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25年07月07日13:34 | 来源：荔枝新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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实事求是，在实践中检验和发展真理
这是一份发表于1927年春天的考察报告。它的作者，是时年34岁的毛泽东。整整32天，他辗转湘潭、湘乡、衡山、醴陵、长沙五县，跋涉七百余公里，最终形成了这份一万七千余字的报告。
1926年，随着国民革命的蓬勃发展，由广东开始的农民运动迅速发展到全国。这引起国民党右派和封建地主豪绅的恐慌，污蔑农民运动是“痞子运动”，“糟得很”；中国共产党党内也出现了激烈争论。
农民运动到底好不好？时任中共中央农民运动委员会书记的毛泽东，决心深入调研，用事实回答这个问题。
1927年1月4日，毛泽东动身前往当时农民运动发展最为迅猛的湖南，开始考察之旅。每到一地，他便召集有经验的农民和农运工作同志开调查会，仔细听他们的报告，刨根究底，多方求证，统计和分析各类数据。
1927年2月12日，毛泽东回到中央农民运动委员会驻地武昌，用四天时间，写下了中国革命史上的重要文献——《湖南农民运动考察报告》。在报告中，毛泽东用大量确凿的事实，说明农民运动实际上“好得很”，农民是“革命先锋”。
这份报告在历史的紧要关头，为革命进一步指明了方向，也成为中国共产党人坚持实事求是这一原则的真实写照。
1941年5月19日，在延安干部会议上作《改造我们的学习》的报告时，毛泽东第一次详细阐述了“实事求是”的内涵：“‘实事’就是客观存在着的一切事物，‘是’就是客观事物的内部联系，即规律性，‘求’就是我们去研究。”此后，“实事求是”思想不断继承和发展，成为中国共产党长期坚持的思想路线。
从探索出以农村包围城市、武装夺取政权的正确道路，到制定实施14个五年规划；从开启改革开放这场中国的“第二次革命”，到推动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进入新时代。一百多年来，中国共产党人始终坚持实事求是，不断探索中国革命、建设和改革的成功道路。
“大人不华，君子务实。”中华民族自古就有唯物求实的传统。早在公元81年，史学家班固便在《汉书》中以“修学好古，实事求是”赞扬西汉河间献王刘德考订先秦古籍时的严谨态度。唐代学者颜师古，认为“实事求是”，是“务得事实，每求真是也”；明代大儒王阳明则以“知者行之始，行者知之成”主张“知行合一”。
从李冰治水以实测破除千年水患，到司马迁著史以考信追溯历史本真；从徐霞客探源以足代笔纠正地理讹传，到彭任主张用“虚心以求真”的实证态度探索真理。“实事求是”早已成为一种治学态度和实践智慧，熔铸在我们民族的血脉之中。
南京大学教授李承贵指出，“王阳明提出‘知行合一’，是有根据有原因的，用王阳明自己的话说，他要治疗‘知行两分’的病。真切笃实的行跟这个明觉精察的知，使它们统一起来。知就是行，行就是知，知中有行，行中有知。不能知而不行，一定要实践，一定要付诸实践，强调实践的价值，实践的意义，实践的优先性。”
中共中央党校（国家行政学院）教授王学斌指出，“作为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重要元素，实事求是、知行合一，这种哲学思想为我们中国共产党人继承和发展马克思主义提供了深厚的文化土壤。实事求是成为了我们党认识世界、改造世界的根本要求，也是我们党的基本思想方法、工作方法和领导方法。坚持一切要从实际出发，理论必须联系实际，在实践中去检验真理和发展真理。”
因地制宜，让沙海焕发勃勃生机
