颜永京(1839.02.22－1898.06.20)，字拥经，祖籍山东省，出生于上海市。

1854年赴美留学1861年毕业于建阳学院，学过心理学课程。次年回国，先后在上海英国领事馆、同文书局等处任职。1870年在武昌正式任牧师，并筹建文华学堂（今华中师范大学的前身）。1878年回上海建圣约翰书院（后称圣约翰大学），任院长八年，主持院务，兼授心理学等课程

1878年起他担任上海教会学校圣约翰书院院长8年，并兼授心理学等课程。在教学过程中，他曾先后翻译出版过《心灵学》、《知识五门》、《肄业要览》等书。

其中《心灵学》一书出版于1889（益智书会校订），是中国第一部汉译的西方心理学著作，在中国近代心理学史上占有重要地位。该书原为美国牧师、心理学家约瑟·海文(JosephHaven)所著。全书分“绪言”和“论智能”、“论感受性”、“论意志”三大篇，而译作只出版了上半部，即关于“绪言”和“论智能”篇，可见其并非完璧。

颜永京（1838年－1898年6月）中国基督教圣公会早期的华人牧师之一，武昌文华书院和上海圣约翰书院的开创者之一。

颜永京祖籍山东，后移民福建，再移居上海。1848年，颜永京进入文惠廉主教在南市创办的学堂读书。1854年被圣公会送往美国留学，1861年毕业于俄亥俄州肯阳学院（Kenyon College），1862年回国，担任上海英国领事馆翻译、公共租界工部局通事。

1868年，颜永京转入教会工作，协助传教士韦廉臣前往湖北武昌传教，1870年接受按立为牧师，为美国圣公会鄂湘教区和武昌文华书院（The Boone Memorial School，华中师范大学的前身）的开创者之一。

1878年，颜永京回到上海，协助施约瑟主教创办圣约翰书院，1881年任校长。他安排容闳带出国的留美幼童归国来校任教。后来圣约翰大学为纪念颜永京的功绩，将男生宿舍楼命名为“思颜堂”。

1886年，颜永京任圣公会虹口救主堂牧师。1894年，颜永京受中国禁烟总会派遣，出国宣传，1898年6月在美国病逝。

1881年4月6日和1885年11月25日，颜永京曾经致信工部局，抗议不准中国人游览外滩公园的规定。

进入19世纪70年代后期，中国各地出现了高等教育的教会学校。1878年颜永京被召回上海，与5chereschewsky(汉名施若瑟)主教一起筹建圣约翰书院(St．John’sbll纪e)，1879年正式成立。施若瑟任院长，颜水京任学监并任数学和自然科学教授。后来颜永京担任院长职务，并任教心理学课程。

1885年颜永京从圣约翰书院退职，到虹口圣公会救主堂任牧师，在教会他每天为世俗性工作而忙碌，而决不是过着一种隐士的生活，他曾是许多慈善团体的主管，又身为各种委员会的委员。他在晚年，健康状况不好的情况下，据说1888年还曾访问过日本。并在他人生最后的三年，为了废止鸦片贸易，他曾访问英国和美国进行海外演讲旅行。他还为中国人的启蒙教育及提高社会地位做过贡献。1898年因患肾炎而病逝，终年60岁，葬于上海县城西门外墓地。

西方心理学在中国初传，翻译上带来了最大的困难就是如何处理心理学术语的译名问题。颜永京这样写道：“许多心思，中国从未论及，亦无各项名目，故无称谓以述之，予姑将无可称谓之学，勉为联结，以新创称谓”。他认为心理学西方学考“当以之为根本”，西方学校心理学需要读四年，凡从事这方面研究者，往往都是“至季年知识宏开”的大学者，而在中国，这门学科尚未引起人们的注意，他指出“盖人为万物之灵，有情欲，有志意，故西士云，人皆有心灵也，人有心灵，而能知，能思，能因端而后悟，能喜忧，能爱恶，能立志以行事，夫心灵学者，专论心灵为何，及其诸作用。”而《心灵学》就对了解这方面的内容，“裨益良多”，甚至还提出，“欲立为学之本，不可不读是书”[1]  。

