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八项规定改变中国的启示①
本报评论部
2025年05月23日05:37 | 来源：人民网－人民日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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当前，深入贯彻中央八项规定精神学习教育正在全党开展，中央党的建设工作领导小组组织编写了《党的十八大以来深入贯彻中央八项规定精神的成效和经验》，并要求各地区各部门将其列入学习范围。本版今起推出系列评论，聚焦如何学习好运用好显著成效和宝贵经验，推动学习教育进一步走深走实，推动党的作风建设不断取得新成效。
——编 者
坚持以人民为中心的发展思想，走好新时代党的群众路线，以优良作风把广大人民群众紧紧团结在党的周围
为民办事、为民造福，最重要的政绩背后，是最直观的作风。
外贸企业出口遇阻，怎么办？浙江湖州商务部门组织党员干部开展调研、举办对接会，手把手指导企业拓展国内市场；贵州毕节税务部门组织专业团队上门“辅导”，围绕企业关心的出口退税、跨境电商等问题释疑解惑。
从以文件落实文件、以会议传达会议，到走进直播间、来到群众身边，从“门难进、脸难看、事难办”，到“最多跑一次”“一网通办”“高效办成一件事”，治理之变背后是作风之变。“党同人民群众的血肉联系更加密切，党长期执政的基础更加巩固。”这是《党的十八大以来深入贯彻中央八项规定精神的成效和经验》列出的一条重要成效。
习近平总书记深刻指出：“作风问题核心是党同人民群众的关系问题。”不断把党的作风建设引向深入，就必须抓住这个核心问题，坚持以人民为中心的发展思想，走好新时代党的群众路线，以优良作风把广大人民群众紧紧团结在党的周围。
“花5600万建造的网站打都打不开”“环保局门前为何有条臭水河”……《问政山东》节目为什么火爆出圈？每期节目的第一个版块，都聚焦上期节目曝光问题的整改情况，做没做、改不改，群众一目了然；领导干部当场答卷，包括群众代表在内的评审团现场打分。有市长感言，参加问政是一堂生动的工作作风建设课，让人清楚地看到了工作的不足和短板。
贯彻落实中央八项规定精神，锚定人民群众满意度这个价值坐标，刹歪风邪气、除顽瘴痼疾，发展环境优化了，群众获得感增强了。
人民群众反对什么、痛恨什么，我们就要坚决防范和纠正什么。中央八项规定继续改变中国，要求党员干部必须站稳人民立场，以“不舒服一点、不自在一点”的自觉，坚决反对特权思想、特权现象，坚决破除作风之弊、行为之垢；以“时时放心不下”的责任感，拿出更多改革创新举措，把老百姓的事情一件一件办好，不断提升群众的舒适度、满意度。
民生无小事。从广场舞扰民，到停车位紧张，再到楼上楼下噪声，左邻右舍矛盾如何解？
安徽桐城，一条长约百米、宽约六尺的古巷，留下了历史佳话，更在新时代生发出基层治理的时代新篇。当地将历史典故的文化内涵与新时代基层治理实践相结合，形成“新时代六尺巷工作法”，相关经验写入最高人民法院工作报告。既古为今用，又上下结合，就能找准问题的关键，找到治理的新路。
一些党员干部感觉工作无从下手，很重要的一个原因是“跑上面多、跑基层少、与群众远”，深入群众方能耳聪目明、心中有数，一些行之有效的金点子，书本上读不到、会场上听不到、办公室里想不到，就蕴藏在人民群众的生动实践中。
人民是历史的创造者，群众是真正的英雄。中央八项规定继续改变中国，要求党员干部必须坚持群众观点，尊重人民群众主体地位和首创精神，坚持问需于民、问计于民相结合，从人民群众的创造性实践中发现新情况、探索新经验、总结新规律，依靠人民群众的智慧破解改革发展中的矛盾和难题。
扑下身子，才能坐到一块、聊到一起。实践中，有的年轻干部不敢做群众工作，怕惹事上身、麻烦缠身；有的不会做群众工作，同群众说不上话、坐不到一条板凳上去。做好群众工作，靠能力更靠作风。把自己当作群众的一员，把群众的事当作自己的事，才能抽丝剥茧，把工作做通，把事情办好。
