谁是中华第一母？--兼议中华母亲节的设立

 作者曲阜师范大学原校长傅永聚教授、搏导

问题的提出：

目前风靡于全球的于每年5月第二个星期日举行的母亲节，是于1912年由美国总统威尔逊宣布的为纪念贾维斯夫人忌日而设的美国法定的节日。除此以外，在其他不同月份，欧洲如英、法、德、意、瑞典、挪威；非洲如埃及、南非、中非；亚洲如日本、泰国、土耳其；北美如加拿大等将近30个国家也都设立了母亲节。

然而中华迄今没有统一的母亲节（台港澳以及广东等地已有自己地方性的母亲节）。这显然与一个具有五千年文明历史的泱泱大国的地位不相匹配。历代中华母亲为诞育中华子孙做出了不可磨灭的贡献，完全值得纪念。怎么可以没有自己的母亲节？天下谁人无母？母亲千难万险诞育子女、含辛茹苦抚养子女，才使得人类得以可持续发展，慈母罔极之恩，同于天地。爱母乃人之天性，为人之子又有谁不爱自己的母亲？ 设立母亲节，纪念母亲生养之恩，表达万千子女对母亲的敬仰之情，天经地义。当然，历代中华母亲千千万万，只能从中选择最有典型性的母亲作为节日代表加以纪念。换句话说，只有对“天下第一母”达成最大程度的共识，才能在此基础上设立中华母亲节。

毋庸讳言，目前已有将孟母（孟子之母）作为天下第一母的尝试。至少从2004年开始，孟子故乡邹城几乎每年都举行纪念活动，不断加强宣传力度。2018年5月11日，又开始建设以孟母生平及“三迁”古迹为背景，以中国母亲文化为主题的中华母亲苑。

我坚决支持设立中华母亲节。问题在于究竟谁才是中华第一母？请允许我们从世界历史和中国历史两个维度来稍加辨析。

世界四大古文明中心中的古巴比伦、古埃及、古印度三大古文明中心都在世纪前后亡于游牧民族的入侵。只有中华文明虽历经千磨万折，却生生不息，瓞绵不绝。因此，从这一意义上来说，确立中华第一母的形象价值也可以彰显人类母亲的共同价值。

回眸中华民族历史，从时间顺序上来看，在颜徵在之前也有过一些“圣贤”的母亲，比如孔子十分尊崇的道统序列上的尧舜禹汤文武周公等人的母亲。根据《史记》记载，尧母庆都，但其生平为“相传”；舜生母早亡，继母品格“嚣”凶；禹母梦孕而拆胸生子，近乎神话，难怪世人有“大禹是一条虫”之说；成汤母事迹缺如；文王姬昌之母大任（太任）被《诗经》誉为“淑女” “贤夫人”，并留下了怀孕期间“目不视恶色，耳不听淫声，口不出傲言”的胎教经验；周公之母太姒乃文王正妻，她对所生十子严加教诲，结果无一人干坏事。至于此后历代宣扬的“四大贤母”--孟轲母、陶侃母、欧阳修母和岳飞母，不仅时代在后，而且培养出的儿子的社会地位和声望根本无法与颜徵在教出的儿子孔子相比。

主张孟母是中国历史上母亲的典范的主要理由是因为孟母“三迁教子”“断机杼”，后世有“母教一人”的美誉，因为她培养出了“功不在禹下”的伟大思想家、教育家孟子。

  本文认为：孔子之母颜徵在和孟子之母仉氏之间在教子成才的贡献度方面，是有明显高低之别的。无论是教子成才的高度，还是教子环境、内容、理念的选择，孔子之母颜徵都要比孟子之母仉氏的成就高出许多，因此“颜母”--颜徵在才是名副其实的中华第一母。

