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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的恩师张建田、柯武良等创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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颜建波 发表于 2019-1-28 17:54:01 | 显示全部楼层 |阅读模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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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歌乐山下青春飞扬
     反映西南政法学院(简称“西政”)78级学生就学往事的纪实文学作品《歌乐年华——献给西南政法大学》(法律出版社)日前出版。该书用清新的笔触、鲜活的语言、生动的事例,记录了“西政”复办后首届招收的400多位莘莘学子在歌乐山下、烈士墓旁度过的4年不同寻常的大学生活,表现了他们勤奋好学、珍惜光阴,最终学业有成、术有专攻的人生经历。此书的作者就是“西政”78级学生之一、中央军委法制局原法制员张建田同志。
     全书50多万字,抒发着新时期大学生奋发向上的“青春之歌”。本书透过当事人的亲历诉说和百余幅珍贵的历史照片,为我们重放了当年“西政”78级师生们在校园里的日常教学、课堂讨论、毕业实习、论文写作、衣食住行、喜怒哀乐等一幕幕场景,在追忆母校时光中告诉我们“西政”经历了什么样的曲折命运;在思想解放的浪潮中师生们是如何选择读书成才、教书育人的;在校园里,领导开明、教授治校、学术自由、思想独立、师生融洽、同舟共济、崇敬法治、追求真理等风气是如何形成的。书中既有学子们头悬锥刺、秉烛苦读,指点江山、激扬文字的逸闻趣事,也有茶余饭后,读书、娱乐、谈天说地的风韵。催人奋进,令人深思。
     作者当年是以现役军人身份参加高考并入学“西政”的。由于身兼大学生和现役军人双重身份,作者在倾诉对同窗、对母校、对校园深情的同时,还随处可见蕴含着浓郁的军旅情结。在第一章中,通过大量翔实的资料,回顾了“西政”首位校长刘伯承等校领导艰苦卓绝的战斗生涯,彰显将军们对“西政”的创办与发展所做出的重大贡献;在“烈士墓情愫”一章中,生动记述了二野103团的官兵首次进入校园周边的白公馆、渣滓洞等场所,目睹众多英烈们壮烈牺牲的惨状,为不能及时赶来解救而仰天痛泣的情景;在“从‘西南联大’想开去”一章中,将“西政”与“西南联大”的办学条件、师资力量、学校管理、学生素质等作了一番比较,披露了“西南联大”数百学子踊跃参军报国,直至为国捐躯、血染疆场的感人事例,也由此说明,高校办学的成功标志之一在于培养具有强烈的使命忧患和爱国热忱的优秀人才。
     在“军旅情缘”一章中,作者对78级学子们涉军故事的撷取独具匠心,富有感染力。书中描写了占七分之一比例的学生属于“复转军人进学院”的入学背景,其中不少人担任学生会干部、班级干部,从军多年的人生经历不仅造就了他们较高的政治素质和纪律素养,给“西政”的恢复和重建带来正能量,而且给校园的学习和生活也吹来缕缕新风。从每天清晨“老兵”们带头起床晨跑,到晚上11点钟熄灯过后坚持查铺查哨,从上课时“作战参谋”以军人的口吻喊出“起立”口令,将课堂当“战场”,到以退役和现役军人为骨干的学生们在各项文体活动中奋勇争先,摘金夺银……都有令人荡气回肠的细致描述。日月如梭,岁月如歌。当看到这批学生走向社会、回到军营,在各自的岗位上陆续崭露头角,人们对这所当年被划定为“绝密专业”且属于“半军事化管理”的高等学府的办学之道似乎才有了透彻的回味。
     山积而高,泽积而长。纵观近些年来张建田出版的作品,我们看到其中不仅抒发着柔柔的乡愁、悠悠的校园情,还有火热的军旅情。尽管几部新作的题材、风格和内容不尽相同,但军人的忠贞与自豪跃然纸上。在《我是大田人》(解放军出版社)一书中,作者回顾了父亲当年浴血奋战、光荣负伤的“涟水之仗”,对子承父业、参军入伍的内心感触抒发得淋漓尽致。在《中国军事法学研究的历史回顾》(法律出版社)一书中,作者在前言《情系军法》和后记《守望高地》中,以军人特有的执著和担当,将自己的人生追求直抒胸臆,将自己酷爱的学术之梦袒露天下。
    “歌乐山下青春飞扬,烈士墓旁热血激荡。年华已逝,来者可追。追忆青春,不灭的法律梦愈加清晰;回首往事,难忘的大学生活更显珍贵。”为新书写序的“西政”校长付子堂说,从《歌乐年华》一书中,我们看到一位学子和军人特有的情怀,已经汩汩不断地渗透其血脉之中,体现其作品和日常生活之间。当我们赞叹“西政”78级学生们的勤勉和成功时,也可从中领悟到,“西政精神”对于今天高校的改革与发展的启示意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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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楼主| 颜建波 发表于 2019-1-28 17:57:30 | 显示全部楼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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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楼主| 颜建波 发表于 2019-1-28 17:59:54 | 显示全部楼层
西政人 | 1978年高考那些事儿
原创: 78级 张建田  广东省西南政法大学校友会  2018-07-20





编者按:四十年前的今天(1978年7月20日至22日)正值改革开放之初,全国首次迎来统一高考的日子。这一年的夏天,610万考生报考高校,录取了40.2万人。而西南政法学院作为重点法律院校,也在当年克服各种困难,恢复招生,并录取了423位考生。他们中的许多人不仅成为中国改革开放最坚定的支持者和参与者,而且也成为四十年来中国法治建设的经历者和见证者。经历数十年的风风雨雨,重忆当年他们的高考故事,仍然回味无穷。感谢西政78级的张建田师兄,在《歌乐年华》一书中给我们描述了他们的高考轶事。




《高考1977年》剧照



2009年问世的影片《高考1977年》是一部以恢复高考这一重大历史事件为背景,讲述了30多年前,一群在黑龙江农场插队落户8年的知青如何立志赶考,继而改变自己命运的感人故事。影片风格激情澎湃、荡气回肠,不仅真实还原了当年知青生活的历史风貌,更通过曲折的故事情节、巧妙的人物关系设置、纯真质朴的情感表达,准确地展现了那个年代鲜明的时代特征和普通人的内心世界,让一代人在银幕上重拾自己的青春记忆,重新凝聚生活的勇气和力量,进而完成一次属于整个中华民族的集体精神追忆。



不知看过该电影的人们是否记得,影片的结尾曾出现这样一段令人印象深刻的画面:隆冬季节,地处塞北黑土地的知青农场风寒料峭,知青宿舍内大伙屏息静气,正在听门外高悬的大喇叭里传出的“第一把手”老迟宣布高考的录取名单的声音:“陈琼,北京大学物理系;强国强,强子,西南政法学院,法律系,”“这小子,还学法律呢,哈,哈,哈……”,当屋内爆发出一阵阵的欢笑声的同时,屋里角落还传来有人落榜而发生的抽泣与呜咽……






高考,这是改变无数人人生命运的重要时刻!影片反映的故事与现实有些出入,毕竟1977年的西南政法学院尚未招生。然而,当年走进考场的西政78级学生——这些拥有与改革开放同呼吸共命运的人,正是1978年那场改变自己命运的高考,使他们的故事四十年后听来,仍然富有传奇而有趣的色彩。



上世纪六十年代参军入伍、七十年代退伍回到南昌电子管厂当支部书记兼车间主任的邓文定正在工厂大显身手的时候,恢复高考的消息蓦然传来,是继续留在工厂当领导并拿着稳定的工资收入?还是抛开名利圆十几年前的大学梦?毕竟当时的他已经过了而立之年门槛,况且家中还有一双嗷嗷待哺的儿女。在经历反复的选择之后,邓文定毅然选择了后者。



1978年考上西政之前,曾任最高人民检察院副检察长的柯汉民在湖北老家就已经有一份相当不错的工作——给县委书记当秘书。虽然继续跟着领导走,既风光也体面,但是跨进大学校门一直是他心中的梦想。1977年恢复高考时,他考上的是华中师范大学中文系,不是自己喜爱的法律和新闻专业,于是,他毅然选择了放弃。1978年,在刘书记的鼓励和支持下,他又投入了紧张的复习考试,填写志愿时,他首次看到了西政的校名后,顿觉得眼前一亮,便义无反顾地“相”中了她。



从报纸上看到恢复高考的消息后,在宁夏平吉堡国营农场当电影放映员的袁其国因没有心理准备,1977年高考没有报名。1978年得知全国统一命题后,他毫不犹豫地报名考试。



在河北永年农村插队已经两年多的任贵月,在经过一段自嘲是“故弄玄虚的煤油灯下的苦读”后,感到有点儿底气的他毅然参加了县里组织的高考复习班,初见黑压压的一屋子稚气的考生,暗地扳指数着录取率极低的机遇,他不免一度心灰意冷。在高考前填报志愿时,为了圆一个少年时代曾经崇仰的福尔摩斯的梦,他鬼使神差地填报了西南政法学院,尔后迷迷糊糊地进了考场,糊里糊涂地答完了卷,当众多考生兴高采烈地走出考场时,他感觉自己就像从前落榜的秀才一样,耸拉着脑袋灰头土脸地回到了村里,走进了稻谷扬花吐穂的地里,再也抬不起头来。



“我被西南政法学院录取了!”任贵月接到录取通知书的当天晚上,他被知青们灌得酩酊大醉,被人抬回家里,他说那是他来到人世间21年来的第一次醉酒!



与任贵月一同在永年县城一中一起参加高考补习班的黄藏勇(黄永维),是后来成为西南78级年龄最小的考生。1978年开春,他与任贵月以兄弟相称,在一条青草铺垫的土坑上厉兵秣马三个月,两人一同走进高考的考场,一起填报志愿,一同跨进歌乐山下的校门。



1978年6月,在陕北延安某公社办公室,回乡青年高宽众在窑洞内一边紧张工作,一边偷偷地昼夜复习迎接高考。高考当时是作为农民子弟彻底改变命运的机遇,也是许多乡村青年无法跨越的一道天堑。两天考完后回家已经疲惫不堪的他对父母自信满满地说:我今年肯定能考上了!事后,他高中100多位同学,考上大学只有3位。



来自安徽安庆考点的阮齐林告诉我们,1977年秋,听说高考恢复,感觉人生转机来了,踌躇满志进考场,铩羽而归。初战失利,为高考荒废学业付出了代价。第2年再战夏季高考,得364分,当年安徽文科大本录取线300分,重点大学录取钱是350分。



1977年已在部队服役3年届满的广东籍退伍兵邓标伦回到家乡,适逢恢复高考,在没有任何准备的情况下,参加了当年高考,结果名落孙山。得知落榜的消息后,心高气盛的老兵顿觉脸面无光,为避别人的讥讽,一气之下同村里的年轻人跑到大山深处里当了石匠,每天抡钎采石,立誓不再参加高考。1978年春天,标伦曾经上学的中学班主任老师得知他准备放弃高考,还在山里打石头,连夜上山找到标伦,强行将他带回学校,并安排在化学试验室住下。在高考前的两个月,他睡在实验室的地板上,夜以继日复习功课准备高考,最终以全县最高分考进了西南政法学院。



贺卫方回忆说,1977年高中毕业的当年国家恢复高考,我自然报考了,由于数学只得了4分,自然连孙山的影子都看不见。落榜对我是一次沉重打击,后悔数学没好好学,对自己的高考之路彻底丧失了信心。我曾不想再考了,自信可以通过不断写作改变命运。后在家庭的逼迫才最终又参加了1978年的高考,这次对数学下了较大功夫,成绩居然达到了40多分,总成绩也超过了山东省的重点分数线。



北京知青刘希贵,高考前夕,曾在云南边疆插队长达8年之久,与后来一起考入西政的上海知青钱永华已经是被招录的当地法院干警,当时俩人正在西双版纳法院边办案边复习功课,正摩拳擦掌地准备迎接命运的挑战。然而,当高考临近时,法院领导突然要求刘希贵去几十公里之外的某地办案,而出差时间正是高考当日,“这不明摆着刁难人吗?”刘希贵闻知愤怒异常,不仅拍烂了办公桌的玻璃,而且还拍了身上佩戴的五四式手枪!这阵势把领导吓得够呛,连连摆手“不至于嘛,不至于嘛……”。第二天,取消出差任务的刘希贵和钱永华一同上了考场。



1977年,张智辉作为部队赴青海省互助土族自治县支农的解放军战士,借住在一家藏民家里,主人有个哥哥是县里一所中学的监考老师,当他将高考试卷拿回弟弟家里,张智辉发现自己上手做这些题目肯定能够上大学。张智辉清晰地记得那年青海省的高考录取线是47分。于是,一个强烈的念头促使这个入伍近6年的连队文书不顾一切地找到部队首长坚决要求退役。尽管当时部队对他的提干政审已经通过,尽管首长为他前程考虑说退役可以选择去石油管理局工作,23岁的张智辉只求退役回家乡陕西武功县农村,却没跟部队首长讲明是想考大学。退伍回到农村的张智辉一边复习功课,一边干农活儿,最终如愿以偿地在家乡参加了1978年高考。



高考成绩公布后,安徽考生白泉民取得了不错的成绩。在填报志愿时,面对北大、清华等之类的名校,他感到可望不可及,便草草填报了几所军校和省内大学。志愿上交后,他发现西南政法学院的简介后,顿时感到后悔自己没有填报。未曾想到,没过几天收到了西南政法学院的录取通知书。原来因第一志愿填报西政的考生不多,招生的老师向当地招生办提出要一批成绩较高却因各种原因未报西政的考生档案材料,招生办大力支持,白泉民幸运选中,弥补了自己的过失,成就了来西政学习的梦想。






当年参加1978年高考的同学们在拿到录取通知书之前,不少人对母校印制的朴实、简要的招生简章留下深刻印象:


西南政法学院招生简章

西南政法学院是一所新型的政法高等学校。培养目标是:有社会主义觉悟,掌握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基本原理,具有鲜明的无产阶级立场、观点、方法,掌握政法专业基础知识和基本技能,德、智、体全面发展,又红又专的政法专门人才。



在全国招生,毕业后由国家统一分配。



本科学历暂定四年。开设的课程是:党史、哲学、政治经济学、国际共产主义运动史、国家与法的理论、法制史、中华人民共和国宪法、公务业务、刑法、民法、诉讼法、国际法、语文、体育等课。今年招生300名。按绝密专业、按国家规定的招生条件,择优录取。



地址在四川重庆。



事后统计,1978年夏天全国共有610万考生报考高校,最后被300多所高等院校录取40.2万人,录取比例不足7%。



“雨过初晴丽天高, 孺子人生独木桥。科试一搏分高下,还待金榜飞捷报!”被誉为78级“诗仙”候建刚的这首诗,表达了78级学子的录取后的艰辛与欢欣!而对于中国而言,1978年是个特殊的年份,这一年后来被认为转变了整个国家经济发展的方向;对于中国的法律界而言,1978年是个特殊的年份,恢复高考后进入大学攻读法律的这一届学生,后来高密度地诞生了一大批对中国法治影响深远的人物。



如今,每当西政78级同学谈及自己参加1978年的往事,无不心潮澎湃,出言铿锵有力:高考之梦,不可阻拦!



“那一年,历史翻腾,劲风拂面, 面朝黄土背朝天的我们呵,扬天一吼燃起了生命的火焰,以笔为矛,开创全新的人生旅程,秉烛苦读,重拾昨日的梦想!”



朱圪拿到母校的录取通知书送达,心情激动,思绪万千,遂仿诗一首《七律  七八抒怀》的诗为证:

门东流水照桃花,吾亦曾是书香家。从前多存杨雄赋,如今空余张旭札。

有心握笔慕李杜,无力泛舟游天涯。飞鹏万里缘风起,明月一轮自腾达。



“那一年的高考,对于西政78级的每个人而言,乃至全国数百万考生而言,堪称一次‘诺曼底登陆’!”《法律与生活》2008年第7期在介绍“78西政现象”时,用了这样一个惊鸿的标题。



1978年,当数百万年轻人经过多年人生积淀,历经艰苦复习,义无反顾地走进考场,去迎接胜利与失利的选择和命运相隔的人生挑战而言,确实有着某种异曲同工之处。



你想,那么多不同经历,不同年龄的人,怀着同样的梦想在这一刻聚集,"文革"的压抑,上山下乡的艰辛,终于在这一刻被彻底抛诸脑后,他们摩拳擦掌,豪情万丈,像攻入城堡的战士,迅速冲向属于自己的高地。






那一年,被西南政法学院录取的78级新生杨遂全、李力、梁治平、周强、夏勇、贺卫方、王卫国、龙宗智、蒋庆、顾培东、王敏远、陈泽宪、阮齐林、江必新、张穹、于安、朱孝淸、李玫、裴显鼎……他们来自祖国各地,虽然身份、年龄不同,但是目标都是一致的,因为他们怀里都揣着一张录取通知书——重庆西南政法学院!



1978年10月初的几日内,一列列汽笛轰鸣的绿皮火车,一艘艘江轮,将掩不住激情与喜悦的数百名年轻人从祖国四面八方的田间、工厂、部队、机关拉到了重庆山城,向歌乐山下的西南政法学院汇集,入校后他们才得知:我们是"文革"后全国当年入校的首批法律专业的大学生!。



1977年恢复高考后,全国普通高等法律本科仅招233人,1978年招生729人,1979年招收1947人。



在西政78级的423名同学中,年龄相差达16岁之多!最大年龄的为1947年出生的,最小的为1963年出生的,其中1956年出生的最多,1954年至1957年四年期间出生的同学合计227人,占年级同学比例60%以上。



据统计,在78级同学中,入学前当过兵的56 人,当过知青的360多人(含回乡知青),属于城镇户籍入学的289人,党员56 人,团员298 人。统计资料表明,78级同学有“四多”,入学党员多,有110多人,占总人数的26%;参加工作的多,有216人,其中5年以上工龄带工资的有102人,占总人数的24%;下乡回乡知青多,有115人,占总人数的27%;同等学历参加高考的人多,约占总人数四分之一。在这支400多人的团队中,入学时中共党员就占了约三分之一,从各行各业带薪就读的占了约三分之一;从部队入学或转业、退伍的占了约三分之一。事后事实证明,当年入学时这支平均年龄在22周岁的特殊群体,蕴含着释放出巨大潜能的才识与能量。



有人统计,1977年当年全国招收法律专业的人数是223人,加上74、75、76的“工农兵大学生”,那时候在校学习法律的学生共有431人。到了1978年,全国法科专业招生人数是729人,其中西南政法学院招了近一半。可以说,西政78级占了当年法科学生的“半壁江山”。






有的专家指出,“文革”期间法学教育几乎空白,1966年到1972年的7年间,全国学法的大学生一个都没招,直到1974到1976年北大等院校才招了180人。 1978年西南政法学院率先恢复招生,此时西政的师资力量基本保留。上世纪70年代末期,恢复高考制度初时,积压了十几年的人材突然被“释放”出来,有“井喷”的感觉,各路英雄好汉纷纷云集高校,聚集了十年的社会优秀青年同一时间涌现过来,这些人分别来自工厂、农村、部队,具有不同的社会背景,生活阅历和年龄层次,这正好符合法学规律特有的社会实践基础和基本要求。况且,西政当时列为重点大学招生,招生范围没有局限在西南地区,而是面向全国,相对容易选拔到一批素质高的学生,从而为西政的恢复发展奠定了坚实的人才基础。



后来成为中国政法大学知名教授的阮齐林说,在我们这一届里,当时的同学多数是20多岁,也有好些30多岁的,“大大小小的我们那些人,有很多好玩的事儿。”



1978年是个好年头,1978年是个好吉头。时至今日,78级的学子们无不为自己的命运与国家改革开放的新机遇如此息息相关庆幸不已,对改变自己人生之路、圆了大学梦的1978年永怀感激之情!