此书译刊后曾引起时人的重视，徐维则读后写道：“当时西人论脑气作用之说，愈出愈精，大凡知觉为一纲，情欲为一纲，志决为一纲。”孙宝瑄在《忘山庐日记》中写下了自己的读书心得，讲西人格致家渐从事于心性，是属于“知本”。认为《心灵学》一书“晰言人心之运用，大要不外数种：日思、日悟、日辨别、日论、日志、日感，其言精密。述艳丽章，谓物之艳丽，是物之灵气在块质透显。语为我国人所未经道。予谓即刚健、笃实、辉光之意。”

值得特别提出的是，19世纪80年代，当大部分中国知识分子还把兴趣集中在西方的声光化电的应用技术和自然科学基础理论的时候，颜永京已把视点转向西方人文科学，尽管主观上有出于宗教神学的因素。但他关于心理学这一学科重要性的理解以及对该学科内涵的认识，在十多年后得到了中国学术界乃至官方教育的普遍认同。1902年清政府颁布的《钦定学堂章程》和1903年的《奏定学堂章程》中明确规定了设立心理学课程的重要性。与此同时还引导出一批以日文转译的西方心理学著作，如1901年中岛端汉译的美国查勒士德葛尔毛著的《费尔巴尔图派之教育》一书，介绍了近代德国唯心主义哲学心理学的观点；1902年日人保田贞则的《心理教育学》、1903年井上圆了的《心理摘要》一一被译介到中国。据高觉敷主编的《中国心理学史》一书统计，1900至1918年有30本心理学著作，其中翻译日本根据西方心理学编辑的心理学9本，根据日本心理学编译的8本；取材于英、美、德、日心理学编译的5本，范围涉及到哲学心理学、社会心理学、儿童心理学、医学心理学、实验心理学、生理心理学等。这些译著在心理学术语翻译上都不同程度地受到过颜译《心灵学》一书的启发和影响。

五四时期中国知识界认识到心理学研讨对于国民性认识的重要价值，曾出现过西方心理学著作翻译的热潮。一百年后的今天，西方心理学著作仍然受到中国文化人的青睐。《心灵学》译刊已过了100年；其所包含的内容至今看来已没有多少理论价值了。但作为一本最早的汉译西方心理学著作，却有它的历史价值，它留下了中国人向西方寻求知识和真理的印迹。

在圣约翰任职期间，1882年，颜永京把英国学者赫伯特·斯宾塞的教育学著作《教育论》（On　Education）一书的第一章译成中文，取名《肄业要览》，由上海美华书馆出版。1889年，他又将美国学者海文（Joseph Haven）的心理学著作《心灵学》（Mental　Philosophy: Including the Intellect, Sensibilities, and Will.）译成中文，被视为将西方心理学介绍到中国的第一人。

《心灵学》原著出版于1873年，直译为《心灵哲学：智、情、意》。原著者是美国神教学士、牧师约瑟·海文(JosephHaven)。全书包括绪言、论智能、感受性和论意志三部分，绪言分两章，讲述心理学的性质及其重要性、心理能力的分析和分类；第一部分论智能，首三章讲意识、注意和概念；后四章分论感知能力、表征能力、思考能力与直觉能力。第二部分论感受性，首两章讲述感受性本质和感受性的分析和分类，后三章依次论述简单情绪、情感和欲望。第三部分论意志，分七章阐释意志的性质、促成行为的要素、意志与其他官能的关系、意志自由、动机和意志力量等，最后提及上帝的权力超越人们的心理和意志。

在清代末期和中华民国初期（19世纪末至20世纪初），在这个时期，西方心理学传入中国有两条渠道，一是直接传入，一是通过日本间接传入。由于中国经历了清代长期奉行的闭关锁国政策，曾与世隔绝，西学中断。

