颜回与“颜氏之儒”探微

颜回，字子渊，春秋时期鲁国人，生于鲁昭公二十九年（公元前513年），卒于鲁哀公十三年（公元前482年），享年仅32岁（据熊赐履：《学统》）。他十四岁即拜孔子为师，此后终生师事之。在孔门诸弟子中，孔子对他称赞最多，不仅赞其“好学”，而且还以“仁人”相许。历代文人学士对他也无不推尊有加，宋明儒者更好“寻孔、颜乐处”。自汉高帝以颜回配享孔子、祀以太牢，三国魏正始年间将此举定为制度以来，历代统冶者封赠有加，无不尊奉颜子。由此可见，颜回尽管享年不永，却实为儒学史上一位很值得重视的人物。

一、颜回的政治志向

论及颜回，学者每每赞其“安贫乐道”。其实，这只是其思想非主流性的一面。他思想的主流乃在于救世淑人。这就关涉到对其政治志向的考察。

政冶志向上，颜回以舜为志。《孟子·滕文公上》记其语曰：“舜何人也，予何人也；有为者亦若是！”显然，孟子以颜回与舜、稷“同道”。颜回很赞赏舜“无为而治”，即后来儒家所倡导的以“民”为本的“王道”政治思想。他尝曰：“昔舜巧于使民，而造父巧于使马。舜不穷其民，造父不穷其马；是舜无失民，造父无失马也。”（《荀子·哀公篇》）颜回既与舜“同道”、“所追同一”，所以，当孔子要他和子路“各言尔志”时，子路答以：“愿车马、衣轻裘，与朋友共，敝之而无撼。”而颜回则以“愿无伐善，无施劳”（《论语·公冶》）相答。朱熹释“伐无善、无施劳”曰：“伐，誇也，善谓有能。施亦张大之意，劳谓有功。”（《论语集注》）以不夸己能、不扬己功为其意。但此说不确。元人所著《四书辩疑》驳朱说云：“伐善之善，乃其己所长之总称，伐忠、伐直、伐力、伐功、伐才、伐艺，通谓之伐善。又言伐无巧，止是不伐之一事。分而为二，颜子之志，岂别无可道焉？……该‘无施劳’者，不以劳苦之事加于民也。夫劳而不恤，乃古今之通患。……颜子之言，于世厚矣。”此说极是。所以，颜回这里所言之己志，乃是欲内修己德、外施爱民之政。这与舜之“无为而治”正相仿佛。在颜回看来，唯以此志施行于天下，方能实现孔子所谓“老者安之，少者怀之，朋友信之”（《论语·公冶》）的社会理想。由此可见，颜回在政治志向上不仅有淑世济人的入世情怀，而且颇具早期儒家的民本主义精神。

考颜回一生，大多为追随孔子奔走于六国，归鲁后亦未入仕，而是穷居陋巷。他生活于天下大乱、礼崩乐坏，儒家的仁义之志、王者之政常被斥为愚儒、讥为矫饰，“世以混浊莫能用”（《史记·儒林列传》）的社会环境中，丝毫不愿改其志，仍“尚三教（即夏教忠、殷教敬、周教文）”，期于“承衰救弊，欲民反正道”（《白虎通·三教》）。王符称赞他：“困馑于郊野，守志笃固，秉节不亏。宠禄不能固，威武不能屈。虽有南面之尊、公侯之位，德义有殆，礼义不班，挠志如芷，负心若芬，固弗为也。”（《潜夫论》）若征之《史记·孔子世家》所记颜回语：“夫道之不修也，是吾之醜也；道即已大修而不用，是有国者之醜也”，可知王氏所言非虚。这样，颜回就只能终生不仕，惟以“愿贫如富、贱如贵，无勇而威，与士交通，终身无患难”（《韩诗外传》卷十）自勉自慰。孔子赞其：“用之则行，舍之则藏；惟我与尔有是夫！”（《论语·述而》）“一箪食、一瓢饮，在陋巷。人不堪其忧，回也不改其乐！”（同上《雍也》）。颜回这种注重志气、追求真理并以之为乐的精神，与孔子本人“饭疏食饮水，曲肱而枕之，乐亦在其中”（同上）实同一旨趣。

二、颜回的道德境界

颜回平生虽无事功称知于世，但好学慕道，以全副身心体悟孔子思想，并努力将孔子思想、尤其是孔子的道德论作为自己的行为准则。他主要是通过以下三个相关联着的途径完善自我，从而达到了孔子所谓的“仁”德之境的。

