德以培育个体品德的期望较高。统计显示，有80%以上的被调查者认为传统美德在现代社会中发挥着“非常大”或“比较大”的作用，说明大多数被调查者都认为传统美德在现代社会中依然发挥着十分重要的作用。而在社会、学校、家庭对个人品德培养所起作用的大小排序的调查中，我们发现，家庭无可争议的名列第一位，接下来是学校，最后才是社会。这显示出，在今天的社会中，被调查者认为家庭教育对个人品德的培养依然起着主要的作用。
（六）颜氏后裔对《颜氏家训》的认同度非常高。调查表明，有超过八成的被调查者表示对《颜氏家训》的认同度“非常高”和“比较高”，分别占到了样本的46.5%和42.4%。由此说明，现代颜氏家族成员对家训的认同度比较高。我们注意到，半数以上的被调查者认为《颜氏家训》对于古代家庭教育的贡献“非常重要”，有34%的被调查者认为“比较重要”。由此可知，被调查颜氏宗亲认为，《颜氏家训》在古代家庭教育中发挥了巨大的作用和积极的贡献。
（七）颜氏后裔利用《颜氏家训》教育子女的现象比较普遍。调查显示，有66%的被调查者表示祖辈曾经通过家训教育过自己。有34%的被调查者表示祖辈没有用家训教育过自己。由此可知，颜氏家族成员依托家训教育后代的做法比较普遍，有近七成的颜氏宗亲受到过家训的教育。另外，有52.4%的被调查者表示听说过“祖辈因违反家训而受责罚”，有47.6%的被调查者表示没有听说过，两者的比例大体相当。同时，我们发现，有近七成的被调查者表示自己人生的重大事件曾受到家训的影响，有三成左右表示没有受到影响。由此可以说明，家训对于多数被调查者的人生产生了一定的影响。我们还注意到，有42.4%的被调查者认为“《颜氏家训》对族外人的教育影响比较大”，认为“非常大”和“一般”的被调查者各占1/4左右（见图10）。由此可知，多数被调查者认为《颜氏家训》对族外人的教育影响较大。

（八）颜氏后裔非常希望继续传承和发展《颜氏家训》。统计数据表明，有65.7%的被调查者表示目前家训在传承方面遭遇了困难，说明多数颜氏后人意识到家训在传承方面遇到了阻力。当问及家训文化在今天社会传承困难的原因时，有28.2%的被调查者认为“忙于生计、赚钱、事业等日常生活无暇顾及”，这是在所有原因中位于首位的；认为传承困难是因为“历史久远”的有22.9%；有22.2%的被调查者认为是由于“缺乏了解的渠道、媒介、工具”导致的；有19.2%的被调查者表示由于“祖辈和家族不重视”导致家族成员对家训了解淡化；只有7.5%的被调查者认为是因为“家训在现代社会已经时过境迁”。对于如何克服目前家训传承中遭遇的困难，颜氏家族的后人也是各抒己见，统计发现，认为现阶段应该“加大学习宣传”和“与时俱进、修改变通”的被调查者最多，分别有28.1%和27.1%（见图11），有23.2%的被调查者选择的方法是“重塑家训的地位”，有21.6%的被调查者选择的方法是“保护古版本”。当然，以上意见的区分度并不明显，这也凸显出目前家训传承中所遇到困难的复杂性。

（九）颜氏后裔对《颜氏家训》的未来发展充满信心。我们的调查发现，有八成以上的被调查者认为现代社会还应当用《颜氏家训》来教育人，表示否定的被调查者只占13.9%。由此可知，被调查者认为家训在现代社会中依然有存在的必要和意义。同时，大多数（占83.9%）被调查者表示自己会“考虑运用家训教育自己的后代”，仅有16%的被调查者表示“不会这样做”。可以看出很多被调查者意识到家训传承的重要性，并愿意发挥家训的影响力来教育自己的后代。当面对家训不适应现代教育的问题时，有超过七成的被调查者明确表示“会加以改变”。这表明，大多数的被调查者会坚持与时俱进，根据社会变化的实际情况调整家训的内容，从而来适应今天的社会实际。另外，在对《颜氏家训》发展预期的调查中，有70%以上的被调查者表示家训将“在家庭教育方面继续发挥重要职能”，有11.1%的被调查者表示家训将“只能停留在少数人学习、研究的层面”，表示家训将“成为文化遗产”或“将走向没落”的被调查者较少，仅占被调查总体的9.1%（见表5）。由此可以看出，绝大多数被调查者还是认为家训的发展要不断与时俱进、紧跟时代和社会发展的形势。

