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瞭望·治国理政纪事|担好上游重任 谱写大河新篇
[ 编辑:颜建波 | 时间:2024-09-11 13:37:24 | 浏览:1840次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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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4-09-11 12:17:44新华社

瞭望·治国理政纪事|担好上游重任 谱写大河新篇

◇2019年8月,习近平总书记在甘肃考察时指出,保护母亲河是事关中华民族伟大复兴和永续发展的千秋大计。甘肃是黄河流域重要的水源涵养区和补给区,要首先担负起黄河上游生态修复、水土保持和污染防治的重任,兰州要在保持黄河水体健康方面先发力、带好头。

◇甘肃省深入贯彻落实黄河流域生态保护和高质量发展战略,抓好黄河上游水土保持和污染防治工作,突出甘南黄河上游水源涵养区和陇中陇东黄土高原区水土治理两大重点,坚决防止生态恶化。

◇“国家卓越工程师”称号获得者徐先英已在甘肃治沙战线上奋斗近40年。他和甘肃省治沙研究所的同事们持续开展沙漠调查,成功研发出高寒草地沙化防治技术,有效解决了黄河首曲地区高寒草地沙化防治的关键问题,并为黄河流域生态保护和高质量发展提供了坚实的数据支撑。

◇甘肃在全国率先启动黄河流域生态环境及污染现状调查,完成4个水系36条重要干支流入河排口排查,排查河道约6000公里,基本摸清了甘肃省黄河流域生态环境及污染现状底数。

◇以兰州和兰州新区为中心、以兰州白银一体化为重点、辐射带动定西临夏的一小时核心经济圈,是甘肃创新发展的增长极。新能源、新材料、生物医药、数字经济等战略性新兴产业,在黄河之滨蓬勃发展。

◇5年来,甘肃水源涵养能力、生态环境质量、综合治理水平、人民生活品质和绿色发展质效明显提升。推动黄河流域生态保护和高质量发展是一场攻坚战,更是一场持久战。甘肃将始终坚持保护为先,不断提高生态系统多样性、稳定性、持续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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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 |《瞭望》新闻周刊记者 向清凯 姜伟超 张玉洁

甘肃地处黄河上游,是中华文明的发祥地之一。从青藏高原到黄土高原,黄河在甘肃两进两出、蜿蜒千里。

2019年8月,习近平总书记在甘肃考察时指出,保护母亲河是事关中华民族伟大复兴和永续发展的千秋大计。甘肃是黄河流域重要的水源涵养区和补给区,要首先担负起黄河上游生态修复、水土保持和污染防治的重任,兰州要在保持黄河水体健康方面先发力、带好头。

2020年12月,甘肃省委、省政府印发《甘肃省黄河流域生态保护和高质量发展规划》。2023年10月1日,《甘肃省黄河流域生态保护和高质量发展条例》实施。2023年4月1日,《中华人民共和国黄河保护法》施行。这部江河流域保护标志性法律的出台,为在法治轨道上推进黄河流域生态保护和高质量发展提供了有力保障。甘肃省也出台了相关政策法规。

甘肃省深入贯彻落实黄河流域生态保护和高质量发展战略,抓好黄河上游水土保持和污染防治工作,突出甘南黄河上游水源涵养区和陇中陇东黄土高原区水土治理两大重点,坚决防止生态恶化。甘肃坚持“重在保护、要在治理”,树牢上游意识,担好上游责任,彰显上游作为,扎实推动黄河流域生态保护和高质量发展不断迈上新台阶。

在甘肃省武威市凉州区九墩滩光伏治沙示范园区,工人在光伏板下作业(2023 年 5 月 19 日摄) 陈斌摄 / 本刊

在甘肃省武威市凉州区九墩滩光伏治沙示范园区,工人在光伏板下作业(2023 年 5 月 19 日摄) 陈斌摄 / 本刊

蓄水涵水增径流

黄河干流流经甘肃913公里,甘肃是黄河重要的水源涵养区、补给区,60%的水来自兰州以上的河段。为母亲河涵养好水源,是甘肃的光荣使命。

为黄河涵养水源,与当地生态系统密不可分。广阔的森林草原、湿地湖泊,植物根系把土壤变作松软的“海绵”,下雨时吸水涵养,无雨时渗出补充径流,成为巨大的“蓄水池”。通过严格保护,修复由湿地、草地和森林等构成的自然生态系统,甘肃努力保障为母亲河补水源源不断。

——以治沙为抓手,持续提升水源涵养能力。地处甘青川三省交界的甘肃省甘南藏族自治州,在黄河水源补给、气候调节、水土保持、维系生物多样性等方面发挥着不可替代的重要作用。过去由于过度放牧等原因,从黄河首曲到河西走廊,土地荒漠化、沙化问题曾严重影响水源涵养能力。

甘肃以治沙为抓手,持续提升水源涵养能力。编制完成《甘肃省黄河“几字弯”攻坚战实施方案(2023—2030年)》《甘肃省河西走廊—塔克拉玛干沙漠边缘阻击战实施方案(2023—2030年)》,将庆阳、平凉等5市28县纳入黄河“几字弯”攻坚战范围,河西5市20县(区)全部纳入河西走廊—塔克拉玛干沙漠边缘阻击战范围。2023年9月,由甘肃省林科院编制的《甘肃省防沙治沙规划(2021—2030年)》获得国家林业和草原局批复。随着退牧还草、沙化退化草原综合治理、湿地保护与修复草原鼠害防控等一系列生态保护工程项目的实施,甘南黄河流域生态环境逐年改善,生态环境退化的趋势得以遏制。

“国家卓越工程师”称号获得者徐先英已在甘肃治沙战线上奋斗近40年。他和甘肃省治沙研究所的同事们持续开展沙漠调查,成功研发出高寒草地沙化防治技术,有效解决了黄河首曲地区高寒草地沙化防治的关键问题,并为黄河流域生态保护和高质量发展提供了坚实的数据支撑。

“团队研发的治理技术不仅使当地草地植被盖度增加了30%以上,还使草场生产力提高了近30%,为当地的生态恢复和经济发展注入了新的活力。”他说。

第六次全国荒漠化和沙化调查结果显示,甘肃省荒漠化土地和沙化土地动态变化总体呈递减趋势,面积持续减少、程度持续减轻。与2014年相比,甘肃荒漠化土地总面积减少26.27万公顷,沙化土地总面积减少10.45万公顷。

沙化趋势得到遏制,林区绿意盎然。甘肃省林业和草原局介绍,2023年甘肃省完成国土绿化1343.06万亩,其中造林401.71万亩,种草改良941.35万亩。全省累计建设国家储备林近7万亩。

健康的生态系统为水源涵养提供了有力支撑。数据显示,甘南境内黄河径流量较十年前增加18.7%。

——有效控制水土流失,黄土高原建起绿色生态廊道。黄河成“黄”于甘肃,流经黄土高原后黄河泥沙量显著增大。陇中陇东黄土高原每年入黄泥沙量占黄河年均输沙量的26%。

甘肃以陇中陇东黄土高原区为重点,围绕泾河、渭河、马莲河等水土流失重点区域,实施小流域综合治理、坡耕地综合整治、淤地坝建设等项目,有效控制水土流失,减少入黄泥沙,定西市安定区等6县区被认定为国家水土保持示范县。

2023年,甘肃完成水土流失综合治理面积876.64平方公里、完成塬面保护面积388.05平方公里,完成坡耕地综合治理任务254.57平方公里、新建淤地坝106座。黄土高原上建起的绿色生态廊道,有效降低了入黄泥沙量。