第一，“好学”。颜回好学，为其师与同门公认。《论语·先进》记：“季康子问曰：‘弟子孰为好学？’孔子对曰：‘有颜回者好学，不幸短命死矣。今也则亡。’” 子贡也说颜回勤勉于学，“夙兴夜寐，讽诵崇礼。”（《大戴礼记·卫将军文子。》那么，颜回为何此“好学”，“学”什么？孔子又何以于三千弟子、七十二贤徒中独以“好学”赞誉颜回？若从一般求知意义上看，孔子弟子甚众，习六艺而精者亦不乏其人，好学者当不为少数，但孔子都未以“好学”相赞。可见颜会所学与所好者，并非一般知识。又，孔子本人曾释“好学”云：“君子食无求饱、居无求安，敏于事而慎于言，就有道而正焉，可谓好学也矣。”（《论语·学而》）这是孔子从思想道德角度提出的“好学”标准，是对其弟子提出的普遍性要求。孔门诸弟子中合乎此标准、达到这要求者较多，至少“七十二贤徒”都基本做到了这一点，而绝不仅颜回一人。所以，孔子称道的颜回所“学”亦即其所好之“学”，当另有所指。宋明诸儒、乃至释门中人都曾殚精集虑，对此做过多方探寻，如据朱时恩《居士分灯录》记载，周敦颐初见晦堂祖心禅师，向其“问教外别传之旨。心谕之曰：‘只消向你自家屋里打点。孔子谓朝闻道，夕死可矣；毕竟以何闻道，夕死可耶？颜子不改其乐；所乐何事？但于此究竟，久久有个契合处。’”在祖心禅师看来，人同此心、心同此理，此心此理，佛家圣人识得，儒家圣人也识得，故其要周敦颐“向自家屋里打点”。此后，周敦颐教授二程，提出“仲尼、颜子居于乐处，所乐何事？”以此启发二程，而颜子所学何学、所乐何事遂成为此后儒者穷追不舍的重要话题。而我们则认为，颜回既居孔门“德行”之首，则其所学自然首先是道德，但又非一般水准的道德，而是儒家道德的最高境界一一“仁”。入门初始，他就向孔子“问仁”，问何以成仁。终其身，颜回所学、所好者无非“仁”学。于此可见，他是将“好学”作为进德修身以成“仁”者的途径。孔子对此似已有所暗示。《论语·雍也》记：“哀公问：‘弟子孰为好学？’孔子对曰：‘有颜回者好学，不迁怒，不贰过；不幸短命死矣。今也则亡，未闻好学者也。’”朱熹对此解释道：“努于甲者，不移于乙；过于前者，不移于后。颜子克己之功至于如此，可谓好学矣。”（《四书集注·论语集注》）朱熹对颜回“克己”之颂扬，显然已掺有理学家的意见。其实，孔子在这里只是指出一个事实，即：颜回以“好学”为途径，好且力行其所学，从平实处（“不迁”“不贰”）处开始实践儒家道德，逐渐成为具有高尚德性的“仁人”。

第二，自省。颜回颇富好思天性。他初事孔子时，即蒙老师赞许：“吾与回言终日，不违如愚。退而省其私，亦足以犮，回也不愚。”（《论语·为政》）这就是说，颜回主要是通过“省”即倾注自己全部内在力量去思考、检讨，以期不断深化对自身的认识，及对所思者有全面而又深刻的领悟。这就使他不仅在认知过程中能“闻一知十”（上书《公冶》），而且更能择善弃恶、去伪存真，最终将自己所认同的真、善、美深植于心，并发而为言行。孔子称其“择乎中庸，得一善则拳拳服膺，而弗失之矣。”（《中庸》）像颜回这样的人，自然“不愚”。


第三，力行。《论语·颜渊》记载：

颜渊问仁。子曰：“克己复礼为仁。一日克己复己，天下归仁焉。为仁由己，而由仁乎哉？”颜渊曰：“请问其目。”子曰：“非礼勿视，非礼勿听，非礼勿言，非礼勿动。”颜渊曰：“回虽不敏，请事斯语。”

对人们耳熟能详的这段材料，明人何良俊评道：“孔子答群弟子问仁，皆因病而药，独颜渊问仁，则真有切实力行之意，故孔子亦以切实力行告之。”（《四友斋丛说》）细查《论语》中孔门师生有关“仁”的对答之语，的确如此。仅以颜回而论，他是始终以孔子“为仁由己，而由人乎哉”为座右铭的。他“有不善未尝不知，知之未尝复行”（《易传·系辞下》记孔子语），“行不贰过，称言不苟”（《大戴礼记·卫将军文子》记子贡语），“慎于治身”（《孔子家语·大本》），甚至细微到“不以夜浴改容”（《新论·慎独》）。总之，颜回一生立身、处事、与人，无不以德自奉，并为此受到孔子的称赞：“吾见其进，未见其止。”（《论语·子罕》）正因为如此力行不已，颜回才能“三月不违仁，其余则日月至焉而已矣。”（上书《先进》记孔子语）“仁”是孔子提出的最高道德标唯。孔子轻以“仁”许人，也不敢以“仁”自奉，而对颜回则赞之以“仁”，甚至直称其为“仁人”而自叹“不如”（据《论衡·定贤》）。由此可见，在孔子眼里，颜回以其好学、自省、力行而达到了儒家理想的最高道德境界，从而使其所言“为仁由己，而由人乎哉”成为了现实。

