陈来：冯友兰先生小传

冯友兰

    冯友兰先生，字芝生，河南唐河县人。公元1895年12月4日（清光绪二十一年农历乙未年十月十六日）生于唐河县祁仪镇祖父家中。1990年11月26日病逝于北京友谊医院，享年九十有五。

    先生祖父讳玉文，字圣征，有诗集《梅村诗稿》。父讳台异，字树侯，曾任唐河崇实书院山长，清光绪戊戌（公元1898年）进士。伯、叔父皆秀才，亦有诗集传世。冯氏有地千余亩，合族而居，家常二三十人，耕读传家，为当地著姓。先生母吴氏，讳清芝，通文墨，持教有方，曾任本县端本女学学监。

    先生6岁即入家塾就读，先读《三字经》，后《论语》、《孟子》、《大学》、《中庸》、《诗经》。塾中亦授《地球韵言》一类新学，可谓新旧兼备。1904年，台异公任武昌方言学堂会计庶务委员，先生与弟、妹随母徙居武昌，由母监读《书经》、《易经》、《左传》。1907年，台异公知湖北崇阳县，举家至崇阳，先生随县教读师爷习古文、算术、作文。次年夏台异公病故于崇阳，先生乃随母返故里，仍在家塾就读。

    1910年考人唐河县高等小学预科。次年，以第一名考入开封中州公学中学班。1912年转入武昌中华学校，是年冬应试考入上海中国公学大学预科。时中国公学以英文授课，先生尤感兴趣者，为耶方斯（Jevons）之《逻辑要义》，因立志习西方哲学。1915年夏自中国公学毕业，考入北京大学法科，入校后即改文科，因西方哲学门未开，遂入中国哲学门。不二年，蔡元培、陈独秀、胡适皆主教于北大，新文化运动颇盛一时。受此影响，先生对东西文化问题甚为关切。1918年夏于北京大学毕业，次年与友人响应五四运动，创办《心声》月刊，为当时河南宣传新文化之唯一刊物。同年考取公费留学资格，冬，赴美国留学。

    1920年1月入纽约哥伦比亚大学（Columbia University）研究院哲学系。先生在哥大师从杜威先生（John Dewey），其心志仍在中西文化比较，如是年冬在纽约访泰戈尔（Tagore），次年在哥大哲学系宣读论文《为什么中国没有科学》，皆其例也。至先生作博士论文时，思想忽有变化，盖因先生在美研修西方哲学史，乃发现时人所说东方与中国思想特有者，要皆在西方古代亦有之。先生即以《天人损益论》为题，打破东西界限，将人类自古以来各种人生理想分派叙述之。后其中译本以《人生哲学》名题，列为高中教科书，流传甚广，颇有益于青年之教育。先生乃进而觉知，一般所谓中西之异，实际是古今之别，皆因西方已完成近代化所引起。故此后力主现代化不遗余力，以工业化为中国获民族自由之出路。先生在美时，官费常阙，因多赴餐馆做工，间亦至图书馆管理报纸，以谋生活。1923年夏，论文答辩通过，即取道加拿大归国，任中州大学教授兼文科主任、哲学系主任。次年，英文博士论文出版，获哥大哲学博士学位。

    先生1925年秋至广州任中山大学教授兼哲学系主任，年底应约北上，任燕京大学教授。先生自美返国后，志愿介绍、研究西方哲学，然在燕京受命开授“中国哲学史”，此一机缘竟对先生后来学术发展有莫大影响。1928年秋，以友人罗家伦之故，先生转至清华大学，为哲学系教授、校秘书长，仍授中国哲学史课程。至30年代初，先生完成《中国哲学史》二册巨著。此书上起周秦，下至清季，钩玄提要，条分缕析，其义理解说，尤明白清晰。先生尝谓此书以“释古”为法，与前人之“信古”及时人之“疑古”皆异。时陈寅恪作审查报告云：“窃以此书取材谨严，持论精确……今欲求一中国哲学史，能矫附会之恶习，而具了解之同情者，则冯君此作庶几近之。”是书自30年代以来重印多次，为国人习中国哲学之标准教科书；英文版早在美国印行，而日、韩等国则多径以此书中文版为教科书者。盖此书于历代哲学家思想之论断，多已成为本学科之典范，故此书实为现代中国学术之经典，而为国际学术界所公认。后40年代，先生以思想学术最臻圆熟之时，作《中国哲学简史》（A Short Historyof Chinese Philosophy），其深入而浅出，举世称之，是为又一经典。

    1937年日军大举侵入，清华内迁，与北大、南开合并而为西南联合大学。先生随校南行，吊屈贾于长沙，怀朱张于祝融，折臂于河内，动忍于昆明，颠沛流离十年，乃先后撰成《新理学》、《新事论））、《新世训》、《新原人》、《新原道》、《新知言》，合称“贞元六书”，建成中国现代最完整之哲学体系。先生《新原人》序有云：“为天地立心，为生民立命，为往圣继绝学，为万世开太平。’此哲学家所应自期许者也。况我国家民族，值贞元之会，当绝续之交，通天人之际，达古今之变，明内圣外王之道者，岂可不尽所欲言，以为我国家致太平、我亿兆安心立命之用乎？虽不能至，心向往之。”则民族之兴亡与夫历史之变化，固激发于先生多矣，而其忧国报民之胸怀亦跃然呈露。先生尝为联大撰校歌歌词，中有“多难殷忧新国运，动心忍性希前哲”两句，正先生之写照。抗战胜利，先生又撰联大纪念碑文，中云“盖并世列强，虽新而无古；希腊、罗马，有古而无今。惟我国家，亘古亘今，亦新亦旧，斯所谓‘周虽旧邦，其命维新’者也。”此数语实为先生后来根本信念而终老不变者也。