一、教子成才的高度

历史事实是如此的巧合，颜徵在和仉氏都是在儿子三岁时丧夫，都是单亲母亲，都是由自己一手含辛茹苦或从事纺线织布或从事为人洗衣谋生将儿子抚育成人。根据传统社会“母以子贵”的袭封原则，颜徵在教育出了一个“至圣”儿子：诗有之：“高山仰止，景行行止。”虽不能至，然心向往之。余读孔氏书，想见其为人。适鲁，观仲尼庙堂车服礼器，诸生以时习礼其家，余祗回留之不能去云。天下君王至于贤人众矣，当时则荣，没则已焉。孔子布衣，传十余世，学者宗之。自天子王侯，中国言六艺者折中于夫子，可谓至圣矣！（司马迁）“盖孔子之道，即尧、舜、禹、汤、文、武之道，载於六经者是已，孔子则从而明之，以诏后世耳。故曰“天将以夫子為木铎”。使天不生孔子，則尧、舜、禹、汤、文、武之道，后世何从而知之？将必昏昏冥冥，无异于梦中，所谓“万古如长夜”也。由此观之，则天生孔子，實所以为天地立心，为生民立命，为往圣继绝学，为万世开太平者也。其功用之大，不但同乎天地而已。孔子之道之在天下，如布帛菽粟，民生日用不可暂缺。（明《成化碑》文）“中华五千年文明史，前2500年赖孔子总结、发扬；后2500年受孔子思想的深深影响。”（柳诒徵《中国文化史》）孔子是中华文化的代表，孔子儒家文化成为中华民族的血脉、根底和精神标识。在国际上，孔子是世界十大历史文化名人之首，1993年芝加哥召开的世界宗教会议上，一致通过了由德国学者孔思汉Hans kong起草的《世界伦理宣言》，将孔子名言“己所不欲，勿施于人”“己欲立而立人，己欲达而达人”列入全球人类的道德伦理。

而孟母教出的儿子孟子的“亚圣”地位却是伴随着其身后一千多年的宋明理学兴起才显赫于世的。从汉至宋，孟子的地位一直是沉寂的，那时的统治者一直尊崇周孔之教，长期被称为“亚圣”的是周公旦而不是孟子。直到南宋人朱熹才把《孟子》列入四书。孟子自己对孔子也是推崇备至，认为孔子是儒家理想人格的化身，“时之圣也”，集古今圣贤之大成，甚至认为所有的圣贤都比不上孔子。

教子成就决定着母亲的高度。依据“子之圣即母之圣”的道理，至圣孔子之母颜徵在就是天下第一母，亚圣孟子之母仉氏不可能成为天下第一母。从历代统治者的认可来看：孟母被加封为“邾国端范宣献夫人”，事在乾隆二年（1737年），距今不足400年；而孔子母亲颜徵在早在北宋大中祥符元年（1008年），就由宋真宗追封为“鲁国太夫人”；元至顺二年（1331年），元文宗又加封颜徵在为“启圣王夫人”，距今分别为1000年和800年前。 至于“母教一人”之誉，乃明代山东监察御使钟化民《祭孟母文》（距今约520年）中“古今以来，一人而已”的凝练而已。况且“夫人（孟母）教子，志在孔子”，是指孟母教子是以颜母教育的孔子为榜样的；而颜母教育孔子是以继承、弘扬此前礼乐文明的道统为鹄的的。

二、教子的环境、内容、理念

培养造就圣人孔子，是颜徵在作为中华民族最伟大母亲的主要成就，这一成就无人可以比肩。

家庭是孩子的第一所学校。父母是孩子的第一任老师。可孔子3岁时，父亲叔梁纥就去世了，这不仅给颜母母子带来了巨大的不幸；而且父亲教育缺位了，教育儿子的重任就完全由母亲一人担当了。迄今我们没有发现任何材料可以证明孟子母亲在孟氏家族中受到的歧视；但是颜徵在母子在叔梁纥家族中却是明显受到歧视的。由于颜徵在的名分和她与叔梁纥正妻施氏之间的矛盾等原因，颜徵在和儿子甚至不能参加叔梁纥的祭祀。颜徵在和儿子的日常生活就变得相当贫困和艰难。强忍悲愤、坚强勇敢的颜母能在极为困难的情况下能将儿子培养成身高九尺三寸，以博学闻名的英才，皆因她在教育眼界、内容和理念等方面都做出了不平凡的抉择。

   首先，颜母的育子眼界不平凡。她毅然改变孩子的成长环境，择良而居，从居住于乡下的鲁源村搬到“周礼尽在鲁矣”的城里。这比孟母的择良居早了200多年!