麦盖提县地处塔克拉玛干沙漠边缘，三面环沙，沙漠面积占全县总面积的90%以上。殷红海，新疆麦盖提县防沙治沙中心党支部书记，近十年来，一直忙碌在植树造林第一线。
2014年，殷红海从部队转业到麦盖提县克孜勒阿瓦提乡工作。在负责小拱棚种植推广工作时，他第一次见识到沙尘暴的破坏力。
殷红海回忆道：“一场沙尘暴，200亩全军覆没，没有一棵苗子能够保留下来的，就在短短的5到10分钟，全部上天，就那么快。那时候我们也意识到了，必须要干这件事，然后就开始到沙漠里头来，开始植树造林。”
2016年，殷红海担任麦盖提县防沙治沙中心副主任，面对百万亩防风固沙生态建设的艰巨任务，他带领团队迎难而上。然而初期的栽种并不顺利，买回来的树苗近一半没有成活，即便成活也难以生长。殷红海并没有气馁，他带着同事们连续半年吃住都在沙漠里，把关树苗品质，尝试不同的栽种方式，进行精准施肥轮灌。
树苗成活了，僵苗拔节了。正是坚持因地制宜、适地适树的原则，殷红海与同事们逐渐摸透了风沙的脾性。近十年的耕耘，终于汇成了沙海里不断蔓延的绿色。
殷红海治沙有方的同时，更在探索从“治沙”到“致富”的新路径上迈出了坚实步伐。2018年，麦盖提县开始尝试在梭梭林套种肉苁蓉。
试种成功后，殷红海充分利用防风固沙林基地资源，套种了8万多亩的梭梭肉苁蓉，这种药材每年可采挖一万亩左右，实现产值近2000万元。
此外，殷红海和他的同事们还将生态建设与脱贫工作相结合，动员群众参与生态林管护，实现就业增收；鼓励农户成立合作社，种植沙枣、枸杞等经济林，大力发展林下养殖。
殷红海表示：“我们所从事的这份工作根本没有捷径，和沙漠打交道，就要实事求是，要不然我们什么事情是干不成的。”
如今，麦盖提县累计完成沙漠造林超过48万亩，风沙天由2010年以前的每年150多天减少到现在的50天以下。参与生态林管护和林下经济的农户年均收入超过4万元。麦盖提县逐步形成了沙漠治理、沙产业开发、农民增收致富的多赢格局。
进入新时代，脱贫攻坚战以精准施策扎根现实，书写人类减贫奇迹；生态文明建设以“两山”理念遵循规律，铺展绿色画卷；科技创新坚持自立自强，因地制宜发展新质生产力。
中国人民大学教授郝立新认为，“实事求是，一切从实际出发，是党的生命线，更是党性的试金石。共产党员应锤炼过硬作风，用好调查研究这一‘传家宝’，多到基层一线去，多到困难多、群众意见集中、工作打不开局面的地方去，体察实情，全面掌握情况，让调研成果惠及民生、促进发展，为中国式现代化注入不竭动力。”
今天，我国进入了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向第二个百年奋斗目标进军的新征程，我们必须心怀“国之大者”，继续实事求是，坚持求真务实、真抓实干，努力创造无愧于时代和人民的实实在在的业绩。
(责编：袁勃、赵欣悦)
2025年07月07日12:34 | 来源：新华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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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华社北京7月7日电 纪念全民族抗战爆发88周年仪式暨《为了民族解放与世界和平》主题展览开幕式7日上午在中国人民抗日战争纪念馆举行。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中央书记处书记蔡奇发表讲话并宣布展览开幕。
北京卢沟桥畔，中国人民抗日战争纪念馆庄严肃穆。上午9时，仪式开始。中国人民解放军军乐团奏响《义勇军进行曲》，全场高唱中华人民共和国国歌。随后，全场肃立，向在中国人民抗日战争中英勇牺牲的烈士默哀。
