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又到清明谈孝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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颜才里 发表于 2015-4-9 16:03:55 | 显示全部楼层 |阅读模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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国学文化儒颜好,仁德孝廉少不了。
孝道华夏五千年,廉政建设民声高。
二零一二国研会,专家学者群雄娇。
川颜会长陈德述,不负众望在云霄。
首届中国(孝感)孝廉文化研讨会2012年12月在湖北孝感举行。此次研讨会以“弘扬孝廉文化、促进社会清明”为主题,来自全国的75名专家就如何挖掘中国传统孝文化的积极内涵,将孝文化与廉政文化建设有机结合以及如何加强孝廉文化制度建设等议题进行了研讨。
全国党建研究会特邀研究员戴俭明、北京大学历史文化研究所所长张希清教授、北京师范大学历史学院史学研究所吴怀祺教授、武汉大学哲学学院郭齐勇教授等分别从不同角度,阐述了孝廉文化的内涵、孝与廉的关系、孝廉文化的历史传统与现实意义,提出了继承弘扬孝廉文化的创新方法与途径。
研讨会收到来自北京、上海、四川、陕西、山东、江苏、新疆等26个省(区、市)的400多名作者提交相关文章458篇。经过评委会初评、复评,最终获得特别奖的作者有冯天瑜等,陈德述等分获一二三等奖和优秀论文奖。
四川颜子文化研究会副会长陈德述先生的论文获一等奖


孝道文化与当今之廉政建设
陈德述


胡锦涛总书记在党的十八大上所作的《坚定不移沿着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前进 为全面建成小康社会而奋斗》报告中指出,“反对腐败、建设廉洁政治,是党一贯坚持的鲜明政治立场,是人民关注的重大政治问题。这个问题解决不好,就会对党造成致命伤害,甚至亡党亡国。”贪污腐败严重腐蚀着国家政权,严重影响社会的稳定,有“亡党亡国”之危,因此,反腐倡廉政是关系国家生死存亡的至关重要的大问题。
一、“孝道”与“廉政”相结合的独特性
在我国古代悠久的文明历史中,不只有独特的孝道文化,而且有着丰富的、系统的廉政文化。“孝道”与“廉政”本来是两个不同领域的概念,“孝道”属于道德范畴,“廉政”属于政治范畴。在我国特殊的历史条件下,孝道文化具有特殊的地位,孝为德之本,以孝治天下,移孝于忠,忠者必廉,使“孝”和“廉”结合起来了,形成了独具特色的“孝、廉文化”。汉武帝实行“罢黜百家,独尊儒术”之后,把《孝经》提出的“以孝治天下”用于政治实践中,推行“举孝廉”的人才荐举政策,荐举孝敬父母的或清正廉洁的人做官,这项“举孝廉”的政策产生了深远的影响。
何谓“孝”和“廉”?“孝”,善事父母者。“廉”,不贪、清也,“絜不滥浊也”(郑玄、贾公彥:《周礼注疏·天官冢宰》),“不苟取也”(朱熹:《孟子集注·滕文公下》)。由孝衍生出孝道文化,由廉衍生出廉正文化。所谓“孝道文化”,指对父母的尊敬、赡养和关怀以及对长辈的尊敬尊重,并且使这种敬爱之心扩展到对国君(国家),民族、一切生命之爱的价值体系。所谓“廉正文化”,简要地说是指国家公务人员在从政中所必须奉行的廉洁奉公、不贪不滥,不蒙私利、为国建功立业的道德价值取向和行为准则的、“为民”、“亲民”的思想体系。何谓“孝廉文化”?就是运用孝道的道德内涵来对官员进行官德教育和培养,提高官员遵守官德的自律性,使他们在从政中廉洁不污、不苟取不义之财,从而促进廉政建设的道德观念和行为导向。