学习推广“四下基层”制度，坚持和发展新时代“枫桥经验”，大力纠治损害群众利益的不正之风和腐败问题……贯彻落实中央八项规定精神，让党员干部增强了群众感情、群众增强了获得感。群众感言：“共产党的好作风又回来了！”什么是“共产党的好作风”？就是“与人民群众坐在一条板凳上”“把屁股端端地坐在老百姓的这一面”。
谁把群众放在心上，群众就会把谁记在心中。中央八项规定继续改变中国，要求党员干部必须把群众工作这个“看家本领”学到手，深入做好组织群众、宣传群众、教育群众、服务群众工作，以强大的人格力量，感召和带领广大人民群众为完成党的中心任务而奋斗。
八项规定是面镜子，照见优良作风，折射初心使命。密切联系群众、经常深入群众、紧紧依靠群众，我们就能赢得历史主动，始终走在时代前列。
《 人民日报 》（ 2025年05月23日 05 版）
(责编：牛镛、岳弘彬)
2025-05-22 22:06:37人民日报
2003年，大学生志愿服务西部计划开始实施，我主动报名，成为第一批志愿者。来到西藏、留在西藏、扎根西藏，我已经在这里工作生活了20多年。
常有人问，是什么让你坚持了下来？说句实在话，来之前没想过干这么久，来之后也不是没有动摇过。我被分配到那曲地区人民医院传染科工作，那曲平均海拔4500米，缺氧、低温，常常狂风呼啸。我们开玩笑说，在那曲，一年只有两个季节，冬季和大约在冬季。那时候，大家住土坯房，没有暖气，就学着烧牛粪炉子，常被熏得满脸黑灰；缺少自来水，只能到医院外边的井里打水，一个冬天滑倒好多次，不知道摔坏了几个桶；七八级大风每天准时到来，房子漏风，就找布条堵上窟窿……面对恶劣的自然条件，就连西藏本地人都说“苦在那曲”。
“凭什么在这里就不能把工作做好？”对年轻人来说，困难是障碍，更可以是动力。凭着心里不服输的劲儿，我选择留下来，决心靠努力打开一片天地。我刻苦学习知识、钻研技术，主动申请更多工作。即使有传染风险，也总想着把任务揽下来。即使忙得连轴转，也要认真对待每一名患者。由于交通不便，患者来一次不容易，我就把电话号码留给有需要的患者，方便他们咨询问诊。
靠着一股劲，我选择了留下来，当地群众的需要与信任，则让我扎下了根。有一次，我遇到一个感染结核性脑膜炎的孩子。刚送来医院时，孩子一直发烧，蜷缩在父亲的藏袍里，满脸都是痛苦。病情紧急，转院耗时长，我们必须开展救治。说明情况后，患者家属十分信任，同意让我们冒着风险开展救治。最终经过治疗，孩子转危为安，平安出院。家属信任的目光、孩子感谢的眼神，让我明白了，之所以愿意扎下根，只因爱在这里生了根。
这些年，人民医院升级为三甲医院，设施和人手的短板补强了，医疗水平已远超当年。我在工作中发现，群众健康观念缺失是个大问题。一些病情严重的患者，就是因为嫌麻烦不愿就医，最终把小毛病拖成了大问题。对疾病认识不清、对就医心存抵触，成为传染病防治的主要困难。既然大家不愿意来，那我们就主动去。在防控新冠疫情期间，我和同事们去各地巡诊，在偏僻的学校开展防控，一家一家指导调配消毒水，对公共场所进行消杀。每到虫草采挖季节，我就穿梭在大山里的帐篷间，给采挖虫草的牧民送药。高寒缺氧、山路崎岖，我每天要背着药箱走4个多小时，但总能把药准时送到。
谁说青年的奋斗一定要在大城市？诚然，如果当年我待在家乡，或前往发达地区，可能生活条件会更好。但在那些地方，是“多我一个不多”；而对高原地区的牧民来说，却是“少我一个不行”。以前下乡镇，要在崎岖的土路上颠簸好几个小时，可我和同事心里只有一个想法：这样的地方，我们不去，他们的病谁去治？群众的健康，就是最大的回报。牧民们管我们叫做“曼巴”（医生），大家伙念起这个词，总是带着极大的敬意。每次我们送诊，他们都会竖起大拇指，称赞“雅古都”（很棒）。
到现在，我已经治愈急慢性传染病患者超过8000人。这里的人们、这里的生活，已经成为一束光，照亮我的青春岁月。2023年，由于身体原因，我被调到拉萨工作，我会一如既往、沐光而行，为雪域高原的健康事业贡献自己的一份力量。
（作者为全国首批西部计划志愿者、西藏拉萨那曲第四高级中学校医，本报记者徐驭尧采访整理）
2025-05-22 15:36:58人民网
领导干部虽岗位不同，但都有一定权力。手中权力如何用，是从政为官必须回答的问题。
