评徐复观的学术态度与学术方法

评徐复观的学术态度与学术方法

颜炳罡

徐复观（1904—1982）是当代新儒家的重要代表。他出身行伍，年近五十始转向学术，执着于中国思想史的研究近二十年。自其1956年出版第一部学术著作《学术与政治之间》甲集始，至80年代初，出版了《中国人性史·先秦篇》、《两汉思想史》(二卷)、《中国思想史论集》、《中国思想史论集续编》、《中国艺术精神》等近二十部学术著作。这一学术成就使许多终生从事学术研究的人也会感到惊奇。徐先生的学术著作有两个显著特点:一是涉猎的范围广，从思想史到经学史、政治史、逻辑学说史，从文学到艺术，均有建树；二是著作水准高，徐先生的著作条分缕析，结构整严，随机感悟，透辟见底，言词恳切，真诚感人。徐先生之所以在学术上取得如此成就与其对学术研究方法的独特感悟是分不开的，他的学术研究方法对于每一个从事学术研究的人都有一定的借鉴意义。

一、自己的头脑好比是一把刀，西方哲人著作好比是一块砥石

在学术研究领域徐复观主张将个人哲学思想与古人的哲学思想完全分开。他认为可以用自己的哲学思想去衡断古人的哲学思想，但决不可将古人思想涂上自己的哲学。他指出在中国古代，思想家们常借古人的几句话来讲自己的哲学思想，直到熊十力写《新唯识论》依然是“文字借自古人，内容则是出自我自己的创造”。这样往往造成研究者的思想与古人思想的混同乃至换位。于是矛盾就出现了:没有哲学修养的人，无法了解古人的哲学思想，而有了哲学修养的人往往会形成自己的哲学，以致在研究过程中将自己的哲学与古人的哲学混同。克服这一矛盾的方法，就是实现研究者的哲学思想与古人哲学思想的完全分离。他要求治中国哲学思想史的人，要“有由省察而来的自制力”[1]。这种自制力要求对古人的思想，只能在古人的文字上立根，不可先在自己哲学思辨上立基。可以说只有将古人的思想和研究者的哲学思想分开，研究者才能与古人保持恰当的距离，才有真正客观化、独立化的研究。徐先生所要求的这种分开，实质上是一种研究向度的转变，而研究向度的转变最终应当从研究的立足点开始，也就说研究者的研究是从古人已有的文字出发，还是从自己的主观先见出发，从前者出发也就是将学术研究建立在客观的基础上，从后者出发就是将研究建立在主观的基础上。前者遵循着从材料到结论的路线，而后者则遵循着由结论去寻找材料的路线。由前者出发，就有可能使研究者将个人的思想与古人思想分开，而由后者出发就会重蹈古人的复辙。从古人的文字立根，是徐复观的学术观点“大体皆浃洽顺适，如情如理，而无刺谬不经之谈”[2]的关键。


徐先生认为治学最重要的资本是思考力，而思考力的培养读西方哲人的著作是一条捷径。徐先生所说的思考力就是分析综合中的辨别推理能力，这种能力是中国的一般知识分子最缺乏的，他认为即使那些主张西化的人也不例外。那么如何培养国人思考力呢？他说:“我常常想，自己的脑袋好比是一把刀；西方哲人的著作好比是一块砥石。我们是要拿在西方的砥石上磨快了的刀来分解我国思想史的材料，顺着材料中的条理来构成系统；但并不要搭上西方的某种哲学的架子来安排我们的材料。”[3]就培养国人的思考力而言，读西方哲人的书比纯读中国的线装书要容易的多，这大概是近代学者共识。问题在于我们读西方哲人的书收益究竟是什么？是我们的思考力得到锻炼和培养，以提高我们分析综合推理能力呢？还是从西方哲人著作中去寻求现成的架子或框子来安排我国已有的材料？前者需要读书人做几番入乎其内，出乎其外的工作，因为思考力的培养不可能一蹦而就，立竿见影，它需经过长期浸润、默识、体察才能实现。后者是一种最省力的方法，而且往往还能立竿见影。我国学术界的许多人几十年来走的是后一条学术道路，翻开许多学者研究中国哲学史或思想史的著作，几乎无不是自然观、认识论、辩证法、历史观等几大块，其实这几大块并不是中国哲学或中国思想固有的系统或条理，而是西方哲学的系统。不少学者正是从读西方哲人著作中拿来了现成的架子或系统，到中国哲学的原典中去寻找材料进行填充。不客气地说，许多学者的聪明才智，心血气力全耗费在寻找材料去填充西方哲学架子上面了。正像徐先生指出的那样，这是“我们穿上西方舞台的服装，用上他们道具的比较研究”，但演出的并不是我们自己的戏。这种把一个活人大卸十八块，按照另一个模式再拼凑成另外一个人的作法，最终是将活的历史变成了死材料。