历史上,法家不讲“孝”,只讲“廉”,是建立在“人性恶”基础上的;墨家“孝廉”,其“孝”是建立在“兼爱”之上,而“廉”是建立在“明鬼”论(《墨子·明鬼下》)上。儒家的孝、廉,建立在“人性善”的基础上;《管子》尤为重视孝廉,把礼、义、廉、耻作为国之“四维”,“国有四维,一维绝则倾,二维绝则危,三维绝则覆,四维绝则灭。倾可正也,危可安也,覆不可起也,灭不可复错也。”(《管子·牧民》) “礼”,是约束社会各阶层人民的行为规范,任何个人都不能为所欲为,其行为必须要受到道德、纪律和法律的约束,社会才能有序。“义”,是社会全体成员的根本道德规范,人类社会有始以来,各民族都有自己的道德规范,全民有社会公德,官有官德,各行从业者有各自的职业道德。商鞅说:“所谓义者,为人臣忠,为人子孝。”(《商君书·画策第十八》)忠于人民,孝敬父母者就“廉”,就能清正不贪,不取不利之财,普通民众是这样,为官者更应该是这样。“耻”,羞愧羞辱,自我内省,有不义的行为而感到羞愧羞辱,有羞愧之心,就能有道德的自觉。管子认为,“四维”都具备了国家政权才能稳固,缺一维都不行。还说,“不恭祖旧,则孝悌不备。四维不张,国乃灭亡”,不尊重祖先和故旧,孝敬父母,恭敬兄长的道德就不具备,礼、义、廉、耻“四维”就不能发扬,国家就要灭亡,可见“孝悌”是“四维”的中心环节,“孝”对于“廉”是何等的重要!
加强廉政建设,官德的教育、培养尤为重要,它是廉政建设的基础,应该通过立法建立一系列的监察、监督和管理机制,对官员形成有效的法律监督、舆论监督和群众监督。孝为德之本,百善孝为先,孝悌是建立官德的根本,可见,孝德与官德有必然的联系,从这个意义上说,弘扬孝道有促进廉政建设的积极作用,但廉政建设不是仅此而已。
二、官德的教育、培养与树立是廉政建设的基本
当今,贪污腐败成风,也许说得严重了一点,但不看清它的严重性,就是对国家、对人民的犯罪,乃至是背叛。不惩办、整肃贪污腐败,必将亡党亡国,这不是耸人听闻之语,是有历史经验教训的。反腐倡廉虽然作了不少的工作,党制定有党纪,国家制定有法律,《刑法》中有专门惩戒贪污犯罪的条款,此外还制定有:《中国共产党党员领导干部廉洁从政若干规定(试行)》、《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务员法》、《农村基层干部廉洁履行职责若干规定》、《关于实行党风廉政建设责任制的规定》、《用公款出国(境)旅游及相关违纪行为处分规定》等等,但是反腐倡廉的成效甚微,大贪污犯越来越多,难道不应该反省吗?从根本上说,有政治体制的问题,还有官德教育的问题,监督监察的问题,有法依不依、执行不执行的问题等。
所谓“官德”者,为官员从政之德也。《说文》:“官,吏以事君也”。古代的官是为国君服务的,今天的官员应该而且必须是“事民”,为人民服务的。“德者,得也。”《说文》解释说,“外得于人,内得于己也”,即外要有别人赞同与肯定,内要对得起自己的良心。官员内也要对得起自己作为人的良知和良心,是党员干部的还要对得起你入党时的誓言,外要对得起人民,对得起国家、民族。良知和良心是一个普通人都应该具有的最基本的人性特质,何况为人表率的官员呢?我国古代十分重视“官德”的教育与培养,今天更应该是如此,官德不能缺失。官德的内容十分丰富,这里只讲官员所必须具备的最基本的官德:
第一,为民。在我国悠久的文明历史中,有着极为丰富的治国理论,德治是我们祖先创立的十分完备的文明治国模式。以民为本的政治思想,是中华文明的优秀传统,“民本、为民”是一颗十分耀眼的通达民主、民权的启明星,她照耀在东方文明的历史天空中,今天要让她更为闪亮。
