颜之推的《颜氏家训》与语言研究

（第十一届世界颜氏联谊大会“成都国际学术研讨会”——论文作品）


李恕豪
（四川师范大学文学院）



南北朝后期，著名学者颜之推对当时的语言文字现象，进行了深入的观察和研究，提出了一系列独到的见解。其具体表现在对于文字和训诂方面的研究上、在方言尤其是方音的研究方面，以及在语言的规范方面，都作出了巨大的贡献。
颜之推，字介，祖籍琅邪临沂（今山东省临沂市北），五胡乱华，其祖南迁，在金陵境内所侨置的琅邪临沂定居。梁武帝大通三年（公元531年），出生于江陵（今湖北江陵），隋开皇十余年卒。颜之推是我国南北朝后期至隋代时的著名学者、文学家。他的一生，颠沛流离，饱经丧乱，经历了梁、西魏、北齐、北周、隋五朝，熟悉南北两朝的政治和文化，对当时知识的各个领域，都进行过深入的研究，并能提出自己的见解。正如他在其《颜氏家训·慕贤》中所说：“吾生于乱世，长于戎马，流离播越，闻见已多。”其毕生所著，有《文集》三十卷、《颜氏家训》二十篇、《训俗文字略》一卷、《证俗音》五卷、《字始》三卷、《急就章注》一卷、《集灵记》二十卷、《笔墨法》一卷、《稽圣赋》三卷、《还冤志》三卷、《七悟》一卷等。此外，在北齐武平三年还主持编定过一部类书《修文殿御览》三百六十卷。除《家训》、《还冤志》以及极少的一点诗、赋外，其余著作全部佚失。
《颜氏家训》一书，主要是为了训戒子孙而作，内容十分广泛，详细叙述修身齐家之要。在不少地方表现出颜之推在文字、音韵、训诂、校勘等方面的见解和造诣，其中也包括他的语言观，以及他对当时南北方言的描写和看法。



一、颜之推的文字训诂研究
颜之推对于文字的重要作用是有正确认识的。他说：“夫文字者，坟籍根本。”（《颜氏家训·勉学》，以下引文出自本篇者，不另标篇名；篇名不同者，只标篇名。））在前代字书中，他非常推崇《说文》的条理性和系统性，说：“大抵服其书，隐括有条例，剖析穷根源，郑玄注书，往往引以为证。若不信其说，则冥冥不知一点一画，有何意焉。”（《书证》）但他也并不盲从《说文》，说：“且余亦不专以《说文》为是也，其有援引经传与之乖者，未又敢从。”（同上）颜之推认为，文字是随着时代而不断发展着的，因此在使用文字的时候，不能完全依据《说文》中的小篆。因此，在使用文字的时候，既要注意文字的来源和结构，也要根据当时社会上大多数人的用字习惯来决定取舍。同时，还要视文字的使用场合，以决定其适当的标准。他提出，在文字的使用上，基本上应当依据当时通用的字体来书写，只是在写作正式的公文（官曹文书）时，要依照《说文》来纠正一些俗字，而对于一般的书信（世间尺牍），则可以使用通行的俗字。这种既注意到传统的正字法，又遵循文字使用时的大众化的原则，是完全正确的。
在训诂研究上，颜之推继承了郭璞在《尔雅注》和《方言注》的研究方法，既重视前代经师的训诂传统，也注意到了对研究对象的实地考察。对于古籍中的文字，他一方面依据文理来进行校正。有时也根据出土文物来校正古籍中的文字。不过，颜之推在某些具体的问题上也难免有一些错误。



二、颜之推的方言研究
在扬雄《方言》之后，东汉的许慎、郑玄、刘熙等人，都或多或少地注意到了方言的问题。在他们的著作中，有不少对于当时方言词汇和语音方面的描写和研究。晋代的郭璞，足迹遍布南北四方，通过详细的实地考察，在其《方言注》和《尔雅注》中，留下了大量关于晋代方言的记录和研究，其成果足以同扬雄《方言》前后辉映。在方言研究上，颜之推可以说是继扬雄、郭璞之后的重要学者。
颜之推认为，语言由于其地域的不同，所表现出方言的差异，自古以来便存在着。对于当时南北方言的特点和差异，他作了认真深入的研究。他善于从大处着眼，去进行观察和比较，着重在整体上和宏观上去把握。他说：
南方水土和柔，其音清舉而切诣，失在浮浅，其辞多鄙俗；北方山川深厚，其音沈浊而鈋钝，得其质直，其辞多古语。然冠冕君子，南方为优；闾里小人，北方为愈。易服而与之谈，南方士庶，数言可辩；隔垣而听其语，北方朝野，终日难分。而南染吴越，北杂夷虏，皆有深弊，不可具论。（《音辞》）
颜之推的这段话虽然很短，但所包含内容却相当丰富，主要谈论了以下几个问题。
第一，当时的各地方言，虽然都有所不同，但主要表现在南北两大方言系统的对立上。这种看法无疑是正确的。这种方言上的南北两系，可以说从先秦一直持续的今天。
第二，南北方言的差异首先体现在语音上。
第三，颜之推探索了南北方音差异的原因。他认为这是由于地理条件的不同所致。
第四，除了语音方面的不同外，颜之推指出，南北方言的差异，也表现在词汇方面。“北方……其辞多古语”，指北方方言中的许多词语，可以在古代的书面文献中找到；“南方……其辞多鄙俗”，则指南方方言中的许多词，只是民间口语中的鄙语或俗语，从未进入到书面与中去。这说明我国古代的共同语（“雅言”、“通语”）及其书面形式，一直都是以北方方言为基础的。值得注意的是，颜之推在叙述当时的南北方言时，首先提到的是语音差异，其次才指出词汇的不同。这与方言的差异首先体现在语音上，其次才体现在词汇上是相一致的。
第五，指出了当时南北不同的阶层在语言使用上的差异。
第六，颜之推注意到了语言或方言之间的相互接触，相互影响的问题。这种把方言的变化，同社会历史的变迁，不同民族或不同地区的人民的接触联系起来进行考察，无疑是正确的。
除了在宏观上和理论上进行阐述外，颜之推在《音辞》篇中还给我们具体描述了南北方音的某些差异。
颜之推在解释古书中的词义时，除了大量引用古代文献中的书面材料，以事实为依据，注重目验实物外，还广泛注意到了当时民间活的语言，其中自然包括方言在内。各地方言俗语中往往保存有古音古义。通过对当时活语言的考察，一方面可以验证古书中某些古词的音义，另一方面则可以在古书中找到当时某些方言俗语的源头。这种研究方法，虽然偏重于方言词语的考古，与扬雄、郭璞等人以活的语言为研究对象的方法有所不同，但仍不失为方言研究的一条路子。颜之推重视各地方言，对当时的方言俗语是作过一番认真的收集和整理工作的。他的《证俗音》大概就是一部专门记载方俗词语的著作。在《书证》中，也有不少当时的方言俗语，其中也透露了一些关于方音的情况。