西方哲人著作好比一块砥石，而我们的头脑好比是一把刀，读西方哲人著作的过程就是拿我们的头脑这把刀在西方哲人著作这块砥石上进行砥磨的过程。再用磨快了的刀去分解中国思想的材料，顺着中国思想的固有条理构成系统。徐先生指出:“一个思想家的思想，有如一个文学家的文章，必定有由主题所展开的结构。读者能把握到他的结构，才算把握到他的思想。西方哲学家的思想结构，常即表现为他们的著作的结构。他们的著作的展开，即是他们思想的展开；这便使读者易于把握。但中国的思想家，很少是意识的以有组织的文章结构来表达他们的思想结构，而常是把他们的中心论点，分散在许多文字单元中去；同时，在同一篇文字中，又常关涉到许多观念，许多问题。即使在一篇文章或一段语录中，是专谈某一观念、某一问题；但也常只谈到某一观念、某一问题对某一特定的人或事所须要说明的某一侧面，而很少下一种抽象的可以概括全般的定义或界说。所以，读的人，不仅拿着一两句话推论下去，常会陷于以偏概全；容易把针对某一具体情况的说法，当作是一般性的说法；……即使把多数材料汇集在一起，但若不能从这些材料中抽出可以贯通各材料的中心观念，即是不能找出黄梨洲所说的学者的‘宗旨’，则那些材料依然是无头无尾的东西。西方的思想家是以思辨为主；思辨的本身，必形成一个逻辑结构。中国的思想家，系出自内外生活的体验，因而具体性多于抽象性。但生活的体验经过了反省与提炼而将其说出时，也常会淘汰其冲突矛盾的成分，而显出一个合逻辑的结构。这也可以说是‘事实真理’与‘理论真理’的一致点，接合点。但这种结构，在中国的思想家中，都是以潜伏的状态而存在。因此把中国思想家的这种潜伏着的结构，如实地显现出来，这便是今日研究思想史者的任务；也是较之研究西方思想史更为困难的任务。”[4]徐先生对中国思想和西方思想结构表现方式的分析大体上是正确，也是富有创见的。当然他把结构等同于思想本质并不完全正确，因为一个思想体系的结构与其思想实质虽有联系，但并不完全等同。一个思想体系的结构是其背后意义的表现或展现方式，我们固然可以通过这种展现方式去窥见思想的意义，但这种结构本身并不等同意义本身。事实上把握一个思想家的思想意义需要透过思想体系的结构对文字本身进行理解或诠释。徐复观也注意到了这一问题。他曾颇有感触地谈到他自己的研究，认为他本人制定的这一套研究程序是一种很笨的工作，在这种很笨的工作中还要加上一种解释的工作。他认为任何解释都会比原文献说的宽泛，说的深刻。但解释“首先是从原文献中抽象出来的。某种解释提出来了以后，依然要回到原文献中去接受考验”。[5]


徐复观主张通过读西方哲学的著作以训练和培养我们的思维能力，提高我们的思维水平，以增强我们对中国哲学思想史料的解析能力，并顺着材料中的条理来构成中国哲学思想的系统。他坚决反对那种假借西方哲学的架子以自重的做法。他说:“我们中国哲学思想有无世界地意义，有无现代地价值，是要深入到现代世界实际所遭遇到的各科问题中去加以衡量，而不是要在西方哲学的著作中去加以衡量。”中国哲学思想“是要求从生命，生活中深透进去，作重新地发现，是否要假借西方玄学式的哲学架子以自重，我非常怀疑。”[6]徐是当代新儒家的代表人物，他对中国哲学思想的理解自然有着十分浓重的儒家色彩，所以他要求研究者回归到生命、回归到生活中。不过他认为西方哲学的著作是训练和培养我们思维能力的材料，而不是限定或套用中国哲学史料的框子，这一思想不仅在现在乃至到将来都值得研究中国哲学思想史的专家深思。