清代史学家赵翼分析历代贪官案例，得出了“贿随权集”的结论：贿赂总是跟随权力而聚集，即使是曾经品行端正之人，一旦手中有了权力，也容易腐化堕落。
权力是把双刃剑，它既是施展才华、干事创业的利器，也是自断前程、人生陷落的“凶器”，关键看怎么用。
中央统战部原副部长崔茂虎，首次担任地方“一把手”后不久，发现身边的“偶遇”多了起来。不经意间的饭局、牌局，其实是不法商人精心炮制的“局”，“他们惯用的手法，总会捕捉到你的弱点，然后投其所好。”
从不健康的生活情趣发端，到贪图享乐、享受特权，再到滥用权力、以权谋私，盘点许多落马官员的轨迹，无不是没有守住权力关，归根结底，是权力观出了问题。
习近平总书记指出：“我们的权力是党和人民赋予的，是用来为党和人民做事的，只能用来为党分忧、为国干事、为民谋利。”立党为公、执政为民，我们党的性质宗旨决定了，权力姓公不姓私、为民不为己。
“贿随权集”的古今难题如何破？
两对父子的故事耐人寻味。儿子将工作记录本当作业本，孔繁森严肃批评：“如果从小就占公家的便宜，长大恐怕是要当贪污犯的！”大儿子听说城里有招工指标，想进入国企，掌握这项工作的张富清却让他到条件艰苦的林场当知青，“路要自己走，饭要自己挣”。
为一个本子发火、拿自己孩子“开刀”，真正的共产党人总在公、私二字上下功夫，因为它是衡量党性强弱的根本尺子。能不能用好这把尺子，考验党员、干部的境界与水平。
涵养敬畏心。敬畏权力与敬畏人民是一致的，心存敬畏才能行有所止。永远铭记“人民是共产党人的衣食父母，共产党人是人民的勤务员”，就要具备人民公仆应有的素质和境界，始终深深植根人民，将人民利益高高举过头顶，而不是为一己之私，堕落为人民之敌，万劫不复。
用好防护栏。党的纪律为正确行使权力划出了底线、设置了禁区，是党员、干部保持清正廉洁的安全防护栏。高买低卖、差价赠送，以关心老人孩子为“敲门砖”，陪聊陪玩“放长线”……诱惑形形色色，围猎五花八门，要洁身自好唯有层层设防、处处设防。把法治思维融入日常，把权力关进制度的笼子，习惯在受监督和约束的环境中工作生活，就能抵御不良风气的腐蚀。
也有另一种“私”必须警惕。一些人看到权力的危险，干脆不用权，为了不出事，宁可不干事。这种不担当、不作为，看似“清”，实则“庸”，本质上还是党性不强，把公和私摆错了位置。
只有坚持以党性立身做事，事事出于公心，才能有正确的是非观、义利观、权力观、事业观，从而清白为官、干净做事、老实做人，以过硬的作风，成就一番事业。
《 人民日报 》（ 2025年05月22日 04 版）
新《条例》的发布
是为了更好地贯彻落实中央八项规定精神
对旧《条例》进行完善与细化
工作餐不得提供高档菜肴，不得提供香烟，不上酒；严禁搞劳民伤财的“形象工程”“政绩工程”；工作会议一律不摆花草、不制作背景板；严禁提高会议用餐、住宿标准……
近日，中共中央、国务院印发了修订后的《党政机关厉行节约反对浪费条例》（下称“新《条例》”），分为总则、经费管理、国内差旅和因公临时出国（境）、公务接待等11章，多项内容引发热议。
2013年11月，中共中央、国务院曾印发《党政机关厉行节约反对浪费条例》（下称“旧《条例》”），此次也是时隔近12年后，在国家层面首次对其进行修订。
在深入贯彻中央八项规定精神学习教育持续走深走实之际，党中央发布新《条例》，有何深意？
中国人民大学反腐败与廉政政策研究中心主任毛昭晖告诉《中国新闻周刊》，旧《条例》的发布有效遏制了“车轮上的腐败”“舌尖上的浪费”“会所里的歪风”等问题，但在施行中发现，一些问题没有被覆盖，对一些党政机关的约束力还不足。新《条例》的发布，是为了更好地贯彻落实中央八项规定精神，对旧《条例》进行完善与细化。
“工作餐禁烟酒”
中国廉政法制研究会常务理事、华东政法大学纪检监察学院教授魏昌东称，中央八项规定是党的十八大之后制定的第一部重要党内法规，于2012年12月4日经十八届中共中央政治局会议审议通过，其中，厉行勤俭节约是重要方面。旧《条例》制定的背景是为各级党政机关贯彻中央八项规定精神时，做出明确可行的指导性规范。
魏昌东告诉《中国新闻周刊》，新《条例》的发布也是为了进一步与中央八项规定精神的宣传、贯彻、落实、推进有机结合，督促党政机关厉行节约。