作为“仁人”，颜回的道德品质体现在许多方面。这里，我们仅从颜回的为人处事来看其德性。颜回始终以仁爱之心待人，“犯而不校”(《论语·泰伯》记曾参语)。他之所以“不校”，“非微弱不能校也，非虑患不敢校也，非禽兽不足校也，非含忍不欲校也，非愧悟不必校也；颜子之心，则宽宏不忍校也。”（简朝亮：《论语集注述疏》）他自言“人善我，我亦善之；人不善我，我亦善之（《韩诗外传》卷九），表现出“泛爱近仁”、“民胞勿与”的宽宏襟怀。正因为他如此待人，才得以加深了同门师友间的交往和情谊，所以，孔子说：“自吾得回也，门人加亲。”（《尚书大传》）但是，颜回为人处事又并不是毫无原则，他曾问孔子“君子”、“小人”之别，提出：“小人之言有同于君子者，不可不察也。”（《孔子家语·颜回》）他所谓“小人”，非从政治等级制度意义上来说，而是如孟子所言，是特指那种“居之似忠信，行之似廉洁，众皆悦之，自以为是”的“德之贼”（《孟子·尽心下》）。而在孔门诸弟子中，唯有颜回能依循孔子提出的以道德区分“君子”、“小人”的基本原则，严于“君子、小人之辨”。此外，在与同门友相处中，颜回也不是一团和气地做老好人，而是针对他们的缺失，以“诚”、“信”之德予以规谏、忠告和劝诱，竭尽“以仁辅友”之情。如其对子路说：“力猛于德，而得其死者，鲜矣；蓋慎诸焉！”又对子贡说：“吾闻诸夫子：‘身不用礼而望礼于人，身不用德而望德于人，乱也。’夫子之言，不可不思也。”（《孔子家语·颜回》）颜回还曾从人子对其父母的孝行角度向宰我讲述“三年之丧”的必要性，谓：“父母者，天地也；天崩地坏，为之三年，不亦宜乎！”（马骕《绎史》引《卫波传》）由此可见，颜回在其生前死后能够赢得老师、同门的交口赞誉，与其所具有的“仁者”风范密不可分。

三、“颜氏之儒”及其影响

《韩非子·显学篇》说：“世之显学，孔、墨也。”“自孔子死后，有子张之儒，有颜氏之儒，有漆雕氏之儒，有仲良氏之儒，有孙氏之儒，有乐正氏之儒”，故谓“儒分为八”。

作为先秦儒家八派之一的“颜氏之儒”，其开创者为淮？据《史记·仲尼弟子列传》记载，孔门颜姓弟子计有颜无繇、颜回、颜幸、颜高、颜之仆、颜哙、颜何、颜祖八位，且均为鲁人。其中，颜之仆、颜哙、颜何、颜祖虽曾师事过孔子，但未见于《论语》、《孔子家语》诸书，故不足论。颜无繇即颜路，《孔子家语》又称其为颜由，乃颜回之父，由于他在《论语》、《孔子家语》中均仅一见（即“颜渊死，颜路请子之车以为槨”），故似无多少学说思想可言。颜幸，字子柳，观《礼记·檀弓》所记，至多是个“知礼”之人。颜高其人其行其学，则无史籍可证。《史记·孔子世家》记有颜刻，谓孔子“将适陈，过匡，颜刻为仆”。梁玉绳《史记志疑》及近人蒋伯潜《诸子通考》均以为“颜刻”为“颜高”之误，则颜高或别有颜刻之人，尽管曾从孔子周游列国，历经磨难，但大体如子路一流，学说思想上则无多大成就。可见，上述七位颜姓弟子都不可能成为“颜氏之儒”的开创者。这样，在颜氏八人中，唯颜回有此可能。并且，如前所述，颜回志宏才大德厚，不仅为孔子七十二贤徒之冠，更居“德行”之首，为孔子及同门共同称道，亦已赢得一定的社会声誉，故而“颜氏之儒”为颜回所创，当无可置疑。