二、学术方法是出自治学历程中所蓄积的经验的反省，方法的效果是与治学的工力成正比的

徐复观先生十分重视学术研究方法。他认为历史上，凡文化的开山人物，总多少在方法上有所贡献。但他反对空谈方法，认为空谈方法对学术研究并不能发生真正的作用。他指出方法是研究者与研究对象之间的一种对话，是主客体不可分的处理过程。他说:“方法是研究者向研究对象所提出的要求，及研究对象向研究者所呈现的答复，综合在一起的一种处理过程。所以真正的方法，是与被研究的对象不可分的。”[7]我们可以称他的研究法为主客合一的研究法。这一研究法的提出既是其哲学思想所使然，也是时代激荡的结果。


他与牟宗三、唐君毅等当代新儒家一样，认为中国的历史文化是一活的生命之存在。这一活的生命之存在不是与人不相干，与生活不相干，相反，它与我们的生命、我们的生活紧密相联。基于这一认识，他要求中国哲学思想的研究从生命、从生活中透进去，这种由生命和生活透进去的研究就是研究者与研究对象的一种对话，是研究者向研究对象提出要求，研究对象向研究者作出答复，是二者相互交流综合在一起的处理过程。他认为这一处理过程若离开了研究对象的参与是不可想象的。由这种主客合一的研究方法出发他对五四以来胡适等人提倡所谓“科学方法”提出批评。


五四以来，胡适、毛子水、傅斯年等人提倡以科学的方法整理“国故”。所谓科学的方法，胡适认为就是实验室里的方法，它的根本原则是尊重事实，尊重证据；它的具体操作则为“大胆的假设，小心的求证”。胡适甚至认为中国近三百年来的朴学发展和西洋三百年来的自然科学发展一样都使用了“大胆的假设，小心的求证”的科学方法，二者只是使用的材料不同，一是以故纸为材料，一是自然为材料。以自然为材料造成了西方的工业革命，以故纸为材料使我国三百年的学术光明只是故纸堆的光焰而已。他们既然认同清代的朴学方法为科学的方法，必然就会扬汉学而抑宋学，重考据而轻义理。胡适等人所提倡的学术方法及其学术倾向受到了当代新儒家的强烈批评。牟宗三指出:“讲科学方法，不落于学问本身，而只是在外而转，顶无聊，顶害事。”[8]他甚至认为把历史文化、把孔子推出去当作外在的材料加以研究，这样一来，历史文化毁矣，孔子死矣。张君劢认为胡适等人重考据而贬义理是“直以智识上辨真伪之考据，代道德善恶之标准，安在其可乎?”[9]徐复观同他们一样，对胡适等人所倡导的科学方法进行批判。他说:“今人所谈的科学方法，应用到文史方面，实际还未跳出清考据的范围一步，其不足以治思想史。”[10]徐复观提出的研究者与研究对象合一即主客合一的研究方法实质上对胡适等人所倡导的科学方法的回敬。


徐复观对胡适一派科学主义的回敬主要体现在他对考据与义理的辨析上。1956年他就东海大学中文系教学方针提出了自己的看法，认为中文系应当走义理、考据、词章并重的老路，以便使学生对中国文化有更多的了解。他把自己这一看法油印出来分发给学校同事作参考。同年台湾中央大学中文系教授毛子水针对徐复观的观点在台湾《中央日报》学人副刊第十期上发表了《论考据与义理》的文章，对徐的这一观点提出批评。毛子水认为由考据可以通义理，考据为本而义理为末。徐复观著文对毛的观点进行反驳，他认为考据方法决不等于科学方法。他严正指出，将考据的方法等同于成就近代自然科学的方法，因而可由提倡考据之学以促进中国的现代化是误尽苍生的说法，而将考据方法与西方近代自然科学的方法之间画等号更显得可怜可笑![11]他认为现代标榜考据的人所犯的毛病是:“一则把义理之学与研究义理之学的历史(研究思想史)，混而不分；一则不了解要研究思想史，除了文字训诂以外，还有进一步的工作。”仅以训诂来讲思想，并以训诂来满足思想史的要求，“这种以语源为治思想史的方法，其实，完全是由缺乏文化演进观念而来的错觉。从阮元到现在，凡由此种错觉以治思想史的，其结论几无不乖谬。”[12]当然他并没有由此而全盘否定训诂之学在治思想史中的作用，他认为治思想史必要的考据是研究手段之一，但不是唯一的研究手段，更不是最重要的研究手段，考据作用是有限的。