蔡奇在讲话中指出，88年前的今天，日本军国主义蓄意制造震惊中外的卢沟桥事变，悍然发动全面侵华战争。中国军民奋起抵抗，全民族抗战爆发，并开辟了世界反法西斯战争的东方主战场。中国共产党勇敢战斗在抗日战争最前线，引领中国抗战的前进方向，成为全民族抗战的中流砥柱，全体中华儿女前赴后继、勠力同心，为国家生存而战、为民族复兴而战、为人类正义而战，赢得了中国人民抗日战争的伟大胜利，为世界反法西斯战争胜利作出了重大贡献。在中国人民抗日战争暨世界反法西斯战争胜利80周年之际，推出《为了民族解放与世界和平》主题展览，全景式展现中国人民14年艰苦抗战的光辉历程，为开展爱国主义教育和革命传统教育提供了重要平台。
蔡奇说，新征程上，要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关于中国人民抗日战争和世界反法西斯战争的重要论述，大力弘扬伟大抗战精神。要坚定不移坚持中国共产党领导，深刻领悟“两个确立”的决定性意义、坚决做到“两个维护”；坚定不移推进中国式现代化，发扬斗争精神、锐意开拓进取；坚定不移加强中华儿女大团结，携手创造民族复兴美好未来；坚定不移维护人类和平正义事业，推动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要更加紧密地团结在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周围，全面贯彻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坚定信心、勇毅前行，为以中国式现代化全面推进强国建设、民族复兴伟业而努力奋斗，为人类和平与发展的崇高事业作出新的更大贡献。
蔡奇等领导同志同各界群众代表一道向抗战英烈献花，并参观主题展览。
王毅、李书磊、张又侠、王小洪、张庆伟、吴政隆、王勇和刘振立出席。尹力主持。
在京参加过抗日战争的老战士老同志及抗战将领遗属代表、抗战烈士亲属代表，中央党政军有关部门和北京市负责同志，各民主党派中央、全国工商联负责人和无党派人士代表，首都各界群众代表等约600人参加。
《为了民族解放与世界和平》主题展览共分8个部分，总面积12200平方米，展出照片1525张、文物3237件。
(责编：赵欣悦、袁勃)
2025-07-07 15:27:25央视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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央视网消息：在云南有句俗话，“云南十八怪，鲜花论斤卖”。在昆明的斗南花卉市场，鲜花不仅论斤卖，甚至可以按吨卖。作为亚洲最大的鲜切花交易市场，除了白天交易，每天晚上8时40分左右，斗南花市的夜市也会开门迎客，火热的夜间花市通常会持续到午夜。
有着“亚洲花都”之称的昆明斗南花市是亚洲最大的鲜切花交易市场。普通花卉市场都需要市民游客“赶早市”，但是斗南花市格外不同，还可以“赶夜市”。从晚上8时40左右开始，这里就进入最热闹的夜市时段。
斗南花市入夜忙 “乱花渐欲迷人眼”
伴随着夜幕降临，除了白天部分固定摊位的摊主开始营业，许多来自周边地区的花农和鲜花商户也争先恐后拉着小推车，满载着鲜切花进入市场。“走播带货”的鲜花电商主播头戴花环，手捧鲜花的市民游客也紧跟其后、络绎不绝。整个市场铺满了鲜花，走进其中芳香扑鼻。
交易量比较多的鲜切花是咱们比较常见的玫瑰、百合花和洋桔梗等。除此之外，用来搭配花束的各类应季“草花”，您可能有不少叫不上来名字。比如有蓝星花、牡丹菊和松虫草等，种类之多令人眼花缭乱。
现在正值夏季，云南也有不少应季鲜花。比如成团成簇、色彩鲜艳的绣球花就是夏日鲜花市场的主角之一。这样一捧清新淡雅的荷花是入夏后人气相当红火的销冠。
超1600鲜花品种 海量鲜花连夜发全国