颜回随孔子归鲁定居时，年方三十。虽然体弱多病，但“居陋巷”而“不改其乐”的颜回，设帐授徒以传夫子之道，应为自然之事。另，《大戴礼记·曾子疾病》记曾参病笃，谓其弟子曾华、曾元曰：“微乎，吾无夫颜氏之言，吾何以语女哉？”孔子及门诸弟子中，曾参传学最广，尚且感叹“无夫颜氏之言”，这也从一个侧面说明颜回确曾传其学于门人。又，颜回死，“门人欲厚葬之。子曰：‘不可！’门人厚葬之。子曰：‘回也，视予犹父也，予不得视犹子也；非我也，夫二三子也。’”（《论语·先进》）这不听孔子之嘱而执意“厚葬”颜回，并引发孔子感叹的“二三子”之徒，应当就是颜回的学生。学生“厚葬”老师，以表达他们的敬师重道之意，这本在情理之中，但使孔子陷于回“视予犹父”而“予不得视犹子也”的境地，也就难怪老夫子要说：“是你的学生使我如此啊！”

关于“颜氏之儒”，尽管一方面由于早卒的颜回，其本人无著述传于后世，另方面则由于史缺有间，我们今天实难寻出其传承脉络，但是，从其融入儒家别派并对战国时期其他学派的影响来考察，仍可窥见有关该学派思想、学术的一些蛛丝马迹。

从现有资料看，先秦思想家中受颜回思想学响最大者为曾参。曾参为孔门后进，他在同门诸友中独尊颜回，尝赞之曰：“以能问于不能，以多问于寡；有若无，实若虚，犯而不校。昔者吾友，尝从事于斯矣。”（上书《泰伯》）这种从学思、修养两个层面对颜回进行的评价、称颂，颇为符合颜氏其人其学之实际。而曾参本人是以讲求“仁”（“仁以为己任”）与气节（“临大节而不可夺”），以及在道德修养上注重内省（“吾日三省吾身”）与力行（行“孝”道）而著称的。这与颜回十分相像。孔门诸弟子中，以曾参最为长寿。若以其对颜回敬服之心来推论，则其在颜回死后，代为教育颜氏弟子，使“颜氏之儒”多转入他的门下，从而“颜氏之儒”与思一一曾一一孟之儒相融合，或有可能。

先秦道家中的庄周学派曾受到颜回的思想影响。《庄子》中屡屡提及颜回，且多为正面描述，不含讥讪之意（这与其对孔子的态度迥然有异），就是最好的证明。当然，庄子将颜回的“用舍行藏”发展为消极避世，将颜回“有若无、实若虚”的谦逊之德诠释为“心斋坐忘”以至陷于无我无物之境，这显然是将儒家“仁人”之颜回道家化了。不过，庄子受到颜回的思想影响应为事实，甚至可能有“颜氏之儒”转入庄周学派者。

后世学者多从好学、力行、守志（“安贫乐道”。按：这也是颜氏影响于后人的主要方面）等角度赞扬颜回。当然，其中也不乏有刻意美化、甚至神化颜回的言论，这类言论集中谶纬神学思潮泛滥的两汉时代，如谓颜回“感中台星”而生（《新论·命相》），或云颜回“月角，额似月形。渊，水也；月乃水精，故名渊”（《论语谶》），或说颜回曾杖剑斫鬼而被孔子赞为“仁者有勇”（《段芸小说》）等等。至于宋明诸儒，则多从其理学立场出发讲论颜回，或追寻“孔、颜乐处”，或重颜氏“克己”之功，或以颜回为孔门“道统”之真传。如此等等，资料甚多，难以具论。

自汉以来，历代封建统治者无不尊奉颜回。汉高帝十二年以颜回配享孔子、祀以太牢，三国魏正始二年又将此举定之为制度。这就使颜回由一个穷居陋巷的布衣一跃而入廟堂。但汉、魏间统治者还仅以颜回为孔门七十二贤徒之首。此后，对颜回的颂扬逐渐升级。唐开元二十七年，高宗制诏追谥孔子为文宣王；颜回为亚圣，赠为兖国公。金章宗明昌年间在曲阜建兖国公颜子廟。直至元至顺元年，文宗诏封颜回为兖国“复圣”公，而以孟子为“亚圣”（这就从一个侧面微妙地反映出理学的兴起，尤其是在理学被定为官方哲学后，孟子地位日高）时，颜回才屈居孟子之下。尽管如此，元及其后历代，孔门其他弟子配享座次时有升黜，唯颜回“复圣”地位不变，爵秩特优而不衰。其“圣誉”之隆，除孔、孟之外，仍无他人可及。

