试析孔颜乐处的理学意蕴

（第十一届世界颜氏联谊大会“成都国际学术研讨会”——论文作品）


李万进
（四川大学哲学系）
内容提要：孔颜乐处是儒学历史上极为重要的一个命题，历代儒家学者都在反复争辩与讨论这一问题，同时孔颜乐处又被认为是成就圣贤之道的门径。在理学体系中，各派理学家都在关注与争辩孔颜乐处，都从自我的体会与理解中去阐释与发挥孔颜乐处的精义。从总体上而言，理学体系在关注与争辩孔颜之乐时，主要从圣人之学与孔颜乐处的关系，孔颜乐处究竟是一种怎样的人生精神境界，以及孔颜乐处体现了怎样的一种理天人欲的态度三个方面入手，将天理、心性、气质之性、格物致知、圣人气象、理欲之辩等诸多理学概念融入其中，以理学阐释与改造孔颜乐处的内涵，形成了具有理学气息的孔颜乐处的意蕴。



关键词：孔颜乐处 理学意蕴 圣人之学 人生境界 理欲之辩



在中国儒学思想的发展历史中，孔颜乐处是一个极为重要的内容，特别是宋明理学形成后，关于探究孔颜乐处的争论则贯穿于宋明理学的各派思想体系之中。孔颜乐处作为历代儒门弟子追求的崇高理想，始肇于《论语·雍也》中孔子对于颜回的评价：“贤哉，回也！一箪食，一瓢饮，在陋巷，人不堪其忧，回也不改其乐。贤哉，回也！”显然，孔子认为颜回这种人生之乐是他所肯定与赞赏的，对于此《论语·雍也》中有记载：“哀公问：弟子孰为好学？孔子对曰：有颜回者好学，不迁怒，不贰过。不幸短命死矣。今也则亡，未闻好学者也。”“子曰：回也，其心三月不违仁，其余，则日月至焉而已矣。”同样在《论语·公冶长》中也有这样的记载：“子谓子贡曰：女与回孰愈？对曰：赐也何敢望回！回也闻一知十，赐也闻一以知二。子曰：弗如也，吾与女弗如也。”可见，孔子认为颜回是深得其真传的入门弟子。那么，颜回的这种人生之乐究竟是怎样的一种乐趣，对此《论语·述而》中作了记载：“子曰：饭疏食，饮水，曲肱而枕之，乐亦在其中矣。不义而富且贵，于我如浮云。”从孔子的论述中可以看出，他之所以肯定与赞赏颜回的人生之乐，是因为颜回恪守了安贫乐道的人生原则，恪守了“不义而富且贵，于我如浮云”的人生准则，这种人生之乐是一种获道而守道的精神境界，正是从这种意义上而言，后世历代儒学派别将孔子与颜回的人生之乐合称为孔颜乐处，而在宋明理学诸儒的思想体系中，几乎都在追问与探究：孔颜之乐，乐在何处？为此宋明理学诸儒分别涉及了关于圣人之学，关于人生境界，关于天理人欲的争论，于此形成了具有理学特色的孔颜乐处的研究与争辩。
一、孔颜乐处与圣人之学
自孔子创立儒家思想始，历代儒家学人都十分注重圣人之学，认为修学儒门义理的核心就是研习圣人之学，通过研习圣人之学而最终成就圣贤之道。孔子作为儒家圣人之学的祖师，其弟子在跟随孔子研习圣人之学时，常有不少心得体会，《论语·子罕》中就记载了颜回的个人体验：“颜渊喟然叹曰：仰之弥高，钻之弥坚。瞻之在前，忽焉在后。夫子循循然善诱人，博我以文，约我以礼，欲罢不能。既竭吾才，如有所立卓尔。虽欲从之，末由也已。”从这里可以看出，颜回以孔子为自己研习圣人之学的榜样，并且在多年师事孔子的经历中体会到了圣人之学的博大精深。对于颜回的这种师事孔子而研习圣人之学的人生经历及其成就，宋代的周敦颐作了如是述评：“然圣人之蕴，微颜子殆不可见。发圣人之蕴，教万世无穷者，颜子也！圣同天，不亦深乎！”【1】