他指出治思想史必然涉及到古人遗留下来的文献，如有关文献本身的问题自然要下一番考据的工夫。但仅靠考据并不能把握到古人思想，训诂考据之外还有许多重要的工作。他说:“我们所读的古人书，积字成句，应由各字以通一句之义；积句成章，应由各句以通一章之义；积章成书，应由各章以通一书之义。这是由局部以积累到全体的工作。在这一步工作中，用得上清人所谓训诂考据之学。”但这是对古人思想的初步了解，“要进一步了解，更须反转过来，由全体来确定局部的意义；即是由一句而确定一字之义，由一章而确定一句之义，由一书而确定一章之义，由一家的思想而确定一书之义。这是由全体以衡定局部的工作。”[13]这一步工作不是清人考据所能概括的工作。他认为由第一步到第二步的转换是其中的关键，研究者不仅需要具备归纳能力，而且更需要一种抽象能力。但清人只具备前者而缺乏后者，因而就影响他们的转换力。徐复观所说的两步转换有类于解释学上所说的批评的循环，即“为了理解整体，则必须先理解其部分；而在理解其部分的同时，又有必要对整体有所领悟。”[14]不过他认为由局部到整体，复由整体回到局部不是一循环的过程，而是一确定的过程。在这一过程中，前者只能实现对前人思想的初步了解，后者才能实现对前人思想的真正把握。在这两步转换中他十分重视研究者的思考力在理解或研究中的作用，他认为研究者的分析综合归纳抽象的能力是由部分到整体和由整体到部分转换的关键，也是实现客观理解的关键。


徐复观虽然不排斥训诂考据，而且他本人也有着深厚的考据功底，但他依然认为考据是末，义理是本。他指出，站在西方为知识而知识的立场，每一种学问都是圆满自足的，本无轻重本末之分，但站在中国学问的立场，读书是为了明理，任何知识都是为了达到修己治人之目的，“从中国文化传统的立场，可以说义理是本，考据是末；从近代以知识为主的学问来说，则考据与义理，应立于平等的地位而不可偏废”[15]。与有些学者所标榜以考据通义理的观点不同，他认为道德之理、宗教之理等根本无需考据以通之。在他看来考据只是治中国思想史极其初步的工作，而且还仅仅止于文献或字意的考据方面，所以他认为考据不是治中国思想史的方法。由此他对治中国思想史的方法提出了自己的看法。


他认为方法是“出自治学历程中所积累的经验的反省。山反省所集结出的方法，又可以导引治学中的操作过程”。他严正地指出:“没有适当的方法，很难得出有意义的结论。但凭空谈方法……并不能发生什么真正作用。方法的真正作用乃发生于诚挚的治学精神与勤勉的治学工作之中。方法的效果，是与治学的工作力成正比例。”[16]这就是说治学方法来自于治学实践，同时它又反作用于治学实践，对治学中的操作过程发生影响，方法对治学影响力的大小又与治学工作力成正比，因而空谈方法没有意义。徐复观对方法与治学关系的论述可谓透辟入理。


徐复观中年以后转向学术研究，取得了相当大的学术成就。这些学术成就的取得一方面与他真诚的治学精神和勤勉的治学工作难以分开，另一方面与他的治学方法也不无关系。他在长期的治学过程中所总结出的治学方法主要包括如下几个方面:


第一，知人论世。他认为思想史的研究就是把古人的思想向今人和后人作一种解释的工作，古人的思想必与古人的品格、个性、家事、时代遭遇等有着密切关系，将这些关系考证清楚，做到知人论世是解释工作的第一步。


第二，在历史中探求思想发展演进之迹。他认为不仅思想内容是由发展演进而来，而且表现思想内容的形式也是由发展演进而来。因而“只有能把握到这种发展和演变，才能尽到思想史之所谓‘史’的责任，才能为每种思想作出公正正确地定位”[17]。


第三，以归纳方法从全书中抽出结论。他认为在这步工作中，应首先细读全书，在训诂、校勘、版本等问题弄清楚的前提下，加以条理，加以分析，加以摘抄，加以前后贯通，左右比较，得出可信的结论。这一步工作可以说是从局部到全体。