新《条例》发布后，尤其引人关注的一点是，和旧《条例》相比，在公务接待方面新增了一个规定：工作餐不得提供高档菜肴，不得提供香烟，不上酒。
类似的规定之前也有提及。比如2013年12月，在中共中央办公厅、国务院办公厅印发的《党政机关国内公务接待管理规定》中，就明确工作餐应当供应家常菜，不得提供鱼翅、燕窝等高档菜肴和用野生保护动物制作的菜肴，不得提供香烟和高档酒水。
中国政法大学财税法研究中心主任施正文在接受媒体采访时表示，公务接待工作餐中提供烟酒、高档菜肴是铺张浪费的典型表现，此次新《条例》增加相关内容，进一步强化了相关约束。
5月14日，《人民日报》发文称，党的十八大以来，违规大吃大喝之风得到有力遏制，但顶风违规吃喝问题仍时有发生，“吃公函”“吃食堂”“吃老板”“吃下级”等隐形变异现象潜滋暗长，群众对此深恶痛绝。
2022年12月11日20时至23时许，在青海省举办党政主要领导干部学习贯彻党的二十大精神培训班期间，时任青海省委委员、省政府党组成员、秘书长师存武，组织时任省委委员、省农业农村厅党组书记、厅长李青川，省委委员、省文化和旅游厅党组书记、厅长王学文，省委委员、海北藏族自治州委书记多杰，省国资委党委书记、主任洪涛，省交通控股集团有限公司党委书记、董事长陶永利，在省委党校学员宿舍聚餐饮酒，师存武利用职权要求省政府机关食堂为其提供并安排公务车辆运送菜肴，李青川提供8瓶白酒，当晚6人共饮用7瓶白酒。次日，师存武因醉酒缺席省有关会议，一名干部在学员宿舍被发现死亡。
2025年3月，河南省信阳市罗山县委原常委、政法委原书记李献林等人违规聚餐饮酒，导致1人死亡。事后，罗山县委政法委向县委报送报告，隐瞒死亡人员饮酒情况，县委书记余国芳明知该报告不实，但未向上级党组织报告。为掩盖违规饮酒、1人死亡事实，李献林等5人筹集资金给予死者家属补偿，其中李献林等人部分资金系向管理服务对象借用。
关于“餐桌腐败”，魏昌东认为，近年来，部分党政机关对大吃大喝与腐败间的关联性缺少重视，甚至“舌尖上的腐败”已呈现出民俗化的外在表现特征，即有人认为这种吃喝属于一种民俗，对其腐败行为的认识不足。在这种背景下，高档菜肴、烟酒不断出现在一些党政机关的餐桌上。
此次新《条例》明确“工作餐不得提供高档菜肴，不得提供香烟，不上酒”，进一步传递了中央要求各级党政机关厉行勤俭节约，杜绝“餐桌腐败”的明确信号。
“严禁政绩工程”等首次被列入
在施正文看来，从近些年公开披露的一些地方官员违法违纪案例来看，重大决策失误造成了巨额财政资金浪费，且负面影响更广，因此防止决策失误造成更大浪费问题被高度重视，并写入新《条例》。
新《条例》增加规定：各级领导机关和领导干部必须树立正确政绩观，坚持以身作则、以上率下，严禁搞劳民伤财的“形象工程”“政绩工程”，防止重大决策失误造成严重浪费，坚决反对形式主义、官僚主义、享乐主义和奢靡之风。
与旧《条例》相比，在应追究“负有领导责任的主要负责人或者有关领导干部的责任”的相关情形中，新《条例》新增了一条——政绩观错位，搞“形象工程”“政绩工程”造成公共资金、资产和资源损失浪费。
对此，毛昭晖告诉《中国新闻周刊》,新《条例》对这类行为作出明示性规定，与党的十八大后多位落马官员的通报中涉及“形象工程”“政绩工程”有关，其中很多人曾是“一把手”，他们在任时搞的工程造成了巨大的资源浪费。
贵州独山县原县委书记潘志立案就是一个典型案例，他在任期间，盲目举债打造“天下第一水司楼”等工程。2018年12月他被免职时，独山县债务高达400多亿元，绝大多数融资成本超过10％。
魏昌东表示，很多情况下，同级纪检监察机关对单位具有一定级别的领导，特别是“一把手”难以起到监督作用。所以，要想铲除这种腐败的土壤，必须提高追责力度，特别是对主要领导的追责力度。
值得注意的是，新《条例》还明确，优化政府投资方向和结构，加强政府投资全生命周期管理，坚决防止低效无效投资。完善“半拉子工程”、已建未用项目等科学处置程序办法。毛昭晖认为，此规定的目的是，督促相关党政机关对一些烂尾工程和建成后缺少实际使用价值的项目，制定科学的处置方案，避免产生二次浪费。