甘肃省水利厅厅长牛军介绍,为加强对水土保持的动态管理,甘肃运用遥感影像和无人机遥测、移动采集系统和现场调查等技术手段,推广淤地坝远程监控系统覆盖大中型坝,探索开展“水土保持+大数据”试点工作,有效推动违法违规行为高效判定和查处。2019年以来,甘肃采用高分遥感监测与无人机高频次监管相结合的方法,对全省范围内2.6万余个扰动图斑进行了现场复核,通过遥感监管手段,实现对水土保持违法违规问题的精准判别,有效破解人为水土流失监管工作量大的难题。

——系统治理,历史问题和现实问题同步解决。2021年起,甘肃坚持综合治理、系统治理、源头治理,在甘南州实施黄河上游水源涵养区山水林田湖草沙一体化保护和修复工程。通过护山、保水、治湖、扩林、调田、护草、固沙等措施,修复治理区域内草原退化、草地沙化、历史遗留矿山损毁土地、水土流失、湿地萎缩、林地退化等主要生态问题。截至目前,工程修复治理面积11.23万公顷,水源涵养功能稳步提升,生态系统稳定性持续增强。

生态好转后,野生动物有了更好的家园。甘南州玛曲县是工程实施的重要区域,“玛曲”在藏语中意为“黄河”。如今,不仅藏原羚、岩羊、狼、狐狸等频繁“亮相”,牧民还多次发现并拍摄到国家一级重点保护动物、高原旗舰物种雪豹的身影。

甘肃省自然资源厅介绍,甘肃将在白银、平凉等历史遗留废弃矿山面积较大区域,实施示范工程开展全面治理;同时在生态区位重要、生态问题突出、严重影响人居环境以及重要交通干线、河流湖泊沿线区域,加强重要点位治理,通过集中连片示范治理与重要点位重点治理相结合的方式,全力推进历史遗留废弃矿山生态修复治理,恢复土地功能,提升生态系统质量。

甘肃省甘南藏族自治州玛曲县城郊的黄河大桥附近的沙化退化草场已经复绿(2023 年7月6日摄) 陈斌摄 /本刊

甘肃省甘南藏族自治州玛曲县城郊的黄河大桥附近的沙化退化草场已经复绿(2023 年7月6日摄) 陈斌摄 /本刊

减负控排保“健康”

甘肃多措并举持续保持黄河水体健康,在沿黄九省(区)率先制定颁布省级黄河流域生态保护和高质量发展条例,为黄河流域生态环境高水平保护提供法治保障。

甘肃省生态环境厅介绍,截至2023年底,黄河流域甘肃段41个国控断面水质优良比例92.68%,黄河干流出境断面水质连续8年达到Ⅱ类。

——源头治理,为母亲河“减负”。黄河干流流经甘肃4市州,其中兰州、白银都是老工业城市。各地从污染治理入手,为母亲河“减负”。

曾经,由于两岸企业直排工业废水,全长38公里的白银市东大沟成为黄河上游最大的重金属污染源。2012年以来,白银市启动东大沟河道重金属污染治理工程。处置重金属重度污染底泥及工业废渣82.7万立方米,固化、稳定化处理轻度污染底泥45.7万立方米,清运河道垃圾,恢复生态植被,生态环境得到好转。

“工程治理极大降低了底泥向水体释放重金属的总量,如汞的降幅达97.8%。相关措施促进了河道周边生态环境恢复,保障了黄河水环境安全。”白银市生态环境局环境科学研究所所长水清川说。

位于兰州市主城区上游的兰州石化公司停运了黄河北罐区及跨越黄河危险品输送管线,关停了所有地下水、地表水取水工程,并对化工污水处理装置进行升级改造。改造后出水化学需氧量较改造前下降了46.71%。

甘肃印发《黄河流域生态保护和高质量发展污染防治工作要点》,召开污染防治专责组工作推进会,通报工作进展、研究解决困难问题,部署推动各项任务落实。每月对重点流域水质状况开展现场溯源,定期召开全省水环境形势分析调度会,加大对城镇污水处理厂运行情况的监督检查。

为严格控制污染物排放总量,甘肃建立起以排污许可为核心的固定源管理制度,从源头上规范排污行为。目前,甘肃累计核发黄河流域排污许可证3558张,重点管理排污单位1271家,持续推进黄河流域入河排污口排查整治。沿黄9市州62座生活污水处理厂已有57座完成提标改造工程,沿黄30个省级及以上工业园区污水集中处理设施全部建设完成。

——构建网络,实现生态环境动态监管。甘肃在全国率先启动黄河流域生态环境及污染现状调查,完成4个水系36条重要干支流入河排口排查,排查河道约6000公里,基本摸清了甘肃省黄河流域生态环境及污染现状底数。

临夏回族自治州是生态环境部确定的黄河流域入河排污口排查整治试点地区。当地紧盯“排查、监测、溯源、整治、监管”五大环节,全覆盖开展摸排,精准制定整治方案,强化日常监督管理。常态化监管下,2021年至2023年黄河干流临夏段出境水质连续三年达到Ⅰ类。

甘肃还积极构建全省黄河流域生态环境监测网络体系。103个环境空气质量自动监测站、87个水环境监测断面及26个水质自动监测站、1402个土壤环境质量监测点位和2052个声环境质量监测点位,实现对黄河流域生态的动态监管。

甘肃不断完善生态环境监测与监控数据采集、传输、审核机制,通过对相关数据的分析研判,能更准确地了解当前现状与变化趋势,并采取针对性措施推动环境质量持续改善。

生态环境监测网络为协同推动减污、降碳、扩绿等相关工作提供了有力支持。为提升数据可靠性,甘肃坚持“保真”“打假”双向发力,严惩监测数据弄虚作假行为,组织对环境质量监测自动站运维质量、基础保障和人为干扰等情况开展监督检查,全力保障监测数据“真、准、全、快、新”。

——协同推进,下好跨界整治“一盘棋”。共同抓好大保护,协同推进大治理,以全局思维共促母亲河健康,是甘肃省在黄河流域上做的重点文章。

甘肃省生态环境厅副厅长白志红介绍,甘肃加快推进黄河流域兰西城市群六个方面生态建设重点项目建设,积极探索建立黄河流域横向生态补偿机制,省内流域横向生态补偿机制拓展到12个市18个县,与四川、宁夏、青海建立黄河流域省际横向生态补偿机制,与周边5省区建立和推进生态环境保护联防联控联测工作机制。

青海是与甘肃建立机制的省区之一。两省山水相连,过去曾发生过跨界流域水污染事件。近年来,双方加强交流合作,有效预防跨界流域突发水污染事件、妥善处理纠纷、防范重大生态环境风险,持续巩固改善黄河干流、湟水、大通河、洮河、黑河等跨界河流水生态环境质量,联手下好“一盘棋”。

冬春时节,在黄河及其支流汇流的兰州市西固区三河口,天鹅、鱼鸥、鹊鸭、白骨顶鸡、白尾海雕、豆雁、凤头潜鸭等众多候鸟云集于此。“为共护黄河生态,我们与临近的甘肃省永靖县、青海省海东市签订联防联控协议。流域水质提升、环境好转,是大家共同努力的结果。”兰州市生态环境局西固分局副局长白忠亮说。

甘肃尕海则岔国家级自然保护区管护中心尕海保护站站长香毛吉 ( 左二)和同事在保护区内巡护(2023 年 7 月 7 日摄)陈斌摄 / 本刊

甘肃尕海则岔国家级自然保护区管护中心尕海保护站站长香毛吉 ( 左二)和同事在保护区内巡护(2023 年 7 月 7 日摄)陈斌摄 / 本刊

我国西部重要的炼化生产基地——中国石油兰州石化公司坚持把科技创新作为推动企业发展的核心动力,助力老炼化基地不断释放高质量发展潜能。图为兰州石化公司橡胶运行部的生产装置(2023 年 2 月 22 日摄)陈斌摄 / 本刊