教育环境的优劣，对孩子的成长具有重要的影响。叔梁纥去世以后，大家庭中关系复杂，矛盾甚多，鲁源村又远离鲁都中心，文化水平偏低，这对幼小孔子的成长与教育显然十分不利。于是颜母便带着儿子离开夫家，前去鲁都。颜徵在认为：颜家素为鲁都大姓，父亲和颜氏族人对于这位丈夫早死的孤儿寡母肯定是会援之以手的；更主要的还因当时鲁都是鲁国政治、经济、文化的中心，所谓“周礼尽在鲁矣”，文化典籍丰富，名师众多，这就给儿子日后的成长提供了良好的学习环境。如果说孟母三迁，从坟墓、市场到学堂的学习环境的改变，用今天的话来说，不过是换了一个适合学习的学区房的话，那么颜母的择良而居，则是把儿子从一个文化不发达区域带到了文化高度发达的区域。这种“择良而居”的教育眼界，绝非一个简单的环境的量变，而是一个为诞育栋梁之才的文化大氛围的质变。

其次，颜徵在的育子内容不平凡。教育内容的选择，对孩子的将来成为一个什么样的知识结构的人，具有塑形的作用。颜母作为孔子的第一任老师，亲自施教。颜母懂得学习兴趣是孩子最好的老师的道理，也就是孔子后来悟出的“知之者不如好之者，好之者不如乐之者”。由于他们母子的居处与宗府不远，所以每到祭礼，颜母都会想办法让孔子前往参观，“孔子为儿嬉戏，常陈俎豆，设礼容”。（《史记·孔子世家》）贪玩是孩子的天性。颜母却成功地将儿子的学习兴趣聚焦在前代尤其是文王周公留下的高度的礼乐文明上，这就奠定了孔子从小继承弘扬传统文化的志向和能力。孔子从小学习的鲁国与宗周一脉相承的礼乐文明所浸润的浓郁的尊尊和亲亲、崇尚德治、重文崇文、尊重文化传统的基本文化精神，正是孔子成年后开创的宏大的“仁学”体系的历史源泉。而孟母的“子不学，断机杼”，不过是用比喻的办法对逃学的小孟轲进行规劝、告诫的一种手段，带有恐吓的性质，这种办法也能被动地带来学习激情，但与颜母主动激发儿子学习兴趣的办法不可同日而语。

复次，颜徵在的育子理念的远见卓识。教育理念的先进与否，对孩子的创新精神起到弥足轻重的作用。小孔丘该到上学年龄时，由于家境贫寒，颜母无力送他到正规学校读书接受系统教育，在亲临施教礼仪的同时，只能让儿子在“少也贱”的艰苦条件下，在“多能鄙事”的同时，以自学为主，养成了“入太庙，每事问”的习礼传统。“丘之好学”，自学成才，更能体现颜母对儿子独立自主精神养成的良苦用心。颜母对孔子性格的影响是全方位的：忍辱负重，坚强自立，文质彬彬，温文尔雅。孔子成人后“文不在兹”“期月可成”的历史担当风骨，正是颜母从小塑就。同时，为了开阔视野，颜徵在还充分利用娘家的教育资源，让父亲颜襄参与对孔子的家教。颜徵在的父亲是一位饱学之士，博古通今，同时能够让女儿识字识礼，可以见其开明。父亲的直接传授，使颜徵在不仅积累了丰富的见识和学养，而且在教育理念和礼仪操守上也有很高的修养。她把父亲的全部书籍，都搬运到自己的新家，选三件房子的一间作书房，准备在孔丘满五岁的时候教他念书。同时，颜氏家族是一个富有文化底蕴的家族，天资聪颖，好学不倦的外孙，在这样一个文化的沃土中茁壮成长。颜母亲教、广博自学、外公开拓，良好的家教使孔子养成了高尚的人格、渊博的知识、远大的理想和非凡的能力。其实，颜徵在“祷于尼丘得孔子”本身也是一种胎教方式，与文王之母的胎教异曲同工，因此，颜徵在对儿子家教的系统培养应该始自“祷于尼丘”。