从《尚书》、《周礼》、《老子》到孔子的德治和孟子的仁政学说中,都含有为民的思想,明确提出“为民”这一概念的是荀子。汉代董仲舒作了明确的解说,他说:“天之生民,非为王也,而天立王以为万民也。”(董仲舒:《春秋繁露》卷七《考功名第二十一》)我国早期启蒙思想家黄宗羲说:“我之出而仕也,为天下,非为君也;为万民,非为一姓也。”(黄宗羲:《明夷待访录·原臣》。)在世界上很有影响的另一位早期启蒙思想家唐甄更说得更响亮,他说:“凡所有事,皆为民也。”(唐甄:《潜书·明鉴》)一切政务、官员的一切言行都必须是“为民”的。可见,“为民”历来是官德的根本,是为官行政的基本价值取向。
现在一些官员很贪,不但贪财,还贪色、贪名,企图把对名、利、色三者的猎取最大化,官德缺失十分严重。管荣保先生在“中国共产党新闻网”上发表文章说,官德缺失有九大特征,它们是:一是妒贤嫉能;二是搬弄是非;三是喜好女色;四是低俗无能;五是搞小团体;六是自私卑鄙;七是欺下媚上;八是缺乏责任;九是虚荣摆阔。(http://cpc.people.com.cn/GB/64162/)这些都是外表现象,不是根本,是一些人没有树立起为人民服务的价值观,把当官作为追逐权力,捞取社会财富,追求荣华富贵,满足个人私欲所致,导致其人性异化,人性邪恶的方面得以张扬的严重结果。
毛泽东说:共产党的党政干部,应该“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一刻也不能脱离群众,一切从人民的利益出发,而不是从个人或小集团的利益出发”(《毛泽东选集》(合订本)第1095—1096页,人民出版社,1991),不但要“全心全意”,还要“完全”、“彻底”。邓小平也说:“中国共产党的含义或任务,如果用概括的语言来说,只有两句话,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一切以人民的利益作为每一个党员的最高标准。”(《邓小平文选》(第一卷)第257页)胡锦涛说,“为人民服务是党的根本宗旨,以人为本、执政为民是检验党一切执政活动的最高标准。”这是中国共产党与世界上一切政党的根本区别,除了人民的利益外,就没有个人或集团的任何利益。所以江泽民也说:“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密切联系群众,是我们党区别于其他任何政党一个显著标志。”(《江泽民文选》(第一卷)第98页)这是社会主义中国一切党政公职人员、一切为大众服务的企事业单位的工作人员所必须具备的价值观。
“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这种价值观是全部官德的统帅,是官德的核心和灵魂。任何一个官员树立起了这样的价值观,就会有全局观念、就会有自我牺牲精神、就会有务实勤政、清正廉洁、公平公正、亲民爱民、毫不利己专门利人、为民建功立业的高尚品德。张思德、焦裕禄、王进喜、孔繁森、任凤霞、郑培民等人,就是我们效法的榜样。由于一些官员“为民”的价值观丧失,不但没有起到为民表率的作用,还严重污染着社会,使社会公德下降,使一些人的职业道德败坏,影响极坏的莫若一些医生丧失了医德。
第二,清廉,是十分重要的官德之一,是廉政建设的重要道德指向。我国自古以来就重视道德教育,重视修身立德,“自天子以至于庶人,壹是皆以修身为本。”(《礼记·大学》)在此基础上,积极倡导“廉政”、“廉洁”。自秦以来,历朝历代都有严格的监察制度,设置专门的监察官员,对各级政府的官员进行监察、监督,还有严格的惩奖制度。还有一些官员或政治思想家,对作官应该具备什么样的“官德”进行总结,写出了很有价值的书叫《官箴》,如唐代武则天的《臣轨》、宋代吕本中的《官箴》、元代张养浩的《三事忠告》、明代汪天赐的《官箴集要》,“清正廉洁”是一切《官箴》的核心思想。吕本中说:“当官之法,唯有三事:曰清(廉)、曰慎、曰勤。”(吕本中:《官箴》)“廉者,吏之本也”(胡兆春:《尊文堂集》卷一《选吏论》),“民之表也”(包拯:《包孝肃奏议集》卷三)。“廉者,政之本也”(《晏子春秋·田无宇胜栾氏高氏欲分其家晏子使致之公第十四 》)。清廉、廉洁是为官的根本,是从政者必须遵守的三大道德之一,是领引民风的表率,是执政、行政,国家政权建设的根本。