我国西部重要的炼化生产基地——中国石油兰州石化公司坚持把科技创新作为推动企业发展的核心动力,助力老炼化基地不断释放高质量发展潜能。图为兰州石化公司橡胶运行部的生产装置(2023 年 2 月 22 日摄)陈斌摄 / 本刊

向绿向美谱新篇

为使黄河成为造福人民的幸福河,甘肃立足资源禀赋和区位优势,围绕国家所需、甘肃所能、未来所向,深入实施强科技、强工业、强省会、强县域的“四强”行动,以重点地区和关键领域为突破口,推动综合实力和发展质量整体跃升,全力推进黄河流域向绿色发展动能转变。

——生态引领、聚新向绿,黄河上游产业高质量发展。甘肃全力打造全国重要的清洁能源及新材料基地、现代寒旱特色农业高地、“一带一路”开放枢纽和西部生态安全屏障。

以兰州和兰州新区为中心、以兰州白银一体化为重点、辐射带动定西临夏的一小时核心经济圈,是甘肃创新发展的增长极。新能源、新材料、生物医药、数字经济等战略性新兴产业,在黄河之滨蓬勃发展。

位于兰州市七里河区的甘肃天辰辐照科技有限责任公司聚焦辐照领域,在农业育种、蔬菜水果保鲜、中药生产灭菌、新材料等领域均有涉足。“我们持续加强和科研院所的合作,积极自主开发核技术应用项目。两年来,共进行科学实验100余次,科研收入比重已占到了总收入的41%。”企业负责人介绍。

革命老区庆阳积极打造“东数西算”大数据产业集群,一系列支持政策和保障要素密集出台。1.5万架机柜上架运行,形成算力规模5300P(1P约等于每秒1000万亿次的计算速度),智能算力消纳达到100%。

放眼河西走廊,巨大的风机与连片的光伏板源源不断地生产着清洁能源。今年一季度,甘肃省外送电量125.31亿千瓦时,同比增长21.27%,其中新能源外送电量51.58亿千瓦时,同比增长20.15%,新能源外送规模居全国第二,助力全国能源清洁低碳转型。

——幸福引领、添美加彩,黄河之畔开启“美颜”模式。在黄河穿城而过的兰州,黄河已成为人们休闲的好去处,城河相融新画卷正在绘就。最美是傍晚时分,眼前大河奔流,远望云蒸霞蔚,人们在河畔结伴运动,活力迸发。

黄河之滨的雁滩公园修葺一新,数百米长的月季墙成为市民游客的打卡地。周末傍晚,舞台搭建,观众满满,年轻人弹吉他、吹口琴、歌声飞扬。这里与黄河故道、读者集团、敦煌研究院、兰州画院等文旅资源一并组成的文化街区,让人们领略着兰州黄河文化的多彩斑斓。

“一边跑步,一边享受眼前黄河风景线的美景。看着母亲河滚滚东去,心胸涤荡。”今年5月,来自青海的马拉松爱好者王元元在跑完兰州马拉松赛时感慨地说。

兰州市近年来完善黄河风情线基础设施建设,重点实施了打造沿河健身步道循环圈,给广大市民和游客提供集健身、游览、观光等功能为一体的优质出行通道,配套实施景观照明、休憩服务设施、生态恢复、绿化美化等工程,通过对沿线5座黄河桥梁、山体建筑轮廓线、绿化景观带等几十个节点的亮化,打造出了黄河两岸“一桥一景、一点一景”的夜间景观,成为兰州旅游一张靓丽的名片。

——弘扬文明,壮根铸魂,黄河生态价值底蕴更深厚。黄河是中华民族的母亲河,黄河文化是中华文明最具代表性、最具影响力的主体文化之一。地处黄河上游的甘肃,见证了中华民族多元一体格局的形成和东西方文明交流互鉴的历史进程。

依托甘肃得天独厚的地域优势和资源禀赋,围绕“中华文明探源工程”和“考古中国”等重大项目,考古人员开展了人类起源与演化、农业起源与扩散、文明起源与传播、国家起源与发展、民族交往交流交融等系列工作,为发掘黄河文化、讲好黄河故事奠定了坚实基础。

基于对黄河文化蕴含的人文、生态和经济价值的深入挖掘,甘肃编制出台了《甘肃省黄河文化保护传承弘扬规划》,集中打造黄河上游文明发祥保护展示高地、中华民族共同体构建示范高地、黄河文化交流互鉴创新示范高地、新时代红色文化传承弘扬高地、西部生态文明建设示范高地。

2023年7月,伴随《黄河国家文化公园建设保护规划》的出台,强化文化遗产保护传承、深化黄河文化研究发掘、提升环境配套服务设施、促进黄河文化旅游融合、加强数字黄河智慧展现等方面的工作进一步向深向实。

“我们正在尝试激活更多的历史密码,从中汲取文化力量,通过扎实的研究成果揭示中华文明的源远流长。”甘肃省文物考古研究所所长陈国科说。

甘肃省委书记胡昌升近期在调研黄河流域生态保护和高质量发展工作时说,5年来,全省上下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重要讲话精神,推动水源涵养能力、生态环境质量、综合治理水平、人民生活品质和绿色发展质效明显提升。推动黄河流域生态保护和高质量发展是一场攻坚战,更是一场持久战。甘肃将始终坚持保护为先,不断提高生态系统多样性、稳定性、持续性。

瞭望·治国理政纪事|担好上游重任 谱写大河新篇

(《瞭望》2024年第37期 )

让中华优秀传统法律文化焕发时代生机

2024-09-11 09:10:37光明日报

【学思践悟】

习近平总书记指出:“中华法系源远流长,中华优秀传统法律文化蕴含丰富法治思想和深邃政治智慧,是中华文化的瑰宝。要积极推动中华优秀传统法律文化创造性转化、创新性发展,赋予中华法治文明新的时代内涵,激发起蓬勃生机。”党的二十大报告提出:“弘扬社会主义法治精神,传承中华优秀传统法律文化,引导全体人民做社会主义法治的忠实崇尚者、自觉遵守者、坚定捍卫者。”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法治体系深深根植于中华优秀传统法律文化之中。新征程上,我们要推动中华优秀传统法律文化创造性转化、创新性发展,为赓续中华文脉、推动中国式现代化、全面建设社会主义法治国家提供有力支撑和坚实保障。

传承发展中华优秀传统法律文化意义重大

中华法系形成于秦朝,成熟于隋唐时期。唐代确立了“德本刑用”的法律理念,之后经过宋元明清近千年的发展,中华优秀传统法律文化内涵不断丰富,不仅融入中华民族代代相传的价值理念,而且融入国家治理实践经验。虽然从形式上看,中国古代许多法律制度在现代社会已难寻其踪,但就内在逻辑而言,中华优秀传统法律文化在国人的思维方式和行为习惯中得以展现,成为流淌于中华民族血脉中的文化基因。中华优秀传统法律文化植根于中华民族绵延五千年的灿烂文明,是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重要组成部分,在新时代传承发展中华优秀传统法律文化,推动其创造性转化、创新性发展意义重大。

完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法治体系的必然要求。习近平总书记指出:“我国古代法制蕴含着十分丰富的智慧和资源,中华法系在世界几大法系中独树一帜。”中华法系所展现的完善的法律制度、精深的法律思想和高超的法律艺术,堪称世界法治文化的瑰宝。《唐律疏议》作为中华法系的代表性法典,既是历代立法经验的集大成者,也是新的法律体系、法律内容的开创者,其完备的篇章体例、内涵丰富的法治原则以及先进的法律制度,不仅成为后世王朝立法范本,也对东亚各国法治进程产生深刻影响。中华法系蕴含的一系列法律原则、德治思想、价值观念等,至今仍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法治理念、法治原则的生成与发展提供着丰富启迪,对于完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法治体系具有重要意义。纵向传承、代有兴革是中华法系发展演进的重要规律。回望过去、面向未来,不断赓续与创新中华优秀传统法律文化,有助于我们完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法治体系,开辟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法治理论和实践新境界。

