深刻认识中华传统文化的精华

要继承和弘扬中华传统文化，首先要对中华传统文化的精华和糟粕有所区分，如此方能知晓自己到底要继承和弘扬的是什么。在我看来，中华传统文化有几个优秀的部分特别值得我们继承和弘扬：

    一是人文精神。中华传统文化中蕴含着深厚的人文精神。早在炎黄时代，中华人文精神就已萌芽。春秋战国时期，中华人文精神以系统而完整的理论形式出现。它以儒家仁爱思想为核心，注重人伦道德，追求崇高理想，肯定人的价值，是中华民族传统美德生成的思想基础，也是现代人文主义精神的重要思想渊源。比如，“天下为公”的奉献精神、“仁者爱人”的博爱精神、“自强不息”的进取精神、“革故鼎新”的变革精神等等，都属于中华人文精神的重要内容。

    二是经世致用。中国传统文化的思辨哲学不发达，勤劳善良的中华民族虽然也研究天道、人道、万事万物的本原等问题，但最终目标却是为了解决现实生活的问题。中华民族信奉“道高明而不离乎日用”，强调理论与实践结合，在耕稼工商、政事日用以及平常生活中追求人生理想，实现自身价值。以儒家思想为例，董仲舒的新儒学虽保存了早期儒学的精华，但已经掺杂了道家、法家和阴阳五行的一些思想，以进一步维护封建统治秩序。之后，程朱理学冲破汉唐儒学的束缚，融合佛道思想来解释儒家义理，形成了以“理”为核心的新儒学体系。儒家思想体系本身的变革与发展，正是为了适应现实社会发展的需要，服务于封建专制统治。

    三是“和而不同”。我们常讲，中华文化海纳百川，兼收并蓄。为什么呢？原因就在于中华文化的主干——儒家文化倡导“和而不同”。先秦儒家一贯与其他学派和平共处。例如，墨子本是孔子弟子，后来创立与儒家针锋相对的墨家，率领墨家弟子公开反对儒家。李悝，本是子夏弟子、孔子再传弟子，后来著《法经》，创建了与儒家势不两立的法家。战国后期的韩非本是儒家大师荀子的弟子，后成为法家名人，不断抨击儒家。在思想原则问题上，儒家与他们各不相让；但与此同时又与他们和平共处，坚持不以暴力相向。

    公元前134年汉武帝“独尊儒术”之后，儒家仍旧奉行“和而不同”。西汉当局之“独尊儒术”，主要为儒家设置了两个不准诸子涉足的禁区，即官学与选官。除此之外，道家、法家、墨家等仍可在民间开门授徒，著书立说，还可以继续打出批儒旗号。有两处史实值得我们注意：一是西汉皇家校书者刘向在其所著的《七略》中，并没有将诸子抨击孔子的那些文字悄悄删掉，相反都原样保留下来；二是东汉王充的批儒名著《论衡》问世后，被社会舆论热捧，但无一人因此获罪。由此，我们不难窥测两汉当局对其他学派的态度。

    正因为秉承“和而不同”理念，儒家文化才能不断从自己的对立面及外来文化中吸取营养，使其能够适应时代发展的需要，从而确立了在中国传统历史文化中的主导地位。

    至于批判继承中华传统文化的问题，我认为，目前最主要的是解决20世纪以来对传统文化妖魔化、非理性批判的问题。诸如胡适之等文化学者用欧洲标准来衡量中华传统文化，认为正是中国传统文化，使得当时的中国“百事不如人”，因而主张全盘西化。回顾历史，这种观点对中华传统文化带来了极其恶劣的影响。直到今天，还有不少人受这种思想影响，认为建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必须抛弃传统文化。因此，现在我们谈继承和弘扬中华优秀传统文化，首先必须先客观、理性地对待中华传统文化，深刻认识和把握传统文化的精髓。