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孔颜乐处”浅说颜子精神

引言

为什么孔子创立的学派称被为“儒家”？孔子二十岁左右时，孔子做过“相礼”，从事“儒”这一职业。“儒”本是古代从巫史祝卜中分化出来的一种社会职业。从事这以职业的都是有一定文化礼乐知识的人，专为贵族人家相礼，主持婚丧祭祀。后又做过“委吏”（仓库管理人员）、“乘田”（管理牧场牛羊），还做过贵族季氏家的史官。因为孔子曾做过“儒”，后成为著名学者，所以他的学派便被称为儒家。

在历史上有一个重要的关系，就是把儒家思想与孔孟之道并称，二者常常互换。把孔子和孟子联系起来，为什么呢？是因为有《孟子》一书进入官方的教科书，对中华民族产生了非常重要的影响，而且孟子一书有许多丰富的内容，他把孔子的“仁”用于调和阶级矛盾，发展为他的“仁政”主张，确实在孔子思想的基础上继承发展完善了孔子的学说，孟子是战国中期儒家的代表人物，是孔子之孙子思学生的学生。

大家了解不了解历史上还有一个词，叫“孔颜乐处”。说孔颜乐处是孔子与颜子的一种生活境界，是一种生活的态度，是一种心境，他不完全体现一种思想，他是一种境界。那么“孔颜乐处”对中华民族的社会影响可以说是深远的、也是巨大的，而且这种深远和巨大的影响直到今天还在发挥着作用。

颜回，字子渊，春秋时期鲁国人，生于鲁昭公二十一年（公元前521年），卒于鲁哀公十四年（公元前48年），享年仅41岁。据熊赐履《学统》记载：（颜回）生于鲁昭公二十九年（公元前513年），卒于鲁哀公十三年（公元前482年），享年仅32岁。此说较流行于魏晋时期。《淮南子·精神训》记：颜渊夭死，十八岁。对于颜子生卒年代问题，是颜子研究中分歧最大的问题之一，但与我们今天的话题关系不大，无需多言。

那么颜子是什么样的一个人呢？大家都知道，颜回是孔子的学生，而且是孔子最钟爱的学生。孔门有3000弟子，颜回是3000弟子之首；孔门共七十二贤，也有说七十三、七十八的，反正是七十多，他是诸贤之首。孔门有四个学科，第一个学科是德行科、第二个学科是正数科、第三个学科是言语科、第四个学科是文学科，当时的文学科不是今天的文学科，不是一回事，当时的文学科是历史文献学。孔门四科最高的一个学科当然是德行科，那么颜子是德行科的首席大儒。所以颜子在整个儒学系统中的地位是仅次于孔子，远高于孟子、曾子。为什么这样说呢？大家都知道历代皇帝有祭祀孔子的传统，而第一个进入陪祭系统的是复圣颜子。

颜回十四岁即拜孔子为师，此后终生师事于孔子。在孔门诸弟子中，孔子对他称赞最多，不仅赞其“好学”，而且还以“仁人”相许。他死后，孔子悲痛的说：“天丧予！天丧予！”这些事散见于《论语》诸子之书及《史记》等史籍。而且，自汉高帝（即通常说的汉高祖，刘邦）以颜回配享孔子，祀以太牢之后，历代统治者对颜子的尊崇礼遇很高，对颜回的颂扬逐渐升级。唐开元八年（720年），玄宗追谥颜回为“亚圣”，开元二十七年（739年），玄宗制诏赠颜子为“兖国公”。金代章宗明昌年间在曲阜建兖国公颜子庙。直至元代至顺元年（1330年），文宗诏封颜回为“兖国复圣公”。“复圣”的“复”字，一说是“克己复礼”的“复”，因为孔子曾赞颜回“三月不违仁”，而仁人的要义就是要做到“克己复礼”；另从字面上可解释为“重复”的“复”，战国时人们对颜子的评价是与圣人一体“具体而微”。明清时期（明代宗景泰二年1451年），颜子后裔世袭翰林院五经博士。其“圣誉”隆，除孔子之外，无人可及。

颜回尽管享年不永，却实为儒学史上一位很值得重视的人物。那么，颜子到底有什么过人之处呢？

孔颜乐处

论及颜子，学者无不赞其“安贫乐道”，实际应称为“处贫乐道”，他生在一个鲁国士大夫的家庭，父颜路虽是鲁卿士，但只有郭外之田五十亩，郭内之田十亩，每年收入只能勉强维持家庭衣食之用。《论语》中孔子赞扬颜子的一句话大家应该比较熟悉，他说：“一箪食（si），一瓢饮，人不堪其忧，回也不改其乐，贤哉回也！”这就是颜子的乐处，也可以说是颜子的境界。（一箪食si，那个字不念食，念肆，当名词用的时候是肆，当动词用的时候是吃，当然是食了。）一箪食si，一竹简饭，也就是说吃一碗粗饭，一瓢生水，住在简陋的房子里，别人都受不了这种困苦，为这种环境感到忧愁和痛苦，而颜子毅然不改人生的志趣。

孔子为何这样夸赞颜子呢？因为孔子提倡“贫而乐道”、“富而好礼”（《论语·学而》），曾说：“君子谋道不谋食。……君子忧道不忧贫。”（《论语·卫灵公》）认为：“士而怀居，不足以为士矣。”（《论语·宪问》）“士志于道，而耻恶衣恶食者，未足与议也”。（《论语·里仁》）孔子要求士人把全部精力用学道、守道、实践道上，而不要计较物质生活；要“食无求饱，居无求安”（《论语·学而》）。在他看来，如果一个人重视物质享受，贪图自己享乐，就谈不上“博施”、“济众”（《论语·雍也》）、“安人”和“安百姓”（《论语·宪问》），更不可能胸怀天下。而胸怀天下之人，即使处于贫贱之地，过着极端困苦的生活，也不会感到不快乐。颜子是按照孔子的教导去做的，是一个胸怀天下，居贫而乐道的人。这与孔子说的： “饭疏食饮水，曲肱而枕之，乐亦在其中”实同一旨趣。这就是人们常说的“孔颜乐处”。“孔颜乐处”绝不是消极避世、安贫守拙、不思进取，而是与中国古代儒士大夫“穷则独善其身，达则兼济天下”的处世理想异曲而同工的人生境界。

