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华民俗源远流长

     考古家言：在中华大地上一百七十万年以前就有人类活动，给我们留下了极为宝贵的诸多文化层：蓝田文化、元谋文化、仰韶文化、大汶口文化等等。民俗学家说：有人类活动，就有民俗存在，民俗都是产生于人类实际生活中的直观感觉和按自己的思维方式想象出来的。    那些极原始的人类，过着艰苦的采集生活，就连茹毛饮血有时也难以为继，整天为活着而奔波，他们整天面对大自然凶恶的寒暑冰霜，风雨雷电，洪水猛兽等等的灭顶之灾，不可理解。又经过很长时间的奋斗和想象，在朦昧中达成共识：各种自然物都有“灵”，都是神圣的，都应当崇拜，都应敬而远之，即“万物有灵论”。同时，也真实地认识到人群要团结壮大，更能战胜困难，于是村落合并为部落，诸多图滕崇拜合拼为“麟凤龟龙”的四大崇拜，这些都是“万物有灵论”的史前民俗的产生根源。    我们中华民族共同认为是炎黄子孙，轩辕皇帝是我们的文化祖先。黄帝的时代已经是从朦昧走向文明的时代了。相对地说，黄帝时代是中华民族文明的起点。黄帝时代，人们已经学会了用火，吃熟食，人们已经学会了农耕播种五谷和饲养家畜，人们已经会建房子了，黄帝本人又教会人们造车造船结网，黄帝夫人的老姑奶奶累祖教会人们养蚕抽丝织衣，在医药卫生方面人们已经初步摆脱巫的舆论，走向药物和脉络针灸治病，人们也知道日中为市的商业贸易了。有的手工业开始兴起，整个社会正由旧石器时代走向新石器时代了。人们的物质文化生活质量已大大提高，自身繁衍力也大大增强了。对于这些新生事物的产生，人们总要带着原来的部分思维方式去理解它，形成了生产过程中的程序和祭拜程式，这就是文明初期的民俗，因为民俗不在于它生产什么而在于怎样生产。在黄帝时代就形成中华文明初期的各种民俗事象，又经过尧舜禹夏商周秦汉时代的发展，社会生产力大大提高，人文思维认识的发展，各项民俗文化的诞生，人们对它们加以理解化，理想化，把民俗文化又向高深处推进了一大步。    “周礼”的诞生是一个里程碑。周武王伐纣后不幸早崩，由其子成王继位。因周成王年幼由武王之才人称周公旦摄政。因纣王之子康庚在东方联络少数民族叛乱，周公旦亲自领兵东征平定。周公旦平定叛乱后，为了周成王的长治久安，制定从官员到百姓大人都有礼可依的称为“周礼”，共42卷几百条内容，使大周朝更加礼治化，稳定八百年。在“周礼”中分出上下，“上行谓之风，下行谓之俗”，宋代宰相李果又说：“上行下效谓之风，民心安定谓之俗”，把官风和民俗分得很清。“周礼”被儒家当作“经典”。西汉是“独遵儒术”的朝代，在封建礼俗旺盛的汉明帝时，有博土叫戴德，写了一部“礼记”共四十九篇；后来他的侄儿戴圣又写一部“礼记”共八十五篇。人们称戴德的“礼记”为大戴，戴圣的“礼记”为小戴，“大戴”在唐代已经散失。现在人们再说到礼记时就是“小戴”了。在“礼记”中强调的是礼有三本：“天地者，性之本也；先祖者，类之本也；君师者，治之本也”。还强调：“古之为政，礼为大”，“礼之塞，乱之所由生也”。“礼记”期望官员要懂礼明俗。礼记的封建性更强了，后来经过各个朝代的杨弃兴废，发展到东汉时期，泰山太守应 劭，自幼好学，博学多闻，写了两本书，一本《汉官仪》，一本《风俗通义》，在《风俗通义》又提出了地方性和各级官员知俗的重要性。提出“百里不同风，千里不同俗”，“为政之要，辨风正俗，最其上也”。指出民俗就是地方特色，当官的不但要正官风，还要辨明美丑民俗。后来经过几十个朝代，围绕着封建礼俗的利弊加以兴废。到了清代末年，作为封建性的民俗已经发展到顶峰。许多陋俗也杂存其中。此时又出了民俗大家黄遵宪，他发表许多民俗方面的论文，对民俗的形成、特点、功能等等，作了深刻的说明。