除了上述亮点，新《条例》还增加了多项规定，如：严禁参与境外赌博；召开会议严格实行计划管理，能不开的坚决不开，可合并的坚决合并；会议活动现场布置应当简朴，工作会议一律不摆花草、不制作背景板；严禁向下级单位、企事业单位、社会组织、个人摊派或者转嫁费用等。
“还需进一步细化”
魏昌东表示，数据显示，2024年，全国共查处违反中央八项规定精神问题22.5万余起，是2023年（约10.8万起）的两倍，“这说明，这类问题还非常严重”。
他强调，新《条例》在施行后要想取得实效，关键还是要加大查处力度，各级纪检监察机关也要提高发现问题的能力，特别是对一些隐性变异的腐败行为加大发现和查处力度。
毛昭晖称，新《条例》的一些规定，在执行过程中还需要进一步细化。“例如，今后还需要把一些公务接待和正常的商务接待做出明确区分，做到在实际工作中既要不折不扣地执行，又不要影响正常的商务活动。”
他还建议，新《条例》在施行过程中，应防止走偏，相关单位不能层层加码，过度苛刻，导致公务活动效能降低，甚至出现很多人不作为的情况。“施行时，要努力做到厉行节约与提高服务效率的平衡。”
此外，毛朝晖提出，为让新《条例》的相关规定落实到位，下一步国家可授权不同地区、不同部门在严格执行新规的同时，做出一些细化，比如针对“半拉子工程”如何科学处置等问题，地方上可根据自身情况，邀请专家等实地调研，制定切实可行的方案。
“新《条例》是我国全面推进腐败治理的一个重要切口。未来，会有更多公职人员意识到，小到公务用车、公务接待，大到各类工程建设，都涉及资源浪费甚至腐败问题，一旦出问题，自己将面临被追责的严重后果。”魏昌东表示。
记者：周群峰
最新一期《党建研究》刊发了广西壮族自治区党委书记陈刚的署名文章。
他表示，我们深刻认识到，加快推进广西高质量发展，必须坚持以党的政治建设为统领，大力选拔政治过硬、作风过硬的干部，把“火车头”锻好建强。
要坚持从严治吏、严管严治，推动领导干部特别是“一把手”从严要求自己，真心实意为老百姓谋福祉，决不能为了个人升迁，干不切实际、欺上瞒下的事情；从严履行职责，坚持问题导向、目标导向、结果导向，切实担负起该担负的使命、落实好该落实的责任；从严强化政治监督，坚定推动党的二十届三中全会重大改革部署、习近平总书记关于广西工作论述的重要要求一项一项落地见效；从严抓班子带队伍，主动谋事、带头干事，共同为干事创业营造严肃认真、生动活泼的党内政治氛围，引导干部把精力放在干工作上；从严落实政治规矩，决不能把纪律当儿戏、把规矩扔一边、把作风霸道当作“有权威”、把个人说了算看成“有效率”。充分发挥纪委书记同级监督作用，加强对各级“一把手”和领导班子的监督，督促各级党委“一把手”自觉接受同级纪委的监督。
要坚持实干为要，大力选拔使用敢于担当、敢于负责、能扛硬活打硬仗的干部，坚决不用心态“佛系”、状态“躺平”、工作“摆烂”的人，推动干部把“干”字刻在骨子里、融在血脉中。坚持创新为魂，大力选拔使用锐意改革、开拓创新、奋发进取的干部，坚决不用瞻前顾后、固步自封、因循守旧的人，推动干部解放思想、创新求变，向海图强、开放发展。坚持用业绩说话，大力选拔使用真抓实干、实绩突出、群众公认的干部，坚决不用华而不实、盲目蛮干搞“形象工程”、“政绩工程”的人，引导干部创造经得起实践、人民和历史检验的政绩。坚持让人民评价，大力选拔使用牢固树立群众观念、自觉践行群众路线、用心造福群众的干部，坚决不用脱离群众、高高在上，只求个人升迁、不顾群众利益的人，引导干部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
陈刚还表示，我们深刻认识到，加快广西高质量发展，必须始终坚持零容忍，把中央八项规定作为铁规矩、硬杠杠，严肃查处顶风违纪、隐形变异的“四风”问题，坚决打好反腐败斗争攻坚战、持久战、总体战。
他提到，要深刻领悟习近平总书记关于反腐败斗争形势“两个仍然”的重大判断，反对和纠正“政治生态不错，反腐败任务不重”的错误认识，高度警惕腐败问题污染政治生态，决不能躺在功劳簿上沾沾自喜。反对和纠正“强力反腐惩恶会影响经济发展”的错误认识，坚决割除腐败毒瘤，决不能拿宽容腐败调动干部积极性、当经济发展的“润滑剂”。反对和纠正“吃点喝点不是大事”的错误认识，坚持常态长效整治，决不能听之任之。反对和纠正“干多错多、不如躺平”的错误认识，通过明方向、立规矩、正风气、强免疫，让搞腐败、不思进取的没有市场，让想干事、能干事的没有顾虑。
