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王沪宁会见古巴党和政府特使、古共中央政治局委员、外交部长罗德里格斯
[ 编辑:颜建波 | 时间:2026-02-06 07:37:45 | 浏览:24087次 ]

王沪宁会见古巴党和政府特使、古共中央政治局委员、外交部长罗德里格斯

2026年02月06日05:57 | 来源:人民网-人民日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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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新华社北京2月5日电  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全国政协主席王沪宁5日在京会见古巴党和政府特使、古共中央政治局委员、外交部长罗德里格斯。

  王沪宁表示,2025年,习近平主席和迪亚斯—卡内尔主席两度会晤,为构建更加紧密的中古命运共同体擘画蓝图。中方将坚定支持古方反对外来干涉的正义斗争,共同维护发展中国家正当权益。相信古巴共产党将克服艰难险阻,带领古巴人民在建设社会主义道路上不断取得新成就。中国全国政协愿为深化中古友好合作贡献力量。

  罗德里格斯表示,中国是维护世界和平的重要力量,对全球南方意味着希望。感谢中方对古巴的无私援助,古方愿同中方一道,落实好两国元首共识,不断增进两党两国关系,共同捍卫国际公平正义。

  巴特尔、王东峰等参加会见。


  《 人民日报 》( 2026年02月06日 01 版)

(责编:袁勃、赵欣悦)




深刻理解共建地球生命共同体的创新贡献与时代价值(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原创性概念标识性概念纵横谈)

郝 栋

2026年02月06日06:01 | 来源:人民网-人民日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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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021年,习近平主席在《生物多样性公约》第十五次缔约方大会领导人峰会上发表重要讲话,指出:“国际社会要加强合作,心往一处想、劲往一处使,共建地球生命共同体。”共建地球生命共同体是人类命运共同体理念在生态文明领域的延伸拓展,也是“共同体”这一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的标识性概念在生态文明领域的重要应用,具有重大的理论价值和实践意义。

  习近平主席指出:“生态兴则文明兴,生态衰则文明衰。”人类的生存和发展离不开自然,为人类社会提供生态承载的自然界是一个生命有机体,生物多样性则是表征这一生命有机体健康程度的重要标志之一。由于工业文明以来人类大规模对自然界索取,无节制的生态消耗给生物多样性带来巨大压力,出现了一系列问题。习近平总书记深刻把握人类社会发展面临的深层危机,站在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的战略高度,倡导共建地球生命共同体的重大理念。共建地球生命共同体是习近平生态文明思想的重要组成部分和标识性概念,充分体现了中国积极参与全球环境治理的大国担当,以及把正确处理人与自然关系纳入全球治理的前瞻性思考,为全球生态文明建设贡献了中国智慧与中国方案。

  丰富了马克思主义自然观关于人与自然关系的思想

  马克思主义自然观的核心观点之一,是把自然视为人类社会存在与发展的前提条件。在《1844年经济学哲学手稿》中,马克思指出:“自然界,就它本身不是人的身体而言,是人的无机的身体。人靠自然界生活。”人类作为自然界的一部分,始终依赖自然提供的物质条件,通过劳动建立人与自然的联系并能动地改造自然,使社会生产与自然循环相互交织。在资本主义制度下,这一关系被资本逐利的目标所破坏,无止境地追求剩余价值加剧了对自然的消耗与透支,人类可持续发展的基础被不断削弱。随着经济全球化进程加速,气候变暖、资源枯竭、环境污染等生态问题跨越国界,威胁整个人类社会。

  面对日益突出的生态挑战,习近平总书记主张共建地球生命共同体,可谓应运而生、正当其时。这一重大理念既植根于马克思主义自然观、马克思主义生态观,又在新的历史条件下对当代生态困境作出具有针对性、现实性的回应,为在今天科学把握人与自然关系提供了重要思想指引。这一重大理念意味着,人类必须改变认知自然的方式,摒弃资本主义将生态环境简化为生产资料、矮化为交换价值的片面理解,把生态环境视作与人类共生的伙伴而非予取予求的原料仓库。事实表明,生态系统一旦失衡,再伟大的物质成就也难以为继。因此,经济发展与环境保护必须同步推进,并在这一过程中探索经济发展的合理边界,才能守护好生态环境这个人类安身立命的根本,为自然留下自我修复与调适的必要空间。