西政78级的故事自1978年高考开始,至今仍然被人们所津津乐道的道理也在于此。



THE END



                      BY /

                        供稿:张建田

                        编辑:王   静

                        审核:陈   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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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7.01.04 阿琴 阅读 3258在希望的田野上 - 中国人民解放军军乐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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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歌乐年华》一书出版始末        上个世纪七八十年代末,歌乐山下,烈士墓旁,坐落着一所普通高等院校——西南政法学院(1995年更名为西南政法大学,简称西政)。改革开放之初的1978年秋天,这所全国当时唯一的重点政法高校恢复招生,首次以"绝密专业"招收的来自全国22个省、市、自治区和部队各军兵种的423位学子来到此地就读。四年寒暑、朝朝暮暮、同窗苦读,来自四面八方的学子们特立独行、个性卓异、指点江山、激扬文字,理想与追求相伴,才华与激情四溢。不知从何时起,有了一个新中国法学教育领域的传奇故事,有了一个与"西南联大"、"清华现象"等名气一样,让人所津津乐道的"西政七八现象"。       如何通过一本书,渗透着特定的历史背景和一系列深邃省察,去探究和揭示西政当年的教学相长、学术自由、思想独立、崇敬法治、勇于实践、追求真理,这些宝贵的精神资源是如何形成的?在当年历史的动荡中,西政的师生们复校前经历了什么样的诡异命运?在思想解放的道路上,如何克服各种困难,坚定而无怨无悔地选择教书育人、读书成才?在改革开放的浪潮中,如何在"稀烂"不堪的校园里,在短暂的四年学习光阴中,正确选择专业志向,努力探索学习与思考的关系,从而夯实了事业和生活的基础?如何让歌乐年华在这里绽放异彩,人生之舟在这里扬帆起航?事实证明,"西政七八"的许多人后来成为新时期中国法治建设的一股力量,许多学生成为西政师弟师妹们乃至法科学生们仰慕的明星、大家,让人充分感悟人生命运的波澜起伏和那个年代的社会风云。作者作为西政七八学子的一员,更使得本书的记述真实、可信,充满青春的激情和强烈的感染力。      《歌乐年华》的写作力求通过大量的资料史实和个人回忆与诉说,真实、全面地描述1978年至1982年西政七八级的学生们在歌乐山下校园里的生活,从日常教学、课堂讨论、毕业实习、论文写作到衣食住行、吹拉弹跳、喜怒哀乐,记载学子们当年的轶事,让人们看到何谓青春勃发、人格独立,何谓富有反思和批判精神的铮铮风骨,何谓弦歌不绝、为人师表、一身正气的泱泱风范,何谓沉潜专注、甘于奉献、光风霁月的谦谦风度。书中通过一个个生动而深刻的人物和故事,告诉人们大学生活应该怎样度过才富有意义。是剪烛西窗,东读万卷?还是蹉跎年华,碌碌无为?作为新中国的青年应当通过勤奋好学,不懈探索,使自己的青春无愧于伟大的时代,无愧于伟大的祖国。       西政七八级学子们的四年大学生活,既有头悬锥刺、秉烛苦读,指点江山、激扬文字,也有茶余饭后,偶弄风月,议论环肥燕瘦、红袖添香。400多名同学藏龙卧虎、趣闻迭出,不少轶事既能让人捧腹开怀,也能让人深思琢磨。1982年6月,西南政法学院胡光院长,曾为毕业的七八级同学题词寄语:"四年寒窗友,今朝难分手,好自为革命,但愿人长久。"如今,三十多年过去了,让已逝的胡光院长感到欣慰的是,昔日同学册上的众多学生名字逐一念来,足以叩响中国政法界、法学界的传奇之音。



我为什么要写《歌乐年华》一书呢?       前些年,看了电影《致我们终将逝去的青春》之后,对当今大学的校园生活滋生诸多困惑不解,感觉与当年我们的大学生活时光穿越得太过于遥远和不可理喻。尽管极其不赞同影片中反映的一些情节和故事,但有两段台词让我记忆深刻:"正如故乡是用以怀念的,青春就是用来追忆的。当你怀揣着它时,它一文不值;只有将它耗尽后,再回过头来看,一切才有了意义。""青春是场远行,回不去了;青春是场相逢,忘不了了;青春是场伤痛,来不及了。"       想当年,1978年10月的金秋时节里,西南政法学院在经历了社会的动荡和风雨的洗礼之后,陈旧的校园门口重新迎来了一群风华正茂但又历经坎坷的年轻学子。他们怀着不同的心情、带着各自的故事,带着同一样的梦想与追求,踌躇满志地迈进这座当年全国只此一所政法院校的重点最高学府的标门。多少年过去了,每当想起第一次看到校门口上白底黑字的郭老题写的校牌,一种恍若隔世的晕眩感在我们头脑中泛起,在我们的心中荡漾。在张智辉保存的学生录上,昔日名册上的同学姓名如今念出来足以叩响中国法学界和政法界的一串串传奇声音,他们掀起了改革开放中国法学教育的复兴浪潮,成就了"西政精神"和"黄埔军校"的神话故事,也成为至今依然活跃的为法治建设鼓与呼的一支具有影响力的力量!这对于在入学前曾在部队搞过新闻报道工作的我来说,这是一个多么富有意义的绝佳题材!      早年入校之后,我在院内外的报刊上就发表了许多有关七八级故事的报道文章。1982年大学毕业之后,也多次想借此更多地收集资料,把西政七八级的学校生活作为自己的毕生需要完成的一篇作业、一篇论文来写,并且立志不惜任何艰难困苦,一定要写出来。       一个时代固然有一个与时代同行的大学生。我开始琢磨写西政七八级这本书的目的,就是想穿越时空的隧道,连接起黑与白的历史传承、新老校区的脉络与缘姻,折射出我的大学的过去和未来,从中看见母校如何从"稀烂"到"辉煌"、从学院到大学的变幻。眼前不断浮现带给我们的应当属于不断片的全景式记忆:艰苦的复习、绝密的专业、东山的战斗、破旧的校园、寒酸的伙食、团委会的舞会、球场的厮杀,以及令人荡气回肠的毕业典礼、四百多位同窗的足迹与成就……      青春终将逝去,历史必须铭记。正如任何事物都有一个从生到死、从盛到衰、从存到亡的过程一样。我自信,青春是人生最璀璨、最美好的风景,而"西政七八",就是人生风景中闪现在眼中的最靓丽的风景!       从歌乐山到西政校园,几十年来,她伴随着改革开放的风雨前行,西政在默默沉淀的学术浸润中,汇集着可歌可泣的壮美,凝铸着魂牵梦绕的记忆,开创着举世瞩目的伟业。翻开一摞摞的老照片,看到的是"西政"学子谱写的一曲曲时代之歌。对我们七八级每个同学来说,我们把青春时代的痛苦和欢乐、追求和幻灭,都投入、消融于校园,成为我们永远的记忆。改革开放之初,民主的产生,法学的呐喊,汇成了那个时代人的校园记忆。       恢复高考、恢复公平、尊重知识、尊重人才,成为一个国家和时代的拐点,也是凤凰涅槃、浴火重生的一个起点。这一历史意义绝不仅仅局限在高考之内,而更重要的是在高考之外所体现出来的平等、人权(受教育权)、尊重人才的现代理念。从某种意义上说,改革开放之初的思想解放运动,就是乘着恢复高考这个教育科技文化领域的"实践杠杆"撬动的。它不仅对于当时推动确立党的解放思想、实事求是的思想路线,实现十一届三中全会的历史性转折具有重要意义,而且对于目前乃至今后我国改革开放的全面深化也同样具有重要意义。可以说,没有高考的恢复,在很大程度上就没有后来改革开放的新局面。这一定位决定了研究高考恢复之后的先行者、实践者——七七级、七八级学子的现象,了解这批人所积累的丰富人生感悟,探索他们成功的秘诀,思考和展望高等教育改革与发展的未来,无疑是很有价值的。       2015年11月13日上午,当我在法律出版社与编辑郑导签订出版合同开车回到家里时,徒然有一种难以言状的感觉:早已习惯于舞文弄墨的人,竟然不知从何落笔?一时间,在母校的许许多多往事历历在目,而回忆最多的莫过于"稀烂"的校园、东山坝上的圆舞曲、口喊"有肉"的"抢饭"狂奔、喧闹而诱惑力无穷的饭堂、"好运来"的小面馆、无所畏惧的夜战川外,永不服输的歌咏比赛……如何用我笨拙的笔,还原一个时代生动的侧影,讲述一群性格各异、表现神奇人的故事,着实不是一件轻而易举的事情。       年华已逝,来者可追。追忆青春,不灭的法律梦愈加清晰;回首往事,难忘的大学生活更显珍贵。每一个法律人理想和事业的构建,恰恰是在大学迈出的那关键的一步,或者在其中构筑自己的学术与思想,或者潜心研磨着自己的意志和信心。"莫许杯深琥珀浓,未成沈醉意先融。"回顾自己在大学的四年,有太多的精彩记忆。如何把七八级同学的故事客观、全面、完整的记录下来,一起追忆那难忘的青春岁月,一起憧憬每个七八级法律人共筑中国的法治理想?

       从1992年起,随着参与组织北京七八级同学的聚会活动增多,我开始注意收集与西政七八有关的资料与图片。此时,我开始尝试着手写一些回忆文章投寄报纸杂志,但均如泥牛入海。此时,离我们大学毕业仅10余年,对于历史经验的总结而言,评论一些特定社会现象的成功还为时尚早,更何况人才的出现与事业的辉煌,也需要时间的反复印证和检验。       1996年夏季,《红岩魂》展览在北京举办,激荡着不少人的心扉,也牵动着我回忆起大学的学习与生活。在此前后,七八级一些同学开始在社会上崭露头角,有的同学陆续进入政界高层,有的同学在学界渐露锋芒,相关报道始见诸报端。作为一个特殊的群体逐渐显现,西政七八级学子的表现引起人们的关注。当我再次将一些回忆文章陆续投向有关报刊时,媒体的反应让我喜出望外。1996年9月,《检察日报》《法制日报》陆续发表了我写的《永不忘却》《烈士墓情思》等回忆大学就学往事的文章。我在其中的一篇文章结尾写道:"每当我们相聚,回忆起大学的生活,都忘不了烈士墓、歌乐山的话题,都会情不自禁地缅怀那块给予我们力量的土地……"但文章见报后,不过如几朵细微的浪花,并没有掀起大的波浪。       1998年,为了纪念入学20年,西政七八级的不少同学回到了母校,举行了一系列讲座、座谈会以及各类文体比赛事宜。就学当年风华正茂的学子们"再过20年,我们来相会",一眨眼便已经人过中年,流逝的时间见证了岁月的沧桑!按贺卫方的话说,如果不是计划生育的话,此时的我们大约也都是"儿女忽成行"了。在杯盏交错之际,大家抚今追昔,不免发生种种感慨,也就是在此时此刻,同学们的一个建议自然而然地涌现出来:我们应当出一本关于我们的集子,每人都写一篇随笔类的文章,可以是对自己大学生活的回忆,可以是对大学后经历的总结,也可以是其他方面的某种体会和见解,内容、体裁不拘一格,但要以体现本级同学风貌为唯一要旨。大家还决定在这个基础上编成一本文图并茂的文集,每位同学提供两张照片,一张读书期间的老照片,一张近期的新照片。同时指定张广兴和贺卫方为纪念文集的编辑人。       事后,陆续收到了一些同学寄来的文章和照片。有些文章写得情真意切,令人动容。大家回顾二十年前的大学生活的场景、人与事历历在目,激情荡漾:那是一个充满青春活力的年代,一个忧国忧民的年代,一个对未来满怀着憧憬和希望的年代,一个对川菜渝腔具有最好胃口的年代。然而,让张总编和贺教授感到为难的是,写来文章的同学实在太少了,巧妇难为无米之炊的苦恼,让每次见到那些写来文章的同学追问起七八级的文集编写怎么样了,他俩都因"真实的谎言"感到无地自容,连跳楼的心思都有了!贺卫方说他那一头白发,就是那时候倏然间"根深叶茂""雪花纷飞"起来的。




       此后,虽经张广兴同学多方催促,但一年过去了,仍有相当一部分"死硬分子"没有动笔。原先承诺负责筹集文集出版经费的李庆同学在感到重重压力的情况下,也为自己的承诺没有落实而焦躁不安。       2001年8月8日,当一百多位同学在秀丽壮美的黄山顶上再次相聚时,借着酒兴,他大声斥责没有动笔的同学"太忙太懒,殊为憾事","世事惟艰,难以写文章",强烈恳求大家对七八级的"公益事业"高度重视,务必不能再无动于衷了,他甚至声泪俱下地说:"一是向已经供稿的同学有个交代;二是为毕业20年之际留点念想;三是乞求那些忙且懒的同学看在帮助其解决困难的份上,让其筹措的款项有所施用。"当时李庆的神情真有点儿像《南征北战》的张军长被围困在凤凰岭和沙河一线,面带哭腔地向上方请求支援的"拉兄弟一把"架势了。           经过几位有责任心同学的催促下,又有部分同学提供了纪念文章,编辑文集工作重新启动,办公地点就设在尚公律师事务所内。经张广兴的组织整理,贺卫方的精心编辑,王小燕、张颖等人的细心录入和校对,86篇文章终于汇集成型,由法律出版社的张波联系印刷,2002年10月8日交付发排。2003年初,一本212页名为《遥想当年——西南政法大学七八级忆旧文集》终于问世了!       在这本非公开出版的小册子上,张广兴、贺卫方和李庆都旗帜鲜明地表达了自己的立场和观点。张广兴在《前边的话》中写道:"同学中不乏大智慧、大手笔者,大家一臂之力的内容只能是回忆学校生活中的一件小事,故其体裁只能是小品。它的格调应当是轻松的、温馨的,抑或是诙谐的、幽默的。现如今我们也不算太老,抒发一下当时或者现在的豪情,也是真的自我。看看现在这本册上的先进同学们,没写的同学至少也得汗颜一下子吧?"       贺卫方在《写在前面的话》中写道:"编成之后,感慨之余。大家是否可以将提交文章的范围再扩大一些,甚至可以将记者采写的对各位先进事迹的报道包括进来。不过要更齐全,离不开大家一起动手。另外,文章的内容也可以超越回忆,对于母校传统的总结,对于法律教育以及法律职业等问题的思考,都可以收入文集。未知各位同学意下如何?"       李庆在《后记》写道:"希望明年(2003年)母校50周年大庆时,大家都能完成作业,向母校献上一份像样的礼物。"      客观地说,这本《遥想当年》的小册子装帧普通、厚度不足,但她毕竟是西政七八级毕业之后首次通过诸多文章,真实记载七八级同学当年神采飞扬、激情四射的大学生活。       2003年9月20日,西南政法大学组织50周年校庆活动时,出版了一套《西南政法大学学子学术文库》。在50部著作50名作者中,七八级同学占了一半。在这些七八级同学中所著的书中,不少人从不同角度谈及了自己的大学生活。2005年法律出版社将这些文集集中编辑成《我的大学》一书出版后,获得好评。有的读者读这本书的许多文章时,不由自主地感叹西政七八级学子的经历确实不同寻常,甚至感动得有一种欲哭无泪的感觉,有的读者希望能够将七八级的故事再次讲给我们当今浮躁的社会、扩招的校园、不思进取的大学生们听一听、看一看。




       2008年,为了纪念改革开放30年暨西南政法学院恢复招生30年,七八级的一些同学又开始筹划出一本内容丰满、装帧典雅的纪念文集了。正是在当年春夏之交,不知何故,有关西政七八级的报道瞬间集中出现在《法律与生活》《检察日报》《民主与法制》《南方周末》《法制日报》、新华网等各大媒体上,在披露西政七八级学子当年就学的生活情况时,并冠以"神话""现象"之称谓,使西政七八级的名气骤然升温!       不久,由张广兴、李卓玉、童志宏等几位热心同学编辑的《歌乐情怀1978—2008》问世了。纪念册共收录了245位七八级同学撰写的回忆文章253篇,其中甲大班(一至五班)121人123篇,乙大班(六至十班)84人83篇,师资班40人41篇。撰写文章的比例占七八级420多人的60%以上。其中一班和四班投稿比例最高,分别为30人,占全班实际人数的七分之六。       总班长邓文定在该册子的序中写道:纪念入学30周年,我们应该向母校敬赠什么礼品?捐款捐助或者整个七八级成就展示,均被否决了。于是,经各班提议并决定:一是建一片"午林",七八级12个班每班栽一棵桂花树,以喻七八级学子入校正逢金秋送爽、丹桂飘香时节,也喻根系大地,不忘母校恩情。二是出一本"回忆录",要求423位同学每人写一篇回忆文章,选送当时和现在的照片,以喻文为心声,永结西政情。写吧,西政七八学子,把你在校时的亲情友情爱情,遇到的见到的听到的,感人的动颜的平淡的,欢喜的伤人的恼人的,公开的隐秘的传闻的,一个个、一件件、一桩桩写出来,会有陪你笑陪你哭陪你叫;写吧,把你离校的奋斗迷茫感悟,想做的做了的与没做的,成功的与失败的,喜悦的、忧愁的与骄人的,示人的、内心的无语的,一点点、一例例、一串串都毫无保留地写出来,会有人伴你唱、伴你舞、伴你跳,此谓之"真味是淡,至人乃常"也!我们的回忆,既因是献给母亲的礼物而被母亲翻阅亲吻,也因是自己的故事而被自己自赏自娱,还因是西政人的情结而被西政人吮吸绵延,更因是子孙后辈认宗寻根……




       顾培东说过:"一个群体,一段岁月,一脉情缘,一种现象。这就是七八级。那一年,没有谁对歌乐山下的这所学校有通剔的了解,没有谁对‘政法’这个专业的涵义有深透的把握,没有谁对考入这个学校门槛后的意义有明确的认知。420多个经历各异的人恸生生地把志愿锲入这所学校的栏目中。于是,420多个人的故事偶然铸成了一段业已辉煌、必将更加灿烂的历史。"       正在七八级学子们纷纷撰写回忆文章的时候,地处南方广州都市、在师资班有"秀才"之称的舒扬一本记载七八级大学生活的大作《我们的1978——西南政法学院纪事》也由南方日报出版社出版发行了。这是记述西政七八级历史的首部公开出版物(原先的只能算是纪念册子和非正式出版的文集)。       舒扬在这本书中写道:       为了在入校30年这个整数上闹出点可能是最后的一丁点儿响动,借庆典之门拉开的小缝透出的小亮光照一下我的小风头,把本该用去下棋打牌、钓鱼打猎、吹牛皮冲壳子,玩游戏机、老虎机的时间,用来为西南政法学院写些忆旧的文章。写文章有点儿像修房子,曾经走过的日子和当年记流水账一样的日记是深埋地下的基础;从各色人物与事件中派生的传闻与感悟是砖头块;七八级同学结集出版的怀旧文集《遥想当年》,以及西南政法学院50名学人专著中的前序和后记,则是我用来盖房子的钢筋水泥。我同意张武同学的说法,"西南政法学院七八级已经成为一种知识产权,它是我们大家共同拥有的无形资产。"岁月把我们催老,我们毫不吝惜其实也无法吝惜地把青春与少壮之年留给了历史。是西南政法学院把我们这些早先游走于社会、散打于天下的青年,变成了一个名义上的群体,一个法律武装的军团。大学同学一场,也就是值得纪念的一段缘。       作为我自己,诚如贺卫方所言,长期以来,确实有收集七八级同学各种信息资料的雅好。但按照军人的眼光,毕竟七八级的人数不是一个班、一个排,而是一个营,况且还是一个加强营,另有两个班的配属分队(哲学、共运史专业班)。因此,要想搜集各人材料一一采访大家着实困难。七八级同学中多数人性格内敛,早已习惯"默默无闻作贡献,低调做事不张扬"的秉性,这就给我的写书计划带来极大的不便。虽然不断搜集资料和图片,但总觉得火候不够,加上工作繁忙,根本无暇沉静下心来慢慢梳理。于是,有目的、有计划地尽可能多地参与同学各种形式的聚会活动,发现和挖掘许多鲜活的资料和趣闻,成为我一项十分重要的工作。在我看来,400多位同学的大学经历和自己的回忆记录犹如个个晶莹剔透的珍珠,如果将其有机地串连在一起,随着时光的流逝将会不断增值,甚至可能成为中国法学教育金字塔上光彩夺目的一枚瑰宝!