2025年春季开学，成都市温江区的中小学及幼儿园食堂有了新变化。
教职工窗口被撤下，取而代之的是统一就餐口；为了降低自主采购环节存在的腐败可能，区域内学校的食材采购不再让校方决定，改由教育局公开招标；每所学校的食材验收点都加装了摄像头，以便监控配送数量；新的食堂数字管理平台被投入使用，学校食材的需求下单、配送计算和出入库等环节都进行了电子化存档……
温江区采取的一系列举措，是已经开展一整年的全国中小学“校园餐”专项整治行动中的一个缩影。
2024年4月，中央纪委国家监委在全国部署开展群众身边不正之风和腐败问题集中整治，协同发力整治群众反映强烈的突出问题，中小学“校园餐”专项整治是中央纪委国家监委在集中整治中直抓的两个全国性整治项目之一。去年5月至今一年来，教育部等部门也深入开展全国中小学校园食品安全和膳食经费管理突出问题专项整治。
截至2024年12月，国家监委指导各级监察机关依法查处贪占学生餐费、插手招标采购、收受回扣等问题3.8万件，处分2.3万人。
“此次‘校园餐’专项行动由中央纪委国家监委部署，各省纪委监委同步推进，力度之大、行动之深入，史无前例。”北京大学公共政策研究中心副主任庄德水说。北京廉政法治协同创新基地主任彭新林则指出，随着多部门加强联动，“校园餐”反腐治理已进入新阶段。
图/视觉中国
腐败手段多样、链条隐蔽
“扪心自问，（我）特别惭愧。”1月5日，吉林省长春市汽车经济技术开发区第七小学（以下简称“七小”）原后勤主任戚世国出镜忏悔道。
2010年8月，吉林省高尔夫餐饮管理公司为与七小建立长期合作关系，通过给予回扣方式对校内人员进行利益输送。当时，该校执行的“校园餐”餐费标准是每人每餐8块钱，时任校长与戚世国从每位学生每餐餐费中拿1毛钱回扣。2014年，“校园餐”餐费涨到了每人每餐12元，回扣增加到了每人每餐3毛钱。
从2010年8月至2019年12月，在9年多的时间里，该公司从学生餐费里克扣了70余万元用于单位行贿，其中戚世国受贿23万余元。
戚世国案一经披露，旋即引发极大关注。正如2024年年末《国家监察委员会关于整治群众身边不正之风和腐败问题工作情况的报告》（下称《报告》）所说，一些不法人员从孩子口中“夺食”，群众有切肤之痛。
自2024年5月以来，各省纷纷响应中央部署，开展“校园餐”专项整治。宁夏回族自治区纪检监察机关查处“校园餐”领域腐败和作风问题396个，组织处理439人；贵州省“校园餐”专项整治共立案1665件，党纪政务处分1482人，移送检察机关审查起诉53人，推动被欠拨挪用的“校园餐”资金4.62亿元拨付到位；山西省纪检监察机关查处贪占学生餐费、插手招标采购、收受回扣等问题累计立案1827件，处分1994人……
从公开案件看，彭新林告诉《中国新闻周刊》，“校园餐”查处案件普遍存在涉案人数多、频次多、金额小、潜伏期长等特征，校长、学校食堂分管领导及招标采购等关键岗位人员是办案重点监督和调查对象。
不过，学校校长并不是腐败利益链条的最后一环。据《中国新闻周刊》不完全梳理，全国已有至少10名县委书记、教育局局长等因“校园餐”腐败问题被查处。广西壮族自治区平果市前后两任市委书记，分别收受某公司老板好处费，让其承揽了长达十二年的“校园餐”食材配送项目，长期损害当地学生利益；湖南省隆回县两任县委书记收受贿赂，放任不良商家将劣质米掺进学生营养餐……
事实上，“校园餐”腐败问题由来已久。全国学校食品安全与营养健康工作专家组副组长、国家食物与营养咨询委员会委员马冠生告诉《中国新闻周刊》，“校园餐”风险环节可以大致分为两类，一类是食品安全问题，另一类则是资金安全问题。
此前，监管“校园餐”的主要是教育部门和市场监管部门。2019年由市场监管总局办公厅等部门印发施行的《关于落实主体责任强化校园食品安全管理的指导意见》强调，市场监管部门要压实学校及周边食品安全监管责任，教育行政部门要指导督促学校落实食品安全校长（园长）负责制，其他相关部门要依法依职责做好学校食品安全相关工作。