宋代儒学家特别重视“孔颜乐处”。北宋周敦颐最早提出此说，他曾多次要二程（程灏、程颐）等弟子探究“孔颜乐处，所乐何事”的问题。后来二程及朱熹等亦向门人谈论此事。他们的答案是：“颜子独乐者，仁而已矣”（《程氏外书》卷一）。这就是说孔颜之乐在于修明道德，恪守仁义。又说：“循理为乐，不循理为不乐”，“须是知得了，方能乐得”（《程氏遗书》卷二）。这就是说孔颜之乐在于认识“天理”，即知性之乐。又说：“默体天地之化”（《程氏遗书》卷十五），“看理彻，则我与理为一”，“颜子之乐，乐乎此也。”（《朱子语类》卷一一七）这是说，识天地之大化、与天地合一是孔颜之乐。是为宋儒根据他们所处时代对“孔颜乐处”的诠释。

孔颜乐处，所乐何事？我们认为主要有以下内容：

一，正视逆境与困难，保持正确的理想信念。

人生在世，总不会一帆风顺，如何对待逆境与困难，如何保持自己的理想信念？这些问题解决好了，也就有了心理上的愉悦与欢乐。而孔颜正是正确地解决了这样的问题，才赢得了快乐。

孔颜所处的时代是一个历史大变革的时代，但具体到每个人来说，其境遇非常不同。《荀子·大略》曰：“仲尼、颜渊知，而穷于世劫，迫于暴国，无所避之。”《孟子·离娄下》亦云：“颜子当乱世。”由此可见，孔颜正处于逆境之中，他们四处碰壁，惶惶然若丧家之犬，有时甚至吃饭也成了问题。在这种情况下，是否能进行心理调适，保持自己的理想、信念、节操，就是人生的一大考验。孔颜自己作了令千古叹服的回答，《论语》《述而》篇载：子曰：‘饭疏食，饮水，曲肱而枕之，乐亦在其中矣。不义而富且贵，于我如浮云。’又曰：“贤哉，回也！一箪食si，一瓢饮，在陋巷，人不堪其忧，回也不改其乐。贤哉，回也！”（见《雍也》篇）这就是说环境再困难，物质条件再恶劣，只要保持自己的志向与理想，就会体会到人生的安适与快乐，而不会丧失意志、无所作为。必须指出的是孔颜乐处并不是要人们安贫守拙、无所作为，而是要处贫守道。

孔子本人有强烈的从政愿望，对物质生活待遇也很讲究，“食不厌精”，但他有一个原则，那就是不能违反“道”，也就是要坚守“仁”的原则。孔子说：“富与贵，是人之所欲也；不以其道得之，不处也。贫与贱，是人之所恶wu也；不以其道得之，不去也。君子去仁，恶乎成名？君子无终食之间违仁，造次必于是，颠沛必于是。”（见《论语·里仁》篇）这正说明，无论在怎样的情况下，都要守“道”，即以“仁”的原则规范自己的一切，把自己的一言一行与“仁”联系在一起，这样也就有了心中的舒适与欢乐。孔子如此，颜子也是如此，他自称：“鼓琴足以自娱，所学夫子之道足以自乐也。”（见《庄子·让王》）因此，无论具体环境如何变化，只要心中的理想信念不变，就会看到光明，看到前途，也就有了快乐。

二，保持独立人格，不忘社会责任。

一个人，如果任何时候都能做到不降其志，不辱其身，保持人格的独立，同时又不忘所承担的济彼苍生的社会责任，那么，自然就会产生一种雄视千古的豪迈之气，心中也就有了欢乐。孔子、颜子正是如此。

孔颜都十分重视人格的修养。孔子在前人的基础上，丰富与完善了“仁”的学说，以“仁”为人格美的标志，时时处处以“仁”规范自己。他一生遭受多次挫折与失败，而始终未丧其志。他常以保持独立人格勉励自己，如夫子说：“三军可夺帅也，匹夫不可夺志也。”“岁寒然后知松柏之后凋也”（见《论语·子罕》篇）。又说：“志士仁人，无求生以害人，有杀身以成仁。”（《论语·卫灵公》篇）到他晚年时又自称：“其为人也，发愤忘食，乐以忘忧，不知老之将至云尔。”（《论语·述而》篇）这些都是孔子保持独立人格的写照。颜子对孔子之道亦步亦趋，深入探究“仁”的内容，决心终生实践“仁”，真正做一个志士仁人。颜子本有从政的愿望，亦有很强的从政才能。如《史记·孔子世家》载：楚令尹yin子西谓楚昭王曰：“王之辅相有如颜回者乎？”曰：“无有。”可见，与颜回同时代的人已对他的才能有了很高的评价。但颜回在看到条件不成熟时，便宁可不仕，而保持独立人格。孔颜的“饭疏食，饮水”与“箪食si”“瓢饮”既是处贫乐道的写照，同时也表现了他们不因环境恶劣而降低其志的崇高人格。