第四，以抽象方法从结论中抽出基本概念，以这些基本概念去分析材料。他说:“每门学问，都有若干基本概念。必先将有关的基本概念把握到，再运用到资料中加以解析、贯通、条理……中国著作的传统，很少将基本概念，下集中的定义，而只是作触机随缘式的表达；这种表达，常限于基本概念某一方面或某一层的意义。必须由完善周密的归纳，虚心平气的体会，切问近思的印证，始有得其全，得其真的可能性。”[18]这一步的工作可以说是从全体到局部。


这四点是徐复观长期勤勉治学的结晶，也是指导其治学操作过程的基本方法。在这一方法的指导下，使他在学术上取得了令人注目的成就。第一点说明徐复观注意到了思想发生和发展的基础，所以他主张知人论世。第二点说明他是以动态的观点而不是以静止的观点看待思想史。第三点说明他的研究是从材料到观点，第四点是说由观点回到材料。这说明徐复观坚持了由材料到观点复山观点到材料的治学方向。他坚决反对那种没有细读全书的抽样方法，更痛恨那种断章取义，信口雌黄的时代风气。他要求学者直接由读思想家的原著入手，经周密的归纳、抽象抓住原著的基本概念，运用这些基本概念对资料进行几番解析、体察、贯通、印证等工夫以求发现思想家们思想的真义实现对思想家的客观理解。


徐复观的学术方法坚持了知人论世，坚持了进化与动态的理念，坚持了材料与观点的统一，这些虽说是治中国思想史的平常之道，但它是正确的，可贵的。这些方法对他来说既来自于治学实践，又直接运用于治学实践，具有较强的说服力。但由于深受克罗齐的影响，又十分欣赏克罗齐“一切历史都是现代史”观点，这就使他由主客合一极易滑向主观主义。

三、治学的态度比治学的方法更重要

徐复观重视学术方法，但他更重视运用方法的学术态度。他明确指出，“决定如何处理材料的是方法；但决定运用方法的则是研究者的态度”，由此他认为“治学的态度比治学的方法更重要”。