不过，彭新林表示，受利益驱动、过程透明度低、监管疲软、制度漏洞等多种因素影响，“校园餐”腐败问题并未得到根治。此轮“校园餐”专项整治则在中央纪委国家监委统一部署下，更强调系统治理和跨部门协同合作。
目前，整治仍在纵深推进。根据今年1月二十届中央纪委四次全会发布的公报，“校园餐”问题将被深化治理。今年2月，教育部在春季学期开展部署2025年“校园餐”管理重点任务时，相关负责人表示，2025年将深化“校园餐”专项整治，建立常态长效机制，全面查缺补漏，保障师生“校园餐”安全。
2025年2月18日，浙江湖州德清县，春晖小学的学生们在食堂内享用营养午餐。图/中新
资金管理漏洞
“其实我从来没有管过食堂，（我）姐提出她来承包食堂。利益，肯定照顾（我）姐了嘛，这是毫无疑问的。”
2019年，钟海燕任贵阳市实验小学党总支书记，她的姐姐想要承接实验小学“校园餐”项目，承诺赚到的利润分给她一半。姐姐没有餐饮资质，钟海燕就为其寻找挂靠公司，顺利承接了实验小学“校园餐”项目。从2019年至2022年，钟海燕在实验小学“校园餐”项目上累计收受好处费204万余元。
中小学食堂分两类，一类自营，一类外包。外包，就是由第三方餐饮公司承包经营中小学食堂。上文提及的吉林省高尔夫餐饮管理公司在与七小合作中，长期给时任校长及后勤主任回扣，就属于外包食堂的腐败。钟海燕姐姐违规承包学校“校园餐”项目也是如此。
多地纪委监委及市场监管局工作人员告诉《中国新闻周刊》，中小学外包食堂腐败，通常表现为外包餐饮公司以利益输送的方式拿下食堂承包权，在经营中克扣经费、以次充好，导致食品变质或不达标，损害学生健康。
黑豆团餐标准研究院执行院长蒋方源参与过多地中小学招标流程，他告诉《中国新闻周刊》，目前各地中小学食堂对外承包招标过程不够透明，企业进驻、招标存在人为设置的壁垒，“更具资质、合规的企业反而竞争不过‘有关系’的企业”。知支之（上海）商业管理有限公司创始人孟庆刚拥有30年的餐饮从业经历，曾协助多家国内餐企及供应链开展中小学食堂餐饮业务，他也向《中国新闻周刊》证实了这一现象，“一些地区中小学食堂的招标没有市场化流程，甚至有些不良交易，没有正规、开放的流程”。
企业通过贿赂、给予回扣等方式中标后，项目支出也随之增加，蒋方源进一步解释，为了维持利润，企业就需要在后续执行过程中“找补”回来，例如降低材料质量、减少成本或虚报开支。同时，通过利益输送中标的企业，其运营模式不规范，缺乏有效的财务监督，后续环节更可能出现经费问题，形成恶性循环。
类似问题也出现在自营的中小学食堂中。自营食堂由学校负责运营管理，对于食材采购、人员招聘、菜品制作、价格制定以及日常运营等，校方拥有自主决策权和管理权。
“明明监控显示当天没有进猪肉，怎么单据上写了200斤猪肉？”2024年6月，在专项整治摸排中，山西省临汾市汾西县纪委监委发现，汾西县第二中学（下称“汾西二中”）食堂存在食材入库斤数与票据严重不相符的情况。
2021年，赵孟锁调任汾西二中担任校长，发现学校报送的膳食费用与实际花销存在差距。于是，赵孟锁开始利用制度漏洞谋取个人私利。他指定学校餐厅早中晚食材由自己的亲弟弟赵某某供应，并安排餐厅协管员填写虚假销货清单，开具虚假税票报账。不到三年，仅这一项就套取了食材款161万元。
经统计，2021年9月至2024年5月期间，汾西二中实际应该用于购买食材的费用总额为1072万多元，赵孟锁等人截留、套取、挤占食材费就达到了420多万元。
总结现有校园腐败案例，彭新林发现，在自营的中小学食堂中，贪腐问题集中在资金管理方面，“一是食材招投标，二是食材验收，这两大环节是重灾区”。
以食材招投标来说，多地中小学校长向《中国新闻周刊》介绍，很长一段时间里，这一流程通常由食堂采购人员向当地菜市场询价，由包括校长在内的几名管理人员决定供应商。彭新林指出，这一模式下，校长等学校管理人员对食材招投标有着很强的话语权，采购决策权集中在少数人手中，缺乏有效的监督和制衡，就可能产生贪污腐败。
而在食材验收环节，贪腐手段同样层出不穷：山西汾西二中的出入库记录与实际不符，通过虚假销货清单，开具虚假税票报账，套取食材款161万元；四川广安市一家公司在食材上弄虚作假、以次充好，通过陈米替代新米、蔬菜替代肉品，公司在学生营养餐项目上不当得利180余万元。