从周敦颐评论中可以看出，在宋明理学体系中，颜回是继承与光大孔门圣人之学的代表，如若没有颜回对于圣人之学的发扬光大，那么圣人之蕴则“殆不可见”，所以颜回在儒家圣人之学历史上的地位是“发圣人之蕴，教万世无穷者”。对于此，朱熹作了进一步的发挥：“蕴，中所蓄之名也。仲尼无迹，颜子微有迹。故孔子之教，既不轻发，又未尝自言其道之蕴，而学之者惟颜子为得其全。故因其进修之迹而后孔子之蕴可见。犹天不言，而四时行，百物生也。”【2】


从《论语》关于孔子言行的记载中可以看出，孔子在躬行圣人之学方面的成就，是孔门弟子一直公认的，但孔子本人却很少言及其圣人之学的精深意蕴，所以朱熹人“仲尼无迹，颜子微有迹”，是颜回的言行发挥了孔子的圣人之学，这样后世儒家门人“学之者惟颜子为得其全”，于是“其进修之迹而后孔子之蕴可见”。可以说宋明理学家认为，颜回是儒家圣人之学的关键人物，而孔颜乐处自然成为了宋明理学争论的重要内容。周敦颐作为宋明理学的开创者之一，作《通书》时专门涉及了孔颜乐处的问题：“人真能立伊尹之志，修颜子之学者，然后知《通书》之言，包括至大，而圣门之事业无穷矣。”【3】


“然胡公所论《通书》之指，曰：人见其书之约，而不知其道之大也；见其文之质，而不知其义之精也；见其言之淡，而不知其味之长也。人有真能立伊尹之志，修颜子之学，则知此书之言包括至大，而圣门之事业无穷矣。”【4】


这即意味着，理学诸儒认为在讨论孔颜乐处这一命题时，必须注重颜回所追求的圣人之学，并认为颜回所体现出的圣人之学，是孔颜乐处的重要内容，是圣人之蕴的精义与要领所在：“或问发圣人之蕴，教万世无穷者，颜子也。曰：夫子之道如天，惟颜子尽得之。夫子许多大处，尽在颜子身上发见。譬如天地生一瑞物，即此尽可以见天地纯粹之气。谓之发者，乃‘亦足以发’之发，不必待颜子然后谓之发。”【5】


理学诸儒反复强调了颜回师事孔子，使孔子的儒学之道得以彰显的重要性与意义，由此也就奠定了颜回在儒学历史上的重要地位，并且理学诸儒认为孔子所传之道犹如天地自然，因为天地自然之道是不可言说的，惟有日月、四时与宇宙间的万物才使得人们认识到天地自然之道，颜回即是使得人们体认孔子所传之道的重要人物，所以“夫子许多大处，尽在颜子身上发见”。正因为颜回是孔子之道的真正传人，故而探寻孔颜乐处时，须从颜回之求圣人之学入手，这就是理学诸儒讨论与体会孔颜乐处的契入处，于此而进入孔颜乐处的门径。
既然理学诸儒认为颜回是孔子圣人之学的真正传人，那么圣人之学的内容是什么，周敦颐认为圣人之学的总纲就是教人如何成为圣贤：“圣希天，贤希圣，士希贤。伊尹、颜渊，大贤也。伊尹耻其君不及尧舜，一夫不得其所，若挞于市。颜渊不迁怒，不贰过，三月 不违仁。志伊尹之所志，学颜子之所学。过则圣，及则贤，不及则亦不失于令名。”【6】


在周敦颐的视野中，颜回与伊尹在求圣人之学上有着一致之处，那就是：“圣希天，贤希圣，士希贤”，而“伊尹、颜渊，大贤也”。为什么伊尹、颜回是大贤之人呢？那就是因为伊尹有求圣贤之志向，而颜回所学则是合乎圣人之道的学问，故而周敦颐主张应该有伊尹的志向，求学之道则应以颜回为榜样。以此为基础，周敦颐认为，若是在志向与学问之道上超越了伊尹与颜回，那么就会成为圣人，与之相当相齐则会成为贤者，即使达不到也“亦不失于令名”。作为宋明理学的集大成者，朱熹对此作了进一步的发挥：“三者随其用力之浅深以为所至之近远。不失令名，以有为善之实也。胡氏曰：周子患人发策决科、荣身肥家、希世取宠为事也，故曰‘志伊尹之所志’；患人以广闻见、工文词、矜智能、慕空寂为事也，故曰‘学颜子之所学。’人能志此志，而学此学，则知此书之包括至大，而其用无穷矣。”【7】


