颜之推（西元531－590年），字介，琅邪临沂人。复圣公颜子三十五代孙，弘都公颜含九世孙，镇西府谘议参军颜协第三子。南北朝时期我国著名思想家、教育家、诗人、文学家。

　　颜氏以儒业传家，世代治《周礼》、《春秋左氏传》。颜之推自幼承袭家学，“博览群书，无不该洽”，又善属文，词情典丽，为时人所称道。史称“聪颖机悟，博识有才辩，工尺牍，应对闲明。”然少时为习气陶染，“好饮酒，多任纵，不修边幅”，年十八九，始知砥砺。

　　梁武帝太清九年，颜之推十九岁，步入仕途，湘东王萧绎任命他为左常侍，加镇西墨曹参军。梁文帝大宝二年，颜之推二十一岁，时驻郢州（今湖北省境内），掌书记。侯景叛乱，城陷被俘，幸免于死，囚送建邺（今南京）。后梁军收复建邺，侯景败死，颜之推获释，还江陵。萧绎称帝自立，为梁元帝，任命他为散骑常侍。西元544年，西魏攻江陵，城破，全家被掳。西魏大将军李穆十分器重颜之推才干，推荐他做镇守弘农的平阳公李远书翰。颜之推身在弘农，心向梁国，当得知北齐的梁国人可以回国之后，带领全家，乘船犯黄河洪峰之险，计划经北齐归梁，时人称其勇决。到北齐后，闻梁国大将陈霸先废帝自立，遂绝南归之志，不得已出仕北齐。在北齐为官二十余年，先后出任赵州功曹参军、通直散骑常侍、黄门侍郎，人称颜黄门。西元557年，北周兵陷晋阳，北齐危在旦夕，颜之推出任平原太守，守河津。北周灭齐，颜之推再遭亡国之痛，遂任官于北周。西元581年，北周灭亡，隋朝建立，颜之推受命重编《魏书》。应隋太子杨勇之召，为学士。西元590年，颜之推卒，亨年60岁。

　　颜之推才华横溢，是一位杰出的学问家、诗人。史载有文三十卷，《颜氏家训》二十篇，《集灵记》二十卷，《证俗音字》五卷，《训俗文字略》一卷，《还魂志》、《观我生赋》等。现存《颜氏家训》、《观我生赋》等，行于世。

　　《颜氏家训》是颜之推的代表作，是其晚年最为成熟的作品，凝聚了他毕生心血，堪称中国家训之宝典。全书七卷二十篇，即《序致》、《教子》、《兄弟》、《后娶》、《治家》、《风操》、《慕贤》、《勉学》、《文章》、《名实》、《涉务》、《省事》、《止足》、《诫兵》、《养生》、《归心》、《书证》、《音辞》、《杂艺》、《终制》，内容广泛涉及儒学、佛学、道家、玄学、史学、文学、音韵、训诂、风俗习惯以及当时各地的生活方式，“又兼论字画音训，并考定典故，品弟文艺”，内容的确“曼衍旁涉”。（《四库全书总目提要·子部杂家》）

　　《四库全书》的编纂者据此将其归于杂家。我们认为，这种归类是很没有道理的。首先，旧、新《唐书》、《宋书》、晁公武《读书志》等都将《颜氏家训》列入儒家类，这一归类有着牢固根据，不可动摇。其次，《颜氏家训》内容虽然杂博，然而其核心思想明确，那就是“立身治家”，“文以经训”，“务先王之道，绍家世之业”。之推公自称：“吾所以复为此者，非敢轨物范世也，业以整齐门内，提撕子孙。”又说：“二十已后，大过稀焉，每常心共口敌，性与情竞，夜觉晓非，今悔昨失，自怜无教，以至于斯。追思平昔之指，铭肌镂骨，非徒古书之诫，经目过耳也。故留此二十篇，以为汝曹后车耳。”该书的主旨十分明确，从积极的意义上讲，是为了“整齐门内，提斯子孙”；从消极的意义上说，是要将自己终生经验、教训总结出来，告诫后世子孙，作为子孙的后车之鉴。而“务先王之道，绍家世之业”，非儒而何？既然主旨如此明确，何杂之用？至于《颜氏家训》牵涉到道家老庄人物，何晏、王弼等玄学人物，但之推公视他们为“任纵之徒”，大都是将“周孔之业，弃之度外”反面典型，而“虚谈非其所好”，与道、玄何涉？至于《归心》一篇谈佛，情况比较复杂，当然，他反对“归周孔而背释氏，”但能否以此断言之推公归释而弃周孔呢？显然不能。道理十分简单，之推公是站在儒家立场上，对佛学作了儒家式理解。他认为“内（指佛教）外（儒学）两教，本为一体”，而佛教的五戒，就是儒家的仁义礼智信。可以说之推公坚守儒家立场，又不排斥佛教，开融合儒佛之先河，这只能说他宽容，不能说他杂，宽容与融和本为儒家所许可。

　　颜之推创制家训，意在治家。他认为，治家首在教育子女，故《教子》是全书之第一篇。他十分重视对子女的早期教育，甚至在中国教育史上比较早地论述了“胎教”。他说：“当及婴稚，识人颜色，知人喜怒，使为则为，使止则止，比及数岁，可省笞罚。”甚至他认为，“少年若天性，习惯如自然。”即少年时代养成的良好习惯，久而久之，就象天生一样自然而然。这一思想十分可贵，至今对我们教育子女，尤其是从事养成教育都具有启发意义。

