元亨论 | 儒家思想：中华文明延续的内在动力---（颜其玲转发）

   圣贤教育改变命运 今天

   对一个真正独立自主的文明来说，儒家思想确实能让其在更长久的时间内保持强大的生命力。孟子云：“富贵不能淫，贫贱不能移，威武不能屈，此之谓大丈夫。”这不仅可以用来衡量个人之气节操守，也可作为一个文明坚韧程度的标准。

   一些政权在遇到比他们弱的对手时表现出灭绝人性的凶恶残虐，而一旦遇到比他们强的对象，其表现出的奴性程度亦堪称一绝。西汉末期匈奴单于谄媚王莽，叩头谢罪，甚至主动改名以示卑顺。隋代突厥可汗启民不仅嗅杨广帐前之草，还媚态可掬地亲自除草。至于溥仪在日本人统治下的无耻奴态更不必多说。这正是可淫、可移、可屈的标本。

   正因为此，形形色色的民族压迫政权，其统治阶层或许血缘上彼此有一定联系，但文化是中断的，语言是不同的，文明也是不能累积的。他们不能创造连续传承的物质文明和精神财富，而把抢掠、屠杀、破坏作为在这个世界留下的痕迹。 而华夏文明之所以在战国后的两千年仍不断传承积累，连续发展，跨越时空形成内在的认同感，和儒家文化浸染有关。儒家培养了一批又一批富贵不能淫，贫贱不能移，威武不能屈的民族脊梁、民族灵魂式的人物。

   他们犹如文明种子，在华夏文明强盛光辉之时，尽情成长为参天大树，结出丰硕的果实，辉耀后世；在经历大规模民族压迫的黑暗时期，则隐姓埋名，苦心梳理总结华夏文明的典籍文献，留待后世；在国家贫困落后时，不丧失对华夏文明的热爱和自信，以弘扬光大华夏文化思想为己任。

   在敌人乘虚而入时，或激烈反抗，杀身成仁，留下可歌可泣之精神激励后人；或椎心泣血，忍辱负重，将反抗之精神埋藏于民间，历数百年之岁月亦不熄灭，待合适之时机，重新燃起燎原大火，唤起人民之自觉。

   正因为此，中国文明虽历经打击，有南北朝时之动荡摧残，有五代十国之崩解动乱，有辽金之对峙破坏，有元代之民族压迫，更有清朝三百年剃发易服、篡改思想、文字狱高压统治，中国文明仍如不死之火凤凰，不断涅槃重生。到了当今，更有复兴华夏，让中国重新站立于世界文明之巅的可能性。 资格比华夏老的苏美尔、古巴比伦、古埃及消失了，与华夏文明大致同期的古印度、古希腊、古罗马消亡了，后于华夏文明而起的阿拉伯也僵散不振，而有儒家思想的中国能一次次浴火重生，重上巅峰。华夏文明，没有任何理由妄自菲薄，自轻自贱，更没有理由把近代衰弱落后的脏水泼到儒家头上。

    回顾秦以后的历史，我们甚至可以说，儒家兴则华夏兴，儒家衰则华夏衰。汉唐宋明等中国古代历史上的巅峰时期，无不以传承弘扬儒家为己任。虽然层次有浅深，力度有强弱，然对儒家精神之尊崇重视，对儒家经典整理保护则一也。

    汉武帝首设五经博士，对儒家典籍系统研究。彼时对儒家之理解虽流于肤浅，其他诸家观点也杂糅其中，然也是对先秦学术思想的一次初步汇总融合，为儒家思想更深刻之发展奠定了必要基础。

   唐太宗李世民令孔颖达修撰《五经正义》，系统保存梳理先秦两汉儒学思想成果，可谓集大成，对后世儒学发展有巨大意义。至于如今，要研究《诗》《书》《礼》《易》《春秋》，《五经正义》也是必不可少之参考。 宋明儒学之发达则不必赘言。伟大思想家层出不穷，灿若星河。宋明理学可谓中国从先秦至今，思想史上巅峰之成就。从世界历史角度看，对近现代西方哲学都有启蒙开导之作用，其意义之巨大至今尚未被充分认识。 和儒家之兴旺相对应，汉唐宋明四个朝代也是中国古代历史上经济、艺术、文学、科技、思想等硬实力软实力综合水平在整个世界上地位最高的时期。

   或有人问，清朝也尊崇儒家，怎么中国就衰落退化至此，成为西方国家鄙视嘲笑之对象呢？回答是，清朝立国于大规模民族压迫之上，也是系统篡改乃至毁灭儒家精神内核的时代。 要辨别一个朝代之儒学真伪，先看对讲学的态度。《论语》开门见山第一句就是说讲学：“学而时习之，不亦说乎？有朋自远方来，不亦乐乎？”宋明都有大思想家开宗立派、士人大规模聚集讲学辩论之景象。

   南宋朱熹、陆九渊之鹅湖辩论，传为美谈。到明代则更甚，何心隐甚至专门写有《讲学论》，论述讲学之重要性。《传习录》也记载王阳明讲学之盛况：

   先生每临讲座，前后左右环坐而听者常不下数百人，送往迎来，月无虚日；至有在侍更岁，不能遍记其姓名者。每临前，先生常叹曰：“君等离别，不出在天地间，苟同此志，吾亦可以忘形似矣！”诸生每听讲出门，为尝不跳跃称快。  

   有人会说，南宋还不是被元打败了，明朝还不是被清代替了，有什么用？

   这其实是分不清政权衰弱和文明衰弱之间的区别，政权的衰弱带有一定的规律性，任何朝代、任何制度经过数百年都难以完全避免。但这种衰弱是一时的，只要完成政权的过渡交接，恢复对人力物力的动员能力，则国家之强大仍无可匹敌。而文明的退化衰弱则是长期的，扭转的代价相当巨大。 南宋和明朝的问题是政权衰弱的问题，华夏文明在这两个朝代晚期仍旧展现蓬勃向上之活力。以晚明而言，思想之活跃，科技之进步，对外交流之深入，平民知识分子参政议政之热情，都达到了中国古代史上空前未有的程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