医改"难啃的骨头"在哪儿？看3万医患的"关注度清单".三明医改"为何能成.

  2015医改需越过哪些山丘.

新华全媒头条:从3万医患的"关注度清单"看医改"难啃的骨头"

（新华全媒头条·关注医改）医改“下刀”何处？

——从３万医患的“关注度清单”看医改“难啃的骨头”

   新华网北京２月６日电  很少有这样一项改革，因为“人命关天”牵涉到每一个人的切身利益，关联到如此多元且难以平衡的利益主体，形成难解的疙瘩、难抚的纠结和强烈的期待。

   患者难、医生难、医院难、政府难……药价医价、医保报销、医患矛盾……旧事未解，新事又来，医改的复杂性、艰巨性从２０年的推进难破局的历程可见一斑。医改“难啃的骨头”在哪儿？这台“大手术”该在哪里“下刀”？

   最近，新华社联合《医学界》杂志和丁香园网站发起了一项有３万多名医患对象参与的线上调查，形成了一份医改“关注度清单”。

（新华全媒头条·关注医改）数据解读：医改世界性难题的中国答卷

   新华网北京２月６日电　岁末年初，医改这个长“热”不衰的话题再度引发热议。从建立健全医疗保障体系，到基本药物制度出台，再到２０１４年大病保险、分级诊疗等一系列政策的不断深化突破，最近十余年间，中国用自己特有的方式提交了一份医改世界性难题的中国答卷，效果怎么样呢？且看我们用数据来解读。

   数据一：基层医院约１０％的收入来自财政投入——强基层，政府“蛮拼的”

   十余年来，把患者留在基层一直是“医改”的目标之一。为了留住患者，中央和地方政府可谓下了“血本”，一方面不断提高基层就诊的报销比例和范围，另一方面不断加强基层诊疗水平。基层始终是重中之重。

   《中国卫生统计年鉴》将综合医院分为中央属、省属、地市属、县级市属、县属等五级进行统计，从过去十多年统计的医院各项收入占比来看，县属综合医院的总体收入中，财政补助所占比例始终遥遥领先。上海市卫生发展研究中心主任胡善联教授指出，十余年来，政府投入更多地向农村、基层倾斜，村村有卫生室、乡乡有卫生院、每个县有达标县医院的目标基本实现。

   但数据也指示了应该完善的方向。从绝对值上看，中央属、省属等大医院，依然是财政投入的重点所在。北京市医改办主任韩晓芳在接受新华社记者采访时也坦承，尽管中央一直提出保基本、强基层、建机制，但财力、物力这些医疗资源配置，在现实中都存在倒置现象。

   “单靠医保报销比例等经济杠杆，难以真正留住患者。”上海复旦大学附属中山医院医务处副处长杨震建议，政府在加快基层医疗机构软硬件建设后，应当设置就医门槛，要求患者必须先到基层医院，实施分级诊疗。

   在基层“留人”上，江苏、四川、浙江、青海等地已经率先迈开了步伐。２０１４年１０月，国家卫计委提出，适时在公立医院改革试点城市启动分级诊疗试点。

   数据二：农村医生十年增三成——培养健康“守门人”要让人才“下得去”

   《中国卫生统计年鉴》数据显示，从２００３年至２０１２年，农村地区每千人中，执业（助理）医师数增长近３５％。而在就诊人次方面，２００５年至２０１３年，作为基层的一、二级医院，其诊疗人次总和也超过了全年医院总诊疗人次的一半，二级医院更是一直以来的中流砥柱。

   但数据也显示了一些问题，三级医院的诊疗人次一路高歌猛进，２０１２年后更是高居首位，如何让大医院不再人满为患，解决“大医院医生累死，小医院医生饿死”的难题，也是百姓的期盼所在。

   数据也给出了解决的方向。十余年来，虽然农村医疗健康人才增幅显著，但对比之下，城市每千人中执业医师的数量和增幅都远高于农村。

   为此，国家于２０１１年启动了以全科医生为重点的基层医疗卫生人才队伍建设，为群众培养健康“守门人”。如今，江苏、山东等省已基本实现为每个乡镇培养１名合格全科医生。北京等地更确定了按人才自身的层级、能力和其贡献来确定薪酬的做法，让医生不再是“在大医院就挣得多，在基层就挣得少”。