不廉即贪,何以不廉呢?是因为人的个人欲望的无限膨胀。任何个人都有七情六欲,是人性的正常表现,但是欲望不能放纵,欲望放纵犹如洪水猛兽,会对他人和社会造成很大的伤害,所以孟子主张“寡欲”,荀子提倡“节欲”,老子要求 “去甚、去奢”。“罪莫大于多欲”(韩婴:《韩诗外传》卷一),“欲不可纵,纵欲成灾”(吴兢:《贞观政要·刑法》) “贪欲者,众恶之本;寡欲者,众善之基。”(王廷相:《慎言·见闻》) “不廉无所不取,不耻无所不至,人而如此,则祸败乱亡,亦无所不至也。”(顾炎武:《日知录·廉耻》)不廉则贪赃枉法,枉法则害民,害民则祸乱生,祸乱生则失民心,失民心则失天下。贪财者必贪色,贪财贪色,必堕入罪恶的深渊。明代汪天赐说,如果不廉而贪,“凡小人欲献其小惠者,屡以珍馐奇异之物投其所好。如官人好饮,即投之美味酒馔;好色,即投之以容貌倡优。”(汪天赐:《官箴集要》)“内作色荒(沉于美女),外作禽荒(醉于打猎),甘酒嗜音,峻宇雕墙,有一于此,未或不亡。”(尚书·五子之歌》)贪欲之心甚,汲汲于金钱美女的索取,人生观、价值观就会被扭曲,就有了贪腐的内在驱动力,同时也就给行贿者、阿谀奉承者、溜须拍马者找到可乘之机。如此,便一步一步地堕入深渊,难以自拔,想回头也难。所以说,贪心、贪欲是一切罪恶的根源,它使不少的官员失去人格和尊严,成为罪犯,身陷囹圄,遗臭后世,陷父母于不义,是不孝之子女。
为了培养清廉、廉洁的官德,必须要倡导勤俭节约,以抑制贪婪之心。有人会说,今天已经富裕了,还有必要倡导勤俭节约吗?奢侈腐化之风不可长,它会诱导激发贪婪之心。《增广贤文》上说,“良田万顷,日食三升;大厦千间,夜眠八尺”;《庄子》也说,“鹪鹩巢于深林,不过一枝;偃鼠饮河,不过满腹。”(《庄子·逍遥游》)人的生活不必需要太多的财富,太奢侈的生活,于健康极为不利,长寿者都是生活俭朴的人。韩非子说:“祸乱生于邪心,邪心诱于可欲。”司马光说,“俭,德之共也。侈则多欲,君子多欲则贪慕富贵,枉道速祸;小人多欲则多求妄用,败家丧身;是以居官必贿,居乡必盗。故曰:侈,恶之大也。”(司马光:《传家集》卷六十七《训俭示康》)官员多欲,则必贪腐。清代石成金说,“俭有四益:凡贪淫之过未有不生于奢侈者,俭则不贪不淫,是俭可养德也;人之受用自有剂量,省啬淡泊有长久之理,是俭可养寿也;醉浓饱鲜,昏人神志,若蔬食菜羹,则肠胃清虚,无滓无秽,是俭可养神也;奢者妄取苟求,志气卑辱,一从俭约,则于人无求,于己无愧,是俭又可养气也。”(石成金:《传家宝·留心集》)节俭寡欲不但可以戒贪,还可以“养德”,“养寿”、“养神”、“养气”,节俭实在应该成为基本的官德的内容之一。
作为当今中国的党政干部、公务员,正确的人生观和价值观就是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把自己的全部青春和智慧,奉献给国家、奉献给人民,奉献给振兴中华民族的伟大事业,为建设文明、民主、富强的祖国而献身。不应该只沉缅于金钱美女、豪华别墅、花天酒地的生活之中,丧失人生的价值,遭到人民的唾弃和咒骂。包拯说,“贪者,民之贼也。”(包拯:《包孝肃奏议集》卷三)贪官大量盗窃社会财富,窃取人民的劳动成果,以养肥自己,成为站在人民对立面的新生资产阶级,难道这些人民的蠹虫不应该被唾弃和咒骂吗?