  共建地球生命共同体体现了对西方环境理论的深刻超越。这一重大理念突破了“人与自然二元对立”的思维模式,把人类社会的持续繁荣与自然系统的持续稳定紧密联系起来。人与自然不是利用与被利用的关系,而应是共生共存的关系;发展也不能是无休止的扩张,而应尊重自然规律、以生态承载能力为约束条件。共建地球生命共同体的重大理念反映出习近平生态文明思想所具有的深刻的生态哲学意蕴:人类实践活动具有主观能动性,但主观能动性需要在自然规律的框架内发挥作用,并自觉接受生态法则的制约,使生产实践回到与自然相协调的轨道上,引导人类走可持续的绿色发展道路。

  人是自然之子。共建地球生命共同体的重大理念坚持马克思主义自然观的基本原理,秉持尊重自然、顺应自然、保护自然的价值立场,摒弃西方环境理论的碎片化思维,成为具有整体性、系统性和可行性,兼具战略高度与实践深度的科学理念。从支配走向共生,从工具理性走向共同体意识,这一重大理念标志着人与自然关系正迎来历史性的深刻转向,不仅是生态伦理的提升、生态哲学的自觉,也是马克思主义自然观在新时代的与时俱进、创新发展,让马克思主义自然观在当代获得新的时代内涵,为破解全球生态危机提供了重要的思想指引。

  发展了马克思主义生产力理论与社会再生产理论

  马克思主义认为,生产力是推动社会发展的根本动力。马克思主义阐释了社会再生产的一般规律,揭示了生产力的发展不仅依赖于生产资料的构成和科学技术的进步,也取决于人与自然之间的物质交换方式。社会再生产的过程,既包含物质的不断循环和更新,也意味着社会关系的延续与发展。进入21世纪,生态环境对社会再生产的影响日益凸显,那种依靠高能耗、重消耗来支撑的增长道路越来越难以为继。“增长的边界”不再只是一种理论探讨,而是成为迫在眉睫的现实问题。共建地球生命共同体的重大理念拓宽了马克思主义生产力理论的绿色维度,引导社会再生产从单纯的规模扩张走向质与量相统一和可持续发展的新阶段。

  习近平主席指出:“当人类友好保护自然时,自然的回报是慷慨的;当人类粗暴掠夺自然时,自然的惩罚也是无情的。”共建地球生命共同体的重大理念是对现实生态问题的直接回应。造成全球生态危机的一个重要原因,是社会再生产的速度和规模远远超过了自然本身的恢复能力。地球被纳入以资本为中心的发展模式,人类对发展缺少必要的调节和约束,导致地球逐渐变成资本不断攫取的客体和对象。共建地球生命共同体,意味着不能把自然视为社会再生产过程中“沉默的背景”,除了劳动、资本、土地等传统的生产要素,生态容量、碳排放、生物多样性等都要成为生产力发展必须考虑的内在约束,社会再生产的内在结构由此得到重塑。是否适应地球本身的生态承载力、是否有利于增强生态的自我调节功能,成为衡量生产力发展质量的重要依据。

  共建地球生命共同体的重大理念也促使人们重新思考生产力发展的空间格局与国际分工。以国家为单位的生产格局依然存在,但全球层面的资源分配问题、生态责任问题和环境公平问题越来越突出。社会再生产不仅发生在国内循环中,也通过建立全球产业链发生在更加开放的国内国际双循环中,国内循环与国际循环表现出更加紧密的相互依赖性。地球环境变化的影响跨越国界,解决全球性生态问题迫切要求各国加强合作、共同治理,切实履行本国的生态责任,把生态价值系统性地融入经济社会发展中,实现更加绿色的社会再生产。遵循这一逻辑,中国提出“双碳”目标,推动经济社会全面绿色转型,把共建地球生命共同体的内在要求体现到、落实到社会再生产的过程中。通过优化能源结构、推动产业绿色改造、提高资源利用效率等一系列措施,一种以人与自然和谐共生为内核、以严守生态底线为约束的绿色发展方式正逐渐形成,并与共建地球生命共同体的重大理念高度契合。这不是一种局部的技术改良,而是关于生产力目标取向与发展逻辑的系统性重塑。

