颜惠庆(1877-1950)，北洋军阀政府总理。字骏人。上海人。

早年毕业于上海同文馆，后去美国弗吉尼亚大学留学。回国后曾任圣约翰大学英文教授，商务印书馆编辑，清朝驻美使馆参赞。

1909年任外交部股长。1910年兼清华大学总办。1912年4月被黎元洪委任为北洋政府外交次长。1913年1月出任驻德国公使，后调任丹麦、瑞典等国公使。1919年任中国出席巴黎和会代表团顾问。1920年8月，任北京政府外交总长、1922年辞去外交总长职务，改任内务总长等职。1926年春，曾任国务总理并摄行总统职务。1927年移居天津，任天津大陆银行董事长、自来水公司董事长等职。南京政府成立后，先后任驻英大使、驻苏大使，出席国际联盟大会首席代表。抗日战争爆发后，在上海从事慈善和教育事业。1949年2月，为反对蒋介石继续内战，和章士钊、邵力子、江庸等以私人资格到北平、石家庄与中国共产党商谈和平。上海解放后，主持上海临时救济委员会及中苏友好协会筹备等工作。同时，应邀参加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第一届全体会议。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历任华东军政委员会副主席、中央人民政府政治法律委员会委员等职。

1950年5月在上海病逝。[1]

1877年4月，颜惠庆出生于上海虹口一个传教士家庭。1895年10月，18岁的颜惠庆赴美留学。1900 年6月，他以全优成绩从弗吉尼亚大学文学部毕业，获文学士学位，是该校历史上第一位获学士学位的外国留学生。

1900年8月，颜惠庆回到上海，成为圣约翰大学最年轻的华籍教授，主授地理、英文、数学等课程。在随后六年的教授生涯中，他参与创立“寰球中国学生会”，担任《南方报》英文版编辑，活跃于上海的文化教育界。

1906年10月，清学部奏定《考验游学毕业生章程》，颜惠庆参加考试，名列文科第二。他回到上海后受聘于商务印书馆，主编《英汉双解标准大辞典》，这是第一本完全由中国人编成的大型英汉辞典。

早期中国外交才俊：1908年2月，颜惠庆随驻美公使伍廷芳使美，领二等参赞衔，负责使馆的英文文案和留学生事务。在美期间，颜惠庆一边苦学西班牙文，一边入乔治·华盛顿大学进修外交理论。

1909年11月，颜惠庆受清廷外务部征召回国任主事，进新闻处，主编英文版《北京日报》，同时襄助筹建清华留美预备学堂，并出任清华学堂总办。1910年，东三省鼠疫大爆发，颜惠庆参与组建满洲防疫处，这是中国近代以西医方法控制大规模鼠疫疫情的首次尝试，并一举成功。

1910年夏，清政府再次为留洋归国学生举行殿试，颜惠庆再试中的，获授翰林院编修。不久，擢升为外务部参议。辛亥革命爆发前，颜惠庆已升任外务部左丞，开始进入中国外交界“领导核心”。

北京政府成立后，陆征祥于1912年5月出任第一任外交总长，颜惠庆出任外交部次长。由于陆氏体弱多病，颜惠庆实际主持外交部工作。此后外交总长曾多次更迭，但颜惠庆却一直稳居次长之席，人称“不倒次长”。

1913年1月，颜惠庆出任驻德国全权公使，其后又兼任驻丹麦公使和驻瑞典公使。颜惠庆使德期间促成了德国对北京政府的承认，并出席第二、三届国际禁烟会议，代表中国政府签署《各国禁烟公约》。

1914年，一战爆发，中德关系逐渐恶化。1917年3月北京政府与德断交。5月，颜惠庆率中国驻德使馆成员撤往丹麦，成为一战时北京政府在欧洲的重要“情报站”。

1920年春末，颜惠庆辞去三国公使职务携全家返回上海。8月11日，颜惠庆署理靳云鹏内阁的外交总长。他上任后首先从改革不合国际惯例的外交部部务入手，并在部内设立“储才馆”，培养外交人才。他利用新生的苏维埃俄国发表亲华的“加拉罕宣言”的机会，亲自主持中苏建交谈判，接见苏方谈判代表优林，试图打破西方列强对中国的外交合围，表现出一个职业外交官的远见卓识，只可惜当时政府更迭频仍，中苏谈判最终无果而终。1921年6月14日，颜惠庆被正式任命为外交总长，先后负责处理对日交涉珲春案、福州惨案和庙街事件，并成功阻止了对华严重不利的《英日同盟条约》续签。

当时，颜惠庆面临的最大挑战就是主持中国在华盛顿会议上的诸项交涉。10月，中国出席华会代表团启程赴美，颜惠庆在京遥控，成为代表团在国内最坚实的后盾和外交运作的总指挥。谈判中围绕山东问题和胶济铁路的中日争端引起了举国上下极大的关注。不少国人希望中国能在华会上借助多边谈判彻底解决这些问题。