他认为研究人文科学与研究自然科学不同，在自然科学研究方面研究对象与研究者的现实生活有一定的距离，研究者的生活态度不易带入实验室，也就是说有些自然科学工作者其现实生活态度可能是固执的、迷信的，这并不妨碍他在实验室里的态度是客观的、理智的。而人文科学的研究其研究对象与研究者的现实态度常密切相关，其现实生活态度常直接干涉其研究态度。如有些人在研究中只是从自己的主观成见中涌现出一点薄雾，遮迷了自己的眼睛，以致于看不清客观对象，或将自己的主观成见先涂到客观对象上面，视自己的主观活动为客观对象的活动，这就难免得出指鹿为马的结论。他认为造成这一现象的原因是因有的人在自我陶醉、自我欣赏中夸大了自我的分量，以至于在精神的酩酊状态中看问题，在精神的酩酊状态中运用其研究方法。他认为治这一心态的最好法宝就是中国传统中作为道德修养要求的“敬”，因为敬“是一个人的精神的凝敛与集中”。这种凝敛与集中可以把夸大了的自我拉回到原有的位置，把由夸大了的自我而带来的主观成见所造成的认识障碍予以清除，从而克服现实生活对研究的干涉，以显露出客观对象，认定客观对象。他说:“因为求知的最基本要求，首先是要对研究对象，作客观的认定；并且在研究过程中，应随着对象的转折而转折，以穷究其自身所含的构造。就研究思想史来说，首先是要很客观的承认此一思想；并当着手研究之际，是要先顺着前人的思想去思想；随着前人思想之展开而展开；才能真正了解他中间所含藏的问题，及其所经过的曲折；由此而提出怀疑，评判，才能与前人思想的本身相应。否则仅能算是一种猜度。”[19]徐复观先生的这段文字相当精彩，它道出了研究思想史的真谛。在这里他有意告诉人们研究中国思想史的态度，无意中却透露了研究中国思想史的方法。事实上研究态度与研究方法密不可分，客观的研究态度必然要求客观的研究方法，而客观的研究方法相应也要求客观的研究态度；相反主观的研究态度必然也要求主观的研究方法，主观的研究方法也要求主观的研究态度，总之，客观研究态度与客观研究方法相联系，主观的研究态度与主观的研究方法相联系。任何研究都是主体对客体的一种把握，主体的精神状态并不是仅在研究之初发生作用，而是伴随着研究过程的始终，而分析、解释、评判客观对象的方法也是如此。在本人看来，研究态度与研究方法永远相伴而生。如“顺着前人的思想去思想；随着前人思想之展开而展开”，既是一种研究态度，也是一种研究方法。徐复观先生十分看重“居敬工夫”，认为随着这一工夫的积累，即使不言科学方法，也常能暗合科学方法。一个人一旦“有了能虚、能勤、能慎、能改的态度，则方法是在工夫中产生修正的”[20]。如朱熹并没有标榜什么校勘学，但其校勘方法的确谨严缜密，朱熹的这一方法就得力于他的“居敬的精神状态”。相反如胡适等一些人由于对中国文化缺乏敬的态度，口口声声喊科学方法，而其学术方法却最不科学，“这是因为他们先横一反中国文化的心理，以后又为了维护自己的面子或者辩护自己的好恶等等的原故。”[21]他以朱熹和胡适正反例子说明学术态度比学术方法更重要，学术态度决定学术方法。当然他所说的态度就是敬的态度，敬的态度不仅是一种精神的凝敛和集中，同时它又是“忠”。徐先生引用《说文》“忠，敬也”后指出，“无私而尽己之谓忠”，不能无私而尽己，自然就会流于不敬，就肆无忌惮。在1958年元旦他与牟宗三、唐君毅、张君劢四人联署发表的《为中国文化敬告世界人士宣言》将“敬”在研究中的作用推到了无以复加的地步:“对于一切人间的事物，若是根本没有同情与敬意，即根本无真实的了解。”“敬意向前伸展增加一分，智慧的运用，亦随之增加一分，了解亦随着增加一分。敬意之伸展在什么地方停止，则智慧之运用，亦呆满不前。”[22]徐先生所说的敬如果只是指学术研究的庄敬、严肃的态度，只是指大公无私的心态，只是指研究过程中的精神的凝敛与集中，那么这种敬不仅不应受指责，而且还应当加以显扬。事实上徐复观等人突出“敬”意义，主要是用来对抗西化主义者丑化中国思想文化的心态，这说明当代新儒家仍然没有走出以情感对治情感的怪圈，因为以情感对治情感并不是解决问题的理想方式或者说它不能使问题得到最终解决。其次徐复观等当代新儒家并不是对人类一切思想文化的研究都怀有同情和敬意，他们对马克思主义就不可能有敬意，就中国思想史言，他们对儒家思想的研究可以说是充分发挥了自己的居敬工夫，而对道、墨、法等家学说的研究其居敬的工夫就大为减损。再次，徐复观由强调研究态度比研究方法更重要，走向了态度决定方法，而他所说的态度又只是敬之一面，这里就存在着走向情感决定论的危险。


当然徐复观的研究态度也有许多合理之处，其一它对于那种一见到中国思想史的材料“便立刻发生厌恶之情”的时代风气具有纠偏补弊的作用。不能否认对那些醉心西化，仇视中国思想文化的人来说，提倡一点庄敬未尝没有清醒镇静之功。虽说以情感对治情感不是解决问题的理想方式或最终方式，但在某一层面上使用这一方式又具有特殊的功效。其二，徐复观虽强调“居敬工夫”，但他在实际研究中，更强调研究的客观性、严肃性。他指出写文章并不是为了个人的名位，而是为了对天下、对后世的责任心，因而他本着对后世真正负责的态度，在研究中，“凡是他人在证据上可以成立的便心安理得地接受，用不着立异。凡是他人在证据上不能成立的，便心安理得地抛弃，无所谓权威”[23]，正是沿着这一思路，徐复观在研究中得出了“实事求是，多多反省”的结论。

四、事实求是
多多反省

六十年代初，徐复观就《尚书》中一些问题与屈万里往返讨论，屈万里认为他与徐的许多不同是治学的方法或态度的不同，因而提出了“实事求是，莫作调人”两语八字以表明自己的治学态度。徐复观认为“实事求是”这句话是好的，但“莫作调人”这句话在今天实际上已经成了许多人“固执己非”的壮胆剂，发生了很坏的影响，基于这一认识徐复观就将屈万里的“实事求是，莫作调人”改为“实事求是，多多反省。