对于求学于儒家圣贤之道的人而言，是成为圣人还是成为贤者，抑或成为士人，在朱熹看来是个人“随其用力之浅深以为所至之近远”的结果，无论是成圣、成贤还是士人，都体现了“以有为善之实也”的儒学精义。为了阐释儒学之精义，朱熹引述了胡宏的观点，认为个人在追求与体会圣人之学时应该从伊尹与颜回两个例子中去入手。从伊尹的例子而言，则是立志要正，要符合儒学的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之道，而不是“发策决科、荣身肥家、希世取宠为事也”，即为求圣人之学的个人，在志趣与志向上，应以儒家的治国、治世之理想为出发点与归宿，而不是一味去计较个人的荣辱、利害得失，这就是伊尹体现出的儒家的圣人之道。从颜回的例子中可以看出，颜回所体现出的圣人之学，不是在于“广闻见”与“工文词”方面，更不是在于“矜智能”，凡诸种种都与圣人之学相违背。更为重要的是，宋明理学的兴起是对于佛老思想的回应，故而朱熹专门论及了圣人之学不是以“慕空寂为事业”，明确以颜回所体现、所追求的圣人之学去否定与回应佛老思想对于儒学的冲击。以此而论，周敦颐、朱熹等理学诸儒，正是通过对于孔颜乐处的述评与阐释，从而建构了圣人之学的理学体系，孔颜乐处是其建构理学体系的一个中介，以此表明理学与孔孟儒学的道统关系。
既然孔颜乐处与圣人之学是建构理学体系的重要中介，那么具体而言作为孔颜乐处重要内容的圣人之学，究竟是什么？关于这一问题，理学诸儒予以详尽阐释，认为圣人之学的核心，其实就是四书之中早已包含了的仁义礼智信的儒家伦理纲常的观念，只是理学诸儒在阐释孔颜乐处与圣人之学的关系时渗入了理、心、性等概念，以合乎天理而论圣人之学，再以个体之心、性而论圣人之学，显然理学诸儒在阐释孔颜乐处与圣人之学的关系时，进行了理学体系的改造，从而使得孔颜乐处具有了理学的特质：
颜子克己之功，至于如此，可谓真好学矣。……程子曰：颜子之怒，在物不在己，故不迁。有不善未尝不知，知之未尝复行，不贰过也。又曰：喜怒在事，则理之当喜怒者也。不在血气则不迁，……如鉴之照物，妍媸在彼，随物应之而已，何迁之有？又曰：如颜子地位，岂有不善？所谓不善，只是微有差失，才差失便能知之，才知之，便更不萌作。张子曰：慊于己者，不使萌于再。或曰：诗书六艺，七十子非不习而通也，而夫子独称颜子为好学，颜子之好学，果何学欤？程子曰：学以至乎圣人之道也，学之道奈何？曰：天地储精，得五行之秀者为人，其本也真而静，其未发也，五性具焉，曰仁义礼智信。形既生矣，外物触其形而动于中矣，其中动而七情出焉，曰喜怒哀惧爱恶欲。情既炽而益荡，其性凿矣，故学者约其情，使合于中，正其心，养其性而已，然必先明诸心，知所在，然后力行以求至焉。若颜子之非礼勿视、听、言、动，不迁怒贰过者，则其好之笃，而学之得其道也。然其未至于圣人者，守之也，非化之也。……今人乃谓圣本生知，非学可至，而所以为学者，不过记诵文辞之间，其亦异乎颜子之学矣。【8】