在外交上一贯谨慎务实的颜惠庆并没有那么乐观，由于国弱言轻，他先是同意代表团接受对日“边缘谈判”的方式，在将民众反日怒潮引向时任总理的梁士诒之后，又巧妙地利用军阀间的“电报战”，不仅使外交部取得了对于胶济铁路交涉案的控制权，还在一场“颜梁政争”中大获全胜，梁内阁倒台后，颜惠庆署理国务总理。翌年2月，他授权中国出席华盛顿会议代表团签署《解决山东悬案条约》，华会外交取得了一定成果。

然而，在派系林立、军阀当道的北京政府内，颜惠庆很难施展抱负，首次署理国务总理之后数年间，他曾多次组阁，但都难脱草草收场的结局。1922年6月12日，颜惠庆任黎元洪政府的国务总理兼外交总长，因屡遭国会刁难，不得不于 7月29日内阁全体辞职。1926年5月，颜在吴佩孚支持下再度组阁，但由于奉系军阀张作霖从中作梗，竟然出现无阁员入阁的窘境，落下了“光杆内阁”的笑话。6月20日，颜惠庆被迫下台，离开政治中心北京在天津当起寓公，专心投资实业。

九一八事变的爆发，成为颜惠庆人生的又一个转斩点。

1931年10月，他欣然出任国民政府外交特种委员会委员，主要负责对美交涉。11月，他被任命为驻美公使，抵美后不久又被任命为中国出席国联行政院会议首席代表和中国驻国联代表团团长。

1932年2月5日，颜作为中国首席代表出席国际裁军会议，并以裁军会议为掩护与苏联外长李维诺夫就两国复交展开秘密谈判。经过长达10个月的反复磋商，中苏两国正式复交，这在一定程度上打破了九一八之后中国在外交上的困境与国联外交的僵局。

1933年1月31日，颜惠庆被任命为中国驻苏大使。3月5日，他抵达莫斯科就职，后与苏方就《中苏商约》和《中苏互不侵犯条约》的签订展开谈判，但因多方掣肘未获成功。5月18日，赴伦敦参加世界经济会议。7月22日，他代表国民政府签署《白银协定》。是年底，因不满南京当局对苏交涉不力，在未获国民政府批准的情况下执意回国休假，返抵上海，请辞不准，遂称病回天津休养。期间，曾两次南下谒蒋，蒋力劝其返俄，终于1935年2月21日启程续职。3月13 日，偕梅兰芳和胡蝶等组成的中国文化界访苏代表团抵达莫斯科，试图通过民间外交途径改善两国关系。不料，苏联却公然向伪满出售中东铁路，两国关系再度紧张，颜惠庆虽多方奔走，但已回天乏术。9月，以中方首席代表身份出席国联全体大会，各大国在处理意大利出兵侵占埃塞俄比亚问题上的自保与绥靖，令颜惠庆对国联外交彻底失望。1936年3月，他坚辞驻苏大使职，获准。6月11日，返抵上海，从此结束职业外交官生涯，回到天津家中一边经营实业，一边忙慈善。

1937年7月“卢沟桥事变”爆发，他举家南迁上海，在“八·一三”淞沪抗战期间主持上海的难民救济与伤兵救护工作，并出任上海国际救济委员会主席、上海防痨协会会长等职；9月20日，以中国国际问题研究会会长名义致电国联揭露日本侵华暴行；10月22日，对美国发表公开广播演讲。1938年1月，当选为国际反侵略大会中国分会名誉主席团成员，6 月，当选国民政府第一届国民参政会参政员。

抗战全面爆发后，国民政府又开始重新起用像颜惠庆这样的老牌外交家。1938年8月，颜以出席第六届太平洋国交讨论会中国首席代表的公开身份离沪赴美，其真正的身份实为蒋介石的私人特使。11月1日，他在胡适大使的陪同下谒见美国总统罗斯福，并呈递蒋介石的亲笔信函。11月下旬，出席于美国维多利亚港举行的太平洋国交讨论会，在会上谴责日军暴行，并就国际安全展开研讨。会后，继续留美协助胡适拓展对美外交，一度获得蒋介石赏识，邀其出任外交部长，婉拒。

1940年3月15日，颜惠庆返抵香港。不久太平洋战争爆发，香港沦陷，他与陈友仁等人遭日军软禁，亦被日军押返上海，自此闭门不出，拒不与汪伪政府合作。1945年8月日军投降后，颜惠庆曾出面维持上海战后秩序，并代表中国政府慰问在上海日军集中营的各国战俘。