汲取治国理政理念和思维、提升依法治国水平的必然要求。中华优秀传统法律文化中民惟邦本、政得其民,礼法合治、德主刑辅等理念主张,对于新时代全面建设社会主义法治国家具有重大意义。习近平总书记指出,“中华民族有着五千多年的文明史,我们要敬仰中华优秀传统文化,坚定文化自信。要善于从中华优秀传统文化中汲取治国理政的理念和思维”。习近平法治思想中关于依法治国和以德治国相结合、法治建设要“抓前端、治未病”、抓住领导干部这个“关键少数”等内容,正是中华优秀传统法律文化在新时代治国理政中的科学运用。在习近平法治思想指引下,我国社会主义法治国家建设深入推进,全面依法治国总体格局基本形成,法治中国建设开创新局面,充分彰显了中华优秀传统法律文化在治国理政中的重要作用。

中华优秀传统法律文化蕴含的深邃智慧

明德慎罚、宽仁慎刑的民本理念。中华优秀传统法律文化蕴含着爱民、重民、富民、惠民的民本理念,在西周时期即形成了“敬天保民”“明德慎罚”“以五声听狱讼,求民情”等思想。中华优秀传统法律文化强调证据在审判活动中的运用,并主张通过观察诉讼当事人的辞令、脸色、气息、听觉、眼神等来综合判断案件事实,同时强调控制死刑、限制刑讯,逐渐形成了“明德慎罚”“宽仁慎刑”的民本传统。秦汉时的覆案、汉唐时期的死刑复核、宋代的翻异别勘、明代的朝审以及清代的秋审等,一定程度上都是慎刑的表现。在历代立法和司法制度中,不论先秦时期的“三赦”“三宥”之法,还是《唐律疏议》《大明律》《大清律例》等,都对老人、未成年人、孕妇、废疾等群体在刑讯、定罪量刑等方面作出特殊规定。

礼法结合、德法共治的治国策略。礼与法(刑)是我国古代最为重要的治国理政工具。孟子提出“徒善不足以为政,徒法不能以自行”,荀子提出“治之经,礼与刑”,《后汉书·陈宠传》认为“礼之所去,刑之所取。失礼则入刑,相为表里”,《唐律疏议》提出“德礼为政教之本,刑罚为政教之用,犹昏晓阳秋相须而成者也”,均体现出礼法结合、德法共治的治理方略。德法互补,共同治理,是我国几千年来形成的法律传统,具有鲜明中国特色。历史表明,德治和法治相结合的时期,往往国家康泰安宁、人民安居乐业。坚持依法治国和以德治国相结合,正是对这一优秀传统治理智慧的继承和发展。

调处息争、天下无讼的目标追求。“无讼”是中国古代法律重要的价值取向。孔子说“听讼,吾犹人也,必也使无讼乎”。有子说“礼之用,和为贵,先王之道,斯为美”。儒家“以和为贵”“天下无讼”的理念深刻影响了后世的司法活动,使调处息争积淀形成了一整套成熟的制度。明清两代的民间纠纷,通常都是由亲属、村老或族长出面解决;朝廷在各州县及乡里设置了“申明亭”,明确“凡民间应有词状,许耆老里长准受于本亭剖理”,即充分发挥乡绅、里老在基层治理中的威望,起到劝解纷争、调处息讼的作用。民间调解无效的,可以上诉到地方政府;州县官员在审案前,往往也要进行调解,调解失败后,方对簿公堂。古代的司法官员也会借庭审的机会“寓教于判”,即在庭审中申明教化,说事拉理,劝说当事人息讼止讼。这种分级筛选机制,有助于将矛盾化解于萌芽之中。中国古代调解制度较好地契合了中国乡土社会的秩序形态,不仅减轻了诉讼当事人的诉累,更有利于缓和社会矛盾,促进社会和谐。

挖掘和传承中华法律文化精华

注重挖掘研究。习近平总书记指出,“要注意研究我国古代法制传统和成败得失,挖掘和传承中华法律文化精华,汲取营养、择善而用”,“要传承中华优秀传统法律文化,从我国革命、建设、改革的实践中探索适合自己的法治道路”。这些重要论述,要求我们必须坚定立场、实事求是,以马克思主义的立场观点方法,对我国传统法律文化内容加以甄选挖掘,取其精华去其糟粕。具体而言,应重点研究中华法系的历史渊源、发展脉络、基本走向,增强文化价值与历史价值的认同感;重点整理出中华优秀传统法律文化的独特创造、价值理念、鲜明特色,助推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法治体系完善;认真研究我国古代法制传统的成败得失,重新定位传统中国法的世界意义,提升其国际传播力、影响力和话语权。

坚持守正创新。传承中华法系的优秀思想和理念,应当结合中国全面依法治国具体实践,探寻马克思主义法学基本原理同中华优秀传统法律文化相结合的契合点。例如,从“民惟邦本”到“坚持人民至上”,从“德主刑辅”到“坚持依法治国和以德治国相结合”,从“息讼止讼”到人民调解员制度等,让中华优秀传统法律文化与现代法治文明相耦合,推动中华优秀传统法律文化创造性转化和创新性发展,使之成为在法治轨道上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的伟大力量。应当将中华优秀传统法律文化融入法治体系建设,把执法如山、崇尚和谐、敦诚守信等传统法律价值观念融入司法实践中。挖掘善良风俗、家规家训中的优秀法治内容,倡导传承优良家教家风。加强对我国法律文化历史遗迹的保护,弘扬代表性人物的事迹和精神,强化对法律文化典籍、文物的保护和整理。

推动交流互鉴。历史事实表明,中华法系为世界法治文明的进步作出了不容忽视的贡献。新征程上,我们要以讲好中国法治故事为着力点,强化对外宣传,通过积极搭建学术交流平台,开展与世界各国法治文化对话,增强中华优秀传统法律文化的国际传播力和影响力。应当以外国人看得懂、喜欢看,并具有广泛参与性的方式,将更多中华优秀传统法律文化创新成果传播到世界各国。注重在共建“一带一路”中发挥法治文化作用,建立和完善相关纠纷解决机制,提高涉外工作法治化水平。同时,注重立足本国国情,在考量经济、政治、文化之差异的基础上,积极借鉴其他国家和民族成功的法治经验和优秀的法律思想,推动中华优秀传统法律文化焕发时代生机。

(作者:张凤莲,系山东省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研究中心特约研究员,山东社会科学院副院长)

三线建设的开展与西部大开发

2024-09-11 09:11:30光明日报

【党史钩沉】

三线建设,是1964年以毛泽东同志为核心的党的第一代中央领导集体,针对当时的严峻国际形势,为加强战备、建设内地工业基地而作出的一项重大战略决策。三线建设历时三个五年计划,其投入资金之巨、参与人员之多、覆盖地域之广前所未有。据不完全统计,仅1964年下半年到1965年,在西南、西北三线部署的新建和扩建、续建的大中型项目就达300多项,由一线迁入三线的第一批工厂就有49个(王庭科:《三线建设与西部大开发》,《党的文献》2000年第6期)。西部地区是当时国家建设的重心,成千上万名建设者奔赴这里,一批又一批现代化工业基地应运而生,大大推进了西部地区的各项建设,为西部大开发奠定了坚实基础。深入研究三线建设史,对于新形势下提升区域整体实力和可持续发展能力,在中国式现代化建设中奋力谱写西部大开发新篇章,具有重要意义。