  指引走好生态优先、绿色低碳的高质量发展道路

  习近平主席指出:“我们要加快形成绿色发展方式,促进经济发展和环境保护双赢,构建经济与环境协同共进的地球家园。”共建地球生命共同体的重大理念,为推动发展方式绿色低碳转型注入强劲思想动力。在传统发展模式下,经济增长与资源消耗紧密捆绑,生态系统持续承压,发展的不可持续性日益突出。这种以高消耗和高排放为特征的发展方式难以为继。只有共建地球生命共同体,既为人类自身、也为整个地球生命谋划永续发展,才能破解发展困局,走好生态优先、绿色低碳的高质量发展道路。

  共建地球生命共同体的重大理念展现出连接生态价值与经济价值的独特作用,为推动绿色低碳转型开辟了广阔空间。党的十八大以来,在习近平生态文明思想指引下,我们以前所未有的力度抓生态文明建设,创造了举世瞩目的生态奇迹和绿色发展奇迹,为共建地球生命共同体作出中国贡献。从规划建设全世界最大的国家公园体系,到森林、湿地、草原等成为稳定的“绿色资本”,碳汇功能不断增强,再到新能源产业、循环经济加快发展,我们不断开辟绿色发展新境界,更好实现人民对美好生活的向往。党的二十届四中全会《建议》对“加快经济社会发展全面绿色转型,建设美丽中国”作出系统部署,不断拓宽把生态优势转化为经济优势的路径,推动催生生态旅游、绿色农业、低碳制造等新的增长点。绿水青山正在以可持续的多样化形式转化为金山银山,实现生态保护与经济发展的辩证统一。

  共建地球生命共同体的重大理念推动形成促进绿色低碳转型的制度机制,不断夯实绿色发展方式的制度根基。科学理念的落地生根,最终要依靠制度的支撑和法治的保障。共建地球生命共同体是一项复杂的、庞大的系统性工程,涉及应对气候变化、保护生物多样性、生态价值实现等生态治理方方面面的工作,必须通过加强顶层设计、完善制度建设、推进制度创新,逐步把理论转化为生动可感的实践。党的十八大以来,我国把生态文明写入宪法,形成了涵盖30多部法律、100多件行政法规、1000多件地方性法规在内的生态环境保护法律制度体系,正推动编纂生态环境法典,实施最严格的生态环境治理制度,形成了覆盖资源开发、环境保护、生态修复的制度框架,为绿色低碳发展、共建地球生命共同体提供了坚实的制度支撑,为以生态“含绿量”提升发展“含金量”提供了坚强的制度保障。事实表明,只有用制度把共建地球生命共同体的重大理念固定下来,用法治把各方行为规范起来,才能形成稳定而长效的生态治理效能。

  构建具有全球影响力的中国生态话语

  习近平主席指出:“我们要加强团结、共克时艰,让发展成果、良好生态更多更公平惠及各国人民,构建世界各国共同发展的地球家园。”生态问题是全球性问题,治理生态问题必须加强全球合作。西方生态话语体系长期主导全球环境治理,发展中国家的诉求往往被边缘化、得不到足够重视,导致全球环境治理出现失衡、不公平等现象。习近平总书记倡导共建地球生命共同体,传承“天地与我并生,而万物与我为一”等中国自古以来就形成的丰富生态智慧和中华优秀传统生态文化,凸显了地球的生命体特征,以“共同体”的形式寻求解决全球生态环境问题的方法路径,以具有中国特色、中国风格、中国气派的生态话语推动国际社会形成生态环境保护基本共识,符合发展中国家人民的切身利益,为提高发展中国家在全球环境治理中的代表性和话语权贡献中国力量。

  作为全球生态文明建设的参与者、贡献者、引领者,中国坚定践行多边主义,努力推动构建公平合理、合作共赢的全球环境治理体系。当今世界正处在大发展大变革大调整的时代,从人类文明发展的历史高度看,习近平总书记倡导共建地球生命共同体,把生态问题摆在塑造全球秩序和发展格局的关键位置,拓展了应对全球生态危机的思路。共建地球生命共同体的重大理念蕴含着生态安全、命运与共等丰富价值内涵,是解决全球发展问题的重大创新。随着生态问题在全球治理中的重要性日益上升,共建地球生命共同体展现出更强的战略引领力。这一重大理念回应了发展中国家对构建公平合理、合作共赢的全球环境治理体系的普遍关切,为全球环境治理和绿色发展进程注入更强稳定性、更大确定性,为加强南北合作、南南合作提供了新的方向。