颜回，字子渊，春秋时期鲁国人，生于鲁昭公二十九年（公元前513年），卒于鲁哀公十三年（公元前482年），享年仅32岁（据熊赐履：《学统》）。他十四岁即拜孔子为师，此后终生师事之。在孔门诸弟子中，孔子对他称赞最多，不仅赞其“好学”，而且还以“仁人”相许。历代文人学士对他也无不推尊有加，宋明儒者更好“寻孔、颜乐处”。自汉高帝以颜回配享孔子、祀以太牢，三国魏正始年间将此举定为制度以来，历代统冶者封赠有加，无不尊奉颜子。由此可见，颜回尽管享年不永，却实为儒学史上一位很值得重视的人物。

一、颜回的政治志向

论及颜回，学者每每赞其“安贫乐道”。其实，这只是其思想非主流性的一面。他思想的主流乃在于救世淑人。这就关涉到对其政治志向的考察。

政冶志向上，颜回以舜为志。《孟子·滕文公上》记其语曰：“舜何人也，予何人也；有为者亦若是！”显然，孟子以颜回与舜、稷“同道”。颜回很赞赏舜“无为而治”，即后来儒家所倡导的以“民”为本的“王道”政治思想。他尝曰：“昔舜巧于使民，而造父巧于使马。舜不穷其民，造父不穷其马；是舜无失民，造父无失马也。”（《荀子·哀公篇》）颜回既与舜“同道”、“所追同一”，所以，当孔子要他和子路“各言尔志”时，子路答以：“愿车马、衣轻裘，与朋友共，敝之而无撼。”而颜回则以“愿无伐善，无施劳”（《论语·公冶》）相答。朱熹释“伐无善、无施劳”曰：“伐，誇也，善谓有能。施亦张大之意，劳谓有功。”（《论语集注》）以不夸己能、不扬己功为其意。但此说不确。元人所著《四书辩疑》驳朱说云：“伐善之善，乃其己所长之总称，伐忠、伐直、伐力、伐功、伐才、伐艺，通谓之伐善。又言伐无巧，止是不伐之一事。分而为二，颜子之志，岂别无可道焉？……该‘无施劳’者，不以劳苦之事加于民也。夫劳而不恤，乃古今之通患。……颜子之言，于世厚矣。”此说极是。所以，颜回这里所言之己志，乃是欲内修己德、外施爱民之政。这与舜之“无为而治”正相仿佛。在颜回看来，唯以此志施行于天下，方能实现孔子所谓“老者安之，少者怀之，朋友信之”（《论语·公冶》）的社会理想。由此可见，颜回在政治志向上不仅有淑世济人的入世情怀，而且颇具早期儒家的民本主义精神。

考颜回一生，大多为追随孔子奔走于六国，归鲁后亦未入仕，而是穷居陋巷。他生活于天下大乱、礼崩乐坏，儒家的仁义之志、王者之政常被斥为愚儒、讥为矫饰，“世以混浊莫能用”（《史记·儒林列传》）的社会环境中，丝毫不愿改其志，仍“尚三教（即夏教忠、殷教敬、周教文）”，期于“承衰救弊，欲民反正道”（《白虎通·三教》）。王符称赞他：“困馑于郊野，守志笃固，秉节不亏。宠禄不能固，威武不能屈。虽有南面之尊、公侯之位，德义有殆，礼义不班，挠志如芷，负心若芬，固弗为也。”（《潜夫论》）若征之《史记·孔子世家》所记颜回语：“夫道之不修也，是吾之醜也；道即已大修而不用，是有国者之醜也”，可知王氏所言非虚。这样，颜回就只能终生不仕，惟以“愿贫如富、贱如贵，无勇而威，与士交通，终身无患难”（《韩诗外传》卷十）自勉自慰。孔子赞其：“用之则行，舍之则藏；惟我与尔有是夫！”（《论语·述而》）“一箪食、一瓢饮，在陋巷。人不堪其忧，回也不改其乐！”（同上《雍也》）。颜回这种注重志气、追求真理并以之为乐的精神，与孔子本人“饭疏食饮水，曲肱而枕之，乐亦在其中”（同上）实同一旨趣。

二、颜回的道德境界

颜回平生虽无事功称知于世，但好学慕道，以全副身心体悟孔子思想，并努力将孔子思想、尤其是孔子的道德论作为自己的行为准则。他主要是通过以下三个相关联着的途径完善自我，从而达到了孔子所谓的“仁”德之境的。

