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传统文化及其现代命运(二）

　　

　　

　　何中华，男，1962年7月生,山东莒南人,中共党员，山东大学哲学与社会发展学院教授、博士生导师。

　　2．人性本善、德性优先


　　中国文化传统的人性论从主流看是性善论的。性恶论可以荀子为代表，但在总体上却不占主导地位，就像西方文化中也有性善论但不是主流一样。中国传统德性论具有浓厚的自然主义色彩。这大致可以从两个方面看：


　　一是以血缘关系为纽带建构起来的伦理结构成为道德观念的发生学基础。例如孔子所说的“父为子隐，子为父隐，直在其中矣”。在孔子看来，“父子之道，天性也”。显然，孔子信任的乃是最本然的情感取向。这种自然主义的道德哲学必然以人的血缘关系作为道德的发生学基础。值得注意的是，“德”之古字即为“悳”。孔子说：“君子务本，本立而道生。孝弟也者，其为仁之本与！”他还说：“夫孝，德之本也，教之所由生也”。“夫孝，天之经也，地之义也，民之行也。天地之经，而民是则之。则天之明，因地之利，以顺天下”。由此出发，“君子之事亲孝，故忠可移于君；事兄悌，故顺可移于长；居家理，故治可移于官。是以行成于内，而名立于后世矣”。在这里，隐藏着这样一条线索：血缘关系→伦理关系→道德自觉。作为时间顺序，它形成“礼→仁”的发生学结构。为了道德的建构，中国文化特别注重血缘关系的维系、稳定和传承。孟子说“不孝有三，无后为大”，其真正用意在此。以血缘关系为纽带建立起来的宗法制社会，同伦理本位主义文化之间具有内在的关联。中国传统社会悠久的重农抑商政策，其文化含义就在于避免商业关系对血缘关系的解构和颠覆。


　　二是学理层面上的道德自足论。从逻辑预设的角度看，中国传统文化特别强调道德的“当然”性质，这是就道德的逻辑规定而言的。自足就是自然，而自然在“天”表现为必然，即必然如此者；在“人”则表现为当然，即应该如此者。必然者表现在人事方面或领域则具有当然的性质。从这个角度看，传统文化又表达了“仁→礼”的逻辑在先结构。仁的观念的造成离不开对礼的践履和体会，但仁之所以成立的理由，却不是由礼提供的。相反，礼的合法性倒是来自仁。仁的理由只能来自仁本身。所以孔子说：“为仁由己”；“我欲仁，斯仁至矣”。他还说：“仁者安仁”。屈原《九章?抽思》云：“善不由外来兮，名不可以虚作”。唐代大文豪韩愈说：“足乎己，无待于外之谓德”。道德的自足性典型地表现在对“慎独”境界的追求上，即《大学》所谓的“君子必慎其独”。


　　由于这种道德观上的自然主义的取向，在中国文化看来，最本然的也就是出于自我本性的。对本然性的追求表现为两个层面：一是在个体方面，中国文化强调对“赤子之心”的回归和保持。二是在类的方面，中国文化特别强调祖先崇拜，所谓“慎终追远”，有一种复古情结。中国先秦的孔孟和老庄同样有着对原始淳朴状态的向往。《中庸》称：“仲尼祖述尧舜”，宋儒朱熹注曰：“祖述者，远宗其道”。所以孔子曰：“生乎今之世，反古之道”。孔子自称“述而不作，信而好古”。他还说：“我非生而知之者，好古敏以求之者也”。因此，孔子承认：“周监二代，郁郁乎文哉，吾从周”。“温故而知新”。孟子紧步孔子的后尘，所谓“孟子道性善，言必称尧舜”。朱熹注曰：“性者，人之理也。浑然至善，未尝有恶。人与尧舜初无少异，但众人汨于私欲而失之。尧舜则无私欲之蔽，而能充其性尔。故孟子……每道性善，而必称尧舜以实之”。孟子曰：“大人者，不失其赤子之心者也”。所谓“儒者之道，古之人若保赤子”。老子也有“执古之道，以御今之有”的说法。他对“小国寡民”状态的向往和推崇，对“复归于婴儿”的向往，无不反映了他的复古情结。庄子所谓的“哀莫大于心死”，同样体现了对“赤子之心”的肯定。古代哲人的这种追求，决非现代人所肤浅地认为的那样是一种迂腐，相反，它恰恰体现了人类古老的智慧。因为每当人类误入歧途之时，都不得不回眸先知们的遗训。这难道是偶然的吗？


　　德性优先的诉求内在地决定了中国传统文化走的是内在超越之路，所以中国文化没有一种征服的性格。中国文化的最高偶像是圣人，西方文化的最高偶像则是英雄。圣人是征服自我的，所以孔子说“克己复礼为仁”；而英雄是征服世界的。英文中的“hero”既含有“英雄”之意，也含有文学作品中的“主角”之意，这种词源上的联系耐人寻味。由于偏于内向，中国文化也就不具有对外部世界的占有姿态。在中国文化看来，道德乃是人成其为人的最后的和最高的根据或判准。因此，当人的肉体生命与道德两者不可兼得时，孔子教导的选择是“志士仁人，无求生以害仁，有杀身以成仁”。孟子也说：“生亦我所欲也，义亦我所欲也，二者不可兼得，舍生而取义者也”。表现在义利关系上，中国文化主张义对利的优先性。例如孔子就说：“君子喻于义，小人喻于利”。“见利思义”、“见得思义”，“义然后取”；而君子“罕言利”。孟子也说：“王何必曰利？亦有仁义而已矣！”这种德性优先的倾向表现在两方面：一是从人的个体的层面看，孔子说：“朝闻道，夕死可矣！ ”孟子就把有无德性作为人与禽兽之间的最后区别，由此奠定了中国人自我意识的基本类型。二是从人的类的层面看，中国人的自我中心化情结也表达为对德性的推崇，如中国的观念凸显出南蛮、北狄、东夷、西戎在道德上的差异。“非我族类，其心必异”所强调的主要也是道德上的差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