       从2013年开始,当我完成《我是大田人》一书后,便全身心地投入到这本书的收集资料、采访调查、研究提纲等写作工作。2015年春节前后,立即向法律出版社和郑导编辑提交了详细的写作提纲,获得支持后,立即抽出一切空余时间进行写作工作,并数次回到母校采访。       在此期间,我真心感谢西南政法大学的付子堂校长的热情鼓励,并欣然为此书作序;感谢宣传部李勇成部长、张治中副部长,校长办公室主任郭增琦及其校友会的王群主任、黄廷孝、杨定惠、张灵春等为本书写作的全力支持,感谢他们为我的调研采访和收集资料提供了许多的便利。衷心感谢曾经给七八级授课的高绍先、张作之、张代荣等老师在耄耋之年还能够接受我的采访,欣然参加座谈会。感谢母校档案馆张建文副主任和杨婵、杨苑梅、焦小琴等的大力协助;同时,要感谢郑导编辑和李戎编辑一同参加调研采访,并对全书的编辑指导思想、文字润色和照片和封面的设计等提出了许多宝贵意见和建议,作了大量编审工作。       特别是2015年10月在四川校友会的座谈会上,西南政法大学四川校友会副会长张学军等校友们,对全书出版的意义及其写作的重点等,提出了许多可取的意见和建议。此书能够问世,若没有他们的大力支持,那是难以完成这一堪称为"为七八级立传"的光荣而艰巨的任务!       当然,我也要感谢我的母亲、夫人和女儿。她们三人在此书的撰写过程中作出了难以磨灭的重要贡献。母亲在世期间对我写大学的书全力支持,积极鼓励。2016年1月25日她以其88岁高龄不幸去世之后,在当地"七七"丧事习俗期间,我强烈忍受失去母亲的痛苦,默默地将对老人家的思念化作写作的力量源泉,夜以继日地敲打着键盘,使全书春节过后各章节结构基本成形。       2016年的"五一"前夕,我回母校老校区收集资料,每天在昔日熟悉又陌生的校园里散步细想,当年的情景历历在目,此时的校园绿树成荫,师生稀少,显得十分冷清。远不及四川外语学院这边的校园车水马龙、人流如梭,充满生机与活力。行走在东山大楼的各个走廊过道,因经多次施工改造,往日的模样已难分辨;毕业时召开典礼的学生阅览室兼饭堂旧貌依稀,但门框、窗户、大门已经破损不堪。一把大铁锁把门,已经锈迹斑斑,推门进去,映入眼帘的是堆积如山的课桌椅凳,不少已经发霉腐烂,摇摇欲坠。想当年,它们为我们服务时面目多么光鲜,如今都随着时光的流逝,而如残木一样被岁月席卷而去。在宽敞的校体育馆里,现已空荡荡,除了几个青年人在打篮球外,所有的座位都积满了尘埃,许多黄绿相间的坐椅已经掉漆、散架,体育馆外的四周场地,更是堆满杂木、砖块,杂草丛生,到处都有掉落、废弃的电线、绳索,稍不注意就容易绊一跟头,不禁怅然所失。听说就在我采访之前,新任校领导樊伟书记和付子堂校长带着各部门负责人,来到沙坪坝校区,查看了毓秀湖、校医院、体育馆、干部培训中心、宿舍食堂、东山大楼等,表示要共同管理好、利用好、建设好沙坪坝校区,努力让老同志高兴、让老校友放心、让师生们满意。我顿觉得七八级的校园有望保留下来,并得到更好地维护和传承。








       "四年四度歌乐情,一生一世西政人。"正如张穹所言,西政是一块圣地,是我们永远的校园。虽然说现在母校搬到了渝北区,但我们的就学经历不在那里,我们青春足迹留在了歌乐山下。能够将那段经历写出来,对七八级的青春足迹做一次探访,从而带出那个年代的历史烟云,让我们的子孙后代记得父辈的青春足迹曾经在这里留驻过,那是我这辈子做的一件最值得庆幸的事情。       高绍先老师1988年创作的一首《忆复办》,给我写好《歌乐年华》这本书增添了信心和遐想:       晴天一声复办令,校园处处呈欢腾,收拾书箱待重整。犹记取,编教材赤膊上阵,写讲稿沥血呕心。伴过多少寒夜孤灯,听过多少蝉叫蛩鸣,受过多少蝇蚊叮!都只为弥补那一场噩梦,十二年,付刀兵。       师生切磋,牛毛毡斗室生春。恨不得倾尽了平生所学,都付与学子莘莘。惭愧教授清贫,工资不满百,上课无酬,遑论奖金?仅凭着奉献二字,支持起一座学府,培育了数百精英。       想当年东山再起,危楼听课,泳池开会,竹棚练身。踏过多少泥泞路,占过几回日光灯。稀烂二字常领略,到如今,都成了甜蜜回忆,旧梦难寻。       看今日,满园桃李,争艳芳林。或学术泰斗,或法坛将星,或执教学府,或位居要津,或默默奉献,服务基层,或泛舟商海,陶朱经营。       我们这一代西政学子,个人的成长进步正好契合了中国改革开放和社会主义法治建设的进程,可以说,既是这段波澜壮阔的伟大历史的见证者,同时也是亲历者和实践者。按说,那些如火如荼的青春回忆本应是和无数恢宏而严肃的故事联系在一起,但说来也怪,每每回忆起校园生活,记忆里最清晰的,却往往是一些令人忍俊不禁的点滴小事。正是这些回味隽永的小事,记录了我的年轻梦想和学海泛舟的求学历程,也记录了那一代七八级西政学子探索求知、自强奋进的艰苦心路。


       2016年11月20日,星期天,京城终于落下初冬的第一场雪。洁白的雪花飘逸悠悠,一扫旷日持久的雾霾,空气滋润而清爽,令人心旷神怡,我不由地如释重负,长呼一声:"总算完工了!"       日出月落,寒来暑往,一部记载西政七八级大学校园生活、五十余万字的书稿,终于迎着久违的漫天雪景,在反复修改的基础上订正、校改完了,此时的我,内心的感受真是难以言表!     《歌乐年华》是我的"人生三部曲"中最核心、最重要的一本书,也是我从上大学起就"蓄谋已久"的"小九九",更是近几年来倾注我大量时间和心血的艰难之作。为什么要写这本书?放下书稿,撂下电脑,不禁掩卷沉思,浮想联翩:当年的我们,正值风华正茂、年少轻狂,独立独行、挥斥方遒,挑灯夜读,剪烛东山,嬉笑怒骂、吹拉弹唱,乐在"稀烂"读万卷,志在歌乐唱大风……如此这般靓丽而美好的青春,谁曾有过?有这样的一群人,他们有过,他们经历了一个历史转折的特殊年代,他们拥有一个共同的名字——"西政七八"。毋庸置疑,西政在中国改革开放之后的法学教育中占据着极为重要的位置。       这本书记载的是20世纪70年代末80年代初的大学校园生活往事的甜蜜与美好。当年,正值中国社会发生惊人的变化和万象更新的起始,他们入学前的努力与挫折、动乱时代的终结和历史经验的反思,通过西政七八级同学们娓娓道来的叙述,揭示了他们的艰辛、挫折、碰撞、困惑与坚守,透视了他们在理想与现实、拨乱反正与解放思想的激荡年代里的言行举止与品性,重现了那令人难忘的蹉跎岁月的风云变幻,民主与法治与个人命运遭遇,精神与物质的尴尬与波澜,检讨了大学法科的历史经验得失及其蕴涵的启迪。时至今日,不也是重新进入一个新的历史关键阶段吗?从1978年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首次提出加强社会主义民主与法制建设,到2014年党的十八届四中全会作出的《中共中央关于全面推进依法治国若干重大问题的决定》,从邓小平当年言词切切地提出"不搞法制不行",到现今习近平提出的"法律是治国之重器",从我党提出民主法制建设方针到现今强调依法治国、依法执政、依法行政共同推进,坚持法治国家、法治政府、法治社会、法治军队一体建设,国家的民主与法制建设发生了多大的变化?幸运的是,西政七八级人一直见证了这个辉煌历史发展的过程,并都不同程度参与了社会变迁的进程。近四十年过去了,联想当年在校园我们所学、所思与所为,珍视过去与现在,坚定我们的信仰,严守我们的底线,使后来者能够接过我们的思索与历史重负,继续为之而努力,该是一件多有意义的事情!       在这本书的写作中,我给自己定了两条原则,一是注重历史的真实性,外界将西政七八级说成"神话"也好,"现象"也罢,我们的头脑应当清醒,历史就是历史,不应有任何的拔高与缺乏事实佐证的渲染;二是坚持突出以学为主的原则,毕竟我们上的是大学,校园不是游山玩水的地方,更不是夸夸其谈的场所,课堂的传道、授业、解惑、案例讨论、专业考试、论文写作、体育锻炼、文艺活动,这才是我们大学生活的主旋律。在写作中,我力求所有的引述和描写,凡涉及老师和同学们说的人和事,都建立在坚实的史料和原文的基础上,做到有出处,有记载。为此,我反复对书籍、报刊、院刊、网络等发表的文章、论文、档案、日记等,进行仔细阅读和认真梳理,并进行思考和甄别,尽量做到让这本书能够比较完整、准确地记载当年西政校园生活的各个方面。


      西政七八级同学们都知道,在大学时代,和其他同龄人一样,我只是一个普通的跟随者、见证者和记录者,没有宏篇大作问世,"文采飞扬"不是我的特长。大学毕业之后能够继续搜集当年就学时的资料,偶尔看看、写写,纯属个人志趣与爱好使然。       但是,2015年抗战纪念日期间,看到新闻媒体和历史学家们费心做起西南联大历史资源的抢救、整理和传授工作时,顿感牢记过去的历史责任对吾辈来说是多么的重大,且不说当年给我们授课的许多老师们先后辞世,同学当中也有20余人离我们而去。此时此刻,作为军人的使命感,虽然自感见识短浅,笔触艰涩,更没有那种能够将文学与历史、现实与理想、表象与实质之间有机融合一体的技能,但痛惜许多可亲可敬的老师和同学们驾鹤西去的时候,一种抢救当年史料的工作的必要性显得更加紧迫,能将他们当年的往事忠实地收集和记录下来,对于后人了解这段时期法学教育的发展不无裨益。本书谈及西政七八级当年的校园生活时,虽然引述了许多老师同学们的原话、原文,但不难看出,他们大多围绕自身的际遇和感受展开,看起来更像本人大学生活的回忆篇章,而自己想写出来的"七八现象"、"西政精神"也更多地转化为自己的一孔之见,不乏主观和片面,这本书的优长与缺点、率真与粗糙无疑是并存的。与广大读者的要求相比,想要从中看到细腻、生动、准确、真实的场景或者对历史与现实的深邃的思索的期望,都不可避免地存在一定的差距。读者如果能够从这本书得到有所参考价值的东西,我也就心满意足了。


       写作的困难是显而易见的。由于受到资料的限制,这不是一本严格意义的"七八级史",写作资料来源主要来自各媒介涉及七八级同学们的宣传报道、同学们的回忆文章、短信和微信以及网络等。更何况在423位同学中,有相当一部分同学自大学毕业之后,未能见到其有关校园生活回忆的只言片语,已经离世的同学也无法苛求他们再行补正。这就使自己在撰写此类书籍中,只能就已掌握的材料竭尽全力,尽可能地还原当年我们的四年大学生活。在这里,我要衷心地感谢李庆、舒扬、纪佃澎、尹向兵、刘琳、谢庄、李力、霍宪丹、王敏远、温健鸣、李玫等同学,为我提供了许多珍贵的文字和图片资料,弥补了我写作中掌握资料的不足和短板。虽然在写作过程中感到十分艰难和辛苦,但也在艰辛的同时回顾青春的美好,收获了快乐。"白日放歌须纵酒,青春伴我好还乡。"毕竟,青春的样子,彼此嵌在对方的眸子里,看见了他们,也就看见了曾经年轻的自己。毕竟这是为西政七八级立传,也是为自己立传,责任重大,使命光荣。       从1956年出生至今,刚好今年人生走过了一个甲子的轮回。一个甲子周期,一个纪年循环。按中国人的说法,已经迈进了颐养天年的人生阶段,来到了一个新的起点上。60年的时光流逝,云海翻腾,岁月沧桑。当年上大学时,总觉得五六十岁是一个遥远的岁数。弹指间,它就在我们面前一动不动地站立着。"天命"那个节点已经被抛在了身后,我的步履已经跃过了"耳顺"的界限,朝着"古来稀"的目标奋勇向前。丙申、花甲、猴寿,本应热闹一番给自己庆贺一下,那么礼物呢?七八级的同学中,猴子最多,那就写本书作为赠物吧!已知耳顺之年,仍要用年轻时的醉心的方式,来一场青春的欢聚,不负这三十多年来的筚路蓝缕,风雨兼程。为此,抓紧着手,不得再无故拖延了,选择用写书的特别方式来告别青春,铭记历史,无论是近在人间还是远在天堂,都要记住我们当年在那个年代里究竟干了什么?我们是如何走过自己的人生之路履痕?我们是如何抱团取暖、共度时光?于是,便有了眼前这本凝聚我大量心血的《歌乐年华——献给西南政法大学》。



       踏遍青山人未老,风景这边独好。在我看来,"西政七八"的纪事既不是一篇充满浪漫情趣的散文,也不是一篇格调严谨的论文。七八级的故事和趣事真多,但真要把革命浪漫主义与现实主义完美结合,把各个方面、各个人都兼顾到,恐难胜任,况且七八级同学中藏龙卧虎、性格各异,辛苦不说,最怕拍砖。好在2008年舒扬在撰写《1978年——西南政法学院纪事》一书时说过:"说好说坏都无妨,静候同学来拍砖,念在一锅吃过饭,如有得罪望海涵。"设想此书如果2018年在纪念我们入校40周年时能够拾遗补阙,充实内容,订正事实,重新修订再版那是最好不过了。       在自己的人生中,能够了却为西政七八级坚碑立传的宿愿是我的幸福。请允许我怀着一种敬畏之心,向母校——西南政法大学,向曾经见证过我们大学生活的歌乐山、向烈士墓、向东山大楼、向青春和人生,致礼!谨将此书献给:——西南政法学院七八级的同学们!——献给西南政法大学的老师和同学们!——献给一茬又一茬有志于进西政读书的后生者!2016年11月20日 张建田于北京万寿路寓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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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楼主| 颜建波 发表于 2019-1-28 18:18:34 | 显示全部楼层
张建田:过年的记忆
2017.01.22 藏獒 阅读 1496

                              (1)

       中国人,尤其是上个世纪五六十年代出生的人,儿时最难忘、最快乐的记忆莫过于春节过年了。

       在物质匮乏的年代里,春节带给我们的不仅有满桌丰盛的佳肴、震天响的鞭炮、崭新的衣服鞋帽、大人给的压岁钱,还有那五颜六色的春联、年画、灯笼、彩门等等,营造着温馨年味。

       记忆中的年味,是弥漫在空气中鞭炮炸出的硝烟味,是忙碌许久的年夜饭时各类美食水果交织在一起的满屋飘香,是叠放在枕头下面的新衣、新裤、新鞋、新袜……

       大田县与尤溪县相邻,受出生在此的南宋理学家朱熹影响深厚,历来尊崇"庆贺多尚彩联,宾宴不离红蛋"的习俗。因此,每当新年悄悄来临,大街小巷便开始涌动着喜悦的人潮,在赶圩农民沧桑的脸上,你会看到难得的喜兴。人头攒动,人声鼎沸,五彩缤纷的年画、字迹各异的对联沿街悬挂起来,在人们的眼前晃动着,在冬日的气流中飘逸着,告诉你春节就要来了!