朱熹在阐释颜回好学这一问题时，认为颜回之好学在于“克己之功”，即对于自我言行的谨慎的修身养性，并认为颜回在“克己之功”上已经达到了很深的层次，“可谓真好学矣”。而孔子明确说过：“克己复礼曰仁”，儒家仁学的重要内容之一就是克己复礼，从这一角度而言，颜回的“克己之功”的好学自然是符合孔子倡导的仁的精义。在此基础上，朱熹引述了二程的观点，认为颜回由于好学而得孔子之真传，故而颜回可以控制自我的喜怒哀乐的情绪，不是以个人之情绪而出现喜怒哀乐，而是以外在之事理的情形为准则而决定喜怒哀乐的情绪。颜回的这种“不迁怒”的态度，从而也就决定了其对于不善之举的“不贰过”的准则。喜怒与善恶本是个人心理情绪活动的重要组成部分，也是个人的一种天生之性情。但在理学诸儒看来。“喜怒在事，则理之当喜怒者也”，这即意味着朱熹等理学诸儒，将颜回的好学及不迁怒、不贰过等内容，已然纳入了其所建构的天理体系之中，以天理而统摄个人的喜怒与善恶的判断，这种纳入显然是以天理对于孔颜乐处的一种改造。与之相应，朱熹进一步认为，颜回的好学及不迁怒、不贰过应该是“如鉴之照物，妍媸在彼，随物应之而已，何迁之有”显然此不迁者即是天理而已，个人若能以天理而鉴照万物，自然是不会随物而迁，而是心中随时以天理之准则去自然应对。颜回能够如此应对万物而不被个人喜怒的情绪所主宰，就能够达到在善恶之间“只是微有差失，才差失便能知之，才知之，便更不萌作”，故而颜回的不贰过在朱熹等理学诸儒看来，是与天理相符合的举止行为，是能够使不善之念与不善之举“不萌作”的圣贤人生准则。但问题却在于，孔子弟子众多，皆以修习“诗书六艺”为要，为何孔子独认为颜回好学而得其真传？为此朱熹引述了二程之论予以回答。在二程的观点中，“学以至乎圣人之道也”，但如何的学才是符合圣人之道。二程认为天地之间“得五行之秀者为人”，人之本性是“真而静”，本性未发之时则是仁义礼智信的五性本来具有。而一旦本性为“外物触其形而动于中”，则会产生喜怒哀惧爱恶欲的七情，于是符合圣人之道的仁义礼智信的本有之性则丧失。正因为如此，学圣人之道则要“约其情，使合于中，正其心，养其性”，并还要在明了心性上多下功夫，进而“力行以求至焉”。圣人之道的这些内容，体现在颜回身上则是“非礼勿视、听、言、动，不迁怒贰过者”，这样二程将《中庸》关于人之性情的观点与理学体系相结合，而论颜回的好学，认为颜回的这种好学之举可以“则其好之笃，而学之得其道也”。可以看出，二程认为颜回所好之学是“诗书六艺”所显现的圣人之道，于好学之中领悟到了仁义礼智信的人之本性，而一般人所谓好学，“不过记诵文辞之间”，以为“圣本生知，非学可至”，这种所谓好学是完全“异乎颜子之学”。关于理学诸儒对于颜回好学的力学体系的阐释，在《论语·颜渊》中有相应的记载：“颜渊问仁。子曰：克己复礼为仁。一日克己复礼，天下归仁焉。为仁由己，而由仁乎哉？颜渊曰：请问其目。子曰：非礼勿视，非礼勿听，非礼勿言，非礼勿动。颜渊曰：回虽不敏，请事斯语矣。”由此可见，朱熹等理学诸儒的阐释，并非没有根据，因为孔子在回答颜回关于仁的问题时，明确以“克己复礼”作为仁的定义，并以礼去约束个人的视听言动等举止，朱熹等理学诸儒，也正是从仁义礼智信的人之本性出发，进而通过心性的修养以合乎天理，去应对人的视听言行等举止，使之合乎于礼。与之相应，孔子还与颜回谈及了“为邦”之事，这在《论语·卫灵公》中作了记载：“颜渊问为邦。子曰：行夏之时，乘殷之辂，服周之冕，乐则《韶》、《舞》，放郑声，远佞人。郑声淫，佞人殆。”也就是说，颜回所好之学不仅包括了克己复礼及视听言动，还包括了孔子倡导的夏商周三代之礼，而在论及以音乐启发个人的仁义礼智信的五性之真时，则强调了以《韶》、《舞》为准则，还必须“放郑声，远佞人”，所有这些内容都是颜回所乐所学的核心。而在理学诸儒的视野中，颜回所乐所学的内容，无非是《大学》、所言的八条目、《中庸》的学问之道及《孟子》之中倡导的心性修养：