关于官德的内涵,早就有规定,在《周礼·天官》中,就规定以六个(六廉)方面来评判、评断各级官员,“以听官府之六计,弊(评价)群吏之治:一曰廉(考察)善(善良),二曰廉能(才能),三曰廉敬(敬业),四曰廉正(公正),五曰廉法(守法),六曰廉辨(明辨)”。即官德应该具有:善良、才能、敬业、公正、守法、明辨等,其中含有德才两个方面的内容。秦代的《为吏之道》提出“五善”:“一曰忠信敬上,二曰清廉毋谤,三曰举事审当,四曰喜为善行,五曰恭做多让”。当今官德比古代的官德更应该升华,并赋有时代感,所以除“为民”、“清廉”之外还必须有”亲民”、”务实”、”勤政”、”公正”、”忠信”、”好学”等等,胡锦涛总书记在十八大的《报告》中也特别强调“为民、务实、清廉”这三德,可见,“为民”和“清廉”是官德建设中最基本的、是方向性的、根本性的。
三、以孝培育清廉之官德,以促进廉政之建设
中华孝道文化经历“报本反始”、“尊宗敬祖”、“善事父母”到“以孝治天下”,进而走向“世界大同”的历史发展逻辑,推动这一历史进程的是实行“为政以德”、以民为本、裕民富民的治国模式。“修己以安百姓”、“修己以安人”(《论语·宪问》)、“以不忍人之心,行不忍受人之政(仁政)”(《孟子·公孙丑上》),强调用道德的自觉、自律、慎独来施政行政。今天我们强调“以德治国”和“以法治国”的统一,强调自律和他律统一,而道德自律是人的行为的内在控制,是人心的动力和方向。孝是道德自律的根本,也是培养官德的根本。
第一,用孝道培育官员的仁爱之德和博爱情怀。何以说“百善孝为先”呢?“善”是人之所以为人的根本规定,人没有了善性就不成其为人了,就异化为禽兽了。人的初始,都有善的萌芽,它源于动物的进化,孝是保持善端的开始,进而也是善的升华。《孝经》说,“教民亲爱,莫善于孝。”培养人的善性要从孝开始。孔子的学生有若说,“孝悌也者,其为仁之本与!”(《论语·学而》)就是说“孝悌”是仁爱、友善、恻隐、同情的根本。孟子说,“亲亲而仁民,仁民而爱物”(《孟子·尽心下》),“亲亲”即“孝悌”。“老吾老,以及人之老;幼吾幼,以及人之幼”(《孟子·梁惠王上》),这就是“推恩”的原则。按照这个推恩原则,“断一树,杀一兽,不以其时,非孝也” 《礼记·祭义》,这也是人应该树立的博爱情怀。慈爱人类,爱护万物皆始源于“亲亲”、“孝悌”。 “孝”是人类天然的血缘亲情,是对生育、教养、关怀之恩情的回报,也是人类自身生命的延续和文明的需要。如果一个人,这种报恩之情都没有,何来爱他人、爱人民、爱一切生命之物呢?更说不上爱党、爱祖国、爱社会主义了。任何一个官员只有有了这种爱,他才可能有遵守官德的自律性,他才能全全意为民、勤政、廉洁,为人民建功立业,奉献自己的才华与智慧。
第二,用孝道培育官员忠于国家、敬业为民的执政意识。儒家的孝不只是事亲,还要为国家服务。《孝经》说,“夫孝,始於事亲,中於事君,终於立身。”所谓“事君”,就是为国家服务。为国家服务,一要“忠”,二要“勤”,三要“廉”,四要建立功业。在今天就是要忠于党、忠于人民,忠于祖国,怠惰、贪腐,无功于人民就是不忠。特别是“贪腐”者,贪婪地搜刮民脂民膏,是对党对人民的欺骗。作为一个党员背离了入党时的誓言,作为一个公务员,背离了官德,也背离了自己的良心,是对国家的不忠,对父母的不孝。
曾子说,“事君不忠,非孝也”,为国家服务不忠诚,是不孝也。古代是“家天下”的社会,“朕即国家”,“事君“即是为国家服务,为国家尽忠。今天,国家是人民的国家,为国家服务,就是为人民服务。为国尽忠,就是忠于人民,忠于社会主义的事业。“莅官不敬,非孝也。”(《礼记·祭义》) “莅”者,到也。“莅官”,到任作官。“敬,不解(懈怠)于位也”(《周礼注疏·天官》郑玄注),谨慎、认真,不怠慢。说明对待工作严肃认真,严于律己,兢兢业业,勤于政务,公正清廉者,就是孝也,相反就是不孝。