（十）颜氏后裔对颜氏宗亲联谊大会等加强族人联系和诸如此类的家庭德育活动认识一致。调查显示，有74.3%的调查者认为宗亲大会对于加强宗亲团结互助的作用“非常重要”；有22.2%的被调查者表示“比较重要”（见图12）。说明大多数被调查者认可宗亲大会发挥的积极作用。同时，有超过七成的被调查者认为宗亲大会对于弘扬颜子美德具有“非常重要”的作用，还有23.6%的被调查者认为作用“比较重要”。由此可知，大部分被调查者对于宗亲大会所发挥的积极作用评价很高。另外，对于颜氏优秀人物的评选活动，绝大多数的被调查者认为该活动对颜氏后裔道德教育的作用“非常大”或“比较大”，说明大部分被调查者都认识到了这种方式对于颜氏后裔道德教育所起的重要作用。

四、调查结论与合理建议
（一）调查结论。通过综合运用定性和定量的分析手段，本次调研我们不仅关注了《颜氏家训》如何将极具共性的价值原则和道德规范灌输内化到受教个体当中以培育德性，而且也尝试探究家训的内部运作机制。调查的结果显示，以《颜氏家训》为代表的古代家训就是通过家庭教育的理论和实践环节将社会普遍的道德要求转化为个体的道德行为习惯，最终成功地塑造出了子女的理想人格。众多接受调查者大多主张通过古为今用，发挥传统家训等民间道德教育制度的积极作用，在普遍认同家庭德育的基础性地位的同时，纷纷表示要继承和发扬传统文化精神，借鉴和吸收古代家训培育个体品德的成功经验，不断改进现代家庭道德教育的方式方法，开创家庭道德教育的新局面。
（二）合理建议。
1、弘扬中华家训文化，创新现代家训模式。古代家训是家长或家族长辈对子孙后代修身处世和持家立业的训家教诲，它包含着丰富深刻的人生哲理及中国人固有的尊德崇礼、孝亲友爱等人文精神。中国古代社会的封建结构形态，决定了当时的社会大众是无法接受官学（学校）教育的，社会教育因其导向性不足而显得既十分繁杂又相对隔膜，那么教育庶民的重任就自然落在了家庭教育的肩上，中国人固有的血亲和家庭（家族）观念、鲜明的儒家人文情怀和强烈的历史使命感，无不来自于家训文化的熏陶渐染。同时，中国古代家训文化首先关注的是家庭的稳定与人伦关系的和谐，因而不论家训文本还是家训实践活动都自然从“父子有亲、君臣有义、夫妇有别、长幼有序、朋友有信”的儒学伦理着手，突出强调仁、义、礼、智、信等个体道德，为家庭父子、兄弟、夫妇以及主仆之间确立严格的道德规范和家庭秩序，并以富有情感色彩的日常训诫方式，变家长的耳提面命等教育灌输为子弟个体的自觉磨砺修养，使个体的言行逐渐符合传统道德规范的要求，让每个家人成长为内具传统美德而外显传统文化精神的理想人格。因此，家训作为我国传统文化的重要组成部分，实际上是古代贤哲人生履历的总结和长期社会实践中积累起来的子弟教育思想精华，也是中国古代家庭教育思想发展历史的真实写照，其内容精深宏富，弥足珍贵。家训或家庭教育是传统文化传承的重要范式，传统家训的文化力量，体现在家训的教育职能当中，“弘扬中华文化，建设中华民族共有的精神家园”，批判地继承古代家训文化，剔除其封建性糟粕，吸收其科学性精华，把古代家训中科学合理的个体品德培育理念和方法，继承到我们今天的家庭教育中，并借鉴推广到整个思想政治教育领域，必然会丰富和发展我们的教育思想。在现代社会背景下，中国人的人格塑造及其个体品德培育出现了严重的问题，其根源在于中国文化和教育现代化过程中忽视了传统文化（特别是家训教诫）对中国人人格养成的意义。
当前，进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建设，改进和加强思想政治教育，关键在于做好公民个体品德的培育。如何将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念内化为个体的道德品质，消除社会上出现的道德失范，是非、善恶与美丑不分，拜金主义、享乐主义、极端个人主义滋长，见利忘义、损公肥私行为以及欺诈与不讲诚信、以权谋私与腐化堕落等现象，是思想政治教育工作必须解决的现实课题。十分可喜的是，随着近些年中国传统文化热的日渐升温，重视家庭教育，制作和践行现代家训的活动蔚然成风。这种情况，虽不易为一般人所察觉，但应当受到思想政治教育工作者、伦理学家和中国传统文化与道德研究者的重视。正确处理好对传统家训文化的继承与创新关系，坚持与时俱进，推广和实施符合现代家庭教育实际，能够体现时代特色且合理可行的家训或家庭教育活动范式，开启现代家庭教育和家训活动新篇章，是每一个中国人都不能推卸的责任与义务。