整个斗南花市，上市交易的鲜切花种类有117个大类，总计超过1600个品种，日均交易量近3000万枝。这样火热的夜间交易时间一般将持续到凌晨1时左右。海量的鲜切花在夜晚经过运输，最快第二天就可以出现在各大城市的终端市场上。
鲜花游上新 散客也能体验鲜花拍卖
除了批发和零售，斗南花市还承担着鲜花拍卖的功能。一般鲜花拍卖是服务于大宗交易，近期只在白天进行，但从7月份开始，“游客专供版”的鲜花拍卖厅也在斗南花市开始运营了，而且一直持续到夜间10时。有不少市民、游客在晚上赶来“尝尝鲜”。
“游客专供版”的鲜切花拍卖也采用了“荷兰式降价拍卖”，大家借助和系统相连的手机小程序进行操作。心仪的鲜切花出现，大屏幕上的指针开始飞快地从高价向低价转动。第一个出价的人达成交易，这让拍卖时机变得非常微妙，十分考验大家的眼力和手力。和大宗交易相比，这里的场地和规模都相对“迷你”，但是紧张的氛围是一点不少。
除了自由拍卖鲜切花，游客还可以“定制化”拍卖。在门口选择自己喜欢的花束，按照上面的“配花指南”去精准拍卖指定鲜花，最后由花艺师直接现场包装。买花、拍花都体验了，晚上过来偶尔赶上商家甩货还能“捡个漏”。
2025-07-07 09:32:33人民日报
“清风徐来，吹散了午后的暑气，刮得玉米叶子唰唰作响，夕阳照耀在地平线上，缕缕炊烟四起，衬托满天彩云。眼前一幅多么美好的大自然风光！”
1937年7月7日黄昏，时任宛平县政府秘书的洪大中望着城外的玉米地，心生感慨。
如果没有战争，在人们的记忆里，这将是一个宁静的夏天。
不过很快，这虚幻的平静就被彻底打破了。
烽烟
父亲要求官兵在吃饭前和睡觉前必须高呼“宁为战死鬼，不做亡国奴”。
——金天愚（金振中之子）
7月7日深夜，卢沟桥的枪声划破夜空。
在宛平城附近进行非法演习的日军，以丢失一名士兵为借口强行要求进城搜查，遭到拒绝。之后，日军向中国守军开枪，并炮轰宛平城。
曾在喜峰口战斗中立下战功的金振中，此时正作为国民革命军第29军37师110旅219团3营营长，率部驻守宛平城和卢沟桥。
1933年春，日军在长城一带制造事端发动进攻。29军的战士们手握大刀，在喜峰口战斗中血刃日寇，歼敌5000余人，一战成名。
“父亲每天给士兵讲话，用历代的英雄楷模给他们作报告。另外要求官兵在吃饭前和睡觉前必须高呼‘宁为战死鬼，不做亡国奴’，来激励士兵的斗志。”金振中之子金天愚回忆说。
面对如潮水般扑来的日军队伍，金振中果断下达了作战命令：“只要进入我阵地前100公尺内，以猛烈火力消灭之，决不放他生还！”
在随后指挥追击逃敌时，金振中被手榴弹炸断左腿，又被子弹射中了头部。
“都是为了民族、为了国家，不仅我父亲金振中这样做了，换做其他任何人都会这样做。”金天愚说。
离金振中不远处，卢沟桥附近的铁路桥和回龙庙，在7月8日黎明，遭到日军攻击。3营10连1排排长、中共地下党员沈忠明率部拼死抵抗，除了两名回去报信的战士，全排官兵全部壮烈牺牲。
舍生忘死的他们，或许并没有意识到，此刻历经的一切，意味着全民族抗战的开始。
此后，中日在卢沟桥、宛平城一带多次激战，双方进入打打谈谈的阶段。
动荡
这绝不是一个偶发事件。
——任之恭
对于大多数北平老百姓而言，直到第二天，他们才陆续得知了卢沟桥发生的变故。
7月8日清晨，北京大学教授吴大猷听到机关枪声，还以为是普通的打靶练习，并未在意，仍按计划与朋友外出郊游。当返回时，西直门已城门半掩，他们几次与一排排的军车擦肩而过，后来他才知发生了卢沟桥事变。
1937年的夏天，也是清华大学教授任之恭和未婚妻规划的结婚时间。
7月27日早晨，他从清华园出发赶赴婚礼现场，到达西直门时却发现巨大的铁城门紧闭，任之恭扮成菜农，终于挤进了城。赶到的宾客也只有寥寥几十人。匆匆完成仪式后，街道早已空无一人。这对新婚夫妇无法返回新房，只好躲进最近的旅馆。晚间，他们听见“炮声隆隆，机关枪在射击”。“3天后，日本人不定时地打开城门”，他们“冒险去清华园看了看”，“最值钱的东西都不见了——被盗或被毁了。”