黄遵宪，广东省梅县人，词人，好学好干实事，接受新鲜事物快。清光绪二年（1876）考中举人，第二年被聘为驻日本国参赞，后来又被皇家任命为驻美国旧金山和英国，新加坡总领事，在国外生活40余年，回国后被张之洞聘为洋务局总办，受到光绪的接见，光绪二十二年（1896）在上海创办“时务报”，参加变法的“强学会”。戊戌变法后被革职回家。在几十年的为官和外交使节的生涯中，经常到国内外的民间采风、观察风土民情，查阅地方文献，著有《日本国志》和许多民俗论文，深刻地说明五个重要问题：①关于民俗的产生和形成。他说“礼也者，非从天降，非从地生，因人情而为之者。人情者何，习惯也。山川分区，风气间阻。此因其所习，彼亦因其所习，日积月累，各行其道，习惯既久，至于一成而不可易。而礼与俗皆出于其中。”他还说“礼即人情，人情即习惯，习惯既成，礼俗则全部包括而这种礼也好、俗也好，其形成皆在于人情……久而久之，便成一种具有承袭性的比较稳定的民俗现象。”“风俗之端始于至微，博之而无物，察之而无形，听之而无声。一二人唱之，千百人和之，人与人相界，人与人相绪，又重而行之。”把民俗的形成说得通俗易懂而又无比深刻；②论述民俗具有无形的约束力不可改变。黄遵宪在《礼记俗》中说，民俗既成，具有无穷的约束力和不可改变。民俗“于其极陋甚弊者，举国之人习以为常，上智不能察，大力不能换，严刑竣法不能变”；③指出民俗具有不可改变和可以改变的关系，他指出：“五帝不袭礼，三皇不沿乐”。从地点和时间两点说明民俗可以改变，“百里不同风，千里不同俗，此因地而易也”；④希望各级政府官员，都要学俗用俗，它对移风易俗治国化民益处很大。“古之先王知其然也，故于习之善者导之，其可者固之，有弊者严禁而防之，败坏者设法以救之”；⑤把田野作业到民间采风看成是学俗用俗的根本方法。他指出“学俗以致礼，学俗以致政”。“入境而问禁，入国而问俗，入门而讳”    在中华民族文明史的长河中，自始至终贯穿着记载民俗文化资料的“方志”，从“山海经”直至现代。从《华阳国志》到《荆楚岁时记》，从《述导记》到《酉阳杂阻》直到清《康熙海州志》，从全国到地方流传至今据说有八千多种，对地方民俗的资料都有记载。到明代隆庆六年出版的《隆庆海州志》，这是海州地方第一次有“志书”，到清代康熙十五年的《康熙海州志》，这是海州地方第二次有“志书”。在这两部志书中都记载着海州文化和民俗风情，“州民通鱼盐，敦本业。尚朴实，无声色臭味之欲及摇荡其性，吾以是圣人之泽深且远也”。“俾四民力业，四境称强，遮儿不失鲁之遗而不为齐之渐”。 　　　从中华文明史上的历史事实说明，中华大地是民俗的故乡，我们中华民族自有人群活动，就有引导人和约束人的民俗活动。随时间的推移，全民族上下都知道和理解民俗的重要性，知道上行为风，下行为俗。治国化民必须通晓民俗。在世界上第一次或者说最早举行过到民间采风活动。“采风”的资料编成，人们尊敬地称它为“诗经”。我们为有这样的民族，有这样的祖先而骄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