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乌江亭 王安石
百战疲劳壮士哀,中原一败势难回。
江东子弟今虽在,肯为君王又重来!
据《史记·项羽本纪》所载,项羽在垓下兵败后率领从骑八百余人突围南奔,沿阴陵(今安徽定远县)经东城(临淮关)到达长江边的乌江亭(今和县乌江镇),这时只剩下二十八骑。面对茫茫的大江,当时有两种选择:一种是听从乌江亭长的劝告:“江东虽小,地方千里,众数十万,亦足王也,愿大王急渡”,另一种是认为:“天之亡我,我何渡为!且笈与江东子弟八千人渡江而西,今无一人还,纵江东父兄怜而王我,我何面目见之?纵彼不言,笈独不愧于心乎?”于是心甘情愿自刎而死。围绕着这段历史公案,一些咏史诗的作者从不同的创作动机、不同的观察角度出发,往往会得出截然相反的结论。如唐代诗人杜牧的《题乌江亭》:
胜败兵家事不期,包羞忍耻是男儿。
江东子弟多才俊,卷土重来安可知?
杜牧认为乌江亭长的意见是对的,胜负乃兵家常事,能忍辱负重方是真正男儿。如果项羽能有这样的心胸和眼光,凭借着聪明勇敢的江东子弟,未必不能卷土重来!南宋诗人李清照的观点则同杜牧相反,她赞同项羽的观点:“生当为人杰,死亦作鬼雄。至今思项羽,不肯过江东!”(《咏史》)她认为项羽之一生:生得英伟,死得壮烈,不肯过江东正是他英雄性格的集中体现。初唐进士、武则天时代员外郎于季子的观点与李清照近似:“北伐虽全赵,东归不王秦。空歌拔山力,羞作渡江人”(《咏项羽》)。也许李清照的《咏史》就是受此启发,以来抨击偏安江左,不敢渡江北伐的南宋小朝廷。
王安石的这首《乌江亭》既不同于杜牧的《题乌江亭》,也不同于李清照、于季子的《咏史》、《咏项羽》,而且同上述的观点都相反。上述的观点尽管角度不同,但有一点却是共同的,就是他们都站在同情项羽的这个传统立场上来分析问题。王安石却一反传统,认为项羽在军事上败局已定,在政治上也失去了人心(包括失去了江东老根据地的人心),因此不论他是否渡江,都不可能卷土重来了。诗人能站到民心向背这个高度来分析问题,似比杜牧等人的咏史诗稍胜一筹,同时由于这首诗力翻传统旧案,也给入耳目一新之感。
诗的首二句是叙事,叙事之中杂有咏叹。百战,指项羽兴兵灭秦以及与刘邦争天下所经过的上百次战役。百战既是虚数也是实指,因项羽就说过:“吾起兵至今八岁矣,身七十余战”(《项羽本纪》)。疲劳,不只是指连年征战造成将士的疲于奔命,更重要的是带有对项羽失败原因的探讨。汉高祖统一天下后大封功臣,他采纳鄂千秋的建议,列萧何功为第一;而把“身被七十创,攻城略地功最多”的曹参列为第二。因为刘邦认为萧何能守住关中根据地,补充军卒,输给粮草,按时不匱。这是“万世之功”(《史记·萧相国世家》)。相比之下,项羽虽自封为西楚霸王,但对江东地区并未很好经营。兵源既不足,粮秣供应又经常受到下邳彭越的袭击。所以“疲劳”二字暗中也包含了由于没有巩固的后方,因而给人民和军队带来的种种不利,这也为下面所说的江东子弟不肯为之效命埋下了伏笔。“壮士哀”的含义也是如此,它不只是征战疲劳而发出哀叹,内中也是包含了对项羽本人的不满和失望的。项羽入关后,火烧阿房,分封诸侯,焚掠百姓,这就失去了民心。表面上为人“仁而爱人”,实际上“妒贤嫉能,有功者害之,贤者疑之,战胜而不予人功,得地而不予人利”(《史记·高祖本纪》),这当然要造成部下将士的哀叹和不满了。