2、发挥家庭德育功能，治家教子塑造人格。中国传统文化在某种意义上讲是家庭主义文化，中国传统文化的这一显著特征，是由中国以家庭和家族为构造单位的社会结构形式所决定的。中国古代社会的家国一体社会治政制度，使中国古代先民们朴素的认为，除去原始蛮荒时期，家实际上就是一个人最早认识和接触到的生存环境，也是人们最贴近的社会和人际关系，在这个既定的社会关系网中，父母兄弟等家人便是自己最亲近的人。与此相适应，中国传统哲学的思维理路和认识事物的方法，便是“由近及远”和“推己及人”这种自然人际关系与社会活动的逻辑推延，因而人的一切认识活动和属性的展现也应当遵从由近及远的推延规律，自然要从本人或自己实践活动的家开始，推及族，推及国，再推及天下，最后推及宇宙万物。难怪《周易》开篇即说：“有天地，然后万物生焉。”并以此为始，接下来“有天地，然后有万物；有万物，然后有男女；有男女，然后有夫妇；有夫妇，然后有父子；有父子，然后有君臣；有君臣，然后有上下；有上下，然后礼义有所错。”正因为“天地感，而万物化生。”且“天地之生万物也以养人，故其可适者，以养身体。”而人自从摆脱荒蛮进入文明时代起，家就成为人类生存繁衍的基本社会单位，“夫有人民而后有夫妇，有夫妇而后有父子，有父子而后有兄弟：一家之亲，此三而已矣。自兹以往，至于九族，皆本于三亲焉。”所以孟子曰：“人有恒言，皆曰‘天下国家’。天下之本在国，国之本在家，家之本在身。”在更进一步基础上讲，以父子、夫妇和兄弟等血亲关系构建起来的家是国之根本，国是天下万物之根本。我们且不论这一系列推论的科学依据，仅就其提供的这一套认识事物的逻辑推演理路而言，它坚持从一般认识世界和认识社会的角度出发，由近及远，显然是极其符合中国古代社会和治政结构实际的，所以这种推延运思为广大士庶普遍接受。同时，如果从个人主体意识引出，推己及人，个体向外通透认识事物就要通过修己自胜的工夫来实现，因而《礼记·大学》说：“古之欲明明德于天下者，先治其国；欲治其国者，先齐其家；欲齐其家者，先修其身；欲修其身者，先正其心；欲正其心者，先诚其意；欲诚其意者，先致其知；致知在格物。”这种欲明明德的理念设计，其实践运思理路便是“物格而后知至，知至而后意诚，意诚而后心正，心正而后身修，身修而后家齐，家齐而后国治，国治而后天下平。自天子以至于庶人，壹是皆以修身为本。”因此，在认知逻辑上主张“以修身为本”，“推近及远”和“推己及人”，从家推及国，再推及天下，最后推及宇宙万物。在“天子失官，学在四夷”的古代中国，家无疑成为一个人修身立己乃至认识世界万物的最好学校。
中国古代社会的宗法血缘制社会关系，决定了中国古代的家实际还是家族。它是一种在核心家庭基础上形成，以血缘关系为纽带结合而成的血亲集团，在这个意义上也可以说家族是核心家庭的延展与扩大。比较而言，同籍共居的大家庭（家族）具有一些明显不同于核心家庭的特点：一是家族通常包括祠堂（宗祠）、族田（祭田）、族谱（宗谱）三要素；二是家族的存续虽然以血缘关系为纽带，但也很受地域因素的影响，同居一地的同一家族成员一般具有较密切的关系，甚至可能发展成为一个或数个村落的大家族，而同一家族的成员如长期不在同一地区居住，其关系就可能渐渐疏远甚至失去联系；核心家庭则无论其家庭成员相距多么遥远，其关系都能终生保持。三是家族以男性为宗亲谱系延续的认定标准，出嫁的女子不计在本家族世代谱系之列。四是本家族的族长或宗主须由男性担任，一般是嫡长孙或辈份高的长者，有的家族中往往还有“长老会议”或“家族议会”，以裁决宗族内部事务；五是家族的主要职能是劝戒收族和宣扬孝道，或对家族成员施以纲常名教教育，或组织族众定期祭祀祖先、纂修族谱。