在徐复观、屈万里那里实事求是并不是世界观，而是一种治学的态度或方法。实事求是作为一种治学的态度或方法自古有之，龚自珍就有“实事求是，天下宗之”，“夫读书者实事求是，千古同之”的提法[24]。徐复观对实事求是这一学术界公认的古训虽没作更多的发挥，但他对实事求是与反省的关系却有着自己独特的体认，他认为任何学术探索和反省都应建立在实事求是的基础上，同时对“实事”中所求得的“是”也要不断反省。他说:“即是自己在某一时期，觉得是从‘实事’上求得了‘是’；假定随时日之经过而学问有了进步，或有了新材料的发现，便会不一定再觉其为‘是’的。在此情形之下，有反省力的人，便由对自己过去的某种结论的否定而前进了；固执己见，而自矜为‘莫作调人’的人，便会花费宝贵的岁月，为自己过去的错误做辩护的工作，这是非常可惜的……”[25]他认为一个人对材料的掌握不易，而“要进入到材料的里面去批评、解释它；要把材料安放在它的历史、时代背景中去批评解释它”更非易事，“所以每一个对学问有诚意的人，在未死以前都应当在实事求是的基础上，把‘探索’和‘反省’，永远联结在一起”[26]。徐复观所说的实事主要指的是历史材料，实事求是主要指从历史实事本身上、从材料中得出结论，这与胡适等人所提倡的“尊重实事”，“尊重证据”，“拿证据来”并没有太大的区别，与马克思主义的唯物史观也有一致之处，二者的区别主要体现在解读历史的前知识结构上，即体现在是依何种态度、立场去观照历史实事，去解读、批评历史材料上。不过徐由高扬“居敬工夫”到强调实事求是不能不说是其思想认识上的跃迁。


徐复观学术研究方法的最鲜明的特点是他对“反省”的一再高扬。首先他认为反省是一个人学术研究和探索的指向标。一个人如有反省能力，就会在学术探索中，不断改正自己在方法上的和在结论上的错误，并能不断吸收新材料、新观点；而没有反省能力的人，其心态处于封闭状态之中，任何方法，对他都是无效的。这就明确告诉人们，高度的反省力可以使人不断地修正错误，趋向真理。其次他认为学术方法本身来自于反省。他说，方法“是出自治学历程中所蓄积的经验的反省”。所以没有反省力的人也就没有自己独特的学术方法。反省归根结底仍然是学术态度的问题，或者说反省是学术态度的体现和反映，在这里他对反省的高度重视不过是其态度比方法更重要这一思想的进一步强化。


他不仅是学术反省力的宣扬者，同时他也是反省的具体实践者。他不时在对自己的学术研究进行反省乃至进行自我批评，如他在检讨其《中国孝道思想的形成、演变及其历史中的诸问题》一文中指出:“我对孝经成书的考证，认为它是出现于汉武帝、宣帝之际，这是错误的。”又说:“我有关本问题考证的最大缺点，在于太钻材料的空隙，而忽视了广大的背景；更忽视了古代对某些事情，不可能记录的完全；因记录的不完全而遽然断定这些记录为伪，这是非常冒险的考证方法。”甚至认为自己在这一问题上“多少含着有点卖弄聪明、驰骋意气的成分在里面”[27]。他认为现在一些从事研究学术的人士其“为人”的成分太多，而“为己”的观念淡薄，已至于为了保存自己的学术地位而丧失了追求真理的诚心，这是当今学术界缺少反省力的最大根源。这也是他一再高扬反省力的重要原因。


实事求是、多多反省是徐复观长期从事学术研究经验的结晶，也是其学术思想最耀眼的光点。这一观点他自己究竟坚持了多少，实践到什么程度也许并不特别重要，重要的是他将自己学术研究经验归结到这里，这种归结本身就具有重要意义。