三、颜之推关于共同语及语言规范的思想
颜之推在确定当时的共同语，以及语言的规范方面，也作出了不少贡献。
汉语的方言虽然有不少分歧，但自古以来在各个方言之上就有一个共同语存在，周代的“雅言”，汉晋时的“通语”便是。共同语一般都是以一个较大的方言作为基础方言，在语音上则以当时的政治、经济、文化中心首都的语音作为标准。在西周，以镐京音为标准，东周时，以洛阳音为标准，西汉以长安音为标准，从东汉到西晋，则一直以洛阳语音作为标准音。这种标准音的使用范围相当广阔，反映在文学语言的语音系统上，也就是一般所说的“读书音。”
颜之推认为，无论是古今音还是当时的南北方音，都有不够纯正的地方。因此，应当在这些纷繁的古今音和方音之上，制定一个标准语音，作为规范的准则。从当时南北分裂的实际情况来讲，当然应当以北方的洛阳音，南方的金陵音作为正音的标准。事实上，魏晋南北朝时代韵书的作者都是这样做的，当然，他们的著作中也难免杂有方音和古音的成分。正如颜之推所说：“自兹厥後，音韵锋出，各有土风，递相非笑，指马之喻，未知孰是。共以帝王都邑，参校方俗，考核古今，为之折衷，搉而量之，独金陵与洛下耳。”
在当时的北方，士庶两族的语音基本一致。而在南方，士族说北方话，庶族说吴语。所谓“金陵音”，就是南方士族的标准音，它来源于晋室南渡前的洛阳旧音。可见，当时南北两朝首都的语音，都属于北音系统，其来源是相同的。不过，由于时间的久远，无论是洛阳还是金陵，其语音都发生了变化，与二百多年前的洛阳旧音并不一样。
颜之推在比较了当时南北士庶两族的语音後，得出的结论是“冠冕君子，南方为优；闾里小人，北方为愈。”认为南方士人所说的北方话，要优于北方士人的北方话。不过，由于“南染吴越，北杂夷虏，”因此应当去掉其中“杂”、“染”的那部分，来制定文学语言的标准音，这个标准音就是经过加工规范的南朝金陵士人的语音，即读书音，也就是流行于六世纪时文学语言的语音。
颜之推不但在理论上，而且能在实际行动中，实践他的语言规范化的思想。这种实际工作，首先体现在他的家庭教育之中。他说：“吾家儿女，虽在幼稚，便渐督正之。一言讹替，以为己罪矣。云为物品，未考书记者，不敢辄名。”颜氏家教甚严，《家训·序致》：“吾家风教，素为整密，昔在龆齔，便蒙诲诱。”
颜氏的后代子孙，人才辈出。其子颜愍楚著有《证俗音略》。孙颜师古，精于训诂，著有《匡谬正俗》一书，也为《汉书》、《急就章》作注。颜元孙、颜真卿都是颜之推的后代。颜元孙著有《干禄字书》，其侄子颜真卿是著名的书法家，著有《韵海镜源》。另一方面，则体现在他和他的朋友对陆法言编制《切韵》一书的影响上。陆法言在其《切韵序》中，谈到隋文帝开皇初年，刘臻、颜之推等八人来到陆法言家中，共同讨论韵书的制定标准，说：“因论南北是非，古今通塞。欲更捃选精切，除削疏缓。颜外史、萧国子多所决定。”“颜外史”指颜之推，“萧国子”指萧该。由于颜之推等人的正音标准合乎当时语音的实际，为人们所接受，所以，《切韵》一出，便取代了魏晋南北朝时的诸家韵书，这对于推行当时文学标准语的语音，促使语言更加规范，更加统一，起到了良好的作用。

传播颜子文化 继承颜氏祖德 成就颜氏精英 育才颜氏后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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