孔颜在保持独立人格的同时，不忘所承担的社会责任，他们把人格修养与社会责任紧密联系起来。如：“子路问君子，子曰：‘修己以敬。’曰：‘如斯而已乎？’曰：‘修己以安人。’曰：‘如斯而已乎？’曰：‘修己以安百姓。修己以安百姓，尧舜其犹病者！’”（见《论语·宪问》篇）这里把“修己”与“安人”、“安百姓”联系在一起，说明人格修养的目的不仅限于修身养性，而主要是为了完成拯救社会、振兴民族的社会责任感。而这个责任连尧舜也没有完成，所以孔颜“当仁不让”，要继续做下去。又，《论语·公冶长》记孔子命子路、颜渊言志之事，夫子曰：“盍各言尔志？”颜渊曰：“愿无伐善，无施劳。”……子曰：“老者安之，朋友信之，少者怀之。”这里孔颜谈的都是如何承担社会责任的问题。又，孔子对子贡“博施济众”思想的肯定，也体现了把人格修养与社会责任联系起来的思想。《论语·雍也》记云：“子贡曰：‘如有博施于民而能济众，何如？可谓仁乎？’子曰：‘何事于仁，必也圣乎，尧舜其犹病诸！夫仁者，己欲立而立人，己欲达而达人。能近取譬，可谓仁之方也己。’”“博施济众”与“安人”、“安百姓”，“无伐善，无施劳”的根本意义都是一样的，都是指对人民实行较好的政策，不过分役使人民，让人民各安其业，从而保证整个社会的安定。所以说颜子思想的主流乃在于救世淑人。颜回在人生道路上，以舜为榜样。《孟子·滕文公上》记其语曰：“舜何人也，予何人也；有为者亦若是！”颜子有一个非常豪迈的话，这句话说是“圣何人敢，愚何人也，有为者亦如圣。”这句话记载在《庄子》一书。是什么意思呢？大家知道，毛泽东有首七律诗中写到“春风杨柳万千条，六亿神州尽舜尧。”舜，暨大舜，是个圣王，这个圣王是从民间成长起来的一个圣王，这个圣王也曾当过农民，也曾想过上好日子，也曾在民间生活过多年，因尧，暨尧王发现了他，才把圣王的位子传给了舜。然而颜子说，大舜是个什么样的人物，他可以说是民间的一个贫民百姓，还成为一代圣王。我是一个什么样的人物，我和大舜是一样的人物，欲有所作为的人，都应当像大舜那样。他有很高的才华、德行、修养，只因为他生活在一个昏君当道、奸侫当权的一个时代，不宜施展他的才华，他才居陋巷，人不堪忧，回不改其乐。颜子去世的时候，孔子伤心欲绝。因为在孔子的学生当中，和孔子思想境界完全接近的，和孔子心意相通的，只有颜子。

在政治主张上，颜子很赞赏舜“无为而治”，即后来儒家所倡导的以“民”为本的“王道”政治思想。他尝曰：“昔舜巧于使民，而造父巧于使马。舜不穷其民，造父不穷其马；是舜无失民，造父无失马也。”（见《荀子·哀公篇》）颜回既与舜“同道”、“所追同一”。所以，当孔子要他和子路“各言尔志”时，子路答以：“愿车马、衣轻裘，与朋友共，敝之而无撼。”而颜回则以“愿无伐善，无施劳”相答。此段文句记载《论语·公冶》篇中。朱熹在《论语集注》释“无伐善、无施劳”曰：“伐，誇也，善谓有能。施亦张大之意，劳谓有功。”以不夸己能、不扬己功为其意。但此说不确。元人所著《四书辩疑》驳朱说云：“伐善之善，乃其己所长之总称，伐忠、伐直、伐力、伐功、伐才、伐艺，通谓之伐善。又言伐无巧，止是不伐之一事。分而为二，颜子之志，岂别无可道焉？……该‘无施劳’者，不以劳苦之事加于民也。夫劳而不恤，乃古今之通患。……颜子之言，于世厚矣。”此说极是。所以，颜回这里所言之己志，乃是欲内修己德、外施爱民之政。这与舜之“无为而治”正相仿佛。在颜回看来，唯以此志施行于天下，方能实现孔子所谓“老者安之，少者怀之，朋友信之”的社会理想。（此段文句记载《论语·公冶》篇中）由此可见，颜子在人生道路上的志向不仅有淑世济人的入世情怀，而且颇具早期儒家的民本主义精神。

考颜子一生，大多为追随孔子奔走于列国，归鲁后亦未入仕，而是处居在陋巷。他生活于天下大乱、礼崩乐坏，儒家的仁义之志、王者之政常被斥为愚儒、讥为矫饰，《史记·儒林列传》记载：“世以混浊莫能用”。在这样的社会环境中，颜子丝毫不愿改其志，仍“尚三教（即夏教忠、殷教敬、周教文）”，期于“承衰救弊，欲民反正道”（见于《白虎通·三教》）。

王符称赞他：“困馑于郊野，守志笃固，秉节不亏。宠禄不能固，威武不能屈。虽有南面之尊、公侯之位，德义有殆，礼义不班，挠志如芷，负心若芬，固弗为也。”（见《潜夫论》）。《史记·孔子世家》记颜回曰：“夫道之不修也，是吾之醜也；道即已大修而不用，是有国者之醜也”，可知王氏所言非虚。这样，颜回就只能终生不仕，惟以“愿贫如富、贱如贵，无勇而威，与士交通，终身无患难” 自勉自慰。（见《韩诗外传》卷十）孔子赞其：“用之则行，舍之则藏；惟我与尔有是夫！”（见《论语·述而》）篇。

三，善美统一，因善而乐。

孔颜重视个人的道德，重视为国家、为人民做贡献，主张以社会责任的实现程度作为衡量人生价值的尺度。这种对待人生的态度，体现了以善为美、善美统一的审美价值。

在儒家思想体系形成之前，已有人把善作为审美的重要标准。如《国语·楚语上》记伍举对楚灵王事即是。楚灵王与伍举同登“章华之台。”灵王问伍举：“台美乎？”伍举曰：“臣闻国君服冕以为美，安民以为乐，听德以为聪，致远以为明。不闻其以土木之崇事，雕镂为美……”，“夫美也者，上下、内外、大小、远近，皆无害焉，故曰美。”伍举此论是孔子之前以善为美的典型，或为此论之滥觞。孔子继承此种审美传统，提出了“尽善尽美”（见《论语·八佾》）的标准。孔子认为，美不能脱离善而独立存在，只有与善结合，以善为本，才能真正达到美。

用这一审美标准衡量孔颜的道德实践与政治实践，可以看出，孔颜认为自己的践行是善的，因此也就是美的，进而也就有了快乐。孔子“饭疏食，饮水，曲肱而枕之”。如果把因处逆境而带来的心理上的各种负面影响抛开，那么这不失为一幅恬淡平静，无害于人，因而令人有悠然之感的生活图景，是一种美的享受。“不义而富且贵，于我如浮云”，这十分清楚地表明要排斥不义之举，而保持自身的善，以带来心灵上的愉悦。颜子的“箪食瓢饮”与此相同。这种隐居式的生活，既无害于社会，又无害于个人，而且又能使自己得到学道、守道的满足，因而同样是一种善举，是一种生活的美，是令人愉悦的事。由于没有给予他“达则兼济天下”的条件，他独善“其身”是为乐处。