近代学术的一大成果就是学术研究方法的自觉。无论是以侯外庐、郭沫若为代表的马克思主义者，还是以胡适为代表的自由主义者都十分重视学术方法的研究，学术方法的自觉又造就了中国当代学术研究百家争鸣的繁荣局面。从某种意义上说学术方法是判断一位学者其学术趋向的标志，也就是说正是由于学者们运用的学术研究方法不同从而将他们划分为不同学术阵营。徐复观的学术方法代表了当代新儒家立足于儒家人文主义立场对这一问题的超越与反省。这种反省深深打上了时代的印迹，他认为他的文章“都是在时代激流之中，以感愤的心情所写出来的。”[28]正是由于西化主义者“一接触到中国思想史的材料时，便立刻发生厌恶之情”，所以他才强调“居敬工夫”，才强调应以同情和敬意的态度去研究中国的历史文化；正是由于中国思想史的研究中存在着以西方的哲学架构分解中国哲学的倾向，所以他才强调读西方的哲学著作并不是为了寻求西方哲学的框架，而为了培养和训练我们的思考能力；正是由于“国故整理”者将中国的历史文化当作过去的东西进行整理归档，当作己死的东西进行解剖，当作化石进行考证，所以他才强调要将历史文化落在生活上，从生命和生活中透进去加以研究，以实现对中国文化的相应理解。尽管徐复观乃至整个当代新儒家的主张不无偏颇之处，然而这种偏颇对于西化主义者、唯科学主义者所标榜的所谓科学方法不无纠偏补弊之功，对于近代以来国人一味趋新的时代心态和肤泛的学术风尚也不无清醒镇静之效。在研究中，他主张应“随前人的思想而思想，随前人的思想展开而展开”，主张实事求是，多多反省，这些可以说是学术界公认的真理。


当代新儒家不同于自由主义者，也不同于马克思主义者，自由主义者或马克思主义者或将历史文化看作既成之材料，或将其看成既成之事实，而当代新儒家是将它看作是活的生命之存在。由于对历史文化看法的不同从而导致了完全不同的学术研究态度和学术研究方法，自由主义者是要将历史材料整理归档，以便再造文明，而马克思主义者，是要剔除历史文化中的糟粕，吸收其精华，以便古为今用。当代新儒家则是要继承中国文化的义理慧命，把她推展到一个新境域。近代以来学术研究的一大慧果是学术研究方法的自觉，当代新儒家的学术研究方法是这种自觉形态之一。徐复观、唐君毅、牟宗三等先生对研究方法的看法大体相同，如他们都承认中国文化是活的生命之存在，都反对将活历史看成是死材料的研究，都反对空言方法，都认为学问是方法的基础。但他们也存在微异，似乎徐复观先生侧重中国传统文化义理原委的会通，唐君毅先生比较注重超越的反省，而牟宗三先生则强调生命的证悟，三者正可以相互欣赏和会通。当代新儒家的学术方法的自觉代表了中国传统哲学的自我反省力的复活，它说明中国传统文化内在的义理结构自身就拥有向现代形态转进的力量。






注释：


[1][3][6][16] 徐复观《我的若干断想》，《中国思想史论集》，台湾学生书局1983年8月版。


[2] 牟宗三《悼念徐复观先生》，《徐复观传记资料》(一)，天一出版社。


[4] 徐复观《中国思想史论集》续编，时报文化事业出版公司1985年11月版，第2-3页。


[5][7]《中国思想史论集》续编，第4页、第2页。


[8] 牟宗三《道德的理想主义》，第255页。


[9] 张君劢《胡适思想界路线评论》。


[10] 徐复观《中国思想史论集》续编，第2页。


[11] 徐复观《学术与政治之间》，第557页，台湾学生书局1985年第2版。


[12] 《中国思想史论集》续编，第5页。


[13] 《中国思想史论集》，第113页。


[14] D.C.霍埃《批评的循环·英文版前言》，兰金仁译，辽人民出版社1987年版。


[15] 《学术与政治之间》，第484页。


[17] 《中国思想史论集》续编，第38页。


[18][19] 徐复观《中国文学史论集续编篇目自序》。


[20][21] 均见《中国文学史论集续编篇目自序》，第114页。


[22] 周阳山编《中国文化的危急与展望——当代研究与趋向》，第111页，时报文化事业出版公司1986年1月版。


[23] 《中国思想史论集》续编，第37页。


[24] 龚自珍《阮尚书年谱第一序》、《与江子屏笺》。


[25] 《中国思想史论集》续编，第143页、第144页。


[26][27] 《中国思想史论集》续编，第144页、第17页。


[28] 《中国思想史论集》续编，第18页。


（《孔子研究》1997年第3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