  共建地球生命共同体的重大理念立足人类可持续发展大局,深刻洞悉生态兴衰决定文明存续的历史铁律,将人类的命运与地球上广泛的生命联系在一起,将国家利益、全球共同利益、代际长远利益、地球生命整体利益置于共同体的视野之下,统筹协调国际、代际、种际以及区域间、群体间多个维度的利益关系,以一种超越狭隘国家利益、具有整体性视野和包容性价值的生态话语引领全球环境治理体系变革。这一重大理念以人与自然和谐共生的眼光看待地球生命,呼吁国际社会超越零和博弈,树立休戚与共、责任共担的共同体意识,促进在全球环境治理中坚持共商共建共享,不断凝聚共识、采取切实行动。国际绿色合作深入开展的事实充分表明,共建地球生命共同体正不断从理念走向实践,在人类文明发展的关键时期展现出强大的国际影响力和感召力,在促进人类可持续发展上发挥了重要而深远的积极作用,有力彰显了中国在全球环境治理中的负责任大国形象。

  (作者为中央党校(国家行政学院)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研究中心研究员)


  《 人民日报 》( 2026年02月06日 09 版)

(责编:袁勃、赵欣悦)



一块OLED屏中蕴藏的中国产业发展经验

金 轩

2026年02月06日05:59 | 来源:人民网-人民日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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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OLED(有机发光二极管)被誉为“显示产业的明珠”,广泛应用于智能手机、平板电脑、电视、VR设备、车载显示等领域。21世纪初,我国OLED面板产业还是“一穷二白”;2024年,OLED显示面板及模组产值规模已超过千亿元,国际市场占比超过50%,用20年左右的时间就完成了从无到有、从有到优的跨越。回望产业发展历程,这一跨越绝非偶然,更非市场之自然,而是坚持有效市场和有为政府相结合,市场机制和政策引导共同发力,有效激发创新创造活力的结果。

  产业培育初期,重在为技术研发应用“托底护航”。2008年以前,受技术封锁、贸易壁垒等因素影响,我国OLED产业基础近乎空白,核心设备与材料100%依赖进口,规模化产能几乎为零。这一阶段,政府的作用在于超前谋划和政策引导,搭建技术萌芽和产业发展的基础制度框架,为种子萌发提供土壤。比如,1997年起,中央财政持续资助清华大学等高校院所开展OLED基础研究。又比如,2009年,《电子信息产业调整和振兴规划》第一次将“新型显示器件”列入国家政策支持范围,引导资源聚焦OLED等产业赛道,国内OLED产业链上下游企业如雨后春笋般蓬勃兴起。再比如,成立国家新型显示技术创新中心,整合产学研各方力量,构建“基础研究—中试验证—量产工艺”全流程协作机制,实现多项关键核心技术的研发突破。

  规模追赶阶段,重在为产业发展壮大“赋能提速”。2013年,国内企业建成5.5代OLED生产线,标志着中国OLED产业进入规模化发展阶段,但仍面临核心设备受制于人、制造工艺落后、产线不稳定等不利局面,再加上OLED产业的重资产、高风险、长周期等特性,光靠社会资本“单打独斗”难以打开局面。这一阶段,政府的作用在于强化要素保障、开展精准扶持,做到“扶上马、送一程”,帮助产业突破初始发展瓶颈,成功进入能够依靠市场调节、具备自我造血能力的良性发展循环。比如,构建国家基金、地方专项、风险补偿的多元化资金体系,解决了企业在发展初期面临的资金链断裂等风险。又比如,高世代OLED产线对土地、能源等保障和物流效率的要求极高,地方政府通过推动集群式发展,有效降低基础设施配套成本,助力一批柔性OLED生产线落地。

  高质量发展阶段,重在为良好产业生态“立柱架梁”。进入高质量发展阶段后,政府的作用从“规模扶持”向“质量引领”“创新引领”转变,从产业政策、行业标准、场景开放等方面着手,营造产学研用深度融合、产业链协同共生、要素资源高效配置的产业生态,推动我国OLED产业实现从跟跑到领跑的跨越。比如,抓住场景这个技术落地应用的关键环节,支持高端OLED屏幕在医疗、车载、AR/VR、可穿戴设备等领域开展试点示范,为企业积累经验、迭代升级提供良好环境。又比如,针对我国OLED产业链上的薄弱环节,支持行业企业加快突破技术瓶颈,构建从材料、设备到面板、终端的全产业链生态。回看中国OLED产业的崛起,不仅是一个产业的弯道超车,更是“有效市场和有为政府相结合”的一个缩影。