至于孔颜的社会理想与实践，在他们自己看来，当然是一种善。孔子、颜子要改变“礼崩乐坏”的局面，恢复“礼乐征伐自天子出”，“君君、臣臣、父父、子子”的局面；要“ 为政以德”，“安人”、“安百姓”，要“无伐善，无施劳”。不管后人如何评价孔颜的政治主张，在孔颜的主观认识上，都认为他们的政治主张是一种利国利民，合于“仁”、合于“道”的善，因而也就是一种美，而且是人生之大美，天地之大美，也就是人生之大乐，天地之大乐。正因为他具有“达则兼盖天下”的才能与报负，故自得之乐无穷。

四、顺其自然，天人合一。

“孔颜乐处”之乐还因他们达到了顺其自然，天人合一的境界。

天人合一，是中国古代思想家的愿望与追求。孔颜虽然没有明确提出这一观念，但从他们的言行来看，已有了强烈的天人合一的意识。《论语·子罕》云：“子在川上曰：逝者如斯夫，不舍昼夜！”《易》曰“天行健，君子以自强不息”。这是孔子感叹宇宙大化的流行时刻不停，故认为人应效法于天，自强不息。孔子又说：“天何言哉，四时行焉，万物生焉，天何言哉！”天拱默不言，而四时万物照常运行生息，人亦应效法天之运行。孔子认为，古之圣王也是效法于天，天人合一的，《论语·泰伯》载：子曰：“大哉，尧之为君也，巍巍乎，唯天为大，唯尧则之。”尧则天而行，尊崇尧的孔子自然要像尧一样尊天、则天、与天合一。在孔颜看来，要想达到天人合一的境界，在日常生活中必须宗奉顺应自然的原则。孔子虽持积极“入世”和“知其不可而为之”的人生态度，但从孔颜的生活轨迹来看，又确有顺应自然的一面。如，“子谓颜渊曰：‘用之则行，舍之则藏，惟我与尔有是夫！’”（见《论语·述而》）孔子本来有强烈的从政愿望，周游列国十余年而不见用，退而教授弟子，述而不作，放弃了原来“知其不可而为之”的态度，这就是顺应自然的正确选择，自然会产生一种“过来人”的慰藉。颜子起初亦有从政愿望，但因条件不成熟，故终未从仕，退居陋巷，弹琴守道，亦感到内心的舒适。最为人们所称道的孔颜的两则生活图景，即孔子的“饭疏食，饮水，曲肱而枕之”和颜子的“箪食”“瓢饮”，既体现了顺应自然的情怀，又体现了对“天人合一”观念的认同。这种游于林泉式的生活，是“舍之则藏”时的情景，充满了恬淡平静的情调，因而使孔颜感到了内心的舒适。但这种舒适乐趣又来源于他们内心的另一种更高层次的体验，这就是对“天人合一”的认同。孔颜已朦胧地认识到宇宙大化的宏伟与无尽，而人生仅作为这大化流行中的一滴，参与了天地的化育。由此，自然很容易体会到人生的庄严意义与乐趣。孔子、颜子的喜怒哀乐不但超出了个人生活的狭小范围，而且也超出了一般社会政治生活的范畴，达到了自然一体，与天地同化的高度。

五，“孔颜乐处”之乐的核心是修道、守道、弘道。

《史记·孔子世家》记载颜子的话说：“夫道之不修也，是吾醜也。夫道既已大修而不用，是有国者之醜也。不容何病，不容然后见君子！”

这话源于孔子与弟子的一次议论。当时，孔子师徒周游列国，鲁哀公四年至六年（公元前491年至前489年），颜回在随孔子到楚国去的过程中，曾辗转于陈国、蔡国、叶国、楚国之间。据《史记·孔子世家》载：楚王听说孔子一行在陈、蔡之间，就派人去聘请孔子。消息传到陈、蔡，两国大夫深恐孔子入楚对己不利，便派兵拦截。孔子师徒最初不了解陈、蔡派兵的意图，为躲避军兵的袭扰，只好在旷野中行进，不料陷入了绝粮的境地。“孔子知弟子有愠心，乃召子路而问曰：‘《诗》云：“匪兕匪虎，率彼旷野。”吾道非邪？吾何为于此？’子路曰：‘意者吾未仁邪？人之不我信也。意者吾未知邪？人之不我行也。’孔子曰：‘有是乎！由，譬使仁者而必信，安有伯夷、叔齐？使智者而必行，安有王子比干？’子路出，子贡入见。孔子曰：‘赐，《诗》云：“匪兕匪虎，率彼旷野。” 吾道非邪？吾何为于此？’子贡曰：‘夫子之道至大也，故天下莫能容夫子。夫子盖少贬焉？’孔子曰：‘赐，良农能嫁而不能为穑，良工能巧而不能为顺，君子能修其道，纲而纪之，统而理之，而不能为容。今尔不修尔道而求为容。赐，而志不远矣！’子贡出，颜回入见。孔子曰：‘回，《诗》云：“匪兕匪虎，率彼旷野。” 吾道非邪？吾何为于此？’颜回曰：‘夫子之道至大，故天下莫能容。虽然，夫子推而行之，不容何病？不容然后见君子！夫道之不修也，是吾丑也；夫道既已大修而不用，是有国者之丑也，不容何病？不容然后见君子！’孔子欣然而笑曰：‘有是哉，颜氏之子！使尔多财，吾为尔宰。’”（《史记·孔子世家》）

这段记载大意是：为了坚定弟子们的信念，孔子把弟子们叫到身边，孔子问子路、子贡、颜回如何理解，对他们说:“我不是犀牛，不是老虎，徘徊在旷野，是何缘由？我的主张不对吗？为什么受困在这里。”子路认为：老师的思想境界还没有达到人家需要的境界，老师的智慧没有达到很高的智慧，所以说当道者不启用老师。孔子说：如果你的“道”达到很高的境界，当权者就会启用你，那么伯夷、叔齐是仁者吧，却饿死在首阳山台。如果你达到很高的智慧，当权者就会启用你，还有王子比干的厄运吗？这说明仁智的人也会遭厄运。孔子又问子贡，子贡是位大商人，也是一位杰出的外交家。同样的问题，子贡认为：老师的“道”非常伟大，天下都容不下老师的“道”，是老师的“道”太高了，老师能不能往下降一降，为当权者所采用。孔子说：一个当的好的农民知道怎样去耕种、施肥、拔草、收割，但他不一定必然有收获，庄稼明天就要收割了，突然晚上下了一场冰雹，那是你能决定的吗？比如，一个非常优秀的能工巧匠，把产品做到炉火纯青的程度，就能顺应百人之意吗？有人说产品做的很好，有人说做的不好，是个人感受不一样。孔子对子路、子贡的回答并不满意，至于降低“道”的标准，去迎合世俗，是实际上放弃理想，更是要不得的。孔子又问颜回如何理解，颜子说：老师的“道”非常伟大，不被别人接受，那是他们的责任。如果我们的“道”没修好，那是我们的耻辱。老师的“道”已经完善，而不被当权者采纳，那是各国掌权者的耻辱，是各国掌权者之丑；正确的主张不被人家采纳，自己仍坚持下去，才能显示出一个真正君子的修养。孔子听了颜回的论述，高兴的说：好样的，颜氏之子！如果将来你发了财，我愿替你当管家。