第一，“好学”。颜回好学，为其师与同门公认。《论语·先进》记：“季康子问曰：‘弟子孰为好学？’孔子对曰：‘有颜回者好学，不幸短命死矣。今也则亡。’” 子贡也说颜回勤勉于学，“夙兴夜寐，讽诵崇礼。”（《大戴礼记·卫将军文子。》那么，颜回为何此“好学”，“学”什么？孔子又何以于三千弟子、七十二贤徒中独以“好学”赞誉颜回？若从一般求知意义上看，孔子弟子甚众，习六艺而精者亦不乏其人，好学者当不为少数，但孔子都未以“好学”相赞。可见颜会所学与所好者，并非一般知识。又，孔子本人曾释“好学”云：“君子食无求饱、居无求安，敏于事而慎于言，就有道而正焉，可谓好学也矣。”（《论语·学而》）这是孔子从思想道德角度提出的“好学”标准，是对其弟子提出的普遍性要求。孔门诸弟子中合乎此标准、达到这要求者较多，至少“七十二贤徒”都基本做到了这一点，而绝不仅颜回一人。所以，孔子称道的颜回所“学”亦即其所好之“学”，当另有所指。宋明诸儒、乃至释门中人都曾殚精集虑，对此做过多方探寻，如据朱时恩《居士分灯录》记载，周敦颐初见晦堂祖心禅师，向其“问教外别传之旨。心谕之曰：‘只消向你自家屋里打点。孔子谓朝闻道，夕死可矣；毕竟以何闻道，夕死可耶？颜子不改其乐；所乐何事？但于此究竟，久久有个契合处。’”在祖心禅师看来，人同此心、心同此理，此心此理，佛家圣人识得，儒家圣人也识得，故其要周敦颐“向自家屋里打点”。此后，周敦颐教授二程，提出“仲尼、颜子居于乐处，所乐何事？”以此启发二程，而颜子所学何学、所乐何事遂成为此后儒者穷追不舍的重要话题。而我们则认为，颜回既居孔门“德行”之首，则其所学自然首先是道德，但又非一般水准的道德，而是儒家道德的最高境界一一“仁”。入门初始，他就向孔子“问仁”，问何以成仁。终其身，颜回所学、所好者无非“仁”学。于此可见，他是将“好学”作为进德修身以成“仁”者的途径。孔子对此似已有所暗示。《论语·雍也》记：“哀公问：‘弟子孰为好学？’孔子对曰：‘有颜回者好学，不迁怒，不贰过；不幸短命死矣。今也则亡，未闻好学者也。’”朱熹对此解释道：“努于甲者，不移于乙；过于前者，不移于后。颜子克己之功至于如此，可谓好学矣。”（《四书集注·论语集注》）朱熹对颜回“克己”之颂扬，显然已掺有理学家的意见。其实，孔子在这里只是指出一个事实，即：颜回以“好学”为途径，好且力行其所学，从平实处（“不迁”“不贰”）处开始实践儒家道德，逐渐成为具有高尚德性的“仁人”。

第二，自省。颜回颇富好思天性。他初事孔子时，即蒙老师赞许：“吾与回言终日，不违如愚。退而省其私，亦足以犮，回也不愚。”（《论语·为政》）这就是说，颜回主要是通过“省”即倾注自己全部内在力量去思考、检讨，以期不断深化对自身的认识，及对所思者有全面而又深刻的领悟。这就使他不仅在认知过程中能“闻一知十”（上书《公冶》），而且更能择善弃恶、去伪存真，最终将自己所认同的真、善、美深植于心，并发而为言行。孔子称其“择乎中庸，得一善则拳拳服膺，而弗失之矣。”（《中庸》）像颜回这样的人，自然“不愚”。


第三，力行。《论语·颜渊》记载：

颜渊问仁。子曰：“克己复礼为仁。一日克己复己，天下归仁焉。为仁由己，而由仁乎哉？”颜渊曰：“请问其目。”子曰：“非礼勿视，非礼勿听，非礼勿言，非礼勿动。”颜渊曰：“回虽不敏，请事斯语。”

对人们耳熟能详的这段材料，明人何良俊评道：“孔子答群弟子问仁，皆因病而药，独颜渊问仁，则真有切实力行之意，故孔子亦以切实力行告之。”（《四友斋丛说》）细查《论语》中孔门师生有关“仁”的对答之语，的确如此。仅以颜回而论，他是始终以孔子“为仁由己，而由人乎哉”为座右铭的。他“有不善未尝不知，知之未尝复行”（《易传·系辞下》记孔子语），“行不贰过，称言不苟”（《大戴礼记·卫将军文子》记子贡语），“慎于治身”（《孔子家语·大本》），甚至细微到“不以夜浴改容”（《新论·慎独》）。总之，颜回一生立身、处事、与人，无不以德自奉，并为此受到孔子的称赞：“吾见其进，未见其止。”（《论语·子罕》）正因为如此力行不已，颜回才能“三月不违仁，其余则日月至焉而已矣。”（上书《先进》记孔子语）“仁”是孔子提出的最高道德标唯。孔子轻以“仁”许人，也不敢以“仁”自奉，而对颜回则赞之以“仁”，甚至直称其为“仁人”而自叹“不如”（据《论衡·定贤》）。由此可见，在孔子眼里，颜回以其好学、自省、力行而达到了儒家理想的最高道德境界，从而使其所言“为仁由己，而由人乎哉”成为了现实。