       在新华书店悬挂的年画各式各样、色彩纷呈,堪称一景,记忆中有《我们爱和平》《斯大林、毛泽东引导我们胜利前进》《我们一定要解放台湾》《孙悟空大闹天空》《虎牢关三英战吕布》(戏曲画)《年年有鱼》等,还有花草、伟人等方面的其他应景年画,尺寸各不相同,每张价格一角、二角不等。每到过年之前,大人总要从书店里挑上几张拿回家里,增添节日气氛。

                             (2)

       "二十三送灶王,二十四来扫房,二十五糊窗户,二十六炖猪肉,二十七杀公鸡,二十八擂糍粑,二十九蒸年糕,三十晚上熬一宿,大年初一拜早年。"

       进入腊月二十三,家家户户总要把屋里打扫一新,据说灶王爷二十四日升天,人们必须选择在此日清扫灶台上方又黑又脏的"火烟尘",并把新扎的扫帚用完后扔进火堆"照天烧",为的是等灶神归来时,可见厨房干干净净、清清楚楚。在我们家里,"扫尘"的事历来都是由外婆、母亲和保姆等大人完成,只见她们用围裙把自己严严实实地包裹起来,露出眼睛,舞动着绑着长棍的大笤帚把灶台、房间、桌椅等清扫个遍。经过精心的打扫擦拭,原本杂乱、陈旧的房间里外整洁一新,到处透着鲜亮,让人看着舒心和愉悦。

       房屋清扫干净后,门上就要贴上红纸黑字的新对联了,有的窗户上还得重新糊上高丽纸,特别是要把屋子墙上的旧年画取下来换上新买的。每当这时,孩子们都会在大人的指点下,将选好的年画用图钉按在墙上。画上的美景栩栩如生,家庭面貌顿时焕然一新。闲着没事时,我们会忽闪着眼睛,端详着墙上的年画,不时向大人提一些与年画有关的问题,听完解释后更觉兴致盎然,童年的年画给了我们诸多想像的快乐!

                         (3)

        生于上世纪五六十年代的人们,儿时过年最为高兴的莫过于有丰盛的鸡鸭鱼肉和水果、花生糖一饱口福。那时市场物资短缺,家境普遍窘迫,但经过家长一年的积攒,各家对置办年货还是颇为上心的。买上几斤肉、一只鸡、一条鱼,加上左邻右舍和亲戚朋友送上的米粿、糍粑和水果等,足以让一家人快快活活地过年了。

       此时,肩挑着爆米花机的师傅只要在大街小巷出现,春节的气息就更加浓烈起来。孩子们会从家里拿来量好的粳米、玉米等,送到爆米花的师傅面前。于是,在孩子的簇拥下,"砰"的一声,烟雾弥漫,香气四溢,一锅爆米花从装着一个压力表似炸弹的爆米花机中飞撒出来,孩子们纷纷放下捂着耳朵的双手,捡拾掉在麻袋旁的米花碎屑,有的塞进兜里,有的塞进嘴里,喷香的雾气散去,扬起一片欢声笑语。

       大田农家都有春节前舂米粿的习俗,以表达对春节的庆贺和对客人的欢迎。小时候可以看到一人在石臼里移动饭团"救粿",其他人举着木棒"粿锤",轮流将粳米饭打烂成米粿,然后再抹上茶油搓揉成鸡蛋大小的圆饼状。此时,嘴馋的孩子们都会围在石臼边,讨好大人,乘机抓一点米粿满足嘴馋。每当听到农民家里传来木棒击石臼的声音,我们就会闻声而去,"嘴头急不怕舂",举棒的叔伯们常常借口小孩不懂事,先尝了祖先不会见怪,顺手抓给我们米粿吃。

       当时个别家里还兴做"玉米坨"、"芝麻片"、"花生糖"之类的点心。其中"玉米坨"的做法很别致,通常先把选出的上好玉米爆成爆米花,而后用甘薯熬制的糖浆去粘裹,一般做成拳头般大小,吃起来又香又脆。这种"玉米坨"点心,不知何故,在大田这些年还从未见过。至今我还能回忆起儿时在大田街上买"玉米坨"的情景,只是多年没有吃了,留在心中的只有淡淡的念想。

                         (4)

       除夕夜的年夜饭,那是相当的隆重和丰盛了。一般是家里雇请的保姆、亲戚等人唱主角,母亲除了年夜饭的备料和筹划外,最怵上灶台做饭烧菜了,因此,此时母亲的角色就是打下手。孩子们看到摆满一桌的大鱼大肉、红烧排骨、米粿糍粑、米粉炒面、猪杂碎、豆腐丸子、红鸡蛋等,总情不自禁地拿起筷子,围着桌子垂涎欲滴,等候大人开吃的命令。每当看到这些平日里难得吃到的美味佳肴,我们心里充满了幸福感。

       "女孩耍花,男孩耍炮"。男孩子最大的兴趣当属放鞭炮了。那时没有五花八门的花炮、大爆竹,只有蚯蚓般大小的小串鞭炮,每包五串,每串五分。逢年过节,父母提前给每个孩子买好鞭炮,每人一串分好。鞭炮到了手里,我们也舍不得一挂一挂地放,而是小心翼翼地将其拆散,一个一个地放。放一个就欢呼一声,我和小伙伴们的喊声甚至要比小鞭炮的爆炸声高得多。我们男孩子平日里积攒下来的零花钱,这时大多都用来买鞭炮了,除了串鞭外,还有十个一捆包装的"二踢脚"。"砰——啪!"此时,一身新衣的女孩们往往躲藏在大人身后,捂着耳朵探头看点燃的爆竹,个别胆大的女孩也敢在街头巷尾,战战兢兢、掩着耳朵去点燃爆竹。

       让孩子们高兴的事,还有红包——压岁钱。那时的压岁钱数额小,角分币的居多,多数情况下收不到元的"红包"。这或许才是真正意义上的贺岁、祝福、期盼之意,不掺杂任何功利色彩。父母给子女的压岁钱是早已准备好的崭新的一角、二角至五角不等的纸币,给时还不忘嘱咐一句:"好好收着,不要乱花。"

       大年初一给左邻右舍和大人亲戚朋友拜年时,偶尔也能得到压岁钱,虽然数量不多,但拿在手里真像捧着个金娃娃似的高兴,都会小心翼翼地贴身收藏。等到开学时,可用这些压岁钱买一些急需的学习用具和书籍,继续延续着对过年的回味和喜庆。由此想到,红包原本是中国人逢年过节相互之间表达祝福的一种方式,如今却成了时下人情社会红白喜事的"必需品",甚至成为一些人拉拢、腐蚀官员的"敲门砖",把不少人送进"班房",不免唏嘘不已。

                          (5)

       儿时大田的春节,气氛最浓的是大年初一,最热闹的地方是东街口。早饭过后,城乡的人们穿着光鲜的衣裳,踏着满地的爆竹纸屑,喜气洋洋地从四面八方聚集在街头上,相互之间的问候声、拜年声此起彼伏,各类买卖花炮、水果、年历等商品的摊点占满不大的街面。大人们观望着"大田旅社"招牌之下的大幅棋盘比赛品头论足,孩子们围在卖甘蔗的车架上兴致勃勃地看比试"摔甘蔗"的游戏:谁徒手将一至二米长的碗口粗的甘蔗晃断,甘蔗便归谁所有,否则就得用不菲的价钱买下。此时的我们一边观战,一边起哄,一阵阵"加油"声让我们陶醉在无忧无虑的人世间。

       "文化大革命"期间的春节,也夹带着些许的酸楚和眼泪。1970年的春节来临之际,刚上初中的我们听老师说学校要搞聚餐,大家兴奋不已,但要求过一个"革命化的春节",其中听"万恶的旧社会"的故事、吃"忆苦饭"便是表现形式之一。那年大年三十,我们全校同学聚集在学校的礼堂里,满怀悲愤地听完红星大队的某位女劳模来校诉说解放前遭受的苦难,不少人听完课后,噙着泪水,在"天上布满星,地下亮晶晶,生产队里开大会,诉苦把冤伸……"的广播声中,心情沉重地来到学校大食堂,挨桌坐下,只见炊事员抬上几只大木桶,把由地瓜藤、猪母菜和糟米糠混杂在一起煮的"忆苦饭"一字摆在地上,我们依次排着队,默默地拿着碗筷走到装着"忆苦饭"的木桶前去盛。不少人都尽量盛得少一些,因为"忆苦"之后是"思甜",从食堂灶台里面不时飘出来的红烧肉香味告诉我们,好吃的还在后头……

       1967年1月29日,国家向全国发布了春节不放假的通知后,大田街道上顿时失去往年热闹的过年气氛。街头临时搭建了一排排大字报栏,到处贴满了"打倒死不改悔的走资派某某某"、"一月革命万岁"等标语、口号和大字报。1968年的春节期间,大田当地两派武斗正酣,岩城到处沙包垒筑,上空枪声阵阵,随处可见荷枪实弹的人员走动,气氛高度凝固和紧张。见我到处凑热闹,甚至操刀舞棍,胆怯的母亲央求我们随她赶快离开人委小院。于是,那年的农历初一,我们在大人的催促下,战战兢兢地翻墙攀过老电厂的"武装据点",穿过布满沙袋、铁荆杂棘的"壕沟",逃到外婆家里避难,上演了一出"逃往雅典娜"的悲催剧。

       1969年的大年初一,父亲仍在县建筑社内关押,尚未"解放"。一大早,我送饭来到建筑社门口,被一群无知的孩子用手阻拦着不让进。他们硬是用鞭炮、棍棒把我驱赶出门,盛满饺子的铝制式饭盒掉落在门前的沙砾路上,我手忙脚乱地捡拾起来,用手拂去水饺上的沙粒,已经被摔破的饺子我只能一口塞进嘴里,把完整的饺子装进饭盒,绕过河边的后门送给了父亲,看着神情黯淡的父亲吃着饭盒里所剩无几的饺子,委屈的泪水在我眼眶打转……

       1977年之后的春节,就只有喜庆的气氛了。近些年来偶尔回大田过年,惊喜地发现,随着人们生活水平的提高,过年的习俗已经发生翻天覆地的变化,大田人早已不再时兴走街串巷、顶礼膜拜、磕头作揖、少长跪拜的习俗了,通讯、网络的不断发达,使初一清早的上门拜年传统,逐步演变成电报拜年、BP机拜年、电话拜年、短信拜年、电子邮件拜年、QQ留言拜年、微信拜年等等。大田人过节的气氛还是那般浓烈,腾云驾雾的璀璨烟花、震耳欲聋的爆竹声声、蜿蜒数十里地的板凳龙灯,无不营造着县城一年一度佳节的热闹氛围。更令我惊讶的是,过去人们习惯在家过年,或者到附近、乡下的亲戚家里转转,如今不少人初三过后便开车到福州、厦门、三明等地新购置的新居豪宅过年;有的全家一起出动,或参加旅行社外出,或驾车周边自助游,甚至还跨出国界,到海外去过春节,使中华喜庆的年味弥漫世界的各个角落。

       时光如梦,日月轮回。我们无法挽留住那些随着岁月而渐渐远逝的过年的旧风俗、旧习惯,但是炎黄子孙代代相传的一年一度的春节过年团聚总是挥之不去,使中国人把一年中最寒冷的季节过得有滋有味,韵味无穷,热热闹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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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楼主| 颜建波 发表于 2019-1-28 18:27:26 | 显示全部楼层
《改革开放40年:听他们讲那过去的事》系列报道——西政78级:一群人与一个时代的法治变迁
民主与法制周刊  2018-12-25

文/本社记者 王健



  1978年10月,金风送爽、丹桂飘香的季节。改革开放的钟声即将敲响。一群刚刚放下锄镐、钢枪和铁锤钢钎的年轻人,通过参加高考,从田间、工厂、部队、机关汇聚到重庆歌乐山下的西南政法学院(后改名为西南政法大学)。


    告别四年的大学时光,他们带着恢复和健全社会主义民主与法制的使命和重任,从这儿走向祖国的四面八方。


    当历史的车轮碾过2018年,社会主义法制体系基本建成,依法治国被写入宪法,成为治国方略,法治中国已经深入人心时,人们才发现,这群与当代中国最伟大的改革开放时代一起起步,与加强社会主义民主与法制的进程一路前行的年轻人,已经用“心系天下、自强不息、和衷共济、严谨求实”的西政精神,撑起了中国法学界的半壁江山,他们的名字在今天光芒夺目——20多位大法官、大检察官,多位最高政法机关的管理者,数十位影响中国法学的学者,创造了中国法律界的“西政78级现象”。


    在改革开放40周年之际,让我们循着这些法律精英的足迹,解读“西政78级现象”,看他们如何引领法治思潮,推动法治中国建设的步伐。




△西政78级学生在简易教室上课的情景   



一段“激情燃烧”的学习岁月



    1978年,是中国的法学教育开始全面恢复的第一年,接到西南政法学院入学通知书的那一刻,尽管面对“政法系” “绝密专业(后改为法律专业)”等字眼儿一脸懵懂,龙宗智还是感到了前所未有的鼓舞。


    这个西南政法大学曾经的校长,在高考前是一个服役八年的老兵。此前,他刚刚从驻四川某集团军被调到北京总部防化学院担任军事技术员。刚到一个新单位,屁股还没有焐热就要离职上学,龙宗智心事重重,很长一段时间都不好意思向领导开口。在读大学和继续留在部队服役的问题上,他第一次面临着人生的重大抉择。


    最终,想上大学的强烈愿望促使龙宗智向组织上坦诚相告,终于获得了学院领导理解并获得批准,同意他退回原部队上大学。从北京返回四川的列车上,当列车穿越秦岭进入四川,他顿时有了一种“轻舟已过万重山”的如释重负的感觉。


    等回到部队、办完所有手续、马不停蹄地赶到西南政法学院报到时,已经是12月中旬了。


    “当时学校都开学两个多月了,按照规定我属于放弃入学资格,已经不能入学了。学校最终了解到我的情况后,还是为我开绿灯,办理了入学手续。”龙宗智回忆说。


    这段曲折的入学经历,使龙宗智有幸成为西南政法大学78级法律系最后一位入学的学生。


    和龙宗智有同样困惑的,还有已经是重庆著名律师的韩德云。他在自己的一篇回忆文章中写道:“我报考大学的报名表底稿上填写的第一志愿是四川大学中文系。原本酷爱历史和文学的我,并不知道‘政法’为何物,更不知道‘绝密专业’的玄机意味着什么。历史老人和我开了一个小玩笑。”


    韩德云的78级校友,刚刚从最高人民检察院刑事执行检察厅厅长职位上退休的袁其国和他有着相同的命运。


    “你的高考成绩相当好,完全可以上北京大学法律系。不过,你第一志愿既然报了我们西政,我们十分尊重你的志愿。”这是一路鞍马劳顿,从宁夏辗转甘肃、陕西最后到达四川的袁其国到学校后,一位素不相识的老师跟他说的第一句话。这番话把袁其国浇了个透心凉,以致在开学后的前几个月,他都辗转反侧、夜不能寐。


    不知法律为何物也好,满是遗憾也罢。他们那时并不知道,当年全国的考生共有610万人,仅录取40.2万人,录取比例不足7%,而当年全国法律本专科一共只招收了729人。


    事实上,西政78级学生的遗憾更多来自对学校校园的失望。


    许多西政78级学子至今仍记得入校第一天的情形:学校门前的土坡由于下雨后的泥泞致使满载学生的卡车轮子悬空打转,无法入校,最后学生只得下车步行入校。


    “危楼听课,泳池开会,竹棚练身。踏过多少泥泞路,占过几回‘日光灯’,‘稀烂’真味常领略。”这是西政78级学生最熟悉的一首打油诗,是西政当年校园之简陋的真实写照。


    著名法学家,四川大学法学院教授、博士生导师顾培东回忆起当年入校经历时的感受说:“我当时刚从苏北的小县城出来,没有见过什么世面。面对破破烂烂的校园,仍然一脸茫然。”他在板报上,一笔一画地写上“稀烂”“怎法”“学怨”六个大字,以表达自己当时失落的心情。


    艰苦的学习条件并没有浇灭西政78级学生渴望知识的激情。


    当重新回到教室、听那些不再熟悉的课程时,许多学生激动得流下泪水,“有一种恍然隔世和人生如梦的不真实感”。龙宗智回忆起重新走进课堂的一刹那的感觉时说。


    在龙宗智的记忆中,起初的法学教学,没有教材,都是用老师的讲义,还有一些小册子,大家课堂记笔记。直到三年级,才用统编教材。由于专业叫绝密专业,连教材都是机密,课程结束后要回收。


    顾培东回忆道:“我们一般早上六七点就起床,进行课前预习,做提纲,课后总结。一般情况下,没有教材的,笔记从头到尾记。四年下来,笔记有几十本。笔记记得详细的同学,‘此处老师咳嗽了一声’‘此处老师喝了一口水’,连这个都记下了。”


    为了珍惜这来之不易的学习机会,很多学生上完晚自习之后还要在教室里继续学习。以致老师出于对学生的关心,顾及同学的健康,不得不下了一道死命令:晚上11点无论教室还是宿舍必须关灯!即便如此,也未能阻拦住同学们如饥似渴的夜读,有的借走廊过道的灯光,有的倚靠卫生间的光亮……形成了西政一道特殊的风景线。






一次“意外的”集体亮相



    在改革开放后的很长一段时间里,西政78级学生都在为推动法治建设,默默无闻地在自己的工作岗位上奉献自己的力量。


    2001年,《中国青年》杂志评出“影响中国的100位年轻人”,其中法学界只有两人,贺卫方名列其中。巧合的是,两人都是西南政法大学78级学生。自此,西政78级开始进入社会公众的视野。


    在百度百科中,对贺卫方的表述标准版本是这样的:贺卫方,男,1960年7月出生,山东省牟平县人,北京大学法学院教授、博士生导师。1982年毕业于西南政法学院(法学学士),1985年毕业于中国政法大学(法学硕士)。1985年起在中国政法大学任教并主持《比较法研究》季刊编辑工作。1995年调至北京大学法律学系任教。1992年被聘为副教授,1999年被聘为教授。1993年6~7月美国密执安大学、1996年6月~1997年1月哈佛法学院访问学者。担任北京大学司法研究中心主任,兼任全国外国法制史学会副会长、中国法学会比较法学研究会副会长等社会职务。


    张建田和贺卫方同是西政78级9班同学。曾经在中央军委法制局工作,现任中国政法大学教授。十九大前夕,因约稿《军事法治建设这五年》一文的发表和《民主与法制》周刊结缘。在他看来,这位曾经在学校名不见经传的同学对中国法治建设最大的贡献,莫过于他的那篇《复转军人进法院》的文章。


    正是这篇1998年年初刊登在《南方周末》上的文章,让贺卫方开始在大众传媒的层面上进入更多人的视野。也正是从这篇文章,人们开始逐渐认识这位敢于直面中国司法现状、不愿躲在书斋里不闻天下事只读圣贤书的学者。


    文中,他提到一个著名的观点:法官和医生这两个职业很相似,“为什么不把没受过医学训练的人放到医院当医生,而把没有受过法学训练的人放到法院当法官?”这篇文章引发了人们对中国司法系统人才问题的关注和讨论,与此同时,也遭到了来自军方和法院系统的强烈反应和巨大压力,《南方周末》甚至为刊登此文而致歉。然而贺卫方并未因此而“逃回”书斋,不问世事。