到了1840年鸦片战争前后，中国被世界列强宰割，开始沦为半封建半殖民地国家。外国传教士在中国沿海和内地的重要城市设立“教会学校”。中国最早到这类学校上学，并由教会送去美国留学的有容闳（1828―1912，广东珠海人，曾任清政府驻美公使，留美学生监督）和颜永京（1838―1898，上海人，牧师）。他们在美国首次学习了西方心理学课程，容于1847年在美国马萨诸塞省（Massachusetts）孟松学校（MonsonAcademy）时，由布朗女教师（MissRebekanBrown）教授学习心理学。其次，颜永京于1854年赴美留学，1861年毕业于俄亥俄州、甘比尔镇、建阳学院（KenyonCollege，Gambier，Ohio）学习过心理学课程。回国后于1878年，他在上海圣约翰书院任院长，主持院务兼教心理学课，他边教边译了美国海文著的心理学（JosephHaven《MentalPhilosophy》），汉译书名为《心灵学》，于1889出版上本（下本未付印），原著者海文（1816―1874，牧师，曾在AmherstCollege教心理学和ChicagoTheologicalSeminary教神学）的著作，沿用了康德（I.Kant，1724―1804）把心理活动分为认识，感情和意志三部分进行阐述。

它和现今所说的心理学大体相当，尽管当时在西方，心理学还不是独立的学科，从内容上看，其中有不少见解都是可取的，显出哲学心理学的进步趋势。但因海文本身是牧师，他的思想观点没有脱离宗教神学的羁绊。颜永京翻译海文著的哲学心理学是中国第一本汉译心理学书。虽然颜永京早在1878年圣约翰书院时即讲授心理学课程，并首先汉译《心灵学》一书，但中国开设心理学课程可能还较此稍早。在1876年山东登州文会馆（教会学校）改为学院时，分备斋（三年）和正斋（六年）两个学部，正斋第六年设有心理学课。有人认为这可能是在中国教育系统最先开设的心理学课。

在颜永京译海文著《MentalPhilosophy》之前，日本近代著名哲学家西周（1829―1897）于1875年也翻译了海文的同一原著《MentalPhilosophy》，成为日本第一本心理学译书，书名译称《心理学》，这是西周首次使用“心理学”一词，由他所命名。后来，“心理学”名称才由日本传入中国。在1896年著名学者康有为（1858―11927）编《日本书目志》时，在中国首次出现汉译“心理学”的名称，一直沿用至今。

美学意义

《心灵学》一书出版于1889（益智书会校订）。该书原为美国牧师、心理学家约瑟．海文(JosephHaven)所著。《心灵学》也包涵了中国人最早译介西方美学的内容。在论述“直觉能力”（颜永京译为“理才”）的部分，该书有专章译述西方美学中有关美的观念和审美认知的见解，并译美学为“艳丽之学”，审美能力为“识知艳丽才”。此专章分为两节，约7000余字，总题为“论艳丽之意绪及识知物之艳丽”（即论美的观念与审美）在第一节“艳丽之意绪”里，译作一开头即写道：“讲求艳丽者，是艳丽之学，较他格致学，尚为新出，而讲求者尚希。”接着，它对“美”即其所译作为“艳丽”的特质、属性等问题加以了简单明了的阐述。文云：“艳丽之为何？一言难罄。若取诸物而谓是艳丽则不难，惟阐其艳丽之为何，难矣。艳丽之物愈多而各异，则愈难阐明。因物多且异，而皆称艳丽者，则必有一公同佳处，而欲指明—公司佳处为何，岂非难哉！”然作者并未知难而退，而是在先介绍西方各种代表性意见然后加以辨析的基础上，明确阐述了自己的看法。