北平、天津相继沦陷。日军肆意杀戮、疯狂掠夺、奴役毒害当地百姓。
卢沟桥事变爆发时，年幼的郑福来就住在卢沟桥附近。炮火侵袭下，他跟着母亲外出逃难。北平沦陷后，在外忍饥挨饿的他们不得不冒险回家。回家的路上，他看到尸体遍地。“成堆成堆的死人，男女老少都有，有的还被开膛破肚，全是被日军杀死的！都是无辜百姓啊，鬼子太可恨了！”郑福来生前接受采访时，讲到这里握紧了拳头。
“这（卢沟桥事变）绝不是一个偶发事件。”任之恭后来在书中写道。
抵抗
这次惨痛教训是：只有抗日才能有生路，别无其他的选择。
——《29军军训团简史》
在任之恭的回忆里，卢沟桥事件发生后，“有20天左右，显得出奇地平静。事件好像是夏天的一场短暂的雷阵雨。雷声平息，雨也停止了。”
然而，在这表面的平静之下，却涌动着滔天的巨浪。
打打谈谈的过程中，抱有和平幻想的国民党当局一再忍让，日军借机增兵，步步紧逼。到7月25日，陆续集结至平津的日军已达6万人以上。
7月27日，就在任之恭磕磕绊绊完成婚礼时，北平城外，南苑阵地，17岁的李鸿斌在那日黄昏，第一次踏入战场。
而8个月前，他还只是一名初中生。一心报国的他，“听闻29军中的大刀队厉害”，就投笔从戎加入了29军军事训练团，成了一名学生兵。
7月28日拂晓，日军向北平的南大门——南苑发起进攻。
李鸿斌生前在接受采访时，曾描述过当年那个浴血的战场：“早晨6时左右，日军首先出动一二十架飞机，对我方阵地轮番轰炸……接着，敌机开始低空扫射，因为没有防空设备，战士们伤亡惨重……”
李鸿斌回忆，大多数学生兵不仅是第一次拿枪，也是第一次上战场，埋伏在战壕里时，还相当恐惧。但第一声枪响之后，就念着一定要守住阵地，已经顾不得那么多了。“同班有个同学叫赵世荣，嘴唇四周已经血肉模糊，但还是抱着枪拼命射击。”他说。
日本战时出版的《大陆战史》中，也曾以他们的视角记录了这场战斗的惨烈，称“赵登禹的防守非常坚固，几经阻战无法容易地将它拿下”“白刃战到处发生”“这就是一场白日下的噩梦”。
在这场卢沟桥事变期间中日两军最激烈的战斗中，南苑守军7000人中，伤亡超过5000人。与学生兵并肩作战的29军副军长佟麟阁、29军132师师长赵登禹两位将领壮烈殉国。
就在佟麟阁牺牲前一天，他还特意让下属将孩子的作业从战场带回了家。
7月28日，南苑失守；7月29日，北平陷落。
“这次惨痛教训是：只有抗日才能有生路，别无其他的选择。”《29军军训团简史》中，留下了这样的记载。
火种
万里孤征心许国，频年多梦意怜儿。
——郑天挺
平津沦陷，清华大学、北京大学等高校也遭受空前洗劫，南开大学更是在轰炸中被夷为瓦砾。为保护教育与文化火种，吴大猷、任之恭等在内的高校师生，分批撤离。
时任北京大学秘书长的郑天挺，年初才经历了丧妻之痛，他拖着五个年幼的子女，在危局中挑起了转移师生及图书、仪器等的重担。
郑天挺的子女在《三十年风风雨雨》一文中讲述了当时的场景，“8月某日，日本宪兵搜查北大办公室，校中人已极少，办公室只先生一人对付，情况异常紧张。”
面对敌人的威胁迫害，郑天挺沉着斡旋，完成善后工作，直到要不要南下的问题，摆上了他的案头。
顾子女，还是带学生？沦陷区讲课，还是南下教书？
乱世之中，爱与道义的撕扯之下，为了顺利转移，郑天挺忍痛将子女留在北平，只身南下。孩子中最小的才3岁，最大的不过13岁。这一别就是数年。
“万里孤征心许国，频年多梦意怜儿。”日记里，他一遍遍写着：“苦吾儿矣！”
北京大学、清华大学和南开大学三校南迁的师生，先聚长沙，组建国立长沙临时大学，再因战火逼近，一路辗转至昆明，更名为国立西南联合大学。
在夏天漏雨、冬天灌风的条件下，西南联大这所集三校之力组建的“临时大学”，却发展成当时教书育人的理想场所、救亡图存的精神高地。