三线建设具有鲜明的地域性和时代性

1964年,国家计委在给党中央先后报送的《关于编制长期计划工作的要点》和《第三个五年计划(1966—1970年)的初步设想》中,建议“三五”期间的工作重心要着力解决吃穿用问题,进一步加大农业投资。但是,当时中国周边和国际环境日益复杂严峻,中苏关系持续恶化、中印边境冲突不断、国民党反动派窜犯沿海、美国制造北部湾事件等,使得新生的人民政权面临严峻的考验。为了巩固中国革命的胜利果实,毛泽东同志在听取《第三个五年计划(1966—1970年)的初步设想》的汇报时强调,“两个拳头——农业、国防工业;一个屁股——基础工业;要摆好”(《毛泽东年谱(1949—1976)》第5卷,中央文献出版社1993年版,第348页),对优先考虑农业而造成的部分工业和国防项目的取消或滞后提出了不同意见。他指出,“酒泉和攀枝花钢铁厂还是要搞,不搞我总是不放心,打起仗来怎么办”(《建国以来重要文献选编》第18册,中央文献出版社2011年版,第559页),表达了对基础工业和国防事业建设的高度重视。

1964年5月,党中央在北京召开中央工作会议。会上,毛泽东同志强调要发展基础工业,建议把全国划分为一、二、三线,下决心搞三线建设。他指出,原计划对三线注意不够,“要把西南打下基础”,“形成冶金、国防、石油、钢铁、煤、机械工业基地”(陈东林:《1964年三线建设决策中的分歧及其对西部开发的启示》,《党史研究资料》2011年第6期)。他还幽默地表示,要是大家持反对意见,自己就到成都、西昌开会,并且表示愿意拿出自己的工资搞三线建设。在毛泽东同志的力主下,党中央很快统一意见,调整了初步设想中的投资顺序,重点由农业转变为基础工业和国防工业建设。鉴于当时国家财政状况不太乐观,毛泽东同志指出搞三线建设不能急躁,要分清主次,量力而行。刘少奇同志也表示,“不能统统办,只能办几件事”(刘少奇:《继续控制基本建设,着手搞西南三线》,《党的文献》1996年第3期)。随后,各有关部门迅速展开三线建设的具体部署:一是由国家计委全面统筹三线地区工厂的新建或扩建;二是由国家建委负责组织一、二线部分工厂的具体搬迁工作;三是由国家经委安排组织三线地区建设的各项设备和材料,妥善做好物资供应保障相关事宜。随后,西南、西北三线建设指挥部相继成立,以更好地领导、协调三线建设这一浩大工程。

三线建设为西部大开发构建了工业体系和产业结构

三线建设历时三个五年计划,共投入资金两千多亿元,参与人员多达数百万人,几千个建设项目先后拔地而起。一些省市,诸如四川、西安、重庆等,一跃成为工业门类齐全、机械装备程度很高的地区。三线建设初步改变了我国内地特别是西部地区国防科技滞后、基础工业薄弱的状况,为后来的西部大开发构建了较为完整的工业体系和产业结构。

国防科技方面,三线建设促使西部地区建成了具有相当规模、门类齐全的国防科技工业体系。据相关数据显示,国家在三线地区先后投资约300亿元用以发展国防科技工业,总额占三线建设总投资的15%以上。同时,一大批配套性的产业部门相继成立,大大加速了国防科技工业战略后方基地的形成。在三线建设期间,西部地区同国防科技相关的单位共有800多个,固定资产高达270多亿元,在岗职工破百万,生产能力占全国国防科技工业总能力的50%以上。我国自行研制原子弹、氢弹、人造地球卫星、核潜艇、喷气式歼击机、远程火箭炮,其中绝大部分研制、试验基地最早布局在三线地区。就具体地域而言,重庆逐步构建起常规兵器工业基地体系;四川、陕西一些城市被打造成战略核武器科研生产基地;四川、湖北部分地区着重发展尖端航天工业。此外,酒泉导弹基地,西昌航天发射基地,豫西、鄂西、湘西兵器工业基地也相继建成,显著增强了国防实力。到了1975年,三线地区国防工业的设备水平、技术水平和主要产品生产能力等都超过了一、二线地区,实现了建立战略大后方的目标。

基础工业方面,三线建设使得西部地区建成了一大批机械、能源、原材料工业的重点企业和生产基地。新中国成立初期,我国的工业基础较为薄弱,工业体系布局不够全面,西部工业发展几近空白。党和国家把着力解决中西部地区经济特别是基础工业严重落后于沿海地区的突出问题纳入重要议事日程。毛泽东同志对三线建设有着长远的规划,指出“三线只修铁路,只规划煤和钢吗?应当是机械、化工、军工什么都有才好,还有煤气”(《毛泽东年谱(1949—1976)》第5卷,第472页),强调要加大对基础工业的开发利用。在此思想指导下,攀枝花、酒泉、重庆等钢铁基地和六盘水、渭北等煤炭基地的全力打造;刘家峡、八盘峡、葛洲坝、乌江渡等水电站的竣工投产;第二汽车厂、陕西汽车厂、四川汽车厂、德阳东方汽轮机厂等大型制造企业的开设运营,使得西部地区的基础工业得以快速发展。经过十余年的努力,不少省市的工业固定资产大幅提升,基础工业体系不断健全完善,推动了整个西部地区工业化的发展进程。三线建设奠定了西部现代化工业体系的良好基础,缩小了西部地区同中东部地区的发展差距,为国家工业布局的不断优化调整、国家工业经济的持续向好发展提供了能源、原料等方面的重要支持。

三线建设为西部大开发提供了便利交通和经济基础

交通运输是经济发展的“先行官”,交通的便利程度直接关系到资源的配置和市场的规模,对城市化进程影响重大。新中国成立初期,西部地区百废待兴、百业待举,“亟待寻找出路”(《邓小平文集(1949—1974)》上卷,人民出版社2014年版,第29页)。西部交通基础建设落后,运输效能低下,城镇化水平不高。三线建设开展后,西部地区交通基础设施网络迅速兴建,一批批新兴城市不断崛起,大大提升了西部地区的城镇化水平,促进了西部地区的经济社会发展。

三线建设时期,国家先后在西部地区建成了成昆、川黔、贵昆、襄黔、襄渝、青藏(西格段)、焦柳等十多条跨省铁路主干线和数条省内铁路。据统计,1964至1980年间,三线地区铁路干线总共增加8000多公里,铁路里程数从占全国19%跳跃式增长至35%(陈东林:《三线建设——备战时期的西部开发》,中共中央党校出版社2003年版,第271页)。与此同时,公路建设、水路建设都取得较大发展。这一时期,中央改造省内公路,铺设沥青路面,提高公路等级,并新建公路22万多公里,占全国同期的55%(武力主编:《中华人民共和国经济史:上册》,中国经济出版社1999年版,第687页);同时,国家大力整治以长江为主的航运,内河航运在通航里程和货运量方面均有明显提升(李彩华:《三线建设研究》,吉林大学出版社2003年版,第47—49页)。交通基础设施网络的基本形成,改变了西部地区过往较为闭塞的状态,加强了同中东部的互联互通,促进了区域经济贸易,缩小了区域发展差距。