首先，他介绍并批评了认为艳丽“非具于物，乃具于我”，“非具于外而具于情”的两种代表性观点（一是所谓艳丽即“快乐之情”说；一是所谓“我衷内之情，直照外物，而外物有所反照，即是艳丽”之说），进而阐明了美在本质上是“具于物”即客观存在的思想。他认为前一说是“失中”而欠妥的。人看见某物而发快乐之情，显然是被“某物之某佳处所激，但谓被激之情即是艳丽，而某佳处反非，则似舛错，且我寻常决不如此颠倒其说”。至于后一说，他则认为“也有所不到处”。因为“有若许物，无论我衷情如何直照，终不能显出其艳丽，再有若许物，无须我衷情直照，而自然显出其浩繁之艳丽”。对此，作者以孩童初观大海而叹美作为例证，颇有说服力。

论证艳丽在本质上是“具于物而非具于我”之后，作者又强调指出，“见物之心灵与被见之物，却有匹配”。也就是说，“艳丽实具于物，至识认艳丽及赏鉴艳丽，则具于我，或在物与我有连属所致，或我与物有依靠所致”。因此，不同的人或同一个人在不同的时间，对同样事物的美丑判断，便可能出现差别甚至相反的情形。但这种矛盾却并不能说明“艳丽无一定”。因为“天然事物及雅艺中固有某景致、某物，凡人见之皆称艳丽而发怡情，非但同时人如此，即异时人亦如此”。

在讲到美的本质问题时，译著还介绍了一种颇有力度的反对观点，即认为“艳丽非具于物，或具于我，乃亦二者相感所致”，就好比“钢条击一火石，必有火星迸出，其火星不可谓钢条所具，亦不可谓火石所具，乃是二物相击所致”。这很容易使人想到朱光潜先生那“美不仅在物，亦不仅在心，它在心与物的关系上面”，“美是心物婚媾后所产生的婴儿”的著名论断。指望作者能对这种观点作出有力的反驳，当然是不现实的。

既认定艳丽或美的本质“具于物”，那么凡物应具备什么样的特点，才堪称美呢？接着介绍了美在“新奇”、美在“有用”、美在“多样性状的统一”、美在“秩序及均匀”等四种流行观念，并一一指出其偏颇之处，然后再简明地阐析“新奇”、“有用”等与美的真实关系，颇有理致。如关于“新奇”，作者就指出，有些事物本身很美，但并不让人感到新奇，而有些事物让人感到新奇，却又并不美。“或有物，本是艳丽，若亦新奇，则其艳丽更为焕明。乃常寓于目，则其本有之艳丽，渐不显著。譬如一人欲得趣于山景，不应常居于山中；欲得趣于瀑布，不应终年窥望。至物本非艳丽，则其新奇亦属徒然。别有一说，儒佛劳云，或有物因新奇而我视之不喜，迨见惯始不厌弃，凡一人看他族人，始则不喜，既则不厌弃，是可为证”。这种分析，即使在今天看来，也不可谓不透彻。

在“识知物之艳丽”一节，海文则重点探讨了“识知艳丽才”即审美能力问题。他对审美过程、审美能力与情感、认知等的关系的各家观点作了简略介绍，继而阐明审美在本质上不过是“思索之一用”，审美能力必须“赖磨炼以精”的见解，实际上等于昭示了美学的价值及研习美学的意义。

对美和审美问题作如此详细的论述，在此前的一般心理学论著中也是很突出的。反映了海文对美学的特殊兴趣和丰富知识。而译者颜永京也正好有此兴味，遂不厌其烦地将其详细译出。这就成全了西方美学在华传播时间上的某种意义的提前。而颜永京，也因此成为了最早介绍西方美学思想的中国人。

颜永京有四子一女，次子颜惠庆（1877年－1950年）是中华民国政府总理、外交家，幼子颜德庆（1878年－1942年）为铁路工程师，另有一子早夭，女儿颜庆莲。侄子颜福庆（1882年－1970年）幼年丧父，亦为颜永京资助留学，日后为著名医学教育家。颜惠庆、颜德庆、颜福庆并称“颜氏三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