然其所以为善诱者，则不出乎博文约礼而已。盖博文约礼，即《大学》之所谓格物、致知、诚意、正心、修身也；《中庸》至之所谓博学、审问、慎思、明辨、笃行也；孟子之所谓尽心知性、存心养性，而夭寿不贰，修身以俟命者也。盖博文则有以穷古今，该事变，而开发其聪明；约礼则有以尊所闻，行所知，而检束其践履。子昔圣贤之所以为教法者，举不越此，而颜子之学于孔子，所以必以二者为言，而为之喟叹也。异时颜子尝问为邦矣，夫子告之以夏时、殷辂、周冕、韶舞，四代之礼乐皆帝王经纶制作之大者，非其得于探讨之素，何以能领悟于一问之余？则其博文之实可知矣。又尝问仁矣，而夫子告之以克己复礼之目，在于非礼勿视听言动，而回也即请事斯语，直以为己任而无疑，则其约礼之实可知矣。学者用力之地，要在恢拓弘大，以致其博文之功；持守收敛，以极其约礼之趣，则气质之昏不得以蔽其清明，物欲之累不得以屈其志操，而颜子之乐真可寻矣。颜子之乐可寻，则孔子之乐亦不殊心而得矣。【9】
孔子对于门人弟子的教诲是“为善诱者”，而颜回所好之学“则不出乎博文约礼而已”，博文约礼的实质就是《大学》之中倡导的格物致知、诚意正心、修身等八条目，及《中庸》之中倡导的博学、审问、慎思、明辨、笃行的求学之道。以此为基础，理学诸儒还将《孟子》的尽心知性与存心养性的心性论与天命观融入了颜回所求的圣人之学的体系中，这样孔颜乐处于此渗透着极浓的理学气息。理学诸儒之所以会在孔颜乐处中渗入理学的内容，在于理学诸儒认为，儒门弟子只有通过博览儒家群经，才能“穷古今，该事变，而开发其聪明”，这也是颜回所好圣人之学的核心与要义。但是儒门弟子若是只知道博闻强记儒家经典，而不知道以仁义礼智信的人生信条去约束自我的言行举止，那么也不符合颜回所乐的圣人之学，故而理学诸儒主张“尊所闻，行所知，而检束其践履”，即是要求儒门弟子须知行合一，才是颜回所乐的圣人之学。以孔子为代表的儒家圣贤在教导众人体会圣人之道时，都是以博览群经与约礼修身为要，而颜回在这两个方面深得孔子真传，故而得到了孔子的肯定与期许。儒家的理想不仅在于博学与修身，更在于治国、平天下，这也是理学关注的焦点，于是对于颜回问孔子如何“为邦”有了发挥与阐释。孔子以“夏时、殷辂、周冕、韶舞”的礼乐予以回答，理学诸儒认为孔子以礼乐教导颜回，体现了“博文之实可知矣”，即博览群经的重要性。同时，颜回还问孔子如何是仁，孔子的回答是克己复礼为仁，于是理学诸儒认为这体现了“约礼之实可知矣”，即约礼的重要性。在明确了博文与约礼作为颜回所乐的圣人之学的重要性之后，理学诸儒主张儒门弟子习诵儒家群经时，“要在恢拓弘大，以致其博文之功”，与之相应，还要以仁义礼智信的儒家伦理道德约束自我的言行举止，从而“持守收敛，以极其约礼之趣”，这样就能够使蒙蔽自我道德意识的气质之性得以清明，自我的志趣与节操也不会被外在的物质欲望所迷惑，理学诸儒认为做到了以上的内容就寻得了颜回之乐，寻得了颜回之乐也就是“则孔子之乐亦不殊心而得矣”。显然理学诸儒在阐释孔颜乐处与圣人之学的关系时，融入了天理、气质之性等概念，这就使得孔颜乐处体现了理学的气息，同时圣人之学也就融入了理学的概念与观点。理学诸儒争辩与争论的焦点之一就是圣人气象，孔颜乐处与圣人之学自然被被理学诸儒认定为圣人气象的主要内容，为此理学诸儒以圣人气象、圣人气度去阐释与界定孔颜乐处与圣人之学：