项羽在争天下中的这些问题和失误,在垓下一战中彻底暴露了出来,从而也导致了总的崩溃。据《史记》记载,垓下之战,项羽不但军事上失利,而且也失去了民心,自己也失去了斗志。《史记》中是这样记载的:“项王军壁垓下,四面皆楚歌,项王乃大惊曰:‘汉皆已得楚乎?何楚人之多也!’项王则夜起,饮帐中……乃悲歌慷慨,自为诗曰:‘力拔山兮气盖世,时不利兮骓不逝。骓不逝兮可奈何,虞兮虞兮奈若何!’歌数阙,美人和之。项王泣下数行,左右皆泣,莫能仰视”(《史记·项羽本纪》)。司马迁是同情项羽的,这段描叙满怀感情地为我们刻划出一位失败了的英雄悲壮的形象,但通过这段描叙,我们也不得不得出这样的结论:项羽无论在军事、政治、民心、士气上皆大势已去,不可挽回了。王安石把这种历史发展的客观趋势用一句话加以高度概括;“中原一败势难回”。这句诗既是由上句“百战疲劳壮士哀”导出的必然结论,又是一反历史上传统看法,对项羽的结局作出品评,充分体现了咏史诗以分析品评为主的特色。下面两句,则是针对前人的传统看法进一步加以评论。王安石的分析,别出机杼,他不着重于军事上的得失,经济上的足乏,而主要从民心的向背来判断战争的胜负,确实是抓住了问题的关键,也是比杜牧等人咏史诗高明之处。值得指出的是,这种观点也始终贯穿于王安石所写的其它关于楚汉战争的咏史诗中,如《范增二首》;
中原秦鹿待新羁,力战纷纷此一时。
有道吊民天即助,不知何用牧羊儿!
巢人七十漫多奇,为汉驱民了不知。
谁合军中称亚父,直须推让外黄儿。
项羽准备屠外黄城时,听从外黄城内一个小儿的劝告,为争取民心,放弃了屠城。这首诗也是一反传统观点,认为战争胜负主要决定于民心的向背,号称亚父的范增还不如一个十二、三岁的小儿懂得这个道理。
王诗后两句在艺术处理上也很特异,从形式上看似乎不通,宋与秦已相距八百多年,当年的江东子弟不可能“今虽在”,今天的江东子弟更不能为八百年前的项羽效命。实际上,这是一种时间上的大跨跃,用情感来改造时间。在诗人眼中,战争胜负决定于民心的向背,这是古今一理,由于项羽失去民心,不管他在何时何地,人民都是不肯为之效命的。这种从现实中提取出来又超越现实的客观真理,我们谈起来不但没有时间上的荒谬感,相反觉得诗人观察敏锐,识见高远。当然,这种用情感改造时间的写法,也不是王安石的独创,如白居易的《和燕子楼》:“燕子楼中霜月夜,秋来只为一人长”,《诗经·釆葛》。“彼釆葛兮,一日不见,如三月兮”都是这种写法,王安石不过善于借鉴,善于翻新罢了。
王安石一生写过不少咏史诗,就其内容来说都是一反传统,标新立异,但在艺术上却可分成两种水准;一种是象《商鞅》、《范增》那样的咏史诗,纯粹议论、章法平直、诗意浅露,这在王的咏史诗中算是下乘;另一种象《明妃曲》,虽有议论,但全诗景物描写细致,人物形象鲜明,感慨深沉隽永,则应算其咏史诗中的上乘。这首《乌江亭》,议论之中兼有叙事、描写和感慨抒发,读后耐人寻味,虽比不上《明妃曲》,但也可算咏史诗中的佳品了。
最后想说的是,王安石此诗虽然立论新颖,批判尖锐,但也并非全是新创,其中也有继承。晚唐进士汪遵就写过两首关于评论项羽不过江东的诗作,皆写于和州乌江,一首叫《乌江》:“兵散弓残挫虎威,单枪匹马突重围。英雄去尽羞容在,看却江东不得归”;另一首叫《项亭》:“不修仁德合文明,天道如何拟力争。隔岸故乡归不得,十年空负拔山名。”立意皆是批判项羽暴虐,不修仁德,违反天道,自然败亡,最后是英雄末路,有家难归。汪遵是安徽宣州泾县人,与和州为邻州。王安石年轻和晚年皆在金陵,与和州、宣州都很近,读过此诗并受其影响的可能性是很大的。