上面的故事说明，不论是处于逆境中的内心调适，还是保持人格独立，不忘社会的责任感；或是追求善美统一，顺应自然，天人合一观，其关键是颜子在任何情况下都能修道、守道、弘道，因而不论遇到怎样的艰难困苦，都不会悲观失望。

《论语》中多次谈到“道”。如，子曰：“人能弘道，非道弘人。”（《卫灵公》篇）“吾道一以贯之。”（《里仁》篇）据《史记·孔子世家》记载，孔子在临终前的两年，曾慨叹：“吾道穷矣。”这说明孔子自己认为其终生的任务就是修道、守道、弘道。而颜子紧紧追随孔子之后，慨叹其道未能获得实行于国于当世。

孔颜的守道、弘道分为个人修养、处世及治国等不同层面。在个人修养方面，首要的是“闻道”，如谓“朝闻道，夕死可矣。”（《论语·里仁》）这当然是从极端意义上说的，说明道对人生的重要意义。又如：“君子食无求饱，居无求安，敏于事而慎于言，就有道而正焉，可谓好学也已。”（《论语·学而》）“士志于道，而耻恶衣恶食者，未足与议也。”（《论语·里仁》）“君子谋道不谋食”、“君子忧道不忧贫”（《论语·卫灵公》）。这就是说，学道对于人生是最重要的，应正确处理生活待遇与学道之间的关系。颜回在这方面是最好的典型。如他处贫乐道，孔子十分赞赏等。在交友方面，亦以道之同为标准，“道不同不相为谋”（《论语·卫灵公》篇）。孔子希望青年弟子都能做到“志于道，据于德，依于仁，游于艺”（见于《论语·述而》篇）。道与仁实际上是相为表里，但各有不同的侧重。道偏重于政治理想与实践方面，而仁主要是个人修养与素质方面，道偏重于治国，仁偏重于利民。这种所谓侧重的不同，也是相对的。曾子说：“夫子之道，忠恕而已。”所谓“忠”，就是为他人做事而能尽己全力，像做自己的事一样，即“已欲立而立人，己欲达而达人”；所谓“恕”，就是“己所不欲，勿施于人”（《论语·里仁》篇）。因此“忠”与“恕”，都是仁的不同表现形式。所谓忠恕之道，也就是仁。在处世方面，主要是守道与实现道。所谓“隐居以求其志，行义以达其道”（《论语·季氏》篇）。（《论语·泰伯》）篇云：“笃信好学，守死善道，危邦不入，乱邦不居。天下有道则现，无道则隐。”都是说的这个意思。这与“用之则行，舍之则藏”是一致的。在国家治理方面，孔颜反对“无道”，主张要改变因“无道”而带来的无序状态，而变为“有道”即有序状态。孔子多次谈到“邦有道”与“邦无道”的问题，说明孔子对道的实现非常重视。他希望的是“天下有道”，即像西周初年那样，“礼乐征伐自天子出”，君臣父子等级有序；而反对春秋以来所形成的权力下移，“礼乐征伐自诸侯出”、“自大夫出”、“陪臣执国命”的局面。

孔子、颜子一生为学道、守道、弘道而废寝忘食，奔走不息，从未离开道，离开仁。正所谓“造次必于是，颠沛必于是”。因为这个道代表了他们的理想与希望，正因为如此，才有了“孔颜乐处”之道的出现。

综上所述，我们认识到“孔颜乐处”的内容包括：保持正确的理想信念；保持独立人格，不忘社会责任；善美统一，因善而乐；顺其自然，天人合一等方面的内容，其核心是坚持修道、守道、弘道，用现代的话说就是坚持正确的人生价值取向，即便身处逆境，亦始终如一，矢志不渝，自强不息。“孔颜乐处”或者说“处贫乐道”是对颜子精神面貌言简意赅的概括。

颜子平生虽无军功、政绩著称于世，但好学慕道，以全副身心体悟孔子思想，并努力将孔子思想、尤其是孔子之道作为自己的行为准则。他主要是通过以下三个相关联的途径完善自我，力求达到孔子所谓“仁德”之境界的。

一、“好学”。

颜回的好学，受到孔子与同门公认。《论语·先进》篇记载：“季康子问曰：‘弟子孰为好学？’孔子对曰：‘有颜回者好学，不幸短命死矣。今也则亡。”子贡也说颜回勤勉于学，“夙兴夜寐，讽诵崇礼。”（见《大戴礼记·卫将军文子》）那么，颜回是何此“好学”，“学”什么？孔子又何以于三千弟子、七十二贤徒中独以“好学”赞誉颜回？若从一般求知意义上看，孔子弟子甚众，习六艺而精者亦不乏其人，好学者当不为少数，但孔子都未以“好学”相赞。可见颜回所学、好学并非一般的虚心好学。