三线建设时期,由于资金大投入、人员大流入、资源大开发、生产要素大集聚,西部地区的城市数量、规模有了显著增长,城镇化水平得到很大提升。比如,成都、重庆、兰州、银川,逐渐被打造成区域交通枢纽中心,对周边的辐射与联动能力持续加强。攀枝花、六盘水、金昌,也因为钢、煤、镍的开采、加工、运输,由原先的荒山僻野成为新兴城市。城市群的逐渐崛起和繁荣,迅速辐射和影响到秦巴地区、乌蒙山区、大小凉山等落后地区,带去了现代工业的技术、人才以及文化,有了“飞跃五十年”的进步,大大缓解、改善了西部地区经济发展不充分不平衡的问题,“一般一个大的‘三线’建设企业的建成就带动了一个小城镇的建设”(《重庆市经济综合志》,重庆出版社1991年版,第12页),推动了西部地区经济社会的整体性、协同性、跨越式发展。

(作者:钟周铭,系重庆市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研究中心特约研究员、重庆工商大学副教授)

《当代中国》丛书续编工作启动会在京召开

2024-09-11 09:12:09光明日报

【信息与动态】

为深入研究和总结改革开放以来、特别是新时代以来党和国家事业取得的历史性成就、发生的历史性变革和积累的新鲜经验,中国社会科学院启动《当代中国》丛书续编工作。日前,由中国社会科学院主办的“《当代中国》丛书续编工作启动会”在京召开。中国社会科学院院长、党组书记高翔出席会议并讲话。中国社会科学院副院长、党组成员甄占民主持会议。当代中国研究所副所长李正华介绍了丛书续编工作的有关情况。海关总署、中国科学院、中国社会科学院、中国科普研究所、山西省委党史研究院(省地方志研究院)、浙江省委党史和文献研究室、湖南省社会科学院(省人民政府发展研究中心)等首批推进单位代表分别汇报了续编工作规划安排。续编各卷代表、丛书编辑委员会专家代表围绕推进续编工作进行了交流研讨。

编写出版《当代中国》丛书是20世纪80年代初开始的一项重大文化工程。丛书主要记载了新中国成立到改革开放初期的历史,至1999年,共编写出版152卷、210册,为在广大干部和群众中开展爱国主义、集体主义、社会主义思想教育,提供了丰富的史料和生动的教材。2021年6月,中国社会科学院党组研究决定将续编《当代中国》丛书列入《中国社会科学院“十四五”哲学社会科学发展规划》。2021年12月,国家新闻出版署印发《出版业“十四五”时期发展规划》,《当代中国》丛书(续编)列入图书类重大出版工程规划项目。

与会专家指出,续编《当代中国》丛书,旨在全面系统总结改革开放以来特别是新时代以来的伟大成就及成功经验,激励人们坚定历史自信、增强历史主动,为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推进中华民族伟大复兴提供智力支持和理论支撑。要深入贯彻落实习近平文化思想和习近平总书记关于党史、新中国史重要论述精神,充分发挥以史鉴今、资政育人的重要作用,如实记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开基创业、奋力推进、繁荣发展过程,及时总结提炼成功经验。始终坚持科学精神,以多重证据实证重大问题和重要结论,以翔实可靠的历史资料展现坚实的历史事实,构建科学完备的国史学科体系和基础理论体系。根据续编工作安排,拟于2025年国庆节前夕编写出版首批10余卷,2029年编写出版全部任务的三分之二,2034年新中国成立85周年前夕完成160余卷全部编写出版任务。

(作者:浔邑)

【光明论坛】弘扬尊师重教社会风尚

2024-09-11 09:12:43光明日报

【光明论坛】

作者:燕连福 葛卉(分别系陕西省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研究中心特约研究员、西安交通大学马克思主义学院院长,西安交通大学马克思主义学院博士生)

教师是立教之本、兴教之源,强国必先强教,强教必先强师。第40个教师节前夕,《中共中央 国务院关于弘扬教育家精神加强新时代高素质专业化教师队伍建设的意见》发布,其中明确提出弘扬尊师重教社会风尚。教师承担着教书育人、铸魂育人的神圣职责使命,是无上光荣的职业。在全社会大力弘扬尊师重教的社会风尚,有助于进一步增强广大教师的荣誉感、幸福感和使命感,激励他们安心从教、潜心研教,为强国建设、民族复兴伟业培养更多堪当重任的时代新人。

中华民族自古以来就有尊师重教的文化传承和优良传统。正所谓“国将兴,必贵师而重傅;贵师而重傅,则法度存”。《礼记·曲礼》有言,“从于先生,不越路而与人言。遭先生于道,趋而进,正立拱手”。习近平总书记深刻指出,一个人遇到好老师是人生的幸运,一个学校拥有好老师是学校的光荣,一个民族源源不断涌现出一批又一批好老师则是民族的希望。

弘扬尊师重教社会风尚,是对中华优秀传统教育思想的继承和发展。新时代广大教师承载着传播知识、传播思想、传播真理,塑造灵魂、塑造生命、塑造新人的时代重任,理应受到全社会的尊重和敬仰。我们要把尊师重教文化作为中华优秀传统文化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教育的重要内容,通过厚植尊师重教文化、加强尊师重教教育、举办尊师重教活动、落实尊师重教行动,让尊师重教内化为公众的道德修养,外化为自觉行动。通过广泛宣传教书育人楷模的先进事迹,形成关心教师、爱护教师、尊重教师的良好氛围,让“人民教师,无上光荣”的观念深入人心。

习近平总书记明确指出:“各级党委和政府要始终心怀‘国之大者’,坚持教育优先发展,在组织领导、发展规划、资源保障、经费投入上加大力度。”要汇聚社会各方力量,让更多好老师竞相涌现。党委、政府、学校、社会各方力量都要同向发力、汇聚合力,推动形成优秀人才竞相从教、广大教师尽展其才、好老师不断涌现的良好局面。

各级党委和政府要把重视教育、关心教师作为重要任务,加大各级各类教师收入、医疗、养老、住房等方面的待遇保障力度,依法维护教师特别是农村教师的各类权益,提升教师荣誉表彰力度,帮助教师解决教学、科研、生活中的实际困难,让广大教师没有后顾之忧,潜心教书育人。同时,完善人才工作体制机制,吸引更多优秀人才热心从教、精心从教、长期从教、终身从教,让教师成为最受社会尊重和令人羡慕的职业之一。

对于各级各类学校来说,要把高质量发展作为打造高素质教师队伍的生命线,致力于解决教师发展过程中的堵点卡点问题。在提升教师的专业素养、过硬的教学能力、科学的教学方法、高超的育人水平等方面下足功夫,使广大教师乐教、爱教、能教、会教、善教,确保高素质教师源源不断涌现,努力培养造就更多的新时代教育家。

作为世界教育史上最早产生学校教育的国家之一,中国的教育传统源远流长、博大精深,孕育了诸多享誉世界的伟大教育家,演绎了无数令人动容、给人启迪、催人奋进的教育故事。回溯中国近现代化教育史,诸多享有崇高声望的教育家都将沉潜治学、扶掖后人作为毕生追求。从蔡元培、张伯苓、徐特立、吴玉章、晏阳初、陶行知到霍懋征、卫兴华、于漪、高铭暄、顾明远、叶澜……他们“捧着一颗心来,不带半根草去”,在中国教育史上留下了宝贵的教育思想,书写了感人至深的教育家故事。

全社会要大力弘扬教育家精神,激发教师躬耕教坛的志向。教育家精神是广大教师在长期育人实践中积累的宝贵精神财富,是推动教育事业不断前进、弘扬尊师重教社会风尚的强大动力。加大对教育家精神的宣传阐释力度,大力宣传优秀教师的先进事迹和高尚品德,发挥好全国教书育人楷模、“最美教师”等先进典型的示范引领作用,激励广大教师以教育家为榜样,牢记为党育人、为国育才的初心使命,树立“躬耕教坛、强国有我”的志向和抱负,为强国建设、民族复兴伟业作出新的更大贡献。

《光明日报》(2024年09月11日 02版)