    1930年起，先生长期任清华大学文学院院长，为清华领导之核心，对清华教务贡献甚大。1949年人民共和国成立，先生辞去哲学系主任、文学院长等职。次年参加土地改革。是时国人群情振奋，社会气象一新，先生以为当追随人民、追随新社会，故用心研习马克思主义，检讨往昔哲学，以跟随时代。1952年，以院系调整之故转任北京大学哲学系教授、中国哲学史教研室主任。此后数十年，理论界与教育界时常对先生思想提出批评，先生皆怀与时俱进、择善而从之心处之，然亦不放弃答辩与哲学思考的权利，而其往昔哲学思想往往复萌。如1957年先生撰文阐述中国哲学遗产的继承问题，批评时人对中国古代哲学否定太多，又提出区分哲学命题的抽象意义与具体意义，以解决文化遗产的继承问题。此文即引起诸多批评讨论，先生皆一一慎思明辨而申答之。50年代以后，先生专理中国哲学史研究之业，每年皆有多篇论文发表，而于孔子、老、庄著力尤多。至1960年，始得允许独立撰写中国哲学史。按旧著《中国哲学史》先生在40年代即冯友兰先生欲重写，而未得其缘，至是，乃以《中国哲学史新编》为题，复参考黑格尔、马克思，重新撰写之。方始出版两册，“文化革命”骤起，以故耽迟达十余年。

    60年代后期，先生已年逾古稀，却遭批判、抄家、劳动乃至隔离之厄，痛苦难堪，后以最高指示得以稍缓。时书籍悉被封存，报纸有口号而无消息，激进思潮裹挟一切，群众运动风起云涌。尤可叹者，领袖崇拜靡盖社会，世人鲜不醉于其中，影响所及，先生亦不能免，故曾随顺大众，参加批孔运动。外间对此不明而竟有疑之者，全不知其中情势皆需身置此特殊时代特殊环境始可了解，岂可以常情而臆议之。

    “文革”结束，改革开放，迷思破除，自信复立。先生精神焕发，当耄耋之年，以旧邦新命为怀，继续《中国哲学史新编》之作。先生此时，信心而著，无所依傍，其中多“非常可怪之说”，往往不同于时论。先生以“修辞立其诚”自勉，谓“若因此不能刊印，吾其为王船山矣”。其书全7册，凡81章。先生晚年多病，尝言“《新编》未完，故需治病，若书写成，病即不需治矣”，书成不数月，先生安然辞世。

    先生学术贡献，为举世所公认，先后得授普林斯顿大学名誉文学博士（1947）、德里大学名誉文学博士（1951）、哥伦比亚大学名誉文学博士（1982）。1948年被选为中央研究院第一届院士、院士评议会委员，1955年选为中国科学院哲学社会科学部学部委员。其他学术荣誉，不胜枚举。先生于学术之外，对教育行政亦多属意，早在中州大学时即有心试于校务，后任清华大学文学院长达18年，教绩卓著；抗战中任西南联大文学院长，对三校合作，亦殊多贡献。先生在清华又曾几度代理校务，任校务委员会主席，其维持爱护教育之功，实不可没。先生尝自叙其学“三史论今古，六书纪贞元”。三史者，《中国哲学史》、《中国哲学简史》、《中国哲学史新编》；六书即“贞元六书”。故三史六书为先生学术之代表作。先生中西文著作共30余种，各类文章逾500篇。遗书集为《三松堂全集》，共14卷，超600万言，河南人民出版社出版。先生晚年居北大燕南园，其院内有松三株，因名室焉。先生妻任氏，讳载坤，字叔明，扶持相与60年，先先生13年卒。有女名钟璞，笔名宗璞，名作家，先生晚年起居多赖之。先生尝谓其平生得力于三女子，即母吴氏，与任氏、宗璞也。

    先生实为吾国之硕儒，现代之大哲学家。自幼颖悟过人，性至孝，能诗文。长而好理学，诣理既精，究于物象之表。其为文不事雕琢，平易明白；与人言缓而有条，不乏风趣；授课喜引笑话，颇见幽默。其平居也，无一日不读书写作，无一日不闻问时事，规律甚严而自奉甚简。其于后学也，有问必答，平等待之，未始有厌容。平生最喜《中庸》“极高明而道中庸”一语，以为中国哲学之精神，晚年亦笔书成联，挂于东墙，谓之先生东铭可也。先生学问特重精神境界，于宋明道学受用甚深，其心气和平，从容自得，精思志道，惟“有道气象”可以称之。晚年病目，尤喜静坐默诵，而其和乐气象则未尝一日而变。疾革时，遗言嘱门人，谓“中国哲学必大放光彩”。既卒，《纽约时报》竟以长文悼念之，足见先生之影响实已遍及世界。

    原载《冯友兰先生百年诞辰纪念文集》，清华大学出版社，1995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