8年多的时间里，西南联大共有8000多名学生就读，其中，走出了2位诺贝尔奖获得者、5位国家最高科学技术奖获得者、8位“两弹一星功勋奖章”获得者、170多位院士和100多位文化学者。
凝聚
从前只是一大块沃土，一大盘散沙的死中国，现在是有血有肉的活中国了。
——朱自清
“枪口终于向外了，百年以来受尽列强欺凌屈辱的中国睡狮怒吼了，怎不叫人欣喜欲狂？”1937年7月，正在北平西山参加暑期夏令营的燕大学生赵荣声，听说29军已经和日本兵打起来了，非常兴奋。
7月8日，卢沟桥事变第二天，中共中央向全国发出通电：“平津危急！华北危急！中华民族危急！只有全民族实行抗战，才是我们的出路！”同日，毛泽东、朱德、彭德怀等红军领导人致电蒋介石，表示红军将士愿意“为国效命，与敌周旋，以达保土卫国之目的”。
北平城内各个团体即刻响应。
7月8日下午，北平学联等组织学生代表等人到前线慰问。当时在清华大学就读的学生赵石在《我的清华革命岁月》一文中描述了当时的情景。“在东直门，一位排长领我们上城去看防御情形，当我们的代表讲完话时，排长回过头对弟兄们说：‘听见了吗？他们的意思就是叫我们抗日！’”
7月10日，北平学联等进步团体发起捐献麻袋运动。几天的时间，大学校园里的麻袋就“堆积如山”。这些麻袋被送往前线，装入沙土，筑起一道道防御工事。
广大老百姓，也投入到抗击侵略者的斗争中。
“我们看到许多五六十岁的民夫，他们经不起昼夜不停止的工作，肢体发肿的。许多应差的毛驴，日夜不停地输运，连饮水工夫都没有，即渐渐瘦倒了。”范长江将他的所见所闻写进了《卢沟桥畔》，并感慨道“他们对于这种辛苦的服务，毫无怨言”。
回溯历史，这种全民凝聚并非偶然，而是历史的必然。
1935年春天，日本侵略者制造华北事变，民族危机空前严重。田汉和聂耳两位艺术家，以笔为刀，以曲为号，创作了《义勇军进行曲》，“中华民族到了最危险的时候”成为最强音。
1935年8月1日，中共驻共产国际代表团草拟《中国苏维埃政府、中国共产党中央为抗日救国告全体同胞书》，即著名的“八一宣言”，不久公开发表。当年12月9日，在中共地下组织的领导下，北平学生举行声势浩大的抗日游行。由此开始的“一二·九”运动迅速波及全国。
长城内外、黄河两岸、大江南北响彻抗日救亡的号角，建立最广泛的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号召渐渐深入人心。
经过中国共产党的不懈努力，近代以来不曾有过的全民族共同抗敌的崭新局面得以实现：
1937年8月，红军主力改编为国民革命军第八路军。
1937年9月，第二次国共合作正式形成。
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终于建立起来。
“不分党派，不分阶层，不分男女老幼，甚至不分国内和海外华侨等等，都能投入这样一场战争当中，这是我们抗战胜利的一个必要的最基本的条件。”中央党校（国家行政学院）中共党史教研部教授张珊珍说。
“有力出力”“有钱出钱”“父送子、妻送郎，兄弟相争把兵当”“今朝不吃糖，将钱去救国”……社会各界迸发出的抗日热情和力量，如潮水般汇聚成波澜壮阔的抗日洪流。
1939年的7月7日，朱自清在《这一天》一文中发出了这样的感慨：“从前只是一大块沃土，一大盘散沙的死中国，现在是有血有肉的活中国了。”
回响
古语云：“众志成城”，我们四百兆人团结所成的城，是任何种炮火所不得攻破的！
——丰子恺
七七事变后，中国由局部抗战转为全民族抗战，并由此开辟了世界反法西斯战争的东方主战场，也推动了国际反法西斯统一战线的形成。
1942年7月7日，伦敦新闻纪事报曾发表文章称：“英国今日所艰苦撑持的战争，实发动于1937年中国的七七事变。”“中国之拒绝对日屈服，裨益英美匪浅。”