旅莫支部与中国共产党党员教育的起步

2024-09-11 09:13:20光明日报

1921年底建立的旅莫支部是中国共产党第一个海外支部,发挥了为我们党培养重要干部的作用,是党员教育事业的重要起点,刘少奇、任弼时、罗亦农、陈延年、陈乔年、赵世炎、聂荣臻、李富春等一大批同志在此成长为职业革命家。对于党员教育工作,中国共产党早有筹划。1920年9月,中共上海发起组创办上海外国语学社,为派员留苏做准备。次年春,莫斯科东方劳动者共产主义大学(简称“东大”)建立,上海外国语学社学生随后开始分批前往东大留学,首批抵达者组成了中国班,并成立了团组织。年底,党依托中国班建立中国共产党留俄组,后更名为旅莫支部,受中共中央和共产国际的双重领导。

至1926年6月取消建制之前,大约有500名同志在旅莫支部接受教育,他们来源多样,集中了一大批党内优秀同志。1921年上海外国语学社停办后,国内组织通过选拔的方式派员留苏,关向应、李求实、吴苓生、潘家辰、林育英等人均是如此。以留法勤工俭学学生为主体的中共旅欧支部是中共早期另一重要的海外支部,它从1923年起不断选派优秀的党、团员赴东大留学,成为中国班的重要来源。旅莫支部还注意从苏俄远东地区的华人中选拔优秀分子,如姜朝凤、李秀京、纪德福等原先是远东厂矿工人,因表现优异而被吸纳进革命队伍。不仅如此,在中共中央的安排下,旅莫支部非常注意为当时处在日本殖民统治的台湾培养革命者,谢雪红、林木森等台湾重要革命人士均出身东大。中共中央对旅莫支部的工作极为关心,1922年底,陈独秀出席共产国际大会时曾多次参加支部会议,为支部干部培养工作提出建议;1924年6月至11月,李大钊在莫斯科工作和学习时,几乎每周都会参加旅莫支部的活动,并常为学生讲课。

旅莫支部以党员教育工作为核心,以为党训练重要干部为己任,将列宁“没有训练,就没有共产主义”的论断作为工作信条,建立了规范的干部教育机制。建立严密组织是我们党开展工作的首要方法,旅莫支部将组织建设作为干部教育工作的基础,严格执行民主集中制组织原则,最初的支部负责人罗亦农即是通过民主选举产生。1923年4月,随着支部党员人数增多,支部规定支委会半年为一个任期,至1926年6月共有7个任期的支委会,保证干部教育工作得以稳定有序进行。不仅如此,党和团支部均成立训练部,专负训练教育同志之责,赵世炎、王若飞、陈乔年、刘伯坚等人曾先后担任训练部主任。为进一步规范党员教育,旅莫支部制定了《旅莫党团训练具体方法》《旅俄中国共产党支部与青年团支部的关系和权限》等文件。后者共34条,被称为支部的“宪法”,李大钊对此非常重视,将其作为重要文献带回国内。

对每位成员予以精细化训练是旅莫支部党员教育的重要特色。支部成立初期仅有三十余人,从1923年下半年起逐渐维持在一百人左右的规模,支委会难以掌握每名同志的情况,故将所有同志划分到5人左右的党或团小组中,通过小组进行党、团员教育。支部对小组设置了严谨而不失灵活的教育机制:小组长是小组工作的责任人,每两周向支部提交小组情况报告;除上课外,组员训练主要在小组进行,每周提交活动表,报告一周学习和训练的得与失;小组动态监测组员学习和训练成绩,分为中坚、落后两个等级,且一般不出现所有人的成绩均是“中坚”的情况,防止因好人主义拖累干部教育工作。如果组员成绩的确全部达到“中坚”标准,则很快被调整到其他小组中,实现每个小组都有榜样,先进带动后进的目标。

旅莫支部党、团员教育工作的内容主要包括以下几个方面。第一,注重革命理想教育,树立无产阶级革命人生观。旅莫支部告诫成员放弃成为资产阶级知识分子的想法,树立无产阶级革命人生观,“共产党员除了革命,别无职业”。在旅莫支部,知识分子出身党、团员占比较多,工人出身者占比少,后者的学习普遍较慢,一度导致支部内出现轻视工人出身成员的情况。支委会要求知识分子出身者要消除小资产阶级思想,学习无产阶级吃苦耐劳、斗争性强、甘于牺牲的优秀品质,在整个支部营造出崇尚革命理想和斗争精神的氛围。

第二,学习马克思列宁主义基础理论,尤其注重实用性。为东方国家快速培养革命干部是东大的职能,最初学制仅为7个月,1923年改为3年,但很少有人能完成整个学制。尤其是当时中国革命形势日新月异,支部要求党、团员随时做好回国参加革命的准备,规定3个月为1个训练周期,成员须在此间掌握必备本领,如没有回国自动进入下一个训练周期,如此循环往复。因此,旅莫支部极为注重马克思列宁主义基础知识教育,工人运动史、十月革命、政治经济学、唯物史观等是主要课程,《共产主义ABC》《社会主义入门》等为主要教材。《共产主义ABC》是由布哈林等人于1919年写成的系统诠释马列主义的权威著作,是俄共(布)党员教育的通俗读本。旅莫支部将其翻译为中文本后,定为“同志必读之书”。各小组常以主题讨论的形式学习各章节,能够在较短时间内知晓其基本原理,符合支部让革命者掌握“初步根本的认识”,在革命实践中提升理论水平的教育目标。

第三,侧重对成员革命性的培养。革命是残酷的敌我斗争,需要持之以恒、浴血奋斗,一些支部成员对此理解不足。1917年十月革命一举成功,建立了苏维埃政权。这使得部分支部成员认为革命是一蹴而就的,忽略了列宁与俄共(布)此前20余年艰苦斗争的历史。旅莫支部不仅要求成员全面学习和理解俄国革命,更要大家深刻认识科学社会主义创立以来艰苦革命的历史,学习成功经验,总结失败教训,体会革命的曲折性与必胜性。为此支部重视在日常生活中培养成员的革命意志,通过组织批评等方法矫正成员中存在的盲目乐观、乐于安逸、脾气暴躁、大喜大悲等负面情绪,培养他们成为情绪稳定、冷静灵敏、坚毅果敢的职业革命家。

第四,注意学习斗争本领和技巧。让党、团员掌握革命本领是旅莫支部党员教育工作的重要内容。城市革命是中国共产党早期执行的革命路线,除基本的阶级觉悟之外,动员工人参加革命运动需要一定的能力和技巧。旅莫支部组织成员在各种各样的场合进行谈话训练,每周用时一般在20个小时以上,发言时须仪态端庄自信大方、声音洪亮轻重相宜、肢体动作协调灵活等,使自己成为口齿清楚、言简意赅、情真意切的表达者;支部还组织党、团员在不同会议中轮流担任会议主席、群体活动的组织者,以培养他们组织协调和应对突发情况的能力。为使党、团员能够在复杂的革命场景中措置裕如,支部要求成员掌握化装技术,并在具体活动中检验成效。例如1922年元旦,旅莫支部排演了军阀镇压工人运动的短剧,刘少奇扮演工人、萧劲光扮演军阀,取得了较好的演出效果。军事技术是革命者的必备技能,旅莫支部成员平时保持体能训练,暑假参加野营军训活动,掌握轻重武器的使用方法和基本的战略战术。当然,仅靠这些训练还难以达到培养高水平军事人才的目标。因此1925年2月,旅莫支部选派叶挺、聂荣臻、熊雄、颜昌颐等同志到苏联红军学校学习,组织关系仍保留在旅莫支部,正常参加组织生活,接受党的政治教育。