    相反,关注司法现状成为他关注中国整个法治状况的路径和突破。在接下来的几年里,他的足迹遍及大江南北,在基层法院、大学甚至在偏僻的乡村,人们都能看到他的身影,感受到他为传播法治理念和思想的不懈努力。自1998年开始,他每年在北大以外的演讲都不下30场,几乎是不到半个月就有一场。与此同时,一大批关注现实的文章出现在媒体上,并最终汇成学术随笔集《法边余墨》《具体法治》以及《运送正义的方式》,这在一向偏好长篇大论、不屑于其实也不善于挥洒自如的小文章的中国法学界颇显“另类”和难得。


    正是贺卫方等学者持续不断的奔走呼吁,2001年6月30日,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通过了法官法、检察官法修正案,规定国家对初任法官、检察官和取得律师资格实行统一的司法考试制度。这是一项具有重大意义的举措,它对改革开放未来20年我国的法律职业化乃至整个法治事业的发展产生了深远的影响。


    在贺卫方等两位西政78级青年法学家获得“影响中国的100位年轻人”殊荣的同时,另一位西政78级学子猝不及防地闯入公众的视线。


    2001年4月,国务院任命胡泽君为司法部党组成员、副部长。


    公开资料显示,胡泽君是重庆人,1978年考入西南政法学院师资班哲学专业。四年后又一气攻下该学院法律系中国法律思想史专业硕士学位。


    研究生毕业后,胡泽君顺利留校当助教、副教授,并担任了该校历史上迄今为止唯一的女性党委书记。在校期间,胡泽君著有《试论魏源的变法思想》《荀子法律思想中的礼、法、刑》等专业著作,是名副其实的“专家型领导”。


    1995年,在学院奋斗近十年的胡泽君得到幸运之神的眷顾,从西政这个小平台步入了官场的大舞台,开始了她的仕途之路。


    当时,司法部政治处升格为政治部,主任由副部长肖建章兼任。为充实有专业背景的人员,时任司法部部长肖扬提出要从司法部直属的五所政法院校当中挑选副主任人选,胡最终脱颖而出,获得任命(正厅级)。


    胡在司法部工作期间,历经肖扬、高昌礼、张福森三任部长,她协调能力强,行事低调,为人公道,颇受肯定,是典型的“实力派”。


    2004年,在法律圈发展颇顺的胡泽君意外离京南下,出任中共广东省委常委、组织部部长一职。


    在她担任组织部部长期间,广东的干部选拔、任用和考核都悄然发生了变化。


    2004年的广东,“公选”已经不算一个太新鲜的名词。胡泽君对这种“竞争性选拔干部”的方式也是情有独钟。在她的力推下,广东“公选”    将触角从省内延伸到了全国。2008年,广东省市联合公选100名优秀年轻干部,笔试在北京和广州同时开考,吸引了全国6000多名报名者,让“孔雀东南飞”的盛况重现广东。


    除了选拔,对于干部的使用和考核,胡泽君在任期间也是频出实招。2009年,广东出台《广东省市厅级党政领导班子和领导干部落实科学发展观评价指标体系及考核评价办法(试行)》,打破了以往“一刀切”的考核办法,淡化了GDP总量的考核,体现了全面发展的要求。


    2010年,胡泽君接替已逾65岁的张耕,出任最高人民检察院党组副书记、副检察长,正式进入正部级高官行列。


    在最高检任上,胡泽君重视反腐败工作。2017年全国两会期间,她作客新华网两会特别访谈,表示检察机关坚持反腐败力度不减、尺度不松、节奏不变。她披露,截至2016年年底,全国检察机关共立案查处职务犯罪案件155269件、208306人。与十八大前同期相比,立案人数、起诉人数分别上升17.4%、10.4%,升幅创历史新高,形成依法反腐的高压态势。


    2017年4月,胡泽君履新审计署,成为审计署第六任审计长和首位女审计长。


    胡泽君仕途的“强势成长”,让法学界人士也越来越多地关注西南政法大学78级:朱孝清、王卫国、张鸣起、阮齐林、蒋庆、梁治平、王敏远、陈泽宪、于安、徐国栋、赵旭东……这一大批西政78级才俊的崭露头角,被称之为“西政78级现象”。78级校友入校30周年纪念时,有统计表明,这一级学生中担任省部级领导职务的有14人、厅局级领导约100人、知名的法学学者近100人。




左图:张建田参加高考的准考证及随同西政录取通知书一并送达的《欢迎信》

右上图:1978年9月,张建田考上西南政法学院后与父亲、姐姐在尤溪合影。





一簇“会思考”的芦苇



    随着西政78级越来越受到社会的关注,西政78级这个群体也开始反思当年的78级有哪些特点值得总结。


    法国哲学家帕斯卡尔曾经说过:“人是一根会思考的芦苇。”也就是说,人是脆弱的,好比一株芦苇;同时人又是强大的,人之为人,最闪光之处在于思考,人类的思考使弱小的人变得强大了。


    在经过反复的求证后,他们最终得出的结论是:每个人都是一根“会思考”的芦苇。78级的质疑、讨论和争论是西政78级留给西政最珍贵的精神财富。


    西政78级在校期间,正是一个拨乱反正、思想解放的狂飙时代,在人文荟萃、理想升腾的校园里,人们言必称国事、天下事,行必反思、批判,青年学子指点江山、激扬文字。在国家,民主与法制恢复重建伊始,学生们自由结对讨论案例,自办刊物,自办法律顾问处,还发起了人大代表的竞选活动,其热烈程度并不逊色于当时电视上所见所闻的西方议会辩论和总统选举。


    顾培东当时就在学校办了一个叫《争鸣》的墙报,是钢笔写的,直接张贴在通往教室和食堂的“必经之路”上。据顾培东回忆,法学的非法学的,都可以在上面发表自己的观点,进行激烈交锋。当时蒋庆、王卫国等很多学生都在上面发表文章。像蒋庆的《雷锋精神与奴化意识》《回到马克思》《论毛主席的功与过》就是首先在这个墙报上发表的。顾培东当时也写《社会主义也有经济危机》的文章发表在上面。文章中的很多观点在当时看来真的惊世骇俗,影响非常大。


    在校园可看法学杂志种类稀少的当时,这些墙报后来发展成为学生自由表达思想和看法的平台,成了西政校园里一道最为亮丽的风景线。有一段时间,端着饭碗,看着教室和食堂通道红砖墙上张贴的各种“大字报”一样的文章,成了西政学生的一种享受。


    当时,西政法学教学采取的是启发——指导——讨论的三段式教学模式。于是,讨论课对78级同学的普惠作用,一点也不逊色于名师名校。“一个阶段的学习下来,经过讨论分析,很快就弄懂弄通了知识点。一门课开下来,经过讨论,融会贯通,脉络清晰。更重要的是,这门课太锻炼同学们了,逼着你去列思维要点,逼你把问题阐述、表达清楚,逼你掌握雄辩技艺,逼你克服羞涩,讲规范的普通话……总之,讨论课让我们终身受益。”张建田回忆说。


    1979年,新疆发生一起特殊的杀人案。案情很简单:年轻貌美的江浙女子蒋爱珍响应党的号召,到新疆石河子农八师生产建设兵团务农。1979年遭到所在团队某些领导和同事无端陷害,被污蔑为“乱搞男女关系”,于是受到一连串的跟踪、监视、讯问、侮辱……她向上级申诉、辩解得不到公正处理,反而招来报复。在走投无路的情况下,她写下遗书拿起枪报复陷害者,先后打死3人,被以“反革命杀人罪”判处死刑。


    该案在78级的同学中引起了强烈反响,展开了激烈的讨论。


    回忆起当时讨论的情景时,顾培东说,对于如何依照法律对蒋爱珍进行处理在78级中形成了截然不同的两派意见。


    “当时我拿着几张讲义,又到图书馆借了几本前苏联研究犯罪构成的书,经过分析后我得出的结论是她属于义愤杀人,可以从轻处罚。但是蒋庆等同学就认为她杀人属于正当防卫性质,应当免予处罚。”顾培东回忆道。


    这次讨论后,连任课老师都不得不佩服78级学生敏锐的思维、探索真理的勇气和超强的理解力:“刑法课还没有开始,就已经知道从犯罪构成的四要件——犯罪的主体、客体,犯罪的主观方面、客观方面进行分析,而且连义愤杀人等被害人的过错、正当防卫等知识都能够运用到案件的处理中。真的太不可思议了!”


    由于蒋爱珍案广泛的社会关注度,最终蒋爱珍被终审以故意杀人罪判处有期徒刑15年,剥夺政治权利5年。


    此后,但凡重大案件,比如“林彪、江青反革命集团案”,包括同学们当时所看到一系列中外电影《摩登时代》《法庭内外》中的内容和情节,都会成为78级法律本科生批判和思索的热点、焦点。


    “每一堂课、每一个单元都要讨论。而且经常辩论得面红赤耳,也没有结果。以至于连旁边的外语学院的学生都认为78级的学生爱吵架。”顾培东回忆。


    值得称道的是,78级学生在学校养成的质疑和思辨的传统一直沿袭至今。


    2015年7月,《法学评论》杂志发表了武汉大学法学院教授孟勤国的论文《法官自由心证必须受成文法规则的约束—— 最高法院〔2013〕民申字第820号民事裁判书研讨》,以商某股权纠纷案为蓝本,对绍兴中院、浙江高院、最高法院的判决进行了批评。8月4日,最高法院法官何帆晒出判决书照,证明孟勤国实为商某败诉方的代理人。虽然孟本人后来声明,其“没有丝毫辱骂法官的含义,若有误解纯属巧合”,但贺卫方等人认为孟文用词欠妥,由此在学界形成了“挺孟派”和“倒孟派”。《南方周末》2015年8月13日刊登《一篇论文砸出法律界混战》指出,有学者批评司法不公并不鲜见,但这个事情有些特别:一位法学教授将自己代理的案子写入论文中,并批评该案判决不公。或许,我们会在之后形成对某种学术期刊、对司法裁判的评判伦理。这有利于法治进步,也有助于法治共同体的成长。但在78级“只议风花雪月,不谈国是政事”的微信群里,一时间不守群规的大有人在,更是硝烟弥漫。78级校友,浙江大学光华法学院教授、博士生导师王敏远急忙打圆场说:“很多人忽视了一个问题,就是中国法院判决书的说理部分普遍水平不高。但判决书写得糟糕与判决结果错误是两个不同的概念。”


△西政78级同学在简陋的阅览室看书学习



一群推动中国法治前行的耕耘者



    谈到西政78级,有一个人是无论如何都不能绕开的。那就是现任最高人民法院院长周强,当今家喻户晓的首席大法官。


    周强就读的78级7班是个出知名人士较多的班级,诸如梁治平、白泉民、毕志强等。即便如此,周强仍然是其中佼佼者。


    公开资料显示,周强,男,汉族,1960年4月出生,湖北黄梅人。曾任司法部法规处处长、办公厅副主任、部长办公室主任、法制司司长。1995年调入共青团中央书记处,任书记、常务书记。三年后的1998年,38岁的周强当选团中央第一书记。2002年起,担任中共十六届、十七届、十八届中央委员,第九届全国人大常委会委员等职。


    2006年9月,周强从北京调至湖南,被任命为湖南省委副书记;随后,被选为代省长。历任省长、省委书记、省人大常委会主任等职务。他担任省长一职时是当年全国最年轻的省长。在湖南任职期间,法学专业知识扎实的周强,向湖南展示了“法学家治省”的决心,从查处“郴州特大腐败窝案”到将省辖内55个行政执法部门的“权力清单”公之于众。特别是促成全国首次全面规范政府行政程序的地方性立法——《湖南省行政程序规定》出台,2008年10月1日起施行,使人们看到了依法治省的创举和希望,也看到了第一个吃螃蟹者所具有的法律思维和“心忧天下、敢为人先”的胆识。


    党的十八大召开之后,周强面临新的挑战。2013年3月15日,在十二届全国人大一次会议第五次全体会议上,周强当选最高人民法院院长,与昔日同窗的江必新、景汉朝、杜万华等人一同肩负人民的期待,掌管共和国的司法大权,在大力推进司法改革、努力开创人民法院工作的新局面方面作出不懈努力。


    当法院工作开启周强模式,困扰中国司法多年的执行难问题开始破冰,并进入全面解决执行难问题攻坚阶段;多年止步不前的司法改革开始迈大步,审判责任制改革、员额制改革、以审判为中心的诉讼制度改革,步步为营;呼格吉勒图案、聂树斌案等一批长达数十年无法纠正的冤错案得到纠正,人民群众开始从一个个个案中切实感受到公平正义的阳光;司法公开成为一种常态,审判文书公开、庭审直播……一系列措施让司法变得越来越透明。


    2018年3月,十三届全国人大一次会议以超过94.77%的赞成票,通过了关于最高人民法院工作报告的决议。这是自1990年实施按表决器审议“两高”工作报告以来,在国家最高权力机关获得赞成票最多的一次,表明最高人民法院的工作跃上了一个新高度,赢得了越来越多全国人大代表的“点赞”! 当人们为最高法成绩击掌喝彩时,周强有着更为清醒的认识:“我们既要看到成绩,也要看到差距,始终保持清醒的头脑,在成绩面前要永远谦虚,在人民面前要永远谦卑。”


    据张建田统计,在西政78级中,有一个特殊的现象。那就是五班现象。该班37人中竟然有16人大学毕业后从事审判工作,法官人数占了“半壁江山”,故被戏称为“法官班”。周强在最高法院的两个搭档江必新和景汉朝都出自五班。


    个人简历显示,江必新1956年9月出生,湖北枝江人,1978年考入西南政法学院。1985年1月从西南政法学院法律系中国法制史专业毕业,获法学硕士学位。同年同月进入最高人民法院,历任助理审判员、审判员、副庭长、庭长、审判委员会委员、副院长等职。


    在进入最高法院工作前,2004年5月至2005年2月,江必新任湖南省高级人民法院代院长、党组书记;2005年2月至2007年12月任湖南省高级人民法院院长、党组书记。2012年11月任十八届中央纪律检查委员会常务委员会委员。先后著有《行政诉讼问题研究》《行政诉讼疑难问题探讨》《国家赔偿法原理》《中国行政诉讼制度之发展》等著作40余部,发表论文百余篇。1999年被评为全国十大杰出中青年法学家。2005年入选“当代中国法学名家”。


    在谈到江必新时,顾培东说:“他是中国法律界少有的‘双栖明星’。审判工作和学术研究两不耽误。尤其是学术成果之丰富,一般学者都难以企及。”


    同江必新一样,景汉朝也是一位学术研究与审判工作实际并行不悖的实践者。


    景汉朝西政毕业后,谢绝母校的挽留,来到石家庄邮电专科学校当了一名从事法学教学工作的教师。1984年调到河北省高级人民法院,从书记员做起,28岁当副庭长,32岁当庭长。1994年选调到最高人民法院工作,三年后又被调回河北省高级人民法院任副院长,分管经济审判、执行和法官教育工作。在省级法院领导岗位上,他依然重视知识的学习和积累,先到北京大学读了硕士,又回到西南政法学院读博士。虽然一直在实践部门工作,但始终与学术研究有着不解之缘,著述颇丰,成果显著,先后发表学术论文数十篇,出版《经济合同法审判实务》《审判方式改革实论》《中国司法改革策论》《平衡:公正与效率司法改革演讲录》等著作多部,并多次获奖,被学界和媒介誉为“实践的思考者”。


    2002年12月,中国法学会“第三届全国杰出中青年法学家”评选揭晓,时任河北省高级人民法院副院长的他脱颖而出,是获奖人中唯一来自司法实践第一线的人选。


    2006年11月,景汉朝调任最高人民法院审判委员会副部级专职委员。2009年6月,转任最高人民法院党组成员、副院长。在此期间,他对司法改革投入了大量的精力,被海外媒介称为“专家型法官”“司法改革的理论家和实践家”。


    不仅庙堂之上,在一线西政78级学生中同样涌现出了大量耀眼的明星。


    曾任云南省公安厅副厅长、时任云南省公安厅经侦总队总队长蒋平就是其中一位。2007年,昆明市原副市长胡星潜逃到新加坡。在新加坡没有加入国际刑警组织,与我国也没有签署引渡条约的条件下,他靠自己的智慧和勇气与新加坡警方交涉,和胡星周旋,最终成功将其劝解回国,被传为一段佳话。


    1999年澳门回归电视直播时,一个集军人、法律工作者和澳门驻军法起草人员于一身的男嘉宾出现在电视屏幕上。他就是西政78级唯一的 “将官”——宋丹。他侃侃而谈澳门驻军法的起草过程、规范内容以及起草中一些鲜为人知的内幕,使观众不仅了解了澳门驻军的必要性,也记住了这位入伍30年、为驻澳部队提供法律依据作出贡献的西政学子。


    如果说西政78级是一串宝石项链的话,毫无疑问,西政78级中那些耀眼的“明星”,就是一颗颗宝石,正是他们在法治的天空中绽放着光芒,影响着法治建设的进程。而宝石之间镶嵌的珠子,就是78级学生中一个个普通的法律人,他们同样是推动中国法治发展的中坚力量。所有的西政78级一起,共同见证、参与和推动着40年来中国的法治建设不断迈向新高度。



|采访手记|



    拜见龙宗智之前,希望他能更多地讲述自己作为西政78级精英群体中的一员,推进司法改革的故事。因此,对他创立的“刑事诉讼双重结构”理论与司法改革及司法活动中的“相对合理主义”在国内法学界与实务界有相当影响的事实做了大量功课。


    然而,见面后他更多地提及的是西政78级这样一个精英群体。他们感恩时代,是改革开放把民主与法制作为主题词,给了西政78级一个机遇。让被“文革”耽误的一批人,有了一个施展自己才能和社会时代同命运这样一个机会。


    作为曾经的西政校长,这群人是他引以为豪的办学成就和标杆,也是后来西政学生追寻的榜样。他希望,由“西政78级现象”提炼出来的“心系天下、自强不息、和衷共济、严谨求实”的西政精神能够薪火相传,永不熄灭。


    拜访顾培东,是在第二天上午。尽管他很忙,采访一再被电话和微信打断,他儒雅的风度,深邃的见解,还是很快将记者带入了对“西政78级现象”的思考。


    顾培东认为,“西政78级现象”的形成有以下几个因素:一是这批学生本身经过“文革”,尽管他们经历不一样、年龄不一样,学习的渴望,对知识的渴望前所未有,很难用语言来描述,跟高考这种功利性的学习和拼搏完全不一样。二是学生基础,好多都是经过“文化大革命”,有些甚至是老三届,经历丰富,社会阅历很丰富,对法律这门需要相当多社会知识支撑的学科来说,这帮人综合素质是比较好的;对理解法律、理解社会,理解政治、理解底层老百姓生存的状态,是有优势的。三是当时三无,没有系统的理论、法典和教材,但教基本原理,对每一门学科都有比较系统化的理解,有一个比较系统性的把握。跟教法条是不一样的,掌握一门学科的原理,比掌握这门学科的知识更重要。掌握原理比掌握碎片化的知识更重要,这一点是一辈子受用的。四是学生和老师串门,完全像一家人一样。坦率地讲,大多数教师的教学水平并不高。学生对问题的认识,敏锐度甚至超过老师;老师也荒废了多年,都是重新捡起来。可以说,我们和老师处在同一个起跑线上。