　　颜之推认为治家就象治国一样，要宽严得当。如果太是宽，“竖子之过立见”，而过严，导致刑罚不中，“民无所措手足”。他讲几个宽严失当的真实故事来说明这一观点，梁元帝时，有个中书舍人，治家过于严刻，妻妾们无法忍受，于是收买刺客，乘他酒醉未醒之际，杀死了他。还有一位世间名士，一味追求仁爱宽厚，致使招待宾客之饮食，馈赠亲友、乡邻之礼品，被仆人减损，妻子克扣，结果狎侮宾客，侵耗乡党。在他看来这都是治家的大害。

　　在治家中，他主张“施而不奢，俭而不吝”。节俭减省，是合乎礼数的做法，而吝啬，往往对贫穷的人也不周济，就不当了。然而人们一施舍就侈奢，而一节俭又陷入吝啬，都是治家之病。“如能施而不奢，俭而不吝，可矣。”他认为，一味聚财，不知施舍，终致家亡。他举例说，有一个南阳人，家产万贯，但很吝啬，冬天，他女婿前来拜访，他备设一铜壶酒，几块獐子肉来招待女婿，女婿恨他招待过于简单，一举而尽。这位吝啬的老岳十分惊讶，连忙让家添酒加菜，女婿再次一扫而光，如是再三。这位岳丈对其女儿说，你的男人太贪杯了，所以你们家里老是贫穷。后来，这个吝啬鬼死了，他的几个儿子为了争夺财产，哥哥杀死了弟弟，遂使家门有血光之灾。

　　在处理家庭成员的关系上，他强调作为尊长应当起表率作用，他说：“夫风化者，自上而行于下者也，自先而施于后者也。是以父不慈而子不孝，兄不友而弟不恭，夫不义而妇不顺矣。”这可以说是对传统三纲理念的逆向操作，是完全合乎孔子正己正人精神的，很值得人们思考。他还十分重视弟兄和睦，并一再要求后世子孙对后娶要慎之又慎。在处理夫妻关系上，虽然他没有摆脱儒家男主外，女主内的传统，但可贵的是，他认为妻子如“聪明才智，识达古今，正当辅佐君子，助其不足，必无牝鸡晨鸣，以致祸也。”在婚姻上，他克守颜含公的祖训，“婚姻素对，靖侯成规。”与素寒之家成亲，是祖宗颜含留下的规矩。他反对以计较锱铢的市井婚姻，也反对那种以贪荣谋利，终致羞耻的强撑门面的婚姻。这一思想在颜真卿的《颜氏家庙碑》中进一步强化，成为颜家重要家风。

　　《颜氏家训》十分重视礼仪礼节，知书达礼，以礼传家是颜氏的重要门风。在历经战祸，《礼经》丧乱不全之际，之推公将自己所知所见所闻，记述下来，“传示子孙”，这就是他的《风操》篇的主要内容。在之推公看来，一个礼义之家可以给你以规矩，但一个人的成长在社会，所以接下来，他强调《慕贤》、《勉学》。放在人际关系上，慕贤就是慎交友，他有几句千古不刊之言，说：“是以与善人居，如入芝兰之室，久而自芳也；与恶人居，如入鲍鱼之肆，久而自臭也。墨子悲于染丝，是之谓矣。君子必慎交游焉。”这是对世人最忠诚的警示。

　　当然交游给人以良好的外在环境，而能否成功仍然取决自身的努力，所以《颜氏家训》有一篇《勉学》专谈学习的重要性。好学是颜氏一世祖颜子特有的品德，而颜氏后人将一品德保有之、发扬之，《颜氏家训》系统论述之。之推公强调早教早学，但并不排斥晚年学习。他说：“幼而学者，如日出之光，老而学者，如秉烛夜行，犹贤于瞑目而无见者也。”今天的终身教育，之推公可谓首倡。

　　《颜氏家训》有许多人生箴言，在《名实》篇中，他说：“上士忘名，中士立名，下窃名。”认为那种身不修而求名于世的人，就象面貌丑恶却要求镜子里出现美影一样，令人讨厌。他一再告诫子孙，务必名实相副。在《涉务》篇中，他要求后世子孙，做一个有益社会的人，“不徒高谈阔论，左琴右书，以费人君禄位。”在《省事》篇中，要求后世子孙做事要有节度，肠不可太冷，腹不可太热，以仁义为节。在《止足》篇，颜之推要求后世子孙，“少欲知足，为立涯限耳”。他以颜含诫子孙言为训，“汝家书生门户，世无富贵。自今仕宦不可过二千石，婚姻勿贪势家”。在《诫兵》篇中，他强调颜氏以儒雅起家，喜武素无成就，甚至喜武之颜氏子孙向无善终。在《养生》篇中，他告诫后世子孙，要珍惜生命，爱护生命，但又要有杀身成仁，舍生取义的勇气，所以“生不可不惜，不可苟惜。”这些思想至今闪烁智慧光芒。

　　《颜氏家训》内容弘丰，历代学者均予以高度评价。王三聘称颂“古今家训，以此为祖”。袁衷认为古今家法，《颜氏家训》最正，相传最远，王钺评价更高，认为“篇篇药石，言言龟鉴。凡为人子弟者，可家置一册，奉为明训，不独颜氏。”的确，《颜氏家训》决非颜氏后人所专享，它属于全中国，全人类，是中华文化发展史上的一颗璀璨明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