春秋时期的“好学”与今天我们常说的这个“好学”并不相同，什么叫做“好学”，要学什么？“学”首先要学做人，孔子本人曾释“好学”云：“君子食无求饱、居无求安，敏于事而慎于言，就有道而正焉，可谓好学也矣。”（见《论语·学而》）。这是孔子从思想道德角度提出的“好学”标准，是对其弟子提出的普遍性要求。孔门诸弟子中合乎此标准、达到这个要求者较多，至少“七十二贤徒”都基本做到了这一点，而绝不仅颜回一人。所以，孔子称道的颜回所“学”亦即其所好之“学”，当另有所指。宋明诸儒、乃至释门中人都曾殚精集虑，对此做过多方探寻，如朱时恩《居士分灯录》记载，周敦颐初见晦堂祖心禅师，向其“问教外别传之旨。心谕之曰：‘只消向你自家屋里打点。孔子谓朝闻道，夕死可矣；毕竟以何闻道，夕死可耶？颜子不改其乐；所乐何事？但于此究竟，久久有个契合处。’”在祖心禅师看来，人同此心、心同此理，此心此理，佛家圣人识得，儒家圣人也识得，故其要周敦颐“向自家屋里打点”。此后，周敦颐教授二程，提出“仲尼、颜子居于乐处，所乐何事？”以此启发二程，而颜子所学何学、所乐何事遂成为此后儒者穷追不舍的重要话题。而我们则认为，颜回既居孔门“德行”之首，则其所学自然首先是道德，但又非一般水准的道德，而是儒家道德的最高境界——“仁”。入门初始，他就向孔子“问仁”，问何以成仁。终其身，颜回所学、所好者无非“仁”学。于此可见，他是将“好学”作为进德修身以成“仁”者的途径。孔子对此似已有所暗示。《论语·雍也》记：“哀公问：‘弟子孰为好学？’孔子对曰：‘有颜回者好学，不迁怒，不贰过；不幸短命死矣。今也则亡，未闻好学者也。’”朱熹对此解释道：“努于甲者，不移于乙；过于前者，不移于后。颜子克己之功至于如此，可谓好学矣。”（见《四书集注·论语集注》）朱熹对颜回“克己”之颂扬，显然已掺有理学家的意见。其实，孔子在这里只是指出一个事实，即：颜回以“好学”为途径，好且力行其所学，从平实处（“不迁”“不贰”）开始实践儒家道德，逐渐成为具有高尚德性的“仁人”。

他的好学学到的是什么呢？是“不迁怒，不二过”，大家都知道迁怒是我们常人的一种表态，感情的一种表达方式，我们在单位遇到不顺心的事了，回到家和自己的太太、家人发火，那么我们在家里遇到不顺心的事了，到单位也会使脸色给别人看，甚至有地位的权贵拿自己的下属开涮，而达到自己出气的目地。其实，这样处事只能把自己的尊严，人格往下降，更与怎样做好“仁”的道理相背驰了。但是，颜子绝不是这样做人的，他不会把他的怒无故的表现出来，这是颜子的思想境界。不二过的意思是说，不重新犯同一种错误。一个人不重新犯同一类的错误，这个人就相当有智慧，而且是相当高明的“仁”，他是谁呀？那就是“复圣颜子”了，他能做到“三月不违仁”嘛。

二、自省。

颜回颇富好思的天性。他初事孔子时，即蒙老师赞许： “吾与回言终日，不违如愚。退而省其私，亦足以犮，回也不愚。”（见《论语·为政》篇）这就是说，颜回主要是通过“省”即倾注自己全部内在力量去思考、检讨，以期不断深化对自身的认识，及对所思者有全面而又深刻的领悟。这就使他不仅在认知过程中能“闻一知十”（见上书《公冶》篇），而且更能择善弃恶、去伪存真，最终将自己所认同的真、善、美深植于心，并作为言行。孔子称其“择乎中庸，得一善则拳拳服膺，而弗失之矣。”（见《中庸》篇）像颜回这样的人，自然“不愚”了。

三、力行。

《论语·颜渊》篇记载：颜渊问仁。子曰：“克己复礼为仁。一日克己复礼，天下归仁焉。为仁由己，而由仁乎哉？”颜渊曰：“请问其目。”子曰：“非礼勿视，非礼勿听，非礼勿言，非礼勿动。”颜渊曰：“回虽不敏，请事斯语。”对人们耳熟能详的这段材料，明代的何良俊评道：“孔子答群弟子问仁，皆因病而药，独颜渊问仁，则真有切实力行之意，故孔子亦以切实力行告之。”（见《四友斋丛说》）精研细读《论语》，孔门师生有关“仁”的对答之语，的确如此。仅以颜回而论，他是始终以孔子“为仁由己，而由人乎哉”为座右铭的。他“有不善未尝不知，知之未尝复行”（见《易传·系辞下》记孔子语），“行不贰过，称言不苟”（见《大戴礼记·卫将军文子》记子贡语），“慎于治身”（见《孔子家语·大本》）。总之，颜回一生立身、处事、与人，无不以德自奉，并为此受到孔子的称赞：《论语·子罕》篇载“吾见其进，未见其止。”正因为如此力行不已，颜回才能做到“三月不违仁，其余则日月至焉而已矣。”（见上书《先进》记孔子语）。“仁”是孔子提出的最高道德标准。孔子不轻以“仁”许人，也不敢以“仁”自奉，而对颜回则赞之以“仁”，甚至直称其为“仁人”而自叹“不如”（据《论衡·定贤》）。由此可见，在孔子眼里，颜回以其好学、自省、力行而达到了儒家理想的最高道德境界，从而使其所言“为仁由己，而由人乎哉”成为了现实。

颜子好学、自省、力行，达到了“仁人”的境界，可以“三月不违仁”，做到了“处贫乐道”。 通过上面的分析。我们可以看到他矢志不渝、言行如一、尊师重道、好学善思、自强不息等诸多高尚品质，甚至宽政爱民的政治主张。而颜回的道德品质还体现在许多方面，比如，克己归仁。从颜回的为人处事来看，颜回始终以仁爱之心待人，“犯而不校”(《论语·泰伯》记曾参语)。他之所以“不校”，“非微弱不能校也，非虑患不敢校也，非禽兽不足校也，非含忍不欲校也，非愧悟不必校也；颜子之心，则宽宏不忍校也。”（这段文献记载于简朝亮《论语集注述疏》中）颜子自曰：“人善我，我亦善之；人不善我，我亦善之（见《韩诗外传》卷九），表现出“泛爱近仁”、“民胞勿与”的宽宏襟怀。正因为他如此待人，才得以加深了同门师友间的交往和情谊，所以，孔子说：“自吾得回也，门人宜亲。”（见《尚书大传》）。但是，颜回为人处事并不是毫无原则的，他曾问孔子“君子”、“小人”之别，提出：“小人之言有同于君子者，不可不察也。”（见《孔子家语·颜回》）他所谓“小人”，非从政治等级制度意义上来讲，而是如孟子所言，是特指那种“居之似忠信，行之似廉洁，众皆悦之，自以为是”的“德之贼”（见《孟子·尽心下》）。这就与当今社会上公检法司的少数贪污腐败分子一样，干的讲的都是制止犯罪，惩治贪污腐败，确自己因贪污腐败犯罪锒铛入狱。