  发展新质生产力,“看不见的手”和“看得见的手”都要用好,不可偏废。一方面,要充分发挥市场在资源配置中的决定性作用,通过优质优价、优胜劣汰等机制,促使企业加大研发投入、推动技术迭代、加快产品推广,引导资金、人才等要素向更高效优质的技术路线、产业形态集聚。另一方面,要坚持政府有为,弥补市场失灵和无力涉及的领域,明确产业发展的长远目标,支持关键核心技术攻关,为产业发展提供必要的基础设施、公共服务支撑;通过加强市场监管、健全法治体系,营造公平竞争的市场环境。更需要强调的是,政府有为绝非“干预市场”,而是遵循市场规律,到位不缺位、补位不越位,坚持“激活市场”“健全市场”“赋能市场”,为创新营造良好环境。


  《 人民日报 》( 2026年02月06日 04 版)

(责编:袁勃、赵欣悦)




这份“全票通过”的文件,事关福建未来五年

2026年02月06日09:25 | 来源:人民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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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民网福州2月6日电 (记者林晓丽)1月31日,福建省十四届人大四次会议在福建会堂胜利闭幕。三天后,福建省政府新闻办召开了会后的第一场发布会,主题与省两会上的一份厚重文件有关。

发布会现场。实习生 李雨泽摄

发布会现场。实习生 李雨泽摄

这份文件是《福建省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第十五个五年规划纲要》(以下简称《纲要》)。发布会一开场,福建省发改委党组书记、主任孟芊就介绍道,省十四届人大四次会议全票通过了《纲要》。

这份关乎福建未来五年发展的文件,有哪些特点?

首先是经济增速的“小目标”。福建为未来五年设定的目标是:GDP年均增长5%左右,2030年人均GDP接近或达到中等发达国家水平,确保基本实现社会主义现代化取得决定性进展。

孟芊用“‘跳起来摘果子’,绝不搞‘撑竿跳’”来形容这一目标。“这个目标是贯彻落实‘奋勇争先’重要要求的具体体现。”孟芊说,目标是宏伟的,经过努力也是完全可以实现的。

在这一总目标牵引下,各项目标都体现“奋勇争先”这一共性要求,同时也要契合各自领域的实际水平,体现不同梯次的要求。比如,在产业发展上,福建省有短板,但也有一批在全国乃至全球领先的企业和行业,在激烈国际竞争中,需要扛起制造大省的责任,努力构建具有全球竞争力的现代化产业体系。在区域协调发展上,和兄弟省份相比,福建省城乡、区域之间的差距相对较小,《纲要》提出要探索具有福建特色的共同富裕之路,在区域协调发展上为全国作出示范。在科技创新上,福建的高水平科研院所较少,研发经费投入强度始终与经济发展水平不相称,但数字福建基础较好、新技术应用场景广泛,《纲要》提出要正视不足、扬长补短,努力缩小与先进省份差距……

这份《纲要》很“高大上”。比如提出“加快建设制造业‘555X’产业集群,推动形成万亿立柱、千亿提升、百亿成势的发展格局”“积极对接长三角一体化、粤港澳大湾区建设等国家区域重大战略,加强基础设施、科技创新、产业发展、文化旅游、重点区域等领域的合作”“进一步缩小地区、城乡、收入‘三大差距’,奋力创造高品质生活幸福地”等。

这份《纲要》也很“接地气”。比如“人工智能”“好房子”“一老一小”“超慢跑”等成为高频热词。再比如提出“加快建设教育强省,让八成孩子上高中,让更多的孩子在省内享受一流的高等教育”“一市一托育服务中心,一县一托育机构,试点65岁及以上老年人2次医养结合服务,让生娃养娃不费心、养老服务大家帮”“让大家住上更安全舒适绿色的‘好房子’”等。

记者观察到,除了“福建‘十五五’规划是什么”外,这场发布会还在“福建‘十五五’规划是怎么来的”这件事上着墨颇多。

形成上千万字研究成果,先后有150多位正高级以上专家深度参与;直接参与的总人数超过100万;采用数十种经济模型,对经济增长、区域协调、人口发展等重要领域的指标进行反复测算;首次建立了贯穿五年、覆盖全省的经济社会发展数据库,首次探索用大数据、人工智能等手段辅助《纲要》编制……这些表述印证了《纲要》所凝聚的广泛共识,也解释了为何能够获得“全票通过”。