而孟母三迁、断机杼以及后来送孟子去鲁国南门拜孔子之孙子思的门人为师，系统学习儒学，足以反映出孟子接受的都是正规学校的教育，孟母发挥的作用是对正规教育的选择、督促和大力配合。这与孔子母亲颜徵在在自学条件下对孔子的教育在难度上还是有明显差别的。

颜母是我国古代伟大教育家、思想家孔子的第一位启蒙老师，虽然与孟母教子相比，颜母好像少了一些典型的传颂下来的育子范例，但这绝不影响颜母在中国教育史上的崇高地位。而颜徵在教子方面留下的典型范例之所以比较少，我认为多少还是受了司马迁《史记》中有关叔梁纥与颜征在的婚姻“野合”方面传说的负面影响。

第三，教子史料的出处，权威性有差别。

记载颜徵在教育孔子成才的史料出自权威史书《史记·孔子世家》：“孔子为儿嬉戏，常陈俎豆，设礼容。”《圣迹图》中也有明确的描述。而体现孟母教子的史料却来自西汉刘向《列女传》和韩婴的《韩诗外传》。

第四，颜徵在、仉氏故里娘家可信度的考证。

孟子的母亲姓甚名谁？故里娘家是哪里？其实从孟母去世后一直到宋代的史籍中都没有留下任何记载。不仅上述最早的记述三迁之事的《列女传》和《韩诗外传》没有，而且唐玄宗天宝七年（748）建祠致祭的“孝妇五人，邹孟轲母居其五”（《旧唐书·玄宗本纪》及《唐会要》卷二十二），也没有提到孟轲之母的姓氏。 况且唐人林宝在其《元和姓纂》中还说：“孟敬子生滕伯，滕伯生廖，廖生孟轲。”在这里，不仅孟子的母亲，而且连孟子父亲的名字也和今天许多人的所谓“定论”--即孟子的父亲叫孟激，字公宜，是鲁国贵族庆父的后代完全不同。至于孟轲父亲的生卒年月、生前事迹也和孟母仉氏一样，没有定论。更令人诧异的是，金代贞佑元年（公元1213年）孙弼撰《邹公坟庙之碑》称：“公夙丧其父，母李氏以贤德见称。”据此，孟子的母亲又姓李了，而不是现在所说的“仉”姓。 直到明成化十八年（公元1482年）刘浚才说《孔颜孟三氏志》：“孟子之父名激，字公宜，母仉氏，或云李氏。”（《孔颜孟三氏志》）断然置李氏之说于不取，单取“孟子父名激，字公宜；母仉氏”之论，随使“孟母仉氏说”广泛流传于后世，并逐渐成为“定说”。但这一说法，并没有得到严肃认真的孟子研究学者的公认。