   数据三：医疗纠纷发生率年均上升二成——医生人均工作量翻倍，医患比失调要解决

   黑龙江齐齐哈尔一医生被患者打死；湖南湘潭县一产妇手术后死亡，家属围攻医务人员……２０１４年以来，各地医患纠纷不断“刷屏”，伤医极端事件时见报端。十多年来，我国医疗纠纷发生率年均上升２２．９％，每所医院年均暴力伤医事件高达２７次。

   医患关系这个“结”怎么解，２０１４年的最大呼声是拉回法治轨道。去年３月，习近平总书记在全国两会上明确指出，任何伤害医护人员的违法行为都要依法严肃处理。一个月后，最高法、国家卫计委等部门公布《关于依法惩处涉医违法犯罪维护正常医疗秩序的意见》，对殴打医疗人员或故意伤害医务人员身体等６类涉医违法犯罪行为进行严惩。

   一年来，把医患纠纷处理纳入法治轨道卓有成效。然而，法律只能是最后一道防线。数据透露，问题可能还出在医患“比例”的总体失衡上。２００３年至２０１３年，每千人中医疗卫生机构床位数增加７０％以上；可执业（助理）医师数却增加不到３０％，这意味着医生的人均工作量增加了约１．３３倍。

   这边患者抱怨：千辛万苦挂到号，医生几句话就把自己打发了；另一边，医生们也很委屈：不是对患者不耐心，只是工作强度太大。医患关系越来越紧张，近八成的原因是没有或者极少沟通。中国工程院院士钟南山也指出，看病不是买东西，医患之间的沟通非常重要。

   数据四：“红包”禁令年年发——构筑医患信任，让劳动价值得到合理体现

   “红包”等灰色收入，不仅影响了医务界的行风，更是横亘在医患信任间的一道屏障。因此，针对“红包”，可谓禁令重重。

   数据显示，近２０年来，有关医疗行风和禁收“红包”的禁令，平均每年就会出台一次：早在１９８８年卫生部公布施行的《医德规范》中，就规定了不得以医谋私；２０１３年底，国家卫计委与中医药管理局联合制定了《加强医疗卫生行风建设“九不准”》；２０１４年，国家卫计委更出台规定，要求５月１日起，全国二级以上医疗机构，患者住院２４小时内，须由经治医师和患者沟通签下不收、不送红包协议……

   北京大学肿瘤医院教授顾晋坦承：劳动得不到合理体现加上人情原因，是红包盛行的重要原因，也突显了医患信任的削弱。

   “有些患者担心医生如果不收红包，就不会尽职尽责地医治。”中国社科院经济研究所研究员朱恒鹏认为，医疗行业的药品回扣、医生收红包现象，也是现有医疗服务定价体制跟不上市场经济的表现。

   《中国卫生统计年鉴》数据还显示，劳动价值得不到体现也是原因之一。以典型的阑尾炎手术为例，作为对医生劳务的体现，十余年来手术费的费用和其在总费用中所占比值虽然逐年提高，但始终是“小头”，药费却占到了整个手术费用的４０％以上。

   如何解决“红包”禁令落地的问题？各地都在积极探索。２０１２年，北京市选取试点医院，取消挂号费、诊疗费和药品销售加成，增设“医事服务费”。２０１３年，国务院启动第二批县级公立医院综合改革试点，其中取消“以药补医”为关键环节。

   在回顾进展、细读数据时，人们看到了可喜的进步，也看到了来自群众的期盼。这些期盼，恰恰是医改进入深水区后，需要啃掉的“硬骨头”。面对医改这个“世界性难题”，我们希望，大数据给出的现实指向，能帮助理清思路，制定更为合理的政策，从而给出一份更对症下药的“中国处方”。（记者：高皓亮、周劼人、仇逸、翁晔、孟昭丽、董建国、宓盈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