另外,王安石此诗有继承更有创新,对后人的影响也很大,尤其是其立论的角度,但思想深度似乎都没有超过王安石。如清代诗论家潘德舆在《养一斋诗话》中云:“杜牧之《题乌江亭》诗:‘胜败兵家不可期,包羞忍耻是男儿。江东子弟多豪俊,卷土重来未可知’,此翻已奇。荆公又翻之云:‘百战疲劳壮士哀,中原一败势难回。江东子弟今虽在,肯为君王卷土来’。牧之诗好奇而不谙事理,荆公诗於事理较合,然论项王,亦未得要害处……愚意羽大罪在弑君”(卷四)他认为王安石《乌江》的思想批判超过了杜牧,项羽之败亡,符合天心民意。但认为项羽起兵反秦,杀掉秦王孙心,这是项羽最大的罪过,这就是腐儒之论了。
安徽和县乌江镇霸王庙 霸王庙内项羽像
附 录
《南濠诗话》 明·都穆
杜樊川《题乌江项羽庙》诗云:“胜败兵家不可期,包羞忍耻是男儿。江东子弟多豪俊,卷土重来未可知”。后王荆公诗云:“百战疲劳壮士哀,中原一败势难回。江东子弟今虽在,肯为君王卷土来”。荆公反樊川之意,似为正论,然终不若樊川之死中求活。谢叠山谓柳子厚书箕子庙碑阴,意亦类此
《谰言长语》卷下 明·曹安
人非尧舜,岂能每事尽善。然古之人有负重名者多矣,失其所依,或改其初心之类不一,固可悯焉,亦不逃君子之清议也。史有数百言不能悉其事者,诗以二十八字咏而尽之。如范增之从项羽,钱舜选云:“暴羽天资本不仁,岂堪亚父作谋臣。鸿门若遂尊前计,又一商君又一秦”;刘后村咏杨雄云:“执戟浮沉亦未迂,无端著颂美新都。白头所得能多少,枉被人书莽大夫”;方秋厓咏张华云:“堪笑张华死不休,徒精象纬古无俦。中台星折何曾识,秪识龙泉动斗牛”。亦可谓之诗史。然诗亦责之大过者,完颜璹咏马援云:“可叹迂疏一老翁,岂堪床下拜梁松。明珠薏苡犹难辨,万里争教论杜龙”;瞿宗吉咏狄梁公云:“社鬼祠神总遁藏,花妖月媚敢披猖。梁公正直难欺侮,却事宫中武媚娘”。世谓杜牧之《项羽庙》诗,死中求活。王荆公解之云:“江东子弟今虽在,肯为君王卷土来”;薛能讥孔明,张养浩解之云:“廊庙草庐初不异,谁言只合卧终身”。能后遭军乱杀死,则孔明未可薄也。
《养一斋诗话》卷四 清·潘德舆
杜牧之《题乌江亭》诗:“胜败兵家不可期,包羞忍耻是男儿。江东子弟多豪俊,卷土重来未可知”此翻已奇。荆公又翻之云:“百战疲劳壮士哀,中原一败势难回。江东子弟今虽在,肯为君王卷土来”。牧之诗好奇而不谙事理,荆公诗於事理较合,然论项王,亦未得要害处。晚唐人“不修仁德合文明,天道如何拟力争”,皆非要害,不足为笔挟风霜。曩一友持《续范增论》见示,力駮长公说,词气衮衮可爱。予谓之曰:“君作欲跨苏文上,诚属有志。愚意羽大罪在弑君,增甘心为贼党,以此十二字作主,增案乃定,苏文亦不攻自破。此似得其要害处也”。夫要害处乃经史之大义,大义与好议论自别,作论史佳诗,非深於经法不可矣。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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