第三,用孝道培育官员廉则荣、贪则耻的荣辱观。《孝经》还说“立身行道,扬名於后世,以显父母,孝之终也。”作为一个领导干部,说明在“立身”上已经取得一定的成绩,但还得要“行道”,行立德、立功之道,行遵守官德、全心全意为人民建功建业之道。曾子说,孝就要“慎行其身,不遗父母恶名。”(同上)孝就是要谨慎作事,廉洁光荣,贪污耻辱,给父母争光,不留给父母耻辱。还说,“孝有三,大孝尊亲,其次弗辱,其下能养。”“君子生则敬养,死则敬享,思终身弗辱也。” (同上) “弗辱”,就是不给父母带来耻辱,就是对父母的尊敬,就是对父母的孝。不是一时不作不义的事情,要想到终身都不要作不义的事情,否则会给父母带来耻辱。一个平民百姓是这样,一个官员特别领导干部,更应该是这样。孔子强调对父母的不义言行,要劝谏,如果不诤谏,任其所为,就是不孝。“父有诤子,不行无礼。”(《荀子·子道》)对父母的不义言行不加以劝戒,就会陷父母于不义,何况自身的以权谋私、贪污窃取呢?“立身行道”、“慎行其身”,这样才能扬名于后世,给父母带来荣耀,从而实现人生“三不朽”的价值追求。
第四,用孝道培育官员廉洁、勤政,有功于民的服务观。孝道的普适价值就是“爱”,爱民就要亲民,亲民就要关心民瘼,关注民生,全心富民。只清廉而不勤政、无功于民者,也不是合格的好官。我国早期启蒙思想家唐甄强调说:“廉者必使民俭以丰财,才者必使民勤以厚利。举廉举才,必以丰财厚利为征。若廉止于洁身,才止于决事,显名厚实归于已,幽忧隐痛伏于民。在尧舜之世,议功论罪,当亦四凶之次也,安得罔上而受赏哉!”“为其廉乎?廉而不能养民,其去贪吏几何?为其才乎,才而不能养民,其去酷吏几何?”(唐甄:《潜书·考功》)清廉必须要和勤政结合起来,清廉者必须为人民建立功业,要有实功、实效,发展经济,改善民生。
四、结束语
以孝道培育官德是非常必要的,官德是廉政建设的内在动力机制,但是如果只停留在官德的培养上,是远远不够的。当今的廉政建设,还必须要:第一,必须牢固树立马克思主义的世界观,坚持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政治方向,树立和培养坚定为人民服务的价值取向;第二,坚决执行民主、民权的政治理念,牢固地树立为民执政,执政为民的政治道德;第三,务必要彻底否定“官本位”,“官本位”的强化,群众不见了,民主民权丧失,为一些官员高高在上找到了理论依据;第四,进一步完善惩办贪立法,彻底纠正有法不依、有法不行的状况;第四,建立科学的、有效的监察、监督制度,制衡“一把手”权力过大而产生的不良现象;彻底改变纪委如同虚设,不可能发挥监督的状况;第五,要充分发挥舆论和群众对官员的监督,要充分发挥新闻媒体和网络的作用,要对举报人进行保护和奖励;第六,切实有效地对官员进行官德教育、执政能力教育和法律法规教育,使各级党政领导不但有德,而且还有才有能。
廉政建设是一个社会的政治文明问题,更是关系到国家兴衰存亡的大问题,不可不慎,不可不重视。让我们遵照十八大指引的方向,反腐倡廉,加强廉政建设,坚定不移地沿着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前进,为实现中华民族的复兴而献出自己的智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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