作为“仁人”，颜回的道德品质体现在许多方面。这里，我们仅从颜回的为人处事来看其德性。颜回始终以仁爱之心待人，“犯而不校”(《论语·泰伯》记曾参语)。他之所以“不校”，“非微弱不能校也，非虑患不敢校也，非禽兽不足校也，非含忍不欲校也，非愧悟不必校也；颜子之心，则宽宏不忍校也。”（简朝亮：《论语集注述疏》）他自言“人善我，我亦善之；人不善我，我亦善之（《韩诗外传》卷九），表现出“泛爱近仁”、“民胞勿与”的宽宏襟怀。正因为他如此待人，才得以加深了同门师友间的交往和情谊，所以，孔子说：“自吾得回也，门人加亲。”（《尚书大传》）但是，颜回为人处事又并不是毫无原则，他曾问孔子“君子”、“小人”之别，提出：“小人之言有同于君子者，不可不察也。”（《孔子家语·颜回》）他所谓“小人”，非从政治等级制度意义上来说，而是如孟子所言，是特指那种“居之似忠信，行之似廉洁，众皆悦之，自以为是”的“德之贼”（《孟子·尽心下》）。而在孔门诸弟子中，唯有颜回能依循孔子提出的以道德区分“君子”、“小人”的基本原则，严于“君子、小人之辨”。此外，在与同门友相处中，颜回也不是一团和气地做老好人，而是针对他们的缺失，以“诚”、“信”之德予以规谏、忠告和劝诱，竭尽“以仁辅友”之情。如其对子路说：“力猛于德，而得其死者，鲜矣；蓋慎诸焉！”又对子贡说：“吾闻诸夫子：‘身不用礼而望礼于人，身不用德而望德于人，乱也。’夫子之言，不可不思也。”（《孔子家语·颜回》）颜回还曾从人子对其父母的孝行角度向宰我讲述“三年之丧”的必要性，谓：“父母者，天地也；天崩地坏，为之三年，不亦宜乎！”（马骕《绎史》引《卫波传》）由此可见，颜回在其生前死后能够赢得老师、同门的交口赞誉，与其所具有的“仁者”风范密不可分。

三、“颜氏之儒”及其影响

《韩非子·显学篇》说：“世之显学，孔、墨也。”“自孔子死后，有子张之儒，有颜氏之儒，有漆雕氏之儒，有仲良氏之儒，有孙氏之儒，有乐正氏之儒”，故谓“儒分为八”。

作为先秦儒家八派之一的“颜氏之儒”，其开创者为淮？据《史记·仲尼弟子列传》记载，孔门颜姓弟子计有颜无繇、颜回、颜幸、颜高、颜之仆、颜哙、颜何、颜祖八位，且均为鲁人。其中，颜之仆、颜哙、颜何、颜祖虽曾师事过孔子，但未见于《论语》、《孔子家语》诸书，故不足论。颜无繇即颜路，《孔子家语》又称其为颜由，乃颜回之父，由于他在《论语》、《孔子家语》中均仅一见（即“颜渊死，颜路请子之车以为槨”），故似无多少学说思想可言。颜幸，字子柳，观《礼记·檀弓》所记，至多是个“知礼”之人。颜高其人其行其学，则无史籍可证。《史记·孔子世家》记有颜刻，谓孔子“将适陈，过匡，颜刻为仆”。梁玉绳《史记志疑》及近人蒋伯潜《诸子通考》均以为“颜刻”为“颜高”之误，则颜高或别有颜刻之人，尽管曾从孔子周游列国，历经磨难，但大体如子路一流，学说思想上则无多大成就。可见，上述七位颜姓弟子都不可能成为“颜氏之儒”的开创者。这样，在颜氏八人中，唯颜回有此可能。并且，如前所述，颜回志宏才大德厚，不仅为孔子七十二贤徒之冠，更居“德行”之首，为孔子及同门共同称道，亦已赢得一定的社会声誉，故而“颜氏之儒”为颜回所创，当无可置疑。