六是组织族人互相帮助，保护族内财产与族人安全，必要时还组织与异性家族武斗等等。在古代中国，“个体家庭或称核心家庭是包含在家族之中，而家族又被包含在宗族之中，所以父家长权与家族—宗族结构的结合，必然使族落内外产生一系列的不平等。”这种不平等造成的压力正好成为家训或族规整齐门内、提撕子孙以图家族繁盛的根由和动力。中国自先秦以降，家虽然存在着发展变化，家庭制度也有所变革，然而那种适应自给自足自然经济条件的传统自耕小农户，一直是中国古代社会基本的生产生活与教育单位。
产生于四海一家这种家国同构政治制度，且与中国传统道德一脉相承的家训，就是在长期的封建社会历史中孕育发展和形成的，它对于古代个体良好品德的培育，的确发挥了十分重要的作用。在中国古代，不论政府官吏、名人学士、地主乡绅，还是平民百姓、能工巧匠；也不论其社会地位、政治态度、宗教信仰和贫富差别如何，都非常重视家训在培育家庭成员道德品质过程中的作用，都致力于要求家庭成员自觉持守和践履家训规范，诊视家庭的社会声誉、继承传统、传承家训仪规以传扬家风门风。我们也能清晰地看到，我国古代有相当一部分著名的政治家、军事家、思想家、文学家，他们之所以能够成为中华民族的明君贤相、志士仁人，或成为爱国英雄、世人楷模，大都同他们所受的家庭教育有着密不可分的关系。从我国古代这些著名人士的回忆和传记中，也可以清楚的看到，正是他们幼小时候的良好家庭教育和严格的道德养成，使他们形成了一种向往崇高、追求理想的浩然之气，并培养了他们的自觉抵御社会腐朽风尚的坚定毅力。当然，作为传统文化的一种实践与存在形式，家训不可避免地要受到封建社会严格的等级制度和尊卑观念的影响，受到维护封建家庭或家族延续所需狭隘思想的局限，也深受封建社会“尊祖忠君”和“男尊女卑”等落后思想的影响。特别是宋明以后，随着封建纲常礼教制度的日渐强化，“君为臣纲、父为子纲、夫为妻纲”以及“愚忠愚孝”、“三从四德”等观念和制度的绝对化、教条化，使传统家训及家训文化难免含有消极腐败因素，与当今时代的家庭教育和个体品德培育要求存在明显差距，也充分说明了传统家训中既有其积极的方面，又有消极因素；既有精华，又有糟粕，需要我们继承和扬弃。
今天的中国同世界一道进入了信息时代，然而，家作为人类自身生产生活不可或缺的单位之一，依然是当代中国社会构造的基本单元，仍旧是人们生产生活的依托和温情的港湾，说明家在今天仍然存在，而且也必须存在。这不仅是因为，家或家庭的存续如恩格斯所说：“生产本身有两种，一方面是生活资料即食物、衣服、住房以及为此所必需的工具的生产；另一方面是人类自身的生产，即种的繁衍。”家庭的功能和内部关系首先是人类自身的生产，即人类自然生命的生产，并因之决定了家或家庭继续存在的必要性。与此同时，人类自身的生产还不仅仅指人的自然生命的生产，而且更重要的在于人的知识、技能和品德以及与之相适应的社会关系等社会属性的生成。因而家的意义绝不仅在于生产出了人的自然生命，使得人类得以延续；还在于造就出了具备德性的人格，只有这时，每个个体才能作为人而被生产出来，成为一个真正意义的“人”。因为人格是人作为社会道德存在的根本，践履德行的良心和支柱，如果没有健康的人格作基础，如何完善的道德规范和法律体系都难以实现公平与正义。从今天我国社会的实际来看，一方面，家仍然是中国广大农村地区普遍存在的生产生活单位，反映着当今农业经济生活中的特殊社会关系；另一方面，在城市，即使是我国境内市场经济高度发达的地区，家依然是人们最主要的生产生活单位。中国的父母自古以来最为重视子女教育的传统，在今天市场经济大潮的冲击和就业压力的作用下，望子成龙、望女成凤更为时下家长们的共同企愿。弘扬中华传统家训传统，重视治家教子、以家为根据地来塑造子女的德性人格，其合理性和积极意义不言而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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