当下，孟母故里之争激烈，其强劲造势者有三：一是孟母故里邹城说。以明万历年间《三迁志》为依托，至少从2004年起，邹城就几乎每年都在纪念以孟母为背景的中华母亲节。2017年举行颇具声势中华母亲节促进会成立大会。2018年开工建设规模宏大的中华母亲园。二是孟母仉氏故里山西太谷说。山西认定仉氏出自太谷县范镇仉里村就是孟母故居，连续举行全国性的“中华孟母文化节”。三是孟母故里山东沂水说。近来沂水说起异军突起。认为沂水明清以来一直存有孟母墓、孟母祠，仉林村,更有明成化年间沂水教谕张嘉吉《题孟母墓》和康熙《新建孟母庙碑》以及抗战前仍存的沂水县城南门处“孟母故里”等铁证。（参见刘海洲、赵西明《孝在沂水》）虽然争得轰轰烈烈，但却都拿不出孟子、孟母时代及身后一千多年（战国至宋）的确切史料证据。后二者用的都是明清以来仅仅600多年的记载，不能不怀疑当时人在没有前代铁证的基础上哗众取宠而肆意伪造的可能性。比如仉氏是怎样从相距数百里甚至上千里之遥的地方来到邹国的呢？前者则无法回答为什么邹地没有仉氏娘家记载、为什么孟母墓元代以前不知何处以及为什么只取仉氏而舍弃李氏之问。著名孟子研究大家杨伯峻先生说过的话或许会使人们清醒一些：“孟子名轲，邹国人。关于他的父母，我们知道的很少。《春秋演孔图》以及《阙里志》等书，说他父亲名激，字公宜；母亲娘家姓仉（音掌），自然是些无稽之谈。”（《孟子译注》）显然，在学术界对被誉为“母教一人”的仉氏的生平、故里、娘家都无统一意见的前提下，硬生生主张孟母为“中华第一母”的地位，不能不说多少有一些武断。

两相比较，孔子母亲颜徵在的故里、娘家一直在当地有广泛的影响，两千多年以来，不仅口口相传、妇孺皆知，而且清清楚楚载于史册，遗迹、遗址具存。距现在曲阜市东南方向20多公里的孔子湖（尼山水库）东南侧有颜母庄（原址淹没水下），就是颜徵在在娘家的居住地。早在北魏时期，颜母庄北（现宋家山头）就已经建有奉祀孔子母亲颜徵在的颜母祠，祠内原贡奉有颜徵在的木主一尊。“夫子洞”旁，反映颜徵在生育之后渴饮的扳倒井的故事也世代流传，直至民国时期，孔府还每年派人隆重祭井。此外，颜氏家族的后人遍布国内外，名人辈出。甚至四大贵族中孔、曾、孟的宗主目前都在台湾，只有颜氏宗主一直留在原籍。《孔子家语·本性解》生动地记载了孔子之父叔梁纥向颜氏家族求婚和颜徵在应婚的史实：“叔梁纥，虽有九女而无子。其妾生孟皮，孟皮一字伯尼，有足病。于是乃求婚于颜氏。颜氏有三女，其小曰征在。颜父问三女曰：‘陬大夫虽父祖为士，然其先圣王之裔。今其人身长十尺，武力绝伦，吾甚贪之。虽年长性严，不足为疑。三子孰能为之妻？’二女莫对，征在进曰：‘从父所制，将何问焉？’父曰：‘即尔能矣。’遂以妻之。征在既往庙见，以夫之年大，惧不时有男，而私祷尼丘之山以祈焉，生孔子，故名丘字仲尼。”代姐出嫁，既反映出颜徵在的孝心即解除父亲当时面临的“二女莫对”的尴尬，又显示了颜徵在婚姻选择上的眼界和勇气。