“中国抗战开始时间最早、持续时间最长，长期牵制和抗击了日本军国主义的主要兵力，以伤亡3500万人的巨大民族牺牲，最终赢得了抗日战争的伟大胜利，为世界反法西斯战争胜利作出了巨大贡献，也赢得了世界爱好和平人民的尊敬。”北京大学历史学系臧运祜教授说，“由于中国抗战作出的重要贡献，在战争后期，中国以反法西斯战争四大国之一的身份参与联合国的创建和战后国际新秩序的构建，为维护世界和平作出了重要贡献。”
今天，当我们走过佟麟阁路、赵登禹路，仿佛仍能听见卢沟桥的枪声穿越时空。那“一夜之间”被永远刻入历史年轮，它见证的不仅是奋起的抵抗，更是一个民族在危难中的觉醒与凝聚——“我们四百兆人团结所成的城，是任何种炮火所不得攻破的！”
这份凝聚力，也早已淬炼进民族基因的最深处，穿透时光，直至今天，直至未来。
（本报记者张意轩、朱笑熺、仰婉晨、刘镇杰、冯慧文）
2025-07-07 09:45:03新华网
新华社东京7月6日电 专访|“正视错误、承认责任才能避免再次犯错”——访日本近现代史学者石田隆至
新华社记者陈泽安 李光正
日本近现代史学者、上海交通大学副研究员石田隆至日前接受新华社记者视频采访时说，由于种种原因，许多日本民众尚未深刻认识到日本的战争责任，“只有当我们正视错误，承认责任并自觉地防止重蹈覆辙时，才能真正避免再次犯错。”
石田说：“有关战争的记忆正在淡化，这不仅是因为时间流逝，还与日本积极推动改写历史有很大关系。”
1937年7月7日，侵华日军制造卢沟桥事变，展开全面侵华战争。石田说，7月7日对中国人来说刻骨铭心，但在日本，这个日期及其背后的历史事件却鲜有人关心。“日本人更关注的是8月6日和8月9日，即日本广岛、长崎遭原子弹轰炸的日期。”
石田说，日本的学校反复向学生讲述广岛和长崎遭原子弹轰炸的内容，强调这是人类绝不能重蹈的悲剧与苦难。“但实际上，广岛和长崎作为重要的军事基地，是日本向外派遣兵力与输送武器的据点，因此才成为原子弹攻击的目标，这一事实在日本几乎不被提及。”
“日本社会存在有意淡化或忽视原子弹轰炸事件发生历史背景的思维模式，而且这种模式正变得越来越普遍。”石田说，“这导致日本的侵略行为被严重忽视，而原子弹轰炸作为日本的‘受害经历’被凸显。”
1945年8月15日，当时的日本天皇裕仁以广播形式发布《终战诏书》，宣布日本无条件投降。“将‘战败’说成‘终战’，这说明日本对侵略与战争责任的歪曲和模糊化，早在战败之时就已开始。”石田说。
石田还对日本政府推动修改历史教科书表达严重担忧。
围绕卢沟桥事变，日本初中历史教材《国史教科书（第7版）》中写道：“日军在北京郊外的卢沟桥附近进行夜间演习时遭到不明枪击，8日拂晓，日军攻击国民革命军的阵地，两军陷入交战。”
石田说，将所谓“中方挑衅在先”的观点写入教材，意在为日本侵略辩护、美化侵略战争，其实只要想一下“日军为什么会驻扎在北京郊外”就会明白，日军出现在那里本身就是一种挑衅。
石田认为，二战后，由于日本对侵略战争的追责不彻底、几乎闭口不谈侵略行为等种种原因，许多日本民众没有深刻认识到日本的战争责任。对待过去的侵略战争，他们采取的往往是一种事不关己的态度。
“这是一种非常消极的和平主义，我更倾向于给这种‘和平主义’打上引号。”石田说，“它并不是反思‘我们曾犯过错误、做过可怕的事情，所以现在要建立和平’的和平主义，而是‘我们不想再卷入战争，但也不关心过去做过什么’的回避式和平主义。”
石田说，一些接受被改写的历史教育的人如今已经长大，他们并不了解战争历史的全貌，有些人甚至错误地以为那是一场“解放亚洲”的战争，这恰恰是战争时期日本军国主义所宣扬的论调。
2025年07月07日13:34 | 来源：荔枝新闻小字号Play Video实事求是，在实践中检验和发展真理这是一份发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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