2021年10月，四川华蓥市实施食品安全“互联网+明厨亮灶”民生工程。在高兴镇小学，工作人员指导学生在屏幕上查看食堂操作流程。图/中新
让各个流程更加公开透明
不难看出，无论是自营食堂还是外包食堂，都存在腐败产生的条件。两者出现腐败环节的共性是：流程不够公开透明和正规，关键环节的权力集中，缺乏外部的有效监督。做了三十年中小学食堂研究的中国后勤协会中小学后勤分会副会长孙广学告诉《中国新闻周刊》，事实上，安全不取决于何种经营模式，而在于全链条更公开透明的流程管理和更有力的监督。
这些年，国家的相关政策也始终在朝这一目标努力。比如，针对外包食堂，2019年施行的《学校食品安全与营养健康管理规定》明确，引入社会力量承包或者委托经营学校食堂的，应当以招投标等方式公开选择符合条件的餐饮单位。《中国新闻周刊》了解到，2024年开展“校园餐”专项行动以来，各地正在逐步落实食堂对外承包要公开招标、信息上网。
针对自营食堂的食材采购，2019年出台的上述规定也提出要求，“有条件的地方或者学校应当实行大宗食品公开招标、集中定点采购制度”。2025年，国务院食安办等五部门联合印发《关于进一步加强校园食品安全工作的通知》再次强调“规范大宗食材采购”，要求各级教育行政部门会同市场监管等部门推动大宗食材集中采购。
而在自营食堂的食材查验环节，2024年11月，教育部办公厅印发的《中小学校园食品安全和膳食经费管理工作指引》提出，食材查验建立“双人或多人联检”查验制度。该文件规定，进货查验人员至少包含学校食品安全员和食堂管理人员，集体验收，公开透明，有条件的学校还应保留影像资料，清晰翔实记录进货查验情况。
此外，教育系统还将目光投向“智治”，以“阳光食堂”为代表的智慧校园系统在各地铺开。
今年春季学期开学，苏州市吴江区的中小学就投入使用了“阳光食堂”系统。该地一所中学食堂管理人员向《中国新闻周刊》介绍，这是一个极尽详细，将各环节、各终端的数据和信息汇集起来的系统，覆盖了食材管理、供应商管理、招标与询价、订单与验收、民主监督、账单库存管理、明厨亮灶、食品安全管理与财务管理等全流程环节，其下又各自细分了诸如“膳食家委会”“食品留样”“每日评价”等几十小项内容。换言之，与“校园餐”有关的任何一个环节，都在这个系统的监控之下，“家长、学校、教育局和市场监管局多方共同参与，实时记录，动态更新”。
以食材招标环节为例，各校将一个月所需的菜单食材需求量输入平台，经系统整合，生成所有中小学食堂需求量的数据包，再由教育局匹配品牌供应商。各中小学食堂管理人员只需在开标时点击一下，系统便会随机匹配商家。约20家供应商中，系统自动去掉最高价和最低价，以接近平均价格的程度为排序顺序，供学校选择。直至中标，学校方能知晓对应食材的供应单位。
此外，多地教育局及纪委监委工作人员还向《中国新闻周刊》表示，近段时间以来，他们已经陆续在各校食材查验点加装摄像头，通过实时监控监督食材出入库情况。成都温江区教育局教育装备管理服务中心的一名工作人员表示，未来温江区还计划试用称重秤直接联网功能，“食材一上秤，就能自动录入系统”。
这些改变都遵循同一个原则，即“校园餐”的各环节尽量公开。这也是为什么庄德水提出，接下来，“智慧监管”系统的权限不应局限于教育局，应当将其推向大众，尤其是家长等利益相关方。他还提出，无论是否有电子化技术，教育行政部门和学校都要做好信息公开公示工作，定期公布资金明细账目、原材料采购、配餐标准、带量食谱及用餐学生名单等信息，主动接受媒体和社会监督。
“只要愿意做，有一百种公开透明的方法。”庄德水说。
发于2025.5.17总第1187期《中国新闻周刊》杂志
杂志标题：史无前例的“校园餐”专项行动
在“地质博物馆”里智能掘进（工匠绝活·我在重大工程一线）2025-07-01 08:50:11人民日报0人参与0评论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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