孟芊表示,将细化分解《纲要》目标任务,并与专项规划、市县规划、年度计划紧密衔接,形成环环相扣的落实链条,确保每项任务都有人抓、有人管。

(责编:江苇杭、吴舟)




“我愿作一颗石子”

——追记北京市公安局原党委委员、副局长董亦军

本报记者 张天培 王 洲

2026年02月06日06:00 | 来源:人民网-人民日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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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董亦军在会议期间敬礼(资料照片)。
  新华社发

  青春的理想用一生作答,从警的誓言在岁月深处回响。

  “我愿作一颗石子,让共和国把我筑进钢铁长城。”——这首董亦军求学时期写下的诗句,映照了他的从警初心,亦成了他的人生写照。

  董亦军,1967年10月出生,生前系北京市公安局党委委员、副局长,交通管理总队(交通管理局)党委书记、总队长(局长),曾先后在北京市公安局西城分局、市局机关、通州分局、交通管理局工作,因突发疾病,经医治无效,于2025年10月21日在北京逝世,终年58岁。

  从警三十六载,董亦军将全部心血乃至生命奉献给了挚爱的公安事业。他怀揣对党的无限忠诚,恪尽职守、顽强拼搏、勤勉敬业,为推动首都公安工作高质量发展作出了突出贡献。

  不辱使命的热血忠诚

  “穿上警服就扛起了责任”

  1989年,董亦军从中国人民公安大学毕业,怀着对公安事业的热爱,成为北京市公安局西城分局的一名民警。

  “那个年代大学生少,他一来就成了‘宝贝疙瘩’。”时任北京市公安局西城分局二龙路派出所副所长的王宇光回忆,“所里为了历练董亦军,安排他负责人员、治安情况相对复杂的社区。结果发现这小伙子真聪明,还踏实肯干。”

  只当了3个多月“片儿警”的董亦军,每次开会都能把辖区的人、地、物、事汇报得清清楚楚。

  “他能在短时间内把社区情况摸清、摸透,是因为他没日没夜地泡在社区,摸排走访,了解情况。”王宇光说,同时,派出所的其他工作他也没落下,忙起来的时候能一宿不睡觉。凭着这股踏实的干劲,他赢得同事们交口称赞。

  “穿上警服就扛起了责任,群众的信赖绝对不能辜负!”董亦军是这样说的,也是这样做的。

  2025年7月,北京部分地区遭遇洪涝灾害。董亦军迅速组织全市公安交管系统全力做好应急处突任务,同时组建队伍支援汛情严重地区。

  支援队伍出发后,他自己也赶到现场。“他的到来,极大地鼓舞了前线队伍的士气。”一名在场干部回忆,“他不仅送来温暖,还用行动告诉我们,什么叫责任与担当。”

  大家都说,有任务的地方,总能看到他的身影。

  正是这种身先士卒、与基层一线民警同甘共苦的作风,让董亦军赢得了广大民警的尊重。

  “忠诚要体现在行动上。”这是他常挂在嘴边的话。他把理想与情怀融入忘我工作、无我奉献的日日夜夜。

  扎根人民的舍身忘我

  “老百姓的每件事都要当作大事来办”

  董亦军把群众放在心中最高位置,在工作中经常讲一句话:“老百姓的每件事都要当作大事来办”。

  北京市公安局交管局民意投诉办理和警务督察支队每天都会收到群众建议或者咨询,其中不乏重复的问题。

  怕同志们有懈怠心理,董亦军反复强调:“同一个问题我们也许遇到过上百次,但对于提出问题的群众来讲,他可能是第一次遇到。对于我们来说的百分之一,很可能就是群众的百分之百。”

  北京市公安局交管局民意投诉办理和警务督察支队副支队长杜昕回忆:“他常跟我们说,要提高站位看问题,站在群众角度去思考,认真对待群众的每一个诉求。”

  在董亦军看来,公安工作的出发点和落脚点就是为了让群众满意。

  在北京市公安局通州分局工作期间,董亦军大刀阔斧推进公安行政管理服务改革,先后推动87项政务事项进驻政务服务中心,实现“一窗通办”,创新110项便民举措。他说:“我们的公安政务服务举措,目的就是要让老百姓办事更便利,要敢于用我们的改革换取群众的满意。”