1946年11月，颜惠庆当选为“联合国善后救济总署远东区域委员会”主席。国民党行宪政府成立时，蒋介石曾竭力拉拢颜惠庆担任立法院长，被拒绝。

1949年2月，受代总统李宗仁委托，颜惠庆抱病率上海各界和平代表团赴北平商谈南北通邮通航事宜，受到中共领导人毛泽东、周恩来等人接见，解放区的繁荣昌盛给他留下深刻印象。返沪后两次拒绝蒋介石邀他赴台邀请，毅然留在上海，迎接解放。

新中国成立后，颜惠庆出任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委员、中央政府政务院委员、华东军政委员会副主席、中央人民政府政治法律委员会委员和中苏友好协会会长等重要职务，为新中国的建设做出了贡献。1950年5月24日，因病于上海逝世，享年73岁。[2]

颜惠庆，这是个令当下的人们，尤其是年轻一代感到陌生的名字，民国时期他却是一位享誉中外的政治家、外交家。

我最初知道颜惠庆，是上世纪九十年代初。其时天津画家颜宝臻教授托我在上海购买一套精装三卷本《颜惠庆日记》。据说他第一次听到颜惠庆的名字，是在马来西亚吉隆坡进行国际艺术交流时，从对方介绍“世界颜氏宗亲联谊会”中获悉的。出于画家的职业敏感，他默默记住了这位令海外华人肃然起敬、令颜氏宗亲脸上增光的人物，并萌生了创作颜惠庆先生像的念头。回国后，便四处寻觅、收集有关文字和图片资料，力求尽早走出“陌生感”，从而进入创作状态。但苦于求书无门，于是让我帮忙，找了几家出版社，最终搞定。

过后，颜宝臻时不时会提及此事。他说，查找文献资料的过程，如同循着历史名人的足迹行走，这不仅仅是艺术创作的需要，更让艺术家的心灵感受一次又一次的震撼，创作激情随之喷发。他对这位“颜氏宗亲”充满了敬意，几次邀我择日北上，一同去拜谒颜惠庆在天津的旧宅。

终于有了进京出差的机会，于是取道津门，在画家的陪同下，驱车来到了旧宅所在地——睦南道24-26号。

这是一栋三层砖混结构楼房，红瓦坡顶，硫缸砖清水墙面。建筑对称布局，规整大方，墙面的生动肌理和西方古典拱券、柱廊配合得相得益彰，体现了中西方建筑风格的完美结合。旧宅显然经过了“修旧如旧”的打理，像刚落成般的清爽，墙外铭牌上写着“特殊保护等级历史风貌建筑”。由于已用来办公，又恰逢假日，小楼闭门谢客，大门紧锁，没能近距离接触，多少有些遗憾。不过还好，隔着那扇高大的栅栏形铁门向里探望，旧宅全貌几乎毫无遮挡地展现在眼前。

睦南道，一条幽静的马路，浓荫蔽日，人车稀少，置身其中，恍若远离了城市的喧嚣与嘈杂。尽管烈日当头，却暑气消退，心静如水。而路的两旁，那些形态各异、充满欧陆风情的小洋楼，散发着租界残留的气息，又把时光倒回到了上世纪二三十年代，仿佛历史老人，讲述着那段尘封的故事……

据史料记载：1926年颜惠庆寓居于此。在派系林立、军阀当道的北京政府，颜惠庆难以施展抱负，首次署理国务总理之后数年间，曾多次组阁，但都难脱草草收场的结局。1922年6月12日，颜任黎元洪政府的国务总理兼外交总长，因屡遭国会刁难，不得不于7月29日内阁全体辞职。1926年5月，在吴佩孚的支持下，颜再次组阁，因奉系军阀张作霖从中作梗，竟出现无阁员入阁的窘境。6月20日，颜惠庆愤然辞职，离开政治中心北京移居天津，任天津大陆银行董事长、自来水公司董事长等职，专心投资实业。九一八事变爆发，国难当头，颜惠庆再度出山……

颜惠庆是上海人，1877年4月出生于虹口一个传教士家庭，早年毕业于上海同文馆，后留学美国弗吉尼亚大学，回国后任圣约翰大学英文教授。在长达四十余年的外交生涯中，亲历了一系列重大的国际外交事件：如1919年巴黎和会，1921年华盛顿会议，任中国驻日内瓦国际联盟的首席代表，中国驻苏大使。经历了清政府、民国（北京政府，南京政府）等不同的历史时期。他主持国际正义，捍卫国家主权，维护中国的国际地位与国家尊严。

这位与画家同姓、与笔者“同乡”的旧宅主人，让我们在拜谒的同时也享受了一份“沾亲带故”的亲近与自豪。颜惠庆离世整整六十二年，人们对他的名字渐渐淡忘了。然而，因其对中国外交事业以及新中国建立所作出的贡献，他的名字已经镌刻进了历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