作为我们党第一个海外支部,又与共产国际关系密切,旅莫支部的干部教育具有重要历史意义。在国内缺乏干部培养条件的情况下,旅莫支部为党培养了大批卓越的领导干部,积累了系统化的干部培养经验,对党员教育工作具有重要意义。首先,它为中国共产党提供了重要的干部资源。党在早期缺乏熟悉理论、组织方法、斗争本领和技巧的干部,特别是1925年1月至1927年4月间,党员人数由不足1千人骤增至5.79万人,使得干部不足问题更为突出,陈独秀曾以“喘不过气来”形容当时干部之缺乏。旅莫支部成员的回国对有效解决这一问题发挥了重要作用。从1924年秋季起,旅莫支部成批次地派遣成员回国,充实了从中央到地方的各级干部队伍。他们的到来使党中央能够一定程度上调动和任命地方干部,改变了此前多由本地人担任负责人的状况。其中,罗亦农和陈延年分别担任上海区委书记和广东区委书记,赵世炎和陈乔年先后负责北京地方工作,均非常明显地改变了当地组织面貌,推动党员数量和质量大幅提升,各级党组织生活规范有序、严格有效,动员工农参加革命工作更有力度和成效。

其次,为建立符合党和革命要求的干部教育机制做出重要探索。干部决定一切,干部质量和水平决定着革命成败。对新建支部而言,纪律严格与否决定着组织的基调。在干部教育过程中,旅莫支部形成严格纪律的传统,以铁的纪律教育党员,对于有无政府主义倾向和不服从或消极对待训练的分子采取开除等措施。坚持党的领导,重视支部建设是马克思主义政党的重要特征。持续不断的高强度工作,使旅莫支部积累了丰富的支部工作经验,如设立5人左右的小组,让基层单元保持合理适宜的规模,保持较高频率的组织生活,成员在会议上必须发言,汇报工作成绩与不足,无形中强化了成员的归属感和认同感,与组织建立起紧密的联系;严格组织纪律,让成员树立时时有组织、事事有组织的观念;重视思想理论教育,起到上通下达的作用,实现党员与党中央保持一致。归国干部在实践中不断总结深化支部工作经验,将其应用到中国革命实践之中。例如1926年7月,赵世炎、罗亦农等人根据当时的情况,提出“一切工作归支部”的口号,受到党中央肯定。不仅如此,他们还积极兴办党校,1924年9月,刘少奇等人创办安源党校;1925年,罗亦农创建北方区委党校,并亲自授课,他调至上海区委工作后,与赵世炎一道建立了区委—部委(地委)—支部的三级党员学习体系;陈延年在广东积极开展党校教育,并要求旅莫支部经常寄学习材料给他。这些都为中国共产党形成重视党员教育的优良传统打下了基础。

(作者:孙会修,系北京师范大学历史学院副教授)

第一观察|总书记这样擘画教育强国建设

2024-09-11 15:45:20新华社

全国教育大会9月9日至10日在北京召开。习近平总书记出席大会并发表重要讲话。

牢牢把握教育的政治属性、人民属性、战略属性,习近平总书记在重要讲话中系统阐释了教育强国的科学内涵和基本路径,首次提出教育强国的六大特质,深刻阐述了教育强国建设要正确处理好的五个重大关系,系统部署了全面推进教育强国建设的五方面战略任务和重大举措,发出“朝着建成教育强国战略目标扎实迈进”的号召。

党的十八大以来,党中央坚持把教育作为国之大计、党之大计,作出深入实施科教兴国战略、加快教育现代化的重大决策,确立到2035年建成教育强国的奋斗目标。

习近平总书记在重要讲话中指出,“建成教育强国是近代以来中华民族梦寐以求的美好愿望,是实现以中国式现代化全面推进强国建设、民族复兴伟业的先导任务、坚实基础、战略支撑”。

2023年5月29日,在二十届中央政治局第五次集体学习中,习近平总书记对于我国建设什么样的教育强国作出精辟论述——

“我们要建设的教育强国,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教育强国,必须以坚持党对教育事业的全面领导为根本保证,以立德树人为根本任务,以为党育人、为国育才为根本目标,以服务中华民族伟大复兴为重要使命,以教育理念、体系、制度、内容、方法、治理现代化为基本路径,以支撑引领中国式现代化为核心功能,最终是办好人民满意的教育。”

这次全国教育大会上,习近平总书记进一步阐释了教育强国应当具有的六大特质——

“我们要建成的教育强国,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教育强国,应当具有强大的思政引领力、人才竞争力、科技支撑力、民生保障力、社会协同力、国际影响力”。

这六大特质,明确了教育强国的基本特征,全面体现了教育的政治属性、人民属性和战略属性的具体要求,为我们建设教育强国明确了方向。

具有六大特质,也说明建设教育强国是一项复杂的系统工程。坚持和运用系统观念,习近平总书记此次提出了教育强国建设要正确处理好的五个重大关系。

——支撑国家战略和满足民生需求。

从国家战略上看,当今时代,科技是第一生产力,人才是第一资源,创新是第一动力,教育成为联接三者的纽带和途径。从民生需求上看,教育是人类传承文明和知识、培养年轻一代、创造美好生活的根本途径。处理好这对关系,有利于把教育强国的战略先导作用和价值追求有机统一起来。

——知识学习和全面发展。

2018年9月10日,在新时代首次全国教育大会上,习近平总书记指出“社会主义建设者和接班人必须全面发展”。学习知识是学生的本职,但我们的下一代还应做到有志向、有梦想,爱学习、爱劳动,懂感恩、懂友善,敢创新、敢奋斗,成为德智体美劳全面发展的国家栋梁。

——培养人才和满足社会需要。

努力培养造就更多大师、战略科学家、一流科技领军人才和创新团队、青年科技人才、卓越工程师、大国工匠、高技能人才,是教育的重要使命。这就要求我们增强人才培养的针对性、适配性、有效性,全面提高人才自主培养质量,着力造就拔尖创新人才。

——规范有序和激发活力。

人身安全、心理健康、食品安全……当前,校园中还存在一定风险隐患。必须进一步完善学校管理体系,有效防患化解校园风险。同时,也要不断深化教育综合改革,坚决破除一切制约教育高质量发展的思想观念束缚和体制机制弊端,全面提高教育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水平。

——扎根中国大地和借鉴国际经验。

扎根中国大地建设教育强国,就要教育引导学生坚定文化自信,更好传承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立志听党话、跟党走,立志扎根人民、奉献国家。另一方面,也要把握世界教育强国的共性特征和规律,发展具有中国特色、世界水平的现代教育。

朝着教育强国既定目标扎实迈进,同时正确处理好其中的重大关系,时间紧、任务重,必须以重点带动全局。会上,习近平总书记系统部署了五方面战略任务和重大举措。

落实立德树人根本任务方面,习近平总书记强调“要坚持不懈用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铸魂育人,实施新时代立德树人工程”;

支撑引领中国式现代化方面,“要统筹实施科教兴国战略、人才强国战略、创新驱动发展战略,一体推进教育发展、科技创新、人才培养”;

提升教育公共服务质量和水平方面,“要坚持以人民为中心,不断提升教育公共服务的普惠性、可及性、便捷性,让教育改革发展成果更多更公平惠及全体人民”;

加强高素质专业化教师队伍建设方面,“要实施教育家精神铸魂强师行动”“提高教师政治地位、社会地位、职业地位”;

深入推动教育对外开放方面,要“统筹‘引进来’和‘走出去’,不断提升我国教育的国际影响力、竞争力和话语权”。

这五方面部署高屋建瓴、内涵丰富,为全面推进教育强国建设明确了重点、提供了遵循。

习近平总书记在重要讲话中重申了建成教育强国的时间点是2035年。距现在还有11年,道不远、任更重!

策划:张晓松

记者:徐壮

视觉:谭谟晓、孙鹏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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