    在顾培东看来,“西政78级现象”反映了那个特定的时代、特定的环境、特定的条件、特定的基础下造就的这样一个特定的群体,不可复制,也不会再有。


    但是,经过这几次采访,从他们身上,我真真切切感受到了西政78级423位同学普遍具有的对国家命运的深深忧患意识以及独立思考、求真务实的可贵品质。如果在这次采访前,有人将西政78级成功的原因总结为“时势造英雄”这5个字的话,我不会反对。但是,现在我认为该重新寻找答案了。






文章已于2018-12-26修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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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楼主| 颜建波 发表于 2019-1-28 18:35:02 | 显示全部楼层
张老师
《改革开放40年:听他们讲那过去的事》系列报道——西政78级:一群人与一个时代的法治变迁
民主与法制周刊  2018-12-25

文/本社记者 王健



  1978年10月,金风送爽、丹桂飘香的季节。改革开放的钟声即将敲响。一群刚刚放下锄镐、钢枪和铁锤钢钎的年轻人,通过参加高考,从田间、工厂、部队、机关汇聚到重庆歌乐山下的西南政法学院(后改名为西南政法大学)。


    告别四年的大学时光,他们带着恢复和健全社会主义民主与法制的使命和重任,从这儿走向祖国的四面八方。


    当历史的车轮碾过2018年,社会主义法制体系基本建成,依法治国被写入宪法,成为治国方略,法治中国已经深入人心时,人们才发现,这群与当代中国最伟大的改革开放时代一起起步,与加强社会主义民主与法制的进程一路前行的年轻人,已经用“心系天下、自强不息、和衷共济、严谨求实”的西政精神,撑起了中国法学界的半壁江山,他们的名字在今天光芒夺目——20多位大法官、大检察官,多位最高政法机关的管理者,数十位影响中国法学的学者,创造了中国法律界的“西政78级现象”。


    在改革开放40周年之际,让我们循着这些法律精英的足迹,解读“西政78级现象”,看他们如何引领法治思潮,推动法治中国建设的步伐。




△西政78级学生在简易教室上课的情景   



一段“激情燃烧”的学习岁月



    1978年,是中国的法学教育开始全面恢复的第一年,接到西南政法学院入学通知书的那一刻,尽管面对“政法系” “绝密专业(后改为法律专业)”等字眼儿一脸懵懂,龙宗智还是感到了前所未有的鼓舞。


    这个西南政法大学曾经的校长,在高考前是一个服役八年的老兵。此前,他刚刚从驻四川某集团军被调到北京总部防化学院担任军事技术员。刚到一个新单位,屁股还没有焐热就要离职上学,龙宗智心事重重,很长一段时间都不好意思向领导开口。在读大学和继续留在部队服役的问题上,他第一次面临着人生的重大抉择。


    最终,想上大学的强烈愿望促使龙宗智向组织上坦诚相告,终于获得了学院领导理解并获得批准,同意他退回原部队上大学。从北京返回四川的列车上,当列车穿越秦岭进入四川,他顿时有了一种“轻舟已过万重山”的如释重负的感觉。


    等回到部队、办完所有手续、马不停蹄地赶到西南政法学院报到时,已经是12月中旬了。


    “当时学校都开学两个多月了,按照规定我属于放弃入学资格,已经不能入学了。学校最终了解到我的情况后,还是为我开绿灯,办理了入学手续。”龙宗智回忆说。


    这段曲折的入学经历,使龙宗智有幸成为西南政法大学78级法律系最后一位入学的学生。


    和龙宗智有同样困惑的,还有已经是重庆著名律师的韩德云。他在自己的一篇回忆文章中写道:“我报考大学的报名表底稿上填写的第一志愿是四川大学中文系。原本酷爱历史和文学的我,并不知道‘政法’为何物,更不知道‘绝密专业’的玄机意味着什么。历史老人和我开了一个小玩笑。”


    韩德云的78级校友,刚刚从最高人民检察院刑事执行检察厅厅长职位上退休的袁其国和他有着相同的命运。


    “你的高考成绩相当好,完全可以上北京大学法律系。不过,你第一志愿既然报了我们西政,我们十分尊重你的志愿。”这是一路鞍马劳顿,从宁夏辗转甘肃、陕西最后到达四川的袁其国到学校后,一位素不相识的老师跟他说的第一句话。这番话把袁其国浇了个透心凉,以致在开学后的前几个月,他都辗转反侧、夜不能寐。


    不知法律为何物也好,满是遗憾也罢。他们那时并不知道,当年全国的考生共有610万人,仅录取40.2万人,录取比例不足7%,而当年全国法律本专科一共只招收了729人。


    事实上,西政78级学生的遗憾更多来自对学校校园的失望。


    许多西政78级学子至今仍记得入校第一天的情形:学校门前的土坡由于下雨后的泥泞致使满载学生的卡车轮子悬空打转,无法入校,最后学生只得下车步行入校。


    “危楼听课,泳池开会,竹棚练身。踏过多少泥泞路,占过几回‘日光灯’,‘稀烂’真味常领略。”这是西政78级学生最熟悉的一首打油诗,是西政当年校园之简陋的真实写照。


    著名法学家,四川大学法学院教授、博士生导师顾培东回忆起当年入校经历时的感受说:“我当时刚从苏北的小县城出来,没有见过什么世面。面对破破烂烂的校园,仍然一脸茫然。”他在板报上,一笔一画地写上“稀烂”“怎法”“学怨”六个大字,以表达自己当时失落的心情。


    艰苦的学习条件并没有浇灭西政78级学生渴望知识的激情。


    当重新回到教室、听那些不再熟悉的课程时,许多学生激动得流下泪水,“有一种恍然隔世和人生如梦的不真实感”。龙宗智回忆起重新走进课堂的一刹那的感觉时说。


    在龙宗智的记忆中,起初的法学教学,没有教材,都是用老师的讲义,还有一些小册子,大家课堂记笔记。直到三年级,才用统编教材。由于专业叫绝密专业,连教材都是机密,课程结束后要回收。


    顾培东回忆道:“我们一般早上六七点就起床,进行课前预习,做提纲,课后总结。一般情况下,没有教材的,笔记从头到尾记。四年下来,笔记有几十本。笔记记得详细的同学,‘此处老师咳嗽了一声’‘此处老师喝了一口水’,连这个都记下了。”


    为了珍惜这来之不易的学习机会,很多学生上完晚自习之后还要在教室里继续学习。以致老师出于对学生的关心,顾及同学的健康,不得不下了一道死命令:晚上11点无论教室还是宿舍必须关灯!即便如此,也未能阻拦住同学们如饥似渴的夜读,有的借走廊过道的灯光,有的倚靠卫生间的光亮……形成了西政一道特殊的风景线。






一次“意外的”集体亮相



    在改革开放后的很长一段时间里,西政78级学生都在为推动法治建设,默默无闻地在自己的工作岗位上奉献自己的力量。


    2001年,《中国青年》杂志评出“影响中国的100位年轻人”,其中法学界只有两人,贺卫方名列其中。巧合的是,两人都是西南政法大学78级学生。自此,西政78级开始进入社会公众的视野。


    在百度百科中,对贺卫方的表述标准版本是这样的:贺卫方,男,1960年7月出生,山东省牟平县人,北京大学法学院教授、博士生导师。1982年毕业于西南政法学院(法学学士),1985年毕业于中国政法大学(法学硕士)。1985年起在中国政法大学任教并主持《比较法研究》季刊编辑工作。1995年调至北京大学法律学系任教。1992年被聘为副教授,1999年被聘为教授。1993年6~7月美国密执安大学、1996年6月~1997年1月哈佛法学院访问学者。担任北京大学司法研究中心主任,兼任全国外国法制史学会副会长、中国法学会比较法学研究会副会长等社会职务。


    张建田和贺卫方同是西政78级9班同学。曾经在中央军委法制局工作,现任中国政法大学教授。十九大前夕,因约稿《军事法治建设这五年》一文的发表和《民主与法制》周刊结缘。在他看来,这位曾经在学校名不见经传的同学对中国法治建设最大的贡献,莫过于他的那篇《复转军人进法院》的文章。


    正是这篇1998年年初刊登在《南方周末》上的文章,让贺卫方开始在大众传媒的层面上进入更多人的视野。也正是从这篇文章,人们开始逐渐认识这位敢于直面中国司法现状、不愿躲在书斋里不闻天下事只读圣贤书的学者。


    文中,他提到一个著名的观点:法官和医生这两个职业很相似,“为什么不把没受过医学训练的人放到医院当医生,而把没有受过法学训练的人放到法院当法官?”这篇文章引发了人们对中国司法系统人才问题的关注和讨论,与此同时,也遭到了来自军方和法院系统的强烈反应和巨大压力,《南方周末》甚至为刊登此文而致歉。然而贺卫方并未因此而“逃回”书斋,不问世事。


    相反,关注司法现状成为他关注中国整个法治状况的路径和突破。在接下来的几年里,他的足迹遍及大江南北,在基层法院、大学甚至在偏僻的乡村,人们都能看到他的身影,感受到他为传播法治理念和思想的不懈努力。自1998年开始,他每年在北大以外的演讲都不下30场,几乎是不到半个月就有一场。与此同时,一大批关注现实的文章出现在媒体上,并最终汇成学术随笔集《法边余墨》《具体法治》以及《运送正义的方式》,这在一向偏好长篇大论、不屑于其实也不善于挥洒自如的小文章的中国法学界颇显“另类”和难得。


    正是贺卫方等学者持续不断的奔走呼吁,2001年6月30日,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通过了法官法、检察官法修正案,规定国家对初任法官、检察官和取得律师资格实行统一的司法考试制度。这是一项具有重大意义的举措,它对改革开放未来20年我国的法律职业化乃至整个法治事业的发展产生了深远的影响。


    在贺卫方等两位西政78级青年法学家获得“影响中国的100位年轻人”殊荣的同时,另一位西政78级学子猝不及防地闯入公众的视线。


    2001年4月,国务院任命胡泽君为司法部党组成员、副部长。


    公开资料显示,胡泽君是重庆人,1978年考入西南政法学院师资班哲学专业。四年后又一气攻下该学院法律系中国法律思想史专业硕士学位。


    研究生毕业后,胡泽君顺利留校当助教、副教授,并担任了该校历史上迄今为止唯一的女性党委书记。在校期间,胡泽君著有《试论魏源的变法思想》《荀子法律思想中的礼、法、刑》等专业著作,是名副其实的“专家型领导”。


    1995年,在学院奋斗近十年的胡泽君得到幸运之神的眷顾,从西政这个小平台步入了官场的大舞台,开始了她的仕途之路。


    当时,司法部政治处升格为政治部,主任由副部长肖建章兼任。为充实有专业背景的人员,时任司法部部长肖扬提出要从司法部直属的五所政法院校当中挑选副主任人选,胡最终脱颖而出,获得任命(正厅级)。


    胡在司法部工作期间,历经肖扬、高昌礼、张福森三任部长,她协调能力强,行事低调,为人公道,颇受肯定,是典型的“实力派”。


    2004年,在法律圈发展颇顺的胡泽君意外离京南下,出任中共广东省委常委、组织部部长一职。


    在她担任组织部部长期间,广东的干部选拔、任用和考核都悄然发生了变化。


    2004年的广东,“公选”已经不算一个太新鲜的名词。胡泽君对这种“竞争性选拔干部”的方式也是情有独钟。在她的力推下,广东“公选”    将触角从省内延伸到了全国。2008年,广东省市联合公选100名优秀年轻干部,笔试在北京和广州同时开考,吸引了全国6000多名报名者,让“孔雀东南飞”的盛况重现广东。


    除了选拔,对于干部的使用和考核,胡泽君在任期间也是频出实招。2009年,广东出台《广东省市厅级党政领导班子和领导干部落实科学发展观评价指标体系及考核评价办法(试行)》,打破了以往“一刀切”的考核办法,淡化了GDP总量的考核,体现了全面发展的要求。


    2010年,胡泽君接替已逾65岁的张耕,出任最高人民检察院党组副书记、副检察长,正式进入正部级高官行列。


    在最高检任上,胡泽君重视反腐败工作。2017年全国两会期间,她作客新华网两会特别访谈,表示检察机关坚持反腐败力度不减、尺度不松、节奏不变。她披露,截至2016年年底,全国检察机关共立案查处职务犯罪案件155269件、208306人。与十八大前同期相比,立案人数、起诉人数分别上升17.4%、10.4%,升幅创历史新高,形成依法反腐的高压态势。


    2017年4月,胡泽君履新审计署,成为审计署第六任审计长和首位女审计长。


    胡泽君仕途的“强势成长”,让法学界人士也越来越多地关注西南政法大学78级:朱孝清、王卫国、张鸣起、阮齐林、蒋庆、梁治平、王敏远、陈泽宪、于安、徐国栋、赵旭东……这一大批西政78级才俊的崭露头角,被称之为“西政78级现象”。78级校友入校30周年纪念时,有统计表明,这一级学生中担任省部级领导职务的有14人、厅局级领导约100人、知名的法学学者近100人。




左图:张建田参加高考的准考证及随同西政录取通知书一并送达的《欢迎信》

右上图:1978年9月,张建田考上西南政法学院后与父亲、姐姐在尤溪合影。





一簇“会思考”的芦苇



    随着西政78级越来越受到社会的关注,西政78级这个群体也开始反思当年的78级有哪些特点值得总结。


    法国哲学家帕斯卡尔曾经说过:“人是一根会思考的芦苇。”也就是说,人是脆弱的,好比一株芦苇;同时人又是强大的,人之为人,最闪光之处在于思考,人类的思考使弱小的人变得强大了。


    在经过反复的求证后,他们最终得出的结论是:每个人都是一根“会思考”的芦苇。78级的质疑、讨论和争论是西政78级留给西政最珍贵的精神财富。


    西政78级在校期间,正是一个拨乱反正、思想解放的狂飙时代,在人文荟萃、理想升腾的校园里,人们言必称国事、天下事,行必反思、批判,青年学子指点江山、激扬文字。在国家,民主与法制恢复重建伊始,学生们自由结对讨论案例,自办刊物,自办法律顾问处,还发起了人大代表的竞选活动,其热烈程度并不逊色于当时电视上所见所闻的西方议会辩论和总统选举。


    顾培东当时就在学校办了一个叫《争鸣》的墙报,是钢笔写的,直接张贴在通往教室和食堂的“必经之路”上。据顾培东回忆,法学的非法学的,都可以在上面发表自己的观点,进行激烈交锋。当时蒋庆、王卫国等很多学生都在上面发表文章。像蒋庆的《雷锋精神与奴化意识》《回到马克思》《论毛主席的功与过》就是首先在这个墙报上发表的。顾培东当时也写《社会主义也有经济危机》的文章发表在上面。文章中的很多观点在当时看来真的惊世骇俗,影响非常大。


    在校园可看法学杂志种类稀少的当时,这些墙报后来发展成为学生自由表达思想和看法的平台,成了西政校园里一道最为亮丽的风景线。有一段时间,端着饭碗,看着教室和食堂通道红砖墙上张贴的各种“大字报”一样的文章,成了西政学生的一种享受。


    当时,西政法学教学采取的是启发——指导——讨论的三段式教学模式。于是,讨论课对78级同学的普惠作用,一点也不逊色于名师名校。“一个阶段的学习下来,经过讨论分析,很快就弄懂弄通了知识点。一门课开下来,经过讨论,融会贯通,脉络清晰。更重要的是,这门课太锻炼同学们了,逼着你去列思维要点,逼你把问题阐述、表达清楚,逼你掌握雄辩技艺,逼你克服羞涩,讲规范的普通话……总之,讨论课让我们终身受益。”张建田回忆说。


    1979年,新疆发生一起特殊的杀人案。案情很简单:年轻貌美的江浙女子蒋爱珍响应党的号召,到新疆石河子农八师生产建设兵团务农。1979年遭到所在团队某些领导和同事无端陷害,被污蔑为“乱搞男女关系”,于是受到一连串的跟踪、监视、讯问、侮辱……她向上级申诉、辩解得不到公正处理,反而招来报复。在走投无路的情况下,她写下遗书拿起枪报复陷害者,先后打死3人,被以“反革命杀人罪”判处死刑。


    该案在78级的同学中引起了强烈反响,展开了激烈的讨论。


    回忆起当时讨论的情景时,顾培东说,对于如何依照法律对蒋爱珍进行处理在78级中形成了截然不同的两派意见。


    “当时我拿着几张讲义,又到图书馆借了几本前苏联研究犯罪构成的书,经过分析后我得出的结论是她属于义愤杀人,可以从轻处罚。但是蒋庆等同学就认为她杀人属于正当防卫性质,应当免予处罚。”顾培东回忆道。


    这次讨论后,连任课老师都不得不佩服78级学生敏锐的思维、探索真理的勇气和超强的理解力:“刑法课还没有开始,就已经知道从犯罪构成的四要件——犯罪的主体、客体,犯罪的主观方面、客观方面进行分析,而且连义愤杀人等被害人的过错、正当防卫等知识都能够运用到案件的处理中。真的太不可思议了!”