切切与志学之云者，意者士莫陋于无志，莫病于无学。志则欲其弘大，学则欲其细密。不弘大则不足以为志，不细密则不足以为学。……颜子从事于克己复礼之目，而不迁怒，不贰过，三月不违仁者，此可以见其学之细密也。……诚能以颜子之学为学，则知天理人欲同行异情，其始有毫厘之差，则其终有潜力之谬。故凡日用动静之间，居敬以求其存养之固，穷理以致其察识之精，皆其日新不已之工夫矣。立弘大之志，充细密之学，循序而进，历阶而升。由士而贤，由贤而圣，由圣而天，皆在我耳，夫岂患其终难至哉！【10】
理学诸儒所倡导与推崇的圣人气象、圣人气度，必须从立志与求学的路径中获得，故而儒门弟子应该 “莫陋于无志，莫病于无学”，因为所立之志向与志趣，决定了个人的事业最终能否达到弘大的层次；而求学问则须慎思、细密，才能使个人的学问渐进有所成。两者综合作用在一起，则显示了“不弘大则不足以为志，不细密则不足以为学”的功用，这就是《中庸》倡导的“致广大而尽精微”的圣人之道。在求圣人之道的为学这一方面，理学诸儒认为颜回能做到“克己复礼之目，而不迁怒，不贰过，三月不违仁者”，足以显示了颜回“其学之细密”的好圣人之学的工夫。这是从这种意义出发，理学诸儒主张儒门弟子若能“以颜子之学为学”，就能够明辨天理与人欲的关系，而不会出现差之毫厘、谬以千里的情况。将颜回所好圣人之学的工夫用于日用生活，就会使“居敬以求其存养之固，穷理以致其察识之精”的工夫“皆其日新不已”。这种居敬与穷理的工夫不断升华、精进，则会使得“立弘大之志，充细密之学，循序而进，历阶而升”，其结果自然是“由士而贤，由贤而圣，由圣而天”， 圣人气象与圣人气度于其中就会自然而然显现。理学诸儒关于孔颜乐处与圣人之学的阐释，其核心与要义在于如何成就圣人气象与圣人气度，颜回所好的圣人之学，成为了获得圣人气象与圣人气度的门径，因此可以认为“从回答这个问题（即孔颜乐处）开始，这就得到了进入道学的门径。从理论上回答了这个问题，这就是懂得了道学。从实践上回答了这问题（不仅知道有这种乐，而且实际感到这种乐），这就进入了道学家所说的‘圣域’。”【11】只是在进入这一圣域的过程中，理学诸儒融入了格物致知、格物穷理等内容。



注：
【1】《通书》，《元公周先生濂溪集》卷之四，第67页，岳麓书社。
【2】朱熹：《通书附解》，同上。
【3】胡宏：《通书序略》，同上，第71页。
【4】朱熹：《太极图通书后序》，同上，第73页。
【5】《晦庵文集并语录问答·圣蕴章》，《元公周先生濂溪集》卷之五，第90页。
【6】《通书》，《元公周先生濂溪集》卷之四，第59—60页。
【7】朱熹：《通书附解》，同上，第60页。
【8】朱熹《四书集注》，第110页，岳麓书社。
【9】《论语孔颜所乐二章》，《元公周先生濂溪集》卷之九，第165—166页。
【10】通书志学章》，他撒谎能够，第164—165页。
【11】冯友兰：《中国哲学史新编》第五册，第122—123页，人民出版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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