颜回随孔子归鲁定居时，年方三十。虽然体弱多病，但“居陋巷”而“不改其乐”的颜回，设帐授徒以传夫子之道，应为自然之事。另，《大戴礼记·曾子疾病》记曾参病笃，谓其弟子曾华、曾元曰：“微乎，吾无夫颜氏之言，吾何以语女哉？”孔子及门诸弟子中，曾参传学最广，尚且感叹“无夫颜氏之言”，这也从一个侧面说明颜回确曾传其学于门人。又，颜回死，“门人欲厚葬之。子曰：‘不可！’门人厚葬之。子曰：‘回也，视予犹父也，予不得视犹子也；非我也，夫二三子也。’”（《论语·先进》）这不听孔子之嘱而执意“厚葬”颜回，并引发孔子感叹的“二三子”之徒，应当就是颜回的学生。学生“厚葬”老师，以表达他们的敬师重道之意，这本在情理之中，但使孔子陷于回“视予犹父”而“予不得视犹子也”的境地，也就难怪老夫子要说：“是你的学生使我如此啊！”

关于“颜氏之儒”，尽管一方面由于早卒的颜回，其本人无著述传于后世，另方面则由于史缺有间，我们今天实难寻出其传承脉络，但是，从其融入儒家别派并对战国时期其他学派的影响来考察，仍可窥见有关该学派思想、学术的一些蛛丝马迹。

从现有资料看，先秦思想家中受颜回思想学响最大者为曾参。曾参为孔门后进，他在同门诸友中独尊颜回，尝赞之曰：“以能问于不能，以多问于寡；有若无，实若虚，犯而不校。昔者吾友，尝从事于斯矣。”（上书《泰伯》）这种从学思、修养两个层面对颜回进行的评价、称颂，颇为符合颜氏其人其学之实际。而曾参本人是以讲求“仁”（“仁以为己任”）与气节（“临大节而不可夺”），以及在道德修养上注重内省（“吾日三省吾身”）与力行（行“孝”道）而著称的。这与颜回十分相像。孔门诸弟子中，以曾参最为长寿。若以其对颜回敬服之心来推论，则其在颜回死后，代为教育颜氏弟子，使“颜氏之儒”多转入他的门下，从而“颜氏之儒”与思一一曾一一孟之儒相融合，或有可能。

先秦道家中的庄周学派曾受到颜回的思想影响。《庄子》中屡屡提及颜回，且多为正面描述，不含讥讪之意（这与其对孔子的态度迥然有异），就是最好的证明。当然，庄子将颜回的“用舍行藏”发展为消极避世，将颜回“有若无、实若虚”的谦逊之德诠释为“心斋坐忘”以至陷于无我无物之境，这显然是将儒家“仁人”之颜回道家化了。不过，庄子受到颜回的思想影响应为事实，甚至可能有“颜氏之儒”转入庄周学派者。

后世学者多从好学、力行、守志（“安贫乐道”。按：这也是颜氏影响于后人的主要方面）等角度赞扬颜回。当然，其中也不乏有刻意美化、甚至神化颜回的言论，这类言论集中谶纬神学思潮泛滥的两汉时代，如谓颜回“感中台星”而生（《新论·命相》），或云颜回“月角，额似月形。渊，水也；月乃水精，故名渊”（《论语谶》），或说颜回曾杖剑斫鬼而被孔子赞为“仁者有勇”（《段芸小说》）等等。至于宋明诸儒，则多从其理学立场出发讲论颜回，或追寻“孔、颜乐处”，或重颜氏“克己”之功，或以颜回为孔门“道统”之真传。如此等等，资料甚多，难以具论。

自汉以来，历代封建统治者无不尊奉颜回。汉高帝十二年以颜回配享孔子、祀以太牢，三国魏正始二年又将此举定之为制度。这就使颜回由一个穷居陋巷的布衣一跃而入廟堂。但汉、魏间统治者还仅以颜回为孔门七十二贤徒之首。此后，对颜回的颂扬逐渐升级。唐开元二十七年，高宗制诏追谥孔子为文宣王；颜回为亚圣，赠为兖国公。金章宗明昌年间在曲阜建兖国公颜子廟。直至元至顺元年，文宗诏封颜回为兖国“复圣”公，而以孟子为“亚圣”（这就从一个侧面微妙地反映出理学的兴起，尤其是在理学被定为官方哲学后，孟子地位日高）时，颜回才屈居孟子之下。尽管如此，元及其后历代，孔门其他弟子配享座次时有升黜，唯颜回“复圣”地位不变，爵秩特优而不衰。其“圣誉”之隆，除孔、孟之外，仍无他人可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