    由于蒋爱珍案广泛的社会关注度,最终蒋爱珍被终审以故意杀人罪判处有期徒刑15年,剥夺政治权利5年。


    此后,但凡重大案件,比如“林彪、江青反革命集团案”,包括同学们当时所看到一系列中外电影《摩登时代》《法庭内外》中的内容和情节,都会成为78级法律本科生批判和思索的热点、焦点。


    “每一堂课、每一个单元都要讨论。而且经常辩论得面红赤耳,也没有结果。以至于连旁边的外语学院的学生都认为78级的学生爱吵架。”顾培东回忆。


    值得称道的是,78级学生在学校养成的质疑和思辨的传统一直沿袭至今。


    2015年7月,《法学评论》杂志发表了武汉大学法学院教授孟勤国的论文《法官自由心证必须受成文法规则的约束—— 最高法院〔2013〕民申字第820号民事裁判书研讨》,以商某股权纠纷案为蓝本,对绍兴中院、浙江高院、最高法院的判决进行了批评。8月4日,最高法院法官何帆晒出判决书照,证明孟勤国实为商某败诉方的代理人。虽然孟本人后来声明,其“没有丝毫辱骂法官的含义,若有误解纯属巧合”,但贺卫方等人认为孟文用词欠妥,由此在学界形成了“挺孟派”和“倒孟派”。《南方周末》2015年8月13日刊登《一篇论文砸出法律界混战》指出,有学者批评司法不公并不鲜见,但这个事情有些特别:一位法学教授将自己代理的案子写入论文中,并批评该案判决不公。或许,我们会在之后形成对某种学术期刊、对司法裁判的评判伦理。这有利于法治进步,也有助于法治共同体的成长。但在78级“只议风花雪月,不谈国是政事”的微信群里,一时间不守群规的大有人在,更是硝烟弥漫。78级校友,浙江大学光华法学院教授、博士生导师王敏远急忙打圆场说:“很多人忽视了一个问题,就是中国法院判决书的说理部分普遍水平不高。但判决书写得糟糕与判决结果错误是两个不同的概念。”


△西政78级同学在简陋的阅览室看书学习



一群推动中国法治前行的耕耘者



    谈到西政78级,有一个人是无论如何都不能绕开的。那就是现任最高人民法院院长周强,当今家喻户晓的首席大法官。


    周强就读的78级7班是个出知名人士较多的班级,诸如梁治平、白泉民、毕志强等。即便如此,周强仍然是其中佼佼者。


    公开资料显示,周强,男,汉族,1960年4月出生,湖北黄梅人。曾任司法部法规处处长、办公厅副主任、部长办公室主任、法制司司长。1995年调入共青团中央书记处,任书记、常务书记。三年后的1998年,38岁的周强当选团中央第一书记。2002年起,担任中共十六届、十七届、十八届中央委员,第九届全国人大常委会委员等职。


    2006年9月,周强从北京调至湖南,被任命为湖南省委副书记;随后,被选为代省长。历任省长、省委书记、省人大常委会主任等职务。他担任省长一职时是当年全国最年轻的省长。在湖南任职期间,法学专业知识扎实的周强,向湖南展示了“法学家治省”的决心,从查处“郴州特大腐败窝案”到将省辖内55个行政执法部门的“权力清单”公之于众。特别是促成全国首次全面规范政府行政程序的地方性立法——《湖南省行政程序规定》出台,2008年10月1日起施行,使人们看到了依法治省的创举和希望,也看到了第一个吃螃蟹者所具有的法律思维和“心忧天下、敢为人先”的胆识。


    党的十八大召开之后,周强面临新的挑战。2013年3月15日,在十二届全国人大一次会议第五次全体会议上,周强当选最高人民法院院长,与昔日同窗的江必新、景汉朝、杜万华等人一同肩负人民的期待,掌管共和国的司法大权,在大力推进司法改革、努力开创人民法院工作的新局面方面作出不懈努力。


    当法院工作开启周强模式,困扰中国司法多年的执行难问题开始破冰,并进入全面解决执行难问题攻坚阶段;多年止步不前的司法改革开始迈大步,审判责任制改革、员额制改革、以审判为中心的诉讼制度改革,步步为营;呼格吉勒图案、聂树斌案等一批长达数十年无法纠正的冤错案得到纠正,人民群众开始从一个个个案中切实感受到公平正义的阳光;司法公开成为一种常态,审判文书公开、庭审直播……一系列措施让司法变得越来越透明。


    2018年3月,十三届全国人大一次会议以超过94.77%的赞成票,通过了关于最高人民法院工作报告的决议。这是自1990年实施按表决器审议“两高”工作报告以来,在国家最高权力机关获得赞成票最多的一次,表明最高人民法院的工作跃上了一个新高度,赢得了越来越多全国人大代表的“点赞”! 当人们为最高法成绩击掌喝彩时,周强有着更为清醒的认识:“我们既要看到成绩,也要看到差距,始终保持清醒的头脑,在成绩面前要永远谦虚,在人民面前要永远谦卑。”


    据张建田统计,在西政78级中,有一个特殊的现象。那就是五班现象。该班37人中竟然有16人大学毕业后从事审判工作,法官人数占了“半壁江山”,故被戏称为“法官班”。周强在最高法院的两个搭档江必新和景汉朝都出自五班。


    个人简历显示,江必新1956年9月出生,湖北枝江人,1978年考入西南政法学院。1985年1月从西南政法学院法律系中国法制史专业毕业,获法学硕士学位。同年同月进入最高人民法院,历任助理审判员、审判员、副庭长、庭长、审判委员会委员、副院长等职。


    在进入最高法院工作前,2004年5月至2005年2月,江必新任湖南省高级人民法院代院长、党组书记;2005年2月至2007年12月任湖南省高级人民法院院长、党组书记。2012年11月任十八届中央纪律检查委员会常务委员会委员。先后著有《行政诉讼问题研究》《行政诉讼疑难问题探讨》《国家赔偿法原理》《中国行政诉讼制度之发展》等著作40余部,发表论文百余篇。1999年被评为全国十大杰出中青年法学家。2005年入选“当代中国法学名家”。


    在谈到江必新时,顾培东说:“他是中国法律界少有的‘双栖明星’。审判工作和学术研究两不耽误。尤其是学术成果之丰富,一般学者都难以企及。”


    同江必新一样,景汉朝也是一位学术研究与审判工作实际并行不悖的实践者。


    景汉朝西政毕业后,谢绝母校的挽留,来到石家庄邮电专科学校当了一名从事法学教学工作的教师。1984年调到河北省高级人民法院,从书记员做起,28岁当副庭长,32岁当庭长。1994年选调到最高人民法院工作,三年后又被调回河北省高级人民法院任副院长,分管经济审判、执行和法官教育工作。在省级法院领导岗位上,他依然重视知识的学习和积累,先到北京大学读了硕士,又回到西南政法学院读博士。虽然一直在实践部门工作,但始终与学术研究有着不解之缘,著述颇丰,成果显著,先后发表学术论文数十篇,出版《经济合同法审判实务》《审判方式改革实论》《中国司法改革策论》《平衡:公正与效率司法改革演讲录》等著作多部,并多次获奖,被学界和媒介誉为“实践的思考者”。


    2002年12月,中国法学会“第三届全国杰出中青年法学家”评选揭晓,时任河北省高级人民法院副院长的他脱颖而出,是获奖人中唯一来自司法实践第一线的人选。


    2006年11月,景汉朝调任最高人民法院审判委员会副部级专职委员。2009年6月,转任最高人民法院党组成员、副院长。在此期间,他对司法改革投入了大量的精力,被海外媒介称为“专家型法官”“司法改革的理论家和实践家”。


    不仅庙堂之上,在一线西政78级学生中同样涌现出了大量耀眼的明星。


    曾任云南省公安厅副厅长、时任云南省公安厅经侦总队总队长蒋平就是其中一位。2007年,昆明市原副市长胡星潜逃到新加坡。在新加坡没有加入国际刑警组织,与我国也没有签署引渡条约的条件下,他靠自己的智慧和勇气与新加坡警方交涉,和胡星周旋,最终成功将其劝解回国,被传为一段佳话。


    1999年澳门回归电视直播时,一个集军人、法律工作者和澳门驻军法起草人员于一身的男嘉宾出现在电视屏幕上。他就是西政78级唯一的 “将官”——宋丹。他侃侃而谈澳门驻军法的起草过程、规范内容以及起草中一些鲜为人知的内幕,使观众不仅了解了澳门驻军的必要性,也记住了这位入伍30年、为驻澳部队提供法律依据作出贡献的西政学子。


    如果说西政78级是一串宝石项链的话,毫无疑问,西政78级中那些耀眼的“明星”,就是一颗颗宝石,正是他们在法治的天空中绽放着光芒,影响着法治建设的进程。而宝石之间镶嵌的珠子,就是78级学生中一个个普通的法律人,他们同样是推动中国法治发展的中坚力量。所有的西政78级一起,共同见证、参与和推动着40年来中国的法治建设不断迈向新高度。



|采访手记|



    拜见龙宗智之前,希望他能更多地讲述自己作为西政78级精英群体中的一员,推进司法改革的故事。因此,对他创立的“刑事诉讼双重结构”理论与司法改革及司法活动中的“相对合理主义”在国内法学界与实务界有相当影响的事实做了大量功课。


    然而,见面后他更多地提及的是西政78级这样一个精英群体。他们感恩时代,是改革开放把民主与法制作为主题词,给了西政78级一个机遇。让被“文革”耽误的一批人,有了一个施展自己才能和社会时代同命运这样一个机会。


    作为曾经的西政校长,这群人是他引以为豪的办学成就和标杆,也是后来西政学生追寻的榜样。他希望,由“西政78级现象”提炼出来的“心系天下、自强不息、和衷共济、严谨求实”的西政精神能够薪火相传,永不熄灭。


    拜访顾培东,是在第二天上午。尽管他很忙,采访一再被电话和微信打断,他儒雅的风度,深邃的见解,还是很快将记者带入了对“西政78级现象”的思考。


    顾培东认为,“西政78级现象”的形成有以下几个因素:一是这批学生本身经过“文革”,尽管他们经历不一样、年龄不一样,学习的渴望,对知识的渴望前所未有,很难用语言来描述,跟高考这种功利性的学习和拼搏完全不一样。二是学生基础,好多都是经过“文化大革命”,有些甚至是老三届,经历丰富,社会阅历很丰富,对法律这门需要相当多社会知识支撑的学科来说,这帮人综合素质是比较好的;对理解法律、理解社会,理解政治、理解底层老百姓生存的状态,是有优势的。三是当时三无,没有系统的理论、法典和教材,但教基本原理,对每一门学科都有比较系统化的理解,有一个比较系统性的把握。跟教法条是不一样的,掌握一门学科的原理,比掌握这门学科的知识更重要。掌握原理比掌握碎片化的知识更重要,这一点是一辈子受用的。四是学生和老师串门,完全像一家人一样。坦率地讲,大多数教师的教学水平并不高。学生对问题的认识,敏锐度甚至超过老师;老师也荒废了多年,都是重新捡起来。可以说,我们和老师处在同一个起跑线上。


    在顾培东看来,“西政78级现象”反映了那个特定的时代、特定的环境、特定的条件、特定的基础下造就的这样一个特定的群体,不可复制,也不会再有。


    但是,经过这几次采访,从他们身上,我真真切切感受到了西政78级423位同学普遍具有的对国家命运的深深忧患意识以及独立思考、求真务实的可贵品质。如果在这次采访前,有人将西政78级成功的原因总结为“时势造英雄”这5个字的话,我不会反对。但是,现在我认为该重新寻找答案了。






文章已于2018-12-26修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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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楼主| 颜建波 发表于 2019-1-28 18:41:33 | 显示全部楼层
文化 | 西政78级9班的故事:有关朱孝清、贺卫方、阮其林、张鸣起……
原创: 张建田  方圆  2015-07-03



1982年6月的“西南政法学院法律系七八级部队学员毕业留念”。后排中为本文作者。



当社会上议论西南政法学院(简称西政)78级现象时,令我引为自豪的是,其中不少人出自我当年上大学所在的9班。作为当年的班长,我对朱孝清、贺卫方、阮其林、张鸣起、杨忠明、裴显鼎、曹守晔、李伯桥、王凡、叶峰、李玫等同学颇为熟识,昔日同窗四年的大学往事记忆犹新,跃然纸上。



西政法律系78级共有十个班级。入校伊始,学校根据管理要求,分别指定了班级支部书记和班长。来自山东龙口某农村大队书记的张鸣起入学后“转岗不转行”,当班党支部书记轻车熟路,众望所归,四年下来,连续当选。行伍出身的我,虽自感水平不济,但责任心尚强,前后也任期三年。任职初期,不敢懈怠,在较短的时间里掌握了全班人员基本情况:全班同学共35人,分别来自全国16个省份,其中男生30人,女生5人,号称“五朵金花”,年龄最大的是1947年出生并来自“盐都之乡”自贡市的夏根(俗称老夏),年龄最小的是1963年8月出生、现任国家法官学院院长的黄永维。上学前,全班党员9人(在校期间发展9人),其余均为团员和群众,出身经历各自有异,工人、退休军人、知识青年、科技干部、机关职员、中学生等应有尽有。记得已有两个孩子的老夏用四川口音打趣地对小黄说,咱们可谓“父子同学嗦”。



初次召开班级会,鸣起书记传达学校党委的若干指示,内容无非严格按照学校确定的“半军事化管理”的要求和“绝密专业”的标准,克服条件差等困难,争创“三好”班、保证学业圆满完成,云云。当听到同学们对我那一口闽南普通话窃窃私语时,一度让我郁郁寡欢。



当时学校没有编配辅导员,班上的行政管理,主要在党支部一班人的领导下,由班长(兼支部副书记)负责。班级工作事无巨细,杂事繁多,上传下达、请假销假、组织讨论、调整宿舍、评选奖学金等。更令我烦恼的是,地方院校与军事院校管理毕竟不同,在工作中难免遇到诸多尴尬。学校与部队某营区相邻,起初,每天一早起床号一响,我便会按照部队作息习惯,逐个敲开男生宿舍,催促大家起床晨跑。一些同学睡意正浓,甚为不悦,有的磨磨蹭蹭不愿出门,有的私下嘀嘀咕咕,直言不讳:“这不是军队院校,瞎折腾啥?”“中美合作所关押的犯人也没有这么早放风!”学校规定晚上11点熄灯,于是每晚熄灯时间过后,在东山大楼学生宿舍走廊巡查成为我的一项神圣职责,每当敲门催促寝室熄灯时,一些苦读书的“夜猫子”总会对你咬牙切齿。一次晚自习回来,见有的同学在宿舍私点电炉时,我怒不可遏,上前就把电源插座拔走,若没有其他同学好言相劝,险些酿成一场“战斗”!当意识到在地方高校当班长这活儿吃力不讨好后,我便向支部提出辞职。此后朱孝清、叶峰两位同学陆续接任,各担任一个学期的班长。后来不知什么原因,全班同学又把班长这一光荣而艰巨的担子交给了我,使我再有机会为9班同学服务,有幸在每位同学的毕业鉴定表上,郑重地签上我的名字。



现任江西省高院副院长的方晓春说过,总结“西南78级现象”,不论是西政学子明星般的列举,还是对西政人的“博学、善思、实干”的评价,总觉得有一种西政的问学秘方,至今被人们所忽略,那就是讨论课。9班在学校给人们留下的印象比较内敛,但就班上而言,学习讨论风气之盛、双方唇枪舌剑气氛之浓,令外班同学们广为称道。在校学习期间,虽然国家仅有7部法律,可供研究探讨的法律图书资料稀少,但各种法制影片、“文革”案例、社会现象,都能成为课堂上的热门话题。一些同学看了电影《追捕》之后,第二天教室里就出现了热烈的争论。有人说,杜丘身为检察官,为什么遭人诬陷后竟然采取了逃避司法当局追捕的办法,而不是理直气壮地到法庭去据理力争?还有人说,被人驱使去诬陷杜丘的横路夫妇,一个横遭杀害,一个被药物弄成白痴,难道他们被杀、被害就石沉大海,永无真相大白之日?班级组织讨论的题目大多围绕现实中的法治主题,诸如人治还是法治、蒋爱珍案件、张志新案件等,讨论氛围格外热烈,惊动了学校宣传部领导关注,专门派人来我班进行摄影报道。我想,贺卫方、阮其林、李玫、陆绮、杨忠民等人之所以能有今天那一副能言善辩的口才,或许多少是从当年9班的讨论会和寝室的“卧谈会”中受益的吧。



学校前后为本科学生开设26门必修课,9门选修课。在78级法律专业的360多名同学中,唯一的一位全优生便是出自于我班的朱孝清,堪称名副其实的“学霸”。记得入校后期末的第一次考试前,孝清虚心向我请教,我便拿出自己的笔记本娓娓道来,看着他一副洗耳恭听的样子,我的虚荣心得到极大满足。但考试成绩下来后,他的几门功课全优,而我优良参半,心情极其沮丧。事后,我请他为全班同学讲授考试秘诀,他的经验之谈,着实让大家醍醐灌顶。然而,四年之后,尽管全班同学乃至整个78级同学都在“头悬梁、锥刺股”般地学习,但除了朱孝清,还是无一人能达到门门功课全优的标准,当有的同学质疑他藏匿着考试秘诀时,他无奈地摇头,仍然是一副谦恭的表情。



四年下来,数我班同学在全国各地和校刊发表文章和论文最多,高达40多篇。其中李玫、贺卫方、李伯侨、朱孝清、王凡、朱晓武、曹守业、尹向兵等人,都曾经在《中国青年报》《光明日报》《解放军报》《重庆日报》《四川青年》《西南政法学院学报》等报刊发表论文、文章,内容题材各异,通讯报道、诗歌散文、讽刺小品文、学术文章等应有尽有。我至今仍然保存着尹向兵的《多么好的集体》、贺卫方的《镜子篇》、李玫的《模拟法庭开庭记》、王凡的《也谈“清官”》、李伯侨的《也谈“猫懒鼠勤”》等文章,有的幽默诙谐,有的笔锋犀利,如今时常翻阅,仍有新的启迪。




1982年全班毕业留影,看看有你认识的吗?



1979年春节期间,校团委组织全体留校同学进行登歌乐山比赛,我得了第三名。入校前曾经担任中学语文教师的朱孝清为此专门写了一篇《登山》的文章,刊登在院刊上,文章不仅描写了我登山的英姿,而且描绘景色的一连串优美语句给人印象尤其深刻:“站在山顶,放眼远望,只见周围群山,起伏绵延,青松挺拔……远处茫茫烟雾中高大厂房、林立烟囱隐约可见,机器轰鸣铿锵之声依稀可闻……”这篇文章,我至今留存着。



1980年12月11日,在纪念“一二·九”运动45周年文艺晚会上,78级演出的小话剧《车过盘云岭》,赢得师生们一阵好评,这话剧的创作者便是我班的朱晓武;演员中,9班的同学也占了近一半,从剧照看,当中有朱晓武、贺卫方、陆绮、杨忠民、刘海平等人。



1979年10月,叶锋同学因患急病需要马上进医院动手术,学校远离家乡,没有亲人照顾,住院将耽误学业,怎么办?班上的党团组织、班委会专门召开会议,制定住院值班表。叶锋住院动手术期间,全班同学主动轮流到医院看护,保证每天24小时都有人守护在病床前。我在与外校举办的篮球比赛中,不慎右手粉碎性骨折,正下班的学院院长遇见,立即下车让同学将我搀扶到他专车上,紧急把我送到三医大救治,由于救治及时,伤势恢复很好。



初入学校,学生食堂不仅油水稀少,且主打菜肴多为绿色食品——藤藤菜(空心菜),每月为数不多的定量荤菜只能被固定为每周四中午才可享用,被同学戏称“法定吃肉日”。于是,班上不少学生时常出门解馋,催生了校门口小面摊的生意日渐兴隆。当时途经此地参观烈士墓的外来旅游者,见到一群脚登塑料凉鞋肩挎书包、一手挟书本一手持饭钵、胸前佩戴校徽的学生们围拢着“好运来小面摊”水泄不通,误以为出什么事了,纷纷凑挤过来一睹,得知事实原委,嘀咕不止:“大学生吃小面啷个闹热成这个样子啥?”一次杨忠民与许江、贺卫方到杨公桥小饭馆打牙祭,进门坐定后听女服务员报菜名时,馋涎竟然从口中流出,更要命的是滴洒在服务员的手背上,服务员恼羞成怒,正欲发作,杨忠民、贺卫方紧忙赔上笑脸:“小妹子莫见怪,好多天肚子没得油水嗦,而你报的菜名太有诱惑力哈!”