  在他的推动下,通州分局“接诉即办”响应率、解决率、满意率全市领先,真正将服务窗口打造成密切联系群众、优化营商环境的前沿阵地。

  一项项便民举措推陈出新,一个个老百姓的急难愁盼问题得到解决,董亦军为此倾注了多少心血,大家都看在眼里。

  在北京市公安局通州分局党委委员、副局长谭龙的记忆里,董亦军是一个“和时间赛跑的人”。深夜,他的办公室常常灯火通明,他不是在处理工作文件,就是在研究群众意见。

  “有一次凌晨3点给他送一份紧急材料,他还在处理文件,手边放着的茶已经凉透了。他抬头看到我,第一句话是‘这么晚还没休息?注意身体’。而他自己的眼睛里,却布满了血丝。”谭龙回忆。

  谈及董亦军的突然离世,天坛公园园长马文香难抑悲伤:“多好的人啊!”

  “为了公园门前的道路安全,他协调增设行人专用通道和隔离设施,将行人与机动车有效分离,为游客营造更加安全、有序的游览环境。”马文香回忆,“他心里时刻装着群众。那段时间他经常在天坛公园门口观察交通设施设置是不是合理,发现问题后现场办公、协调解决。”

  心系群众,事无大小。在董亦军心里,群众的笑脸就是最珍贵的勋章。

  一往无前的实干担当

  “既然要做,我们就把它做大做实做强”

  2011年,董亦军调任北京市公安局勤务指挥部内设机构处长。交给董亦军的第一项重要任务,就是协调全局创新建立区域警务合作工作机制。

  区域警务合作?初次听到这个词,大家都一头雾水。到底该干什么、怎么干,谁心里都没有底。

  “没有先例我们就创造先例,既然要做,我们就把它做大做实做强。”董亦军给大家鼓劲。随后,他一头扎下去,历时两个多月,带领大家走基层、访队所,与一线干部民警面对面沟通交流,记下区域警务合作工作现实面临的上百项痛点难题,广泛听取意见,一一做出应对。就这样,一份关于建立区域警务合作工作机制的意见形成了。2016年,京津冀警务协同发展框架协议在北京签订,区域警务合作逐渐成为新常态。

  “他把工作做到了极致。”很多同事这样评价他。

  在北京市公安局交管局工作期间,车多路段、事故易发路段,都成了董亦军的办公现场。

  有时候,董亦军会特意来到繁华街头,问问路人从哪里来,是游客还是本地人。他总说,要了解实际情况,才能制定出有效的政策。

  他经常步行查看重点路段,反复走上几个来回。“路口日常交通流量是多少?”“非机动车占比多少?”“周边公共服务设施分布情况如何?”遇到关心的问题,他总是刨根问底,常常使得一众“应试者”紧张冒汗。

  从西城分局到市局指挥部、办公室,从通州分局到交管局,岗位在变,职责在变,董亦军求真务实、扎根一线的本色没变。如同大树的根系,越是向上生长,越是向下扎根。

  “他经常晚上过来和我们一起盯路况,一盯就到深夜。他说晚上看车流动线更清楚,更有助于了解实际情况。很多疏堵保畅的‘金点子’就是在这样的情形中碰撞出来的。”北京市公安局交管局勤务指挥支队指挥调度中队中队长宋威回忆。

  “如今,晚上盯路况、碰情况、找点子的做法依旧被保留着,但再也看不到他的身影了。”说到这,宋威瞬间红了眼眶。

  “他和我谈论工作的时候不多,但只要北京又推出交通治理的新举措,我就知道他又做成了一件事。”尽管聚少离多,但同为警察的妻子许文军非常理解董亦军,“他的工作成果,我走在路上就能看到。这是他深爱的事业。”

  董亦军工作十分忙碌,但在大家眼中,他待人接物始终温暖如初。

  “他十分关心民警的生活,要求单位尽可能解决民警的实际困难。”董亦军曾经的同事,北京市公安局延庆分局党委副书记、政委刘滨眼眶湿润。

  “他的心里装着工作,装着家人,可怎么唯独没有装着自己?”董亦军的离世,令北京市公安局办公室核查督办支队政委林振悲伤不已。

  英雄已逝,精神长存。

  董亦军曾说过:“做人,不必风风光光,务必堂堂正正;做事,不必尽善尽美,务必问心无愧。”

  这种“堂堂正正”的品格、“问心无愧”的追求,成为了他一生的底色。


  《 人民日报 》( 2026年02月06日 07 版)

(责编:袁勃、赵欣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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