在孔门诸弟子中，唯有颜回能依循孔子提出的以道德区分“君子”、“小人”的基本原则，严于“君子、小人之辨”。此外，在与同门友相处中，颜回也不是一团和气地做老好人，而是针对他们的缺失，以“诚”、“信”之德予以规谏、忠告和劝诱，竭尽“以仁辅友”之情。如其对子路说：“力猛于德，而得其死者，鲜矣；盖慎诸焉！”又对子贡说：“吾闻诸夫子：‘身不用礼而望礼于人，身不用德而望德于人，乱也。’夫子之言，不可不思也。”（见《孔子家语·颜回》）。颜回还曾从人子对其父母的孝行角度向宰我讲述“三年之丧”的必要性，谓：“父母者，天地也；天崩地坏，为之三年，不亦宜乎！”（见马骕《绎史》引《卫波传》）。由此可见，颜回在其生前死后能够赢得老师、同门的交口赞誉，与其所具有的“仁者”风范密不可分。

“颜氏之儒”及其影响《韩非子·显学篇》记载：“世之显学，孔、墨也。”“自孔子死后，有子张之儒，有颜氏之儒，有漆雕氏之儒，有仲良氏之儒，有孙氏之儒，有乐正氏之儒”，故谓“儒分为八”。不全，得考证。作为先秦儒家八派之一的“颜氏之儒”，其开创者为淮？据《史记·仲尼弟子列传》记载，孔门颜姓弟子计有颜回、颜幸、颜高、颜之仆、颜哙、颜何、颜祖、颜浊邹八位，且均为鲁人。其中，颜之仆、颜哙、颜何、颜祖虽曾师事过孔子，但未见于《论语》、《孔子家语》诸书，故不足论。颜无繇即颜路，《孔子家语》又称其为颜由，乃颜回之父，由于他在《论语》、《孔子家语》中均仅一见（即“颜渊死，颜路请子之车以为槨”），故似无多少学说思想可言。颜幸，字子柳，观《礼记·檀弓》所记，至多是个“知礼”之人。颜高其人其行其学，则无史籍可证。《史记·孔子世家》记有颜刻，谓孔子“将适陈，过匡，颜刻为仆”。梁玉绳《史记志疑》及近人蒋伯潜《诸子通考》均以为“颜刻”为“颜高”之误，或别有颜刻之人，尽管曾从孔子周游列国，历经磨难，但大体如子路一流，学说思想上则无多大成就。可见，上述七位颜姓弟子都不可能成为“颜氏之儒”的开创者。这样，在颜氏八人中，唯颜回有此可能。并且，如前所述，颜回志宏、才大、德厚，不仅为孔子七十二贤之冠，更居“德行”之首，为孔子及同门共同称道，亦已赢得一定的社会声誉，故而“颜氏之儒”为颜回所创，当无可置疑。

颜回随孔子归鲁定居时，年方三十。虽然体弱多病，但“居陋巷”而“不改其乐”的颜回，设帐授徒以传夫子之道，应为自然之事。另，《大戴礼记·曾子疾病》记曾参病笃，谓其弟子曾华、曾元曰：“微乎，吾无夫颜氏之言，吾何以语女哉？”孔子及门诸弟子中，曾参传学最广，尚且感叹“无夫颜氏之言”，这也从一个侧面说明颜回确曾传其学于门人。又，颜回死，“门人欲厚葬之。子曰：‘不可！’门人厚葬之。子曰：‘回也，视予犹父也，予不得视犹子也；非我也，夫二三子也。’”（此段文献记载与《论语·先进》篇）。这不听孔子之嘱而执意“厚葬”颜回，并引发孔子感叹的“二三子”之徒，应当就是颜回的学生。学生“厚葬”老师，以表达他们的敬师重道之意，这本在情理之中，但使孔子陷于回“视予犹父”而“予不得视犹子也”的境地，也就难怪老夫子要说：“是你的学生使我如此啊！”

关于“颜氏之儒”，尽管一方面由于早卒的颜回，其本人无著述传于后世，另方面则由于史缺有间，我们今天实难寻出其传承脉络，但是，从其融入儒家别派并对战国时期其他学派的影响来考察，仍可窥见有关该学派思想、学术的一些蛛丝马迹。

从现有资料看，先秦思想家中受颜回思想学响最大者为曾参。曾参为孔门后进，他在同门诸友中独尊颜回，尝赞之曰：“以能问于不能，以多问于寡；有若无，实若虚，犯而不校。昔者吾友，尝从事于斯矣。”（上书《泰伯》）这种从学思、修养两个层面对颜回进行的评价、称颂，颇为符合颜氏其人其学之实际。而曾参本人是以讲求“仁”（“仁以为己任”）与气节（“临大节而不可夺”），以及在道德修养上注重内省（“吾日三省吾身”）与力行（行“孝”道）而著称的。这与颜回十分相像。孔门诸弟子中，以曾参最为长寿。若以其对颜回敬服之心来推论，则其在颜回死后，代为教育颜氏弟子，使“颜氏之儒”多转入他的门下，从而“颜氏之儒”与思——曾——孟之儒相融合，或有可能。

先秦道家中的庄周学派曾受到颜回的思想影响。《庄子》中屡屡提及颜回，且多为正面描述，不含讥讪之意（这与其对孔子的态度迥然有异），就是最好的证明。当然，庄子将颜回的“用舍行藏”发展为消极避世，将颜回“有若无、实若虚”的谦逊之德诠释为“心斋坐忘”以至陷于无我无物之境，这显然是将儒家“仁人”之颜回道家化了。不过，庄子受到颜回的思想影响应为事实，甚至可能有“颜氏之儒”转入庄周学派者。