圣人之母，当然是圣母。西方有圣母玛利亚。而能够培养出中华传统社会的至圣，作为伟大教育家、思想家孔子的第一位启蒙老师，颜母当之无愧就是中华圣母。虽然少了一些典型的传颂下来的育子传说和故事，但这绝不影响颜母在中国母教文化史上第一人的崇高地位。而颜徵在教子方面留下的典型范例之所以比较少，恐怕多少还是因为司马迁在《史记》中有关叔梁纥与颜徵在的婚姻“野合”方面的传说以及汉代以后某些学者对此污名化的诠释。按：上引《孔子家语》明确记载有“徵在既往庙见。”既然庙见礼成，就是合法夫妻，就得到了叔梁纥父祖辈的承认，也就同时获得了对前辈的祭祀权和被后代祭祀的资格。怎么可以视之为“婚礼不完备而草率同居”呢？况且，根据《礼记·曾子问》，孔子曰：“嫁女之家…三月而庙见，称来妇也；择日而祭于祢，成妇之义也”。曾子问曰：“女未庙见而死，则如之何？”孔子曰：“不迁于祖，不祔于皇姑。婿不杖，不菲不次，归葬于女氏之党，示未成妇也。”由此可见“庙见”是男女婚配的标志性环节，倘若女子“未庙见而死”，是不能算作人妇的。孔子母亲颜徵在，既已行“庙见”之礼，那么她与叔梁纥的结合，尽管没有“媒妁之言”，但既有颜徵在父亲的亲口同意，又有庙见之礼，就是合于礼法的。既然得到双方长辈的许可，哪里是什么“野合” ？况且，同时代的文献记载也可以佐证：公元前500年，齐鲁夹谷会盟后，齐景公打算宴请鲁定公，孔子出面阻拦，说过的一段话：“牺象不出门，嘉乐不野合”。意思是说，像牺尊、象尊这些贵重的礼器是不能拿出国都之门的；而钟、磐这样的乐器也不能在野外合奏。这儿的“野合”，就是指野外、野地（今莱芜，古称嬴，历史上齐鲁交界之野，不远处就有鲁长城和齐长城）合奏，那么“野”就是典型的地理方位。况且孔子自己主动提及“野合”，更说明不存在任何道德污名化的因素。进一步考察，周代地方行政管理实行国、野制度，诹邑大夫叔梁纥的封地就是鲁国之野。叔梁纥与颜徵在既然居住于“野”的地方结合而生孔子，此一意义上的野合就是在野居住、在野结合、在野生子，旨在说明不是在当时的文明中心鲁都出生。孔子判定过：“先进于礼乐，野人也；后进于礼乐，君子也。如用之，则吾从先进。”（《论语·先进》）可见，生于野地之人，也就没有什么不光彩的，证之以新的考古发现，2015年在江西出土的海昏侯墓衣镜画传，明确记载孔子由其父母“野居”而生，从考古学的角度证实了“野居”与“野合”的不同，其实已经为颜母洗清了历史的污名。

中华母亲节的设立，不仅是中华文化上的一件大事，也是中华民族史上的一件大事。中国是一个多民族的国家，每个民族都有自己最崇拜的母亲形象。但中华民族又是一个多民族的共同体。从世界民族之林的视阈观察，中华民族又是一个复合型的民族，有着共同的文化。设立母亲节的前提是，只有选取能被各族人民共同认可的母亲形象（尽量，取最大公约数），选取能够代表中华（各族）文化最巅峰人物（至圣）的母亲，才有代表资格。关于孔子在中华文化中的地位，已如上述。既然孔子是中华文化的符号，那么，作为独自抚养孔子，作为第一任老师，并将其培养成中华文化代表人物的母亲颜徵在就是当之无愧的中华文化圣母。央视新近播出的《孔子母亲颜征在》，就是献给这位东方文化最伟大的母亲的一曲颂歌，可以说填补了中华文化史、母教史的空白。

设立母亲节，一般认为应其儿子的诞辰为是。这不仅因为诞子使一位女人成为了真正的母亲，更值得礼敬的是：儿子的出生日无疑就是母亲的受难日。尤其在古代医学水平相对低下的情况下，母亲的生产，往往是以自己的生命为代价换回新生儿存活的英雄壮举。没有新生儿的存活，那么他在后世任何伟大的建树都是空谈。即使作为中华文化第一人的孔子，也同所有人一样。而作为孕诞、教育和培养了中华文化第一人—孔子的母亲颜徵在，也就无愧于天下第一母的尊称。由此，若为纪念中华第一母颜徵在而设立母亲节，自当以颜徵在产子日—即孔子诞辰，每年的公历9月28日为宜。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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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 此说为原文发表时的旧说。今有中颜会颜廷淦会长在颜氏族谱中发现颜母生日为4月18日，换算成公历，为5月18日。且在2022年5月18日已经举行过首次颜母诞辰的纪念活动。既有确凿的文献记载，自当服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