被称为“火炉”的重庆夏天滚烫如火、酷热难耐,学校临时搭建的西山澡堂每周只开一天,只有三十来个喷头,还经常缺水断电,于是,班上有的同学时常乘着风高夜黑、夜深人静的时辰,拎着学校给每个宿舍发的铁皮桶,高一脚低一脚地在校园附近周边到处寻找可以洗澡的水源。一次,王凡、杨忠民等同学总算找到一处有水的蓄水池,个个乐不可支,立马脱得精光,正洗得尽兴时,突然一道雪亮的电筒光直射夜幕下的雾里白条,更让当过兵的王凡、杨忠民感到恐惧的是,他们竟然听到久违而熟悉的五六式步枪发出的拉枪栓声响。原来,他们已经不知不觉中闯进山下军营的蓄水池,被查哨的战士逮个正着。



9班在学校发生的事有的是开先河的。来自安徽的万涛同学入校前下过乡、当过兵,进过厂,入校后已经有认识已久、关系确定的未婚妻,年龄均已经过了而立之年。想到在校生毕业之后方可结婚的规定,两人焦虑不安。一次在与校团委书记闲谈时,谈及结婚事宜,学校认为只要双方年龄够了,可以按照“调干生”的规定批准结婚。这让万涛喜出望外,赶紧按照程序逐级申请,两人终于办完了所有手续并拿到了大红的结婚证书。经学校批准,全班同学纷纷出资赞助,在东山二层外语教室里仅用20多元钱,为万涛夫妇举办了一次“隆重”的婚礼。在婚礼上,张奋泉的口琴、贺卫方的山东快书、周农的湖南花戏唱段、赵一民的小提琴独奏《新疆之春》等节目,更为婚礼助兴添彩。据说,这是学校首次为在校本科生举办的前所未有的婚礼,至今没有后例!



临近毕业的最后一个学期,我们班如愿被评上“三好班”,当我代表全班从院党委书记张文澄手中接过奖状时,心情无比激动。如今,大学毕业已经33年了。全班同学天各一方,分散在北京、成都、广州、深圳、南昌等地,有的成为著名的律师,有的当了桃李满天下的园丁,有的成为国家政法部门的领导干部、法官、检察官,虽然有些同学已经退休或者即将离任,但仍然为中国的法治建设鼓与呼。班级组织几次聚会,大家不论年龄大小,不论职务高低,见面一句“老同学好”“老班长好”的称呼,足以让人眼眶发涩、心里发热。回想起2003年12月全班同学在北京三座门聚会齐唱《难忘今宵》,2008年10月在重庆歌乐山下大家哼唱影片《追捕》的配曲“啦呀啦,啦呀啦啦呀啦……”不禁感叹青春无限,时光难留。



让人伤感的是,班上已经走了两位同学。四川省委党校法学教授李小路,2005年5月18日被入室抢劫的罪犯残忍杀害,成为西政78级50位女生中第一位离世的女性同学。班上年龄最大的夏根也,今年3月31日不幸病逝,清明时节,贺卫方赶到告别会上代表九班同学致悼词,他几次哽咽,泣不成声,使在场的我们不禁潸然泪下,感慨万分。



阮其林说过:“我是1978年考入西南政法学院法学本科的,被分在9班。在78级的日子里,我是不起眼的那类人。虽然没有让同学们感到自豪的学术经历,但是我感到很幸运。”9班的尹向兵至今仍然记得他当年的准考证号为1789,贺卫方当年的准考证是00289,最后都有一个9的数字。在中国人看来,9字寓意着天长日久,吉祥如意,这真就是一种缘分啊。岁月流年,往事如烟,祝愿“西政78级9班”的同窗情谊永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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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楼主| 颜建波 发表于 2019-1-28 18:58:04 | 显示全部楼层
回眸四十年前的今天 | 一场在废旧游泳池举行的开学典礼
原创: 78级 张建田  广东省西南政法大学校友会  2018-10-12
编者按:金秋十月,金风送爽。对西南政法大学78级的师兄师姐们来说,40年前的10月12日,他(她)们在恢复招生的校园里,在历经沧桑的东山大楼前,亲历了他们难忘的“第一课”——开学典礼。为了纪念改革开放四十年暨西南政法大学恢复招生四十年,我们特约请78级张建田师兄撰写了这篇“难忘的开学典礼”一文,以纪念那个令西政人不应忘记的日子。




西南政法学院正门



通常而言,正规的学校开学总要有个正规的开学仪式,但不知是什么原因,在我们的印象中,期待中的西南政法学院78级开学典礼一再延迟。于是,入校不久的同学们总是七嘴八舌,议论纷纷,一些小道消息来源是,开学典礼后就要敲钟摇铃上课,虽然各方面做了积极努力,但学校对课程安排、课堂地点、授课老师等尚未完全确定下来,万事并不具备,为避免“拉开大幕,没有演员登场”的尴尬局面,只能“能拖一天是一天”。



匆匆忙忙“恢复”招生的西南政法学院,不仅校园“稀烂”、教室“寒酸”,饭菜“简单”,就连一些必备的东西都不及悉数备就。闲置多年的学校一下子要应对数百号来自天南海北、五湖四海且期望值极高学生的到来,不搞一个过得去的开学典礼啷个行?



然而,对于校领导而言,要找一个地点搞开学典礼,实在困难重重。原先曾经有借“外来侵占者”——四川外语学院的礼堂(公安礼堂)使用的想法,但对方顾虑“引狼入室”或“弄假成真”,更顾忌原物主人触景生情,台上一番控诉,台下一鼓作气,借机夺回地盘,还我大好河山,故托故死活不借。



盘点学校仅存的一个东山大楼,强装硬塞进几百号师生似不成问题,但五层楼上下340余个房间,算上四川外语学院“霸占”的,根本没有一个屋子能够容纳400多个的场地,总不能搞大小会场直线联播吧?况且,还有上级领导和有关兄弟院校嘉宾的莅临指导,让其四处走动,找不到主会场也不是上乘的办法。焦虑万分的校领导只能在东山这块有限的半拉子“自留地”到处寻找可以召开会议的场地了。不知是谁出的主意,最终将会场地点定在东山大楼的脚下一处相对平敞的地方——废旧的游泳池。




开学典礼选址——废弃的游泳池



于是,陆续入校的78级新生们在入校的头几天,在东山大楼脚下的一片洼地里,惊讶地看到了一个用混凝土和水泥铺垫的游泳池竟然成了被木条、油毛毡等围蔽起来的施工现场,地面铺着不少红砖,歪歪扭扭地拉进了一些精细不一的黑色电线议论纷纷,有的猜测是修建体育设施,有的听说改为会场。当闻言满怀期待的开学典礼恐怕即将在此举行时,不少人都难以置信。“一个学校连开会的地点都没有,还办什么学校?”有的学生动怒了。



没过几天,各种猜测、传闻便成为不容置疑的现实——1978年10月12日上午,复校后的西政迎来的第一次开学典礼,正是在这样一个抽干了水的废弃的游泳池中“隆重举行”。




西南政法学院报记录了1978年10月12日78级开学典礼盛况



当年《西南政法学院院校院刊》报道:这一天,工地似的校园里呈现一派节日的气氛。上午8点半过后,78级以班级为单位,列队前往会场——游泳池,连同学校师生员工共计800多人,陆续来到刚刚搭好的竹棚会场参加大会。



在78级一些同学们的记事本上,也描绘了当年开学典礼的场景:

“一个露天的游泳池加盖了草席做成的大棚,池子的一边大开了一个豁口,做了个简易的楼梯让人直接进入池底。几百张木凳摆放在池中,原先运动员出发用的跳台装饰成了自然高出许多的大会主席台,横幅、台椅、麦克风等逐一归位。真能感谢能工巧匠忙乎了这么几天,硬是把一个多年废弃不用的游泳池变成了简易但又不失庄严肃穆的会场。我们几百人的新生队伍行进到此中,都不由得对原先的体育设施能够改造成闻所未闻的会场啧啧评论一番。”



“大会主席台正中悬挂着伟大领袖毛主席和英明领袖华主席的画像,两侧挂着‘学习、学习、再学习,团结、团结、再团结’的大幅标语,四周挂着‘认真贯彻党的教育方针,为实现新时期的总任务而奋斗’和‘加强社会主义法制,巩固无产阶级专政’的红色标语,与会同志人人欢欣鼓舞,个个精神振奋……”




教室一景



在舒扬的《我的1978——西南政法学院纪事》中,对会场的描写更加生动而富有文采:“开学典礼的会场几乎是截然分明的构成了两个板块。会场前边部分坐着穿着打扮各异、闹闹喳喳、晃晃动动的一大班年青人,像一池翻波动浪的春水,还有点肆无忌惮地奔涌着,而会场后端则是教工代表的坐席,那里沉寂得像半池静水,早已坐定的老师们穿着深蓝或黑灰色的衣裤,面容都显得冷峻和有些木然,他们好像是从四面八方刚刚征召而来,疲惫的情绪还写在脸上……”。



上午九时,主持会议的是胖敦敦的教务长朱守真,副院长胡光同志宣布大会开始。胡副院长说,英明领袖华主席非常关心政法教育,早在1975年就指示应当保留西南政法学院。1977年5月,经华主席、党中央批准恢复我院,并列为全国重点学校。这是毛主席革命路线的胜利,是我们应当尽情欢呼和歌颂的!全院教职工为了迎接开学,早就积极筹备,最近几个月更是日夜奋战,大干苦干,特别辛苦,他代表院领导向全院教职员工致敬,并决定年终要进行评比,表扬和奖励作出重大贡献的同志!在此之前,面对令人失望的校园环境,不少同学心中曾暗藏着不满和怨气,但奇怪的是,老红军胡副院长这一番开场白讲话完毕,竟令大家激情澎湃,恨不得将手掌鼓得叭叭作响。



更令同学们感兴趣的是,在随后由院党委副书记兼院长苏明德的长篇讲话中,使同学们不仅了解了西南政法学院的光荣历史和坎坷遭遇,而且对中央决定恢复办学的一年多来,全院教职员工克服各种困难,创造招生条件,为首届新生入校创造一个必要的学习生活环境付出的艰辛,有了深刻的理解。




部分78级校友



清瘦的苏院长身着中山蓝制服,目光坚毅、语气舒缓而坦诚地对着场下的同学们说:“要把一个停办十年之久,受到严重破坏的学校迅速恢复起来,任务是很繁重的。恢复并不是简单的复原,还必须从当前新的历史起点上前进、提高,任务就显得更加艰巨。”他毫不避讳地说:“我们目前面临着缺乏校舍,师资不足,教材要全部修改或者重新编写,实验器材和图书资料急需补充,电化教学对我们来说还是新生事物,我们过去组织领导教学研究的经验已经不够了,大量的新课题要求我们去解决,我们的思想水平和业务水平已经不能完全适应新任务的需要,摆在我们面前的困难不少。”说到此处,他话音一转,嗓门提高,大手有力一挥:“但是,我们不仅要看到困难的一面,也要看到有利条件的一面,要坚定我们能够把学校办好的信心。我们有华主席、党中央的亲切关怀;我们有最高人民法院和省、市委的领导;我们有各级政法部门和兄弟单位的大力支持;我们有二十多年正反两个方面办学的经验;我们有全院师生员工对恢复和办好我们学校的巨大热情和艰苦奋斗的光荣传统。我们一定能够在前进的道路上,克服一切困难,完成党交给我们的光荣任务!”



苏院长用一连串的五个“我们”排比句,宛如一把燃烧的火炬,瞬间点燃了整个会场的激情,说到此时,整个会场开始沸腾了!




各位同学认真听讲中~



“根据中央批准恢复我院的决定,我院现设政法一个专业,学制四年,面向全国,在全国招生,由中央统一分配。另外,今年四川省为了培养大专院校政治课师资,在我院增设了师资班,分哲学和国际共产主义运动史两个专业,学制四年,今年在四川招生60名(实际招了62名)今后由四川省统一分配。”苏院长的话,在会场上再次响起一阵掌声、口哨声、欢呼声!此时,78级364名学生全部到位,被分为10个班,此外,还有一个58名学生的师资班,分为哲学和共运史两个分班。整个78级学生中,共有50名女生,370余名男生。各班的班干部均在征求招生老师意见的基础上,由学校和年级办周弟华主任按照学生档案预先酝酿而确定下来了。



接着,与会的最高人民法院司法教育行政厅副厅长沈兰村、四川省高级人民法院院长张子英及重庆市文教办有关负责人发言讲话。



张子英院长在讲话中对学院粉碎“四人帮”以后招收的第一届新生表示祝贺,并充分肯定学院创建以来执行了党的教育方针和政法工作路线,为政法战线输送了大批又红又专的人才,对政法战线的组织建设、思想建设和业务建设作出了重要贡献。他要求全院师生员工在新的长征中树雄心,立壮志,搞好教学科研,为加速实现祖国的四个现代化早出人才,多出人才,早出成果,多出成果而团结奋斗!




校园一隅



沈副厅长代表最高人民法院向全体师生表示祝贺,并说西南政法学院的恢复来之不易,一定要珍惜她。他勉励大家要勤奋刻苦学习,努力攀登科学高峰,把自己培养成名副其实的无产阶级革命事业的接班人。为此,他送了一幅对联给学校,上联是“认清形势,明确任务”,下联是“解放思想,奋勇前进。”他对同学们还提出了搞好学习、搞好团结、遵守纪律等三点要求。



教师代表杨景凡教授在讲话中说:“今天在开学大会上,又看到充满青春活力、朝气蓬勃的青年同学们,感到十分高兴。同学们,你们一进校门就看见我们的校园已经残缺不全了。你们亲眼看见林彪、“四人帮”砸烂公检法、破坏教育事业的罪证和恶果,我相信会激起你们发奋学习的决心,不会因为学习环境、条件差一些而影响、降低你们的学习的热情。我热情希望大家学习的目标要更高一点、眼界要宽一点、志气要大一点,经过你们的努力,你们一定是大有作为、有所成就的!”



会后,同学们才知道,正是这位1916年出生、上个世纪三十年代末入党、1954年到西政任教的杨景凡老师(1978年11月晋升为副教授),其一生一世对西政钟爱有加,虽然此时已经年过花甲,但是是保护校园的“半壁江山”的主心骨。特别是在1978年“提前恢复招生”问题上功不可没。他态度鲜明,立场坚定,到处奔波联络部分教职员工,积极向上建言献策,最终促成校领导痛下决心,克服困难,提前一年先于其他政法院校招收学生,并取得了重点院校的资格,从而抢占了法学教育的先机,为西政的恢复重建迎来了春天,也圆了78级学子的大学梦!



会上,政法专业78级2班来自江苏莲花、年近30岁的王树高代表全体78级新同学发言。他说,我们是文化大革命后政法学院的第一批新生,面对着祖国社会主义革命和社会主义建设蒸蒸日上的大好形势,我们深深感到任重而道远。我们决不辜负党的殷切期望,一定圆满完成党交给我们的学习任务。




与开学典礼类似的毡棚房



大会于当天上午11时30分在一片掌声中结束。一个开学典礼前后用时两个半小时。据说,仅苏院长四十多分钟的讲话就被39次长时间的热烈鼓掌所打断!每次带头鼓掌的都是坐在会场后端的老师们,因为无论是苏院长、胡副院长还是其他人的发言,都令他们感慨万端,热泪盈眶。毕竟,他们从数百位来自全国各地的同学中看到了学校的凤凰涅槃、东山再起,亲临其境地感触到了春风佛面,重新焕发了自己的青春。有的老师直言,我们这些人为中国的法制教育努力了一辈子,长期以来后继无人,经历了一个又一个的政治运动,就像在阵地上已经伤痕累累、弹尽粮绝的战士,你们的到来,让我们看到了未来,看到了中国法制的希望!



黄贤俊老师的一首《青玉案 欢迎新同学》颇能代表老师们的心声:“东风吹拂秋阳皎,浊雾净,霞光照。锣鼓喧天桃李笑,课堂虽隘,书声犹袅,济济群英造。琼园十载成枯槁,去旧迎新正初晓。继续长征期众少,金犀飘香,玉兰含俏,法制风行早。”



袁雅西老师以《政法园见新天》为题作了一诗:“两个估计逞凶狂,毁文化,砍学堂。干部教师,投入大农场。校园平闻书声朗,树梢雀,避弹忙。英明领袖挽狂澜,政法园,风新天。迎新路上,鼓乐正喧天。桃李盈盈东山秀,比贡献,竞鲜妍。”充分表达了历经磨难重回校园的老师们对学校恢复生机的欣喜心情。



曾记否,为了校园不荒废,人心不散,图书资料不流失,这些赋词作诗的老师们,曾经戴着“高帽子”,跑了多少路、求了多少情、历经了多少艰辛,其喜悦心情难以言表。



坚冰已经打破,航道已经开通。最令人感动的是,开学典礼结束时,台上的领导一并站起身来拍手欢送78级新生离场,坐在后面的老师、职工们也都站了起来,用热烈的掌声向新生们致意。如此隆重的礼遇不仅代表着校领导和老师们的期望,也让入校后曾经心生不平的学生们热泪盈眶,满脸愧色。在历经十二年的时空断代之后,来歌乐山下读书显得更是一种使命和重任,承前启后、继往开来不是一句空话,而成为沉甸甸的现实召唤!




东山大楼



会后,相识不久的同学们兴奋议论着回到东山大楼,回到拥挤不堪的寝室,这场别开生面的开学典礼给他们留下了太深刻的印象了。



师资班的童志宏以《断忆》为标题,用素描的笔触简单地勾勒这次难忘的开学典礼:“1978年的那一天,提着凳子排着队,缓行,一条人流,融入干涸的游泳池,和各就位,坐下!现在宣布,西政78级开学了,泛起一阵热浪,转折点,起步,出发……”



精神享受之后,物质享受接踵而来。学校食堂师傅们精心准备的开学宴聚餐开始了!每个班级以八至九或十人为一组,用每人一张油印的饭票从东山大楼一层的食堂窗口,打来“八菜一汤”,或在宿舍里,或盘地而蹲坐在操场上,围着菜盆开吃,大家推杯换盏 ,碗筷交错,共同欢庆新的四年大学生活的开始。对于他们而言,这是梦升起的地方!



开学典礼后的第二天,两台红色的推土机便轰隆隆地进入78级同学们的眼帘,一路上披荆斩棘,摧枯拉朽,开上了砖砾遍地的山丘。在大家吃惊的目光中,不到一天的时间,就将游泳池旁边一天前还“张灯结彩”的会场——小土包推平,使整个游泳池不见踪迹,这意味在78级同学们的心目中,一切均已过去,新的大学生活就此开始!



THE END



                 BY/

作者:张建田

编辑:王    静

审核:陈    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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