后世学者多从好学、力行、守志（“安贫乐道”。按：这也是颜氏影响于后人的主要方面）等角度赞扬颜回。当然，其中也不乏有刻意美化、甚至神化颜回的言论，这类言论集中谶纬神学思潮泛滥的两汉时代，如谓颜回“感中台星”而生（见《新论·命相》），或云颜回“月角，额似月形。渊，水也；月乃水精，故名渊”（记载与《论语谶》），或说颜回曾杖剑斫鬼而被孔子赞为“仁者有勇”（见《段芸小说》）等等。至于宋明诸儒，则多从其理学立场出发讲论颜回，或追寻“孔、颜乐处”，或重颜氏“克己”之功，或以颜回为孔门“道统”之真传。如此等等，资料甚多，难以具论。

自汉以来，历代封建统治者无不尊奉颜回。汉高帝十二年以颜回配享孔子、祀以太牢，三国魏正始二年又将此举定之为制度。这就使颜回由一个穷居陋巷的布衣一跃而入廟堂。但汉、魏间统治者还仅以颜回为孔门七十二贤徒之首。此后，对颜回的颂扬逐渐升级。在唐朝以前，颜子曾先封为先师，然后封到亚圣。唐开元二十七年，唐玄宗年间的时候，就是那个和杨贵妃不错的那个唐玄宗李隆基啊，他制诏追谥孔子为文宣王；颜子为亚圣，赠为兖国公。金代章宗明昌年间在曲阜建兖国公颜子廟。直至元代至顺元年，文宗诏封颜回为兖国“复圣”公，而以孟子为“亚圣”。由亚圣升格为复圣，大家说亚圣是次于圣，复圣是重复于圣，或者说是圣，那么说孔子是至圣，至圣以下最高的就是复圣了。尽管如此，元及其后历代，孔门其他弟子配享座次时有升黜，唯颜回“复圣”地位不变，爵秩特优而不衰。其“圣誉”之隆，除孔子之外，仍无他人可及。

那么颜子精神是什么呢？我觉得就是那种愚善精神。那么我们自强不息，厚德载物，那么我们干嘛呢？我们好学是为了干嘛呢？我们所有目的是为了干什么？当我们说了，目的就是为了做一个善人，一个君子、一个贤人、一个圣人。如何做一个圣人呢？孔子说了，你是攥着做圣人，还是攥着做小人，完全掌握在你自己的手里，而不是掌握在别人的手里。你不能说人在江湖身不由己，我迫不得已做了小人，就是说攥着做不做小人，攥着不攥着做君子，完全是自己决定的， “仁”是孔颜的最高境界，是人格修养的最高标准。

大家知道，颜子活在春秋末期，那个时期是礼坏乐崩，也可以说是昏君当道，奸侫当权，在这个时代里甚至不为世道所用，才显示出颜子是个高尚伟大的人物，我们今天来学习研究中华民族优秀传统文化，弘扬儒家学说的精神，来宣昭我们的后人，来落实到我们的行动中，来化为我们人生的一种指导，也可以说是一种指南。更好的落实国家提出的“以法治国，以德治国。”方略的实施。

孔子、颜子是我国历史上很有影响的思想家，他们创建的儒家学说，虽然在当时没有得到统治者的重视和推行，但却被后来历代封建统治者根据自己的需要加以改造继承，逐步构成了一套完整的封建统治体系。其中有的可以从孔子本身思想学说中找到直接或间接的联系和影响；但有的是打上了各个时代统治阶级自己的思想烙印。所以，孔子本身的思想和后来的儒家思想是有所变化和区别的，需要分别清楚，这样才能给予孔子、颜子思想正确的评论。先秦道家中的庄周学派曾受到颜回的思想影响。

如《庄子》中屡屡提及颜回，且多为正面描述，不含讥讪之意（这与其对孔子的态度迥然有异），就是最好的证明。当然，庄子将颜回的“用舍行藏”发展为消极避世，将颜回“有若无、实若虚”的谦逊之德诠释为“心斋坐忘”以至陷于无我无物之境，这显然是将儒家“仁人”之颜回道家化了。不过，庄子受到颜回的思想影响应为事实。

大家知道了 “孔颜乐处”。孔颜乐处是孔子、颜回一种生活的境界，是一种生活的态度，是一种心境。孔子对学生，对大多数学生说：你们跟我“顶多学习三年，而不愁无官可做，不愁去拿高工资。”（出处？）而颜回一直追随孔子，从事学习和研究，孔子对他的评价是很高的，所以我要解释“孔颜乐处”。我们讲孔颜乐处，就是在重视经济发展的今天，也有着积极的现实意义。颜子能视贫作富，我虽然贫穷，但我精神上富有；我虽然贫穷，但我人格上是完善的；我虽然贫穷我的知识比任何人都丰富；我的心理境界比任何人都高尚，这就是被历代帝王贤达尊崇的复圣颜子处世态度。

在这里我给大家讲一个真实的故事，那是刚恢复高考的一九七八年，在北京一个工厂上班的女青年，来到北京的一所大学和她的男朋友见面。女青年在两年前的知识青年到农村去上山下乡锻炼，根据在农村锻炼的情况，再入城安排工作。女青年在她下乡的农村看中了一位男青年，于是两人确定了恋爱的关系。可在三年后的一九七八年冬季，男青年考进了北京的一所大学。于是发生了前面开始说的，女青年非常高兴，前来看他，可当他们在一起叙情的时候，男青年对女青年说，你在工厂上班，我二年毕业后，不可能留在北京，可能会分配到外地去，我们之间将无法在一起生活的话。可女青年听到男青年的话后，就再也没有说话回家了。她一路上无有眼泪，无有悲伤，到家后为了在几年在农村时曾爱着的一位农村乡下人所面临今天的差距而要被抛弃时，

我觉得有这样一个心境，不只是处在一般生活水平或贫困水平的逆境人们学习对待的问题，作为今天富起来的人们学习对待的问题。对处理我们人生问题上有一个很大的启示，或者是启发，乃至启迪，这样能起到作用。我觉得我们今天富人越来越多了，有钱人越来越多了，我们如何做一个富人，如何做一个有钱人，我想说这个问题，我们还缺乏如何做好一个富人呢？如果说富而不傲，你富了而不知礼节，你富了骄横拔扈，你这种富，所以说就没有学会什么叫富，富是社会一个有修养的阶层，越富越要有理性感，越富越有套路，越富越要显得礼让，越富越要关注社会上的公益事业，你对社会上的公益事业作出的贡献越多，你在人生道路上越富有，越在其乐融融